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刘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对全球化的历史哲学审视
胡刘◆文
马克思对全球化的历史哲学审视，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基础。从马克思历史哲学高度去把握马克思的全球化思想，其内在逻辑理路主要交织着三个层次的内容:( 1) 全球化内在于社会形态纪元式总体性变革过程之中; ( 2) 全球化是资本的生产逻辑和积累扩张逻辑双重作用的结果; ( 3) 全球化的内在结构受现代性的自反性矛盾运动的支配和控制。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不仅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代全球化的深刻复杂变化具有指导意义，而且能够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极其深刻的方法论指导，从而增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方法论自觉。
——胡刘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最为显著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时代背景。面对全球化浪潮的深入推进，如何应对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不仅是全球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且已成为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未来发展前途和命运的迫切问题。因此，对全球化作出富有现实和思想双重穿透力的探索，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全球化”保持了高度的自觉，而且大都把马克思奉为探究全球化的伟大思想家和全球化理论的奠基人，并对其“世界历史”理论及其蕴含的全球化思想给予了高度关注和阐发，甚至还将其作为当代全球化理论的一大源头。这无疑为我们直面当代全球化的深刻复杂变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尤其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开掘了理论资源，拓展了思想视野。但也必须看到，多数人对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关注和推崇，并不意味着实现了对其理论性质和思想深度的准确评估和把握，更不意味着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实现了对当代全球化深刻复杂变化的正确认识;相反，马克思全球化思想在当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曲解或误解，以至于模糊了与其他全球化理论的本质区别。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人们滑过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与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错失了马克思关照全球化的历史哲学视野。因此，无论是准确把握马克思全球化思想，还是正确审视当代全球化的深刻复杂变化，都亟待重返马克思历史哲学语境，切中马克思审视全球化的视野和方法。可以说，这既是进一步深化和推进全球化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研究的首要前提，也是提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尤其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方法论自觉的关键。
一、马克思全球化思想：马克思对全球化的历史哲学审视
面对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必须加强对全球化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而积极应对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而加强对全球化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需要积极吸收当代全球化研究的各种合理成果，而且更需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看待和把握全球化的发展规律及其趋势，这就要求加强对马克思全球化思想本身的深入研究。但是，加强对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研究，必须将马克思有关全球化的阐释置于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的高度来予以理解和把握。因为，马克思不仅是以独特的“世界历史”理论形式来对全球化加以阐发的，而且这一阐发是与其发动历史哲学变革互为前提的。质言之，马克思全球化思想是内在于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的结晶。因此，只有重返马克思审视全球化的历史哲学视野，才能切中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精神实质与方法论价值。
诚然，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与其他思想一样，都有其理论来源。可以说，“世界大同”“世界一体”“天下一家”等古典观念，特别是欧洲中世纪以来天主教信仰的“一统天下”、基督教末世论的“千年王国”、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以及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等历史哲学观念，都对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阐释提供了一定思想营养。但是，马克思对这些营养的“吸收”仅仅在于:其从社会历史(一定社会形态中的主导性社会关系)整体变革角度看待“全球化”的总体性思维方法，并以此超越和摒除从经济或科技等某种单一因素变迁看待“全球化”的实证论或机械论方法。而且，这种“吸收”主要是通过对西方历史哲学传统的革命性改造，并由此深入探索资本主义及其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及其趋势，进而创立新历史哲学来完成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全球化思想，实际上是在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及其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展开新的历史哲学审视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结晶。
