社会主义因素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理分析及其全球治理意义

欧阳向英 | 社会主义因素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理分析及其全球治理意义

欧阳向英◆文

中美意识形态竞争前所未有的激化，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社会主义是人类为克服资本主义弊端所做的制度调整，不仅运行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论用国有经济、社会改造，或者民主，都不能割裂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社会主义不是撕裂世界的理由，民粹主义和霸权主义才是，对此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面对后疫情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中国方案是通过构建更大的自贸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促进共同繁荣，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和希望。

      ——欧阳向英

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之争一度偃旗息鼓。然而，随着“东升西降”的势头持续加强，美国将自身衰落的原因归结于“中国威胁”，并把社会主义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拜登上台后，积极拉拢北约和印太盟友，妄图建立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排斥和孤立中国。意识形态竞争前所未有的激化，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事实上，社会主义是人类为克服资本主义弊端所做的制度调整，不仅运行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内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不仅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还与资本主义互为借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缠绕共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人类造成的负面影响，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亟待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亟需提上议事日程。

一、社会主义不是割裂东西方的理由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但不是割裂东西方的理由。从思想来源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对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无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或者亚当·斯密从分工入手构建的传统经济学，以及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将公有财产作为消除不平等的解决方案，都反映了西方人对世界和思维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与规律的探索，也都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外在于西方思想，还是西方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推导和实践方案， 更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指明方向。

作为一种学说，马克思主义容得下任何批评和质疑，然而，社会主义被打上“危险”的标签却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学说，而是因为它在百年来被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家付诸实践，并给其带来了飞跃式的发展。有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分歧使然，但即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左翼思想家也层出不穷。就是在当代美国，不仅有伊丽莎白·沃伦和伯尼·桑德斯这样的左翼人士活跃于众， 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左翼思潮的拥趸。可见，西方社会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分歧或许只是借口。问题的根源恐怕还是在经济， 即中国的快速发展令世界震惊。中国用40年时间走完了某些国家上百年的发展之路，组织得力和行动高效不得不令人思考其体制的优越性。反观美国，疫情之下两大法理支柱——自由和民主都受到冲击，无所不在的社会不平等更加剧了其内部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无力解决国内问题，于是甩锅给外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这正是典型的民粹主义做法。社会主义不是割裂东西方的理由，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才是，理智的人们不可不察。

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互鉴共生

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概念，它的内涵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没有给出社会主义的明确定义，而是分析了在经济上可以表现共产主义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这也是列宁的看法，所以他在十月革命后的过渡期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时期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阶段，“斯大林模式”对中国产生过很大影响。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处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阶段，它既留有资本主义的某些痕迹，也具备共产主义的一些特征，而这两者孰轻孰重、比例多少，由现有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让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公平竞争，“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借鉴，也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事实证明，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

将政府是否控制经济作为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不对的。早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出现之前，官方控制和国有经营就已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出现后，国有化一度盛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及制订经济计划对整个经济进行宏观调节，而且通过“国有化” 运动直接掌控国有企业，使其参与经济活动，并使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由于指导思想和经营效益等各方面的原因， 国有化和私有化经常交叉进行，但就算在私有化高潮的20世纪80年代，法国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20世纪90年代后期， 发展中国家开始了新一轮国有化浪潮，除阿根廷外，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南美国家均先后在不同行业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国有化。21世纪以来，美国也采取了一些国有化措施。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实行混合经济，证明国有制不是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并鼓励非公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国有企业及对战略产业进行国有化的现象。

将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与否作为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也不妥。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我们一般认为资本主义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然而20世纪以来，美国在联邦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和如何进行干预经济等问题上不断摇摆，也出台过政府“强干预”的法令和措施。80年代里根主义出台，意味着对内消除“大政府”“大劳工”、对外抗衡社会主义苏联的思想达到顶峰。90年代克林顿对保守主义进行纠偏，提出新的经济政策，增加税收，进行环境保护，并提出医疗和教育改革方案。随后，乔治·布什又对克林顿进行纠偏。其后，奥巴马又对乔治·布什进行纠偏，其中最主要的主张与举措是停止减税、实行教育新政和普及医疗保险。特朗普上台后，签署《减税和就业法案》，废除了“奥巴马医改”计划，并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我们预测，新就任的拜登政府对内政策必然回调，从其就任伊始就签署了价值1.9万亿美元的经济救助计划即可见一斑。在当前美国的政治背景下，除了一些政客，比如桑德斯和科尔特斯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民主党人也将话语向“左”，选择更温和的“混合经济”版本的资本主义，即要求市场和政府共同努力实现各种目标。难道这样就能证明美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显然不是。所以，政府对社会的干预也不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

最后，民主是否是区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准呢？当代西方政治把多党制和选举制等确定为唯一合法的民主形式，姑且不论此标准是否合理，单从程序和结果而言，西方在认定民主与否上也存在严重的“双标”问题。美国是两党制， 并不是多党制；大选分两个阶段，既有普选，也有代议制，并不是全民直选。俄罗斯是多党制， 总统也是全民直选的，但欧美却从未将俄罗斯看作“民主国家”。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与八大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人民享有广泛和真实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方式是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这些都是基于我国国情制定出来的政治规则，却不为西方所承认，因为“他们评判别国是否民主的真正标准，是看选举结果是否符合欧美垄断资本霸权 体系的利益。”可见，政治上采取什么形式不重要，关键看是否与欧美站在一边。这便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人民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得到发挥调动，这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要素，而美国的“两党制”造成人民思想分裂、政策难以为继，又有多么高明呢？可见，社会主义不是撕裂世界的理由，霸权主义才是，对此国际社会应保持高度警惕。

三、全球疫情危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处理领土争端时提出一个倡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事实证明，这是缓和矛盾、着手解决共同问题的有效办法。从长远来看，不同制度可以相互借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寻求最大公约数。从眼前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世界的共同威胁，各国应携手应对，保护人类的健康与安全。

面对后疫情时代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中国方案是通过构建更大的自贸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促进共同繁荣，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和希望。“面对风险全球化趋势日渐突出、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威胁程度不断加深的现实情境，迫切需要建立基于全球视野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思维，构建积极应对全球公共危机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探索有效的国际协作方式。”疫情之下，只有每个个体安全，人类社会才有整体安全。这种朴素的想法既尊重西方的个人主义，也服从东方的集体主义，理应成为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21年第4期

文章作者：欧阳向英

转自：“学术与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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