当然，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的旨趣和深刻动因，既不是为了增加一种新的历史哲学理论，也不是为了填补全球化研究的理论空白，而是为了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层面积极回应和把握资本主义及其开创的“世界历史”给现代无产阶级与人类的自由解放造成的深刻影响及其可能性。因此，探究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及其开创的“世界历史”展开总体性分析批判以及对全球化作出有原则高度的阐释，才是真正内在于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的理论课题。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打破和超越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的学科界限，以求解“现代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或者说“现代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何以可能”这一“时代的迫切问题”为导向，以“资本批判”为理论视域，以对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为方法论前提，揭穿那些编纂“永恒历史”，特别是将资本主义视作“永恒的自然形式”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虚幻性及其历史性、暂时性的秘密，并以此创立以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运动规律及其特殊性为媒介来阐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及其趋势的生成性规定的“历史科学”。由此，马克思也就把对以现代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历史”为发端的全球化的基本阐释，奠立在了以“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为依据的生成论历史观之上，从而既与主张实现某种“神圣计划”的历史目的论(宿命论)或遵循某种预定规律的历史决定论(预成论)的历史观彻底划清了界限，又避免了陷入否定历史客观规律及其生成性规定的历史偶然论、历史相对论以及历史实证论、历史实用论的危险。质言之，马克思历史哲学为审视和把握全球化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视野，即：从资本这一现代社会关系运动的特殊规律及其历史性特征去理解和把握全球化进程的本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从问题意识角度看，马克思对全球化的审视是服务于其对现代社会运动特殊规律的揭示以及对现代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现实道路的探索的。在马克思看来，从现实的个人及其历史发展规律看，共产主义作为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历史活动，实质上是一个历史地扬弃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化”运动过程，而这一运动的条件则是从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这一现有前提中产生的。也就是说，由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资本所主导的“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与人的发展、人的自由解放，尤其是与“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创建紧密相关。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这些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不仅“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而且“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而资本对世界市场的开辟，既造成了世界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物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又造成了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即“社会活动的固定化”，使“扩大了的生产力”转变成了某种异己的、束缚人发展的强制力量，以至于一方面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另一方面使“交往的力量”“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换言之，以资本为动力造成的全球性普遍交往共同体，尽管只是以“世界市场”为纽带的资本共同体，而非真正的“人类共同体”，但它却将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问题提升成了具有“世界历史”性或“全球”性意义并需要从全球总体层面加以审视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简言之，开辟现代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的关键，在于利用资本去消灭资本，进而创建真正的人类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同时，也只有将从前由“阶级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彻底改造成为“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真正的共同体”，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因此，离开了对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探索，就无法真正发现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正因如此，马克思对现代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现实道路的探索与对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规律与趋势的研究，是内在统一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对首先作为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而言，无论是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探索，还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揭示，均是服膺于其理论主题的，即:创立“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的“历史科学”，即探明实现现代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的全新历史哲学。这也就表明，基于对现代社会运动规律特殊性的科学揭示，阐明社会历史规律的生成性规定，创立探明现代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何以可能的“历史科学”，即马克思历史哲学，并由此实现对现代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及其趋势的整体性把握，正是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独特之处。
其实，也只有从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高度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才可作出如下断言，“‘全球化’是 20 世纪末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的时髦词语，但 150 年前马克思就预见到它的许多后果”。因为，正是在马克思历史哲学关于社会形态发展更迭、尤其是现代社会运动特殊规律的阐发语境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才能被赋予时下“全球化”概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进而推出以下结论: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全球化”概念，但却以独特的“世界历史”理论形式阐发了有关全球化的丰富思想;马克思有关“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等一般性的理解和说明，实际上就是关于全球化的基本阐释。
综上所述，马克思全球化思想是马克思对全球化进行全新历史哲学审视的理论结晶，只有重返马克思历史哲学视野，才能真正切中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精神实质与方法论价值。
二、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路
从马克思历史哲学视野分析和把握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理论形式阐发的全球化思想，其内在逻辑理路主要体现为三个有机统一的层面:
(一)“世界历史”的总体性与全球化。从社会形态更迭规律高度探求和把握现代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是马克思发动历史哲学变革并由此深入研究“世界历史”的深层动因和主旨。因此，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并不像当下一些全球化论者那样，仅限于分析关涉全球化的一些具体问题，而是更强调从历史观层面以社会形态的发展更迭为分析框架对其发展过程与趋势予以整体性把握和说明。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并不仅仅是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实质上是西欧16世纪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杠杆所引起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生活的系统变革和新型文明形态的创立。也就是说，“世界历史”是由以资本为轴心的现代工业所推动的相对于地域或民族的历史而言的人类普遍交往的总体历史。“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因此，“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而且，“世界历史”一旦形成，就不再以民族历史为起点，而是转而以自身为起点，按照自身发展要求将民族历史作为其内在要素加以改造和改写。质言之，“世界历史”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历史时空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发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纪元式总体性变革的阶段。
显然，由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所推动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种纪元式变革的总体性在于:(1)它开创了一个以资本为社会历史发展轴心力量的新时代;(2)它带来了以物质生产方式变革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即“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从而使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具有了全球性特征;(3)它开启了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即通过把世界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现代工业文明中来而塑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作为当下人类社会和文化状况的“全球化”，不过是“世界历史”这一纪元式总体性变革在量上的进一步扩张和深化，即 “世界历史”按照自身要求对民族历史的改造或改写。但是，这种改造和改写，既不是某种神秘计划或目的的实现，也不是某种形而上学或思想解放活动的完成，而是人类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实生活状况的实践活动的“世界历史性的”展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可见，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总体性的分析与把握，实际上深藏着将全球化看作人类历史纪元式总体性变革的时代特征与基本趋势的科学判断。也就是说，全球化起源于近代西欧，但全球化的实质并不是全球的欧洲化或西方化，而是以资本所开辟的“世界市场”为纽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与变革。
(二)资本逻辑的二重性与全球化。深入研究“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必须揭示其形成发展的内在逻辑。马克思通过对“世界历史”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即现代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发现了全球化展开的深层逻辑:资本逻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并推动着它的展开，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为基本内容)则深藏着“世界历史”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即由生产逻辑和资本积累扩张逻辑构成的资本逻辑。简言之，“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是在具有二重性特征的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发展起来的。
因此，“世界历史”首先是生产逻辑展开的结果。所谓生产逻辑，主要是指物质生产劳动的具体展开及其创造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逻辑。“世界历史”的形成首先是由物质生产分工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发展所引起的，而近代欧洲大工业的兴起则为其提供了逻辑起点。“因为它(资本主义大工业———引者注)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因此，世界历史形成的机制，首先内在于物质生产发展的逻辑之中。该逻辑可以概括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分工范围的扩大和深化→商业交换和交往的发展→世界市场→世界历史→全球化。其中，交通、通信技术和现代信用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既是内在于生产逻辑的要素，也是生产逻辑得以贯彻的手段和条件，即技术机制。正是借助于这种技术机制的不断改善与发展，生产逻辑才得以在世界各地扎根并顺利展开，从而推进“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以及全球化的形成发展。因此，从生产逻辑角度看，全球化的形成发展，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变革创新、生产劳动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也就是说，全球化是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发展变革的结果。在此意义上，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全球化。
其次，“世界历史”更是资本积累扩张逻辑展开的结果。如果说生产逻辑主要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提供技术机制，那么，资本积累扩张逻辑则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构造内在的社会机制。因为，正是资本全球扩张造成世界统一市场，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社会机制。而所谓的资本积累扩张逻辑，也就是资本按照自身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进行积累、集中以及全球性市场扩张的机制。资本的逐利本性，一方面力求把整个地球变成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即借助发展和改善交通、通讯和信用制度等基础条件而把整个地球压缩成为使资本流通时间接近于“零”的无限大的世界市场，从而把整个世界和所有生产方式都置于其统治之下。“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因此，资本积累扩张逻辑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展开，尽管不断地通过科学技术变革把劳动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劳动阶级”始终未能从“资本阶级”的雇佣和支配中解放出来。质言之，资本始终按照自身的本质要求将社会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作为自身扩张的手段加以规范和利用。在此意义上，资本实现自身不断积累和全球扩张的过程，也就是“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的形成发展过程。换言之，全球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即资本对全球的统治。
当然，作为资本统治全球的“全球化”，不仅其最初阶段“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而且其展开过程还造成了社会和世界结构的两极分化及其发展的不平衡。“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不仅形成了尖锐的阶级对抗，而且造成了不平等的全球交往关系。“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本的全球扩张给人类带来的并不是“福音”，相反，那些被强行纳入“世界历史”中的民族和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剧的色彩”。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西方理论家所概括的“中心—外围”关系结构 (弗兰克)和“核心—半边缘—边缘”关系结构(沃勒斯坦)，就是对这种世界分化和不平等关系发展秩序的反映。
需要注意的是，生产逻辑与资本积累扩张逻辑作为资本逻辑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对“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的支配地位并不一致。其中，资本积累扩张逻辑是起决定性作用的矛盾主要方面，即:由生产逻辑所带来的生产力以及交往的普遍发展，是在资本积累扩张逻辑的驱动和规范下完成的;离开后者，根本无法理解生产逻辑对于“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所起的作用。因此，资本逻辑实质上是资本自身生产和再生产的逻辑。而“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正是由这一逻辑的二重性矛盾所造成的。一方面，生产逻辑所推动的“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促进了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快速发展:“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另一方面，资本积累扩张逻辑所推动的“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则必须经由地方或民族文化的中介或过滤，因而往往只能在剧烈的阶级冲突、民族冲突、国际掠夺甚至战争中展开，其中，充满着无数的曲折与坎坷，甚至全球性危机和灾难，以至于产生了对资本的各种限制和抵制。如果说前一方面是全球化的顺利推进，那么后一方面则是全球化的“反动”。但是，“反全球化”实质上是全球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对于全球化的抗议就是全球化本身——它属于各地区作为器官对于更大的外部世界的介入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免疫反应。”因为，对资本积累扩张的各种限制是同资本的本性与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就是“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并深入推进全球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这也就表明，全球化又内在地孕育着人类超越资本的抽象统治与实现人类自由解放的价值指向及其实现的途径和手段。因此，全球化以资本逻辑为内在动力，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作为资本逻辑运动结果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实现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超越，开辟出一条更加公平正义的全球化之路。
(三)现代性的自反性与全球化。深入研究“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离不开对现代性的深入探究和把握。因为，现代性内在地具有全球性，全球化内在地具有现代性;二者不仅在形式上同属揭示人类历史时代发生纪元式总体性变革的概念，而且在内容上相互依存、彼此促进。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不仅是与其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所阐发的现代性思想密切关联在一起的，而且他还由此洞察到现代性的自反性对全球化造成的深刻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是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严格界划开来的一种社会创构机制与特质，而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体现这种社会创构机制与特质的特殊社会形态之一。因此，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载体，资产阶级则是现代性的主体。从哲学层面看，成为主体，也就是个体摆脱他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即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变整个世界和生活。但是，主体的主体性并非是个体孤立封闭的内心声音，而是积极参与对某种支配自身行为的社会关系的构建。作为现代性主体的资产阶级按照自身需要来创造现代社会世界，也就是积极参与对支配自身行为的资本社会关系的构建。正如斯洛特戴克所说:“主体性就是一种倾向性……它内部由一种狂热的动机构成的动力系统和一个由理性导向的控制系统共同组成。”资产阶级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其主体性与资本的逐利本性是完全一致的。质言之，现代性的主体性，也就是支配现代社会一切的资本主体性:即资本通过控制和掠夺整个世界以实现自我的不断增殖来维持其存在发展的本性。“现代的主体性更普遍地表现为一种狂热的原因在于，现代的激情是一种处在来自自身内部的强力的屈服下的能力形式。”因此，现代人的“自由”或“行动上的不确定性”充分彰显了现代性的自反性，即:现代人成为主体仅仅在于有能力将自己构建成为受资本支配的主人或资本的所有者。质言之，现代人的主体性倒置为了资本的主体性。这种从“人”的主体性到“资本”的主体性转变，也就是现代性的主体性悖论。
因此，蕴含着自反性矛盾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首先是资本主体性的全球化。在马克思看来，不仅起源于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体性命令的执行，而且，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现代性在全球的兴起，也主要受资本主体性命令的宰制。因此，全球化不过是以资本主体性为内核的现代性的全球化，即在“当前性”中同时执行资本主体性命令的全球化。也就是说，全球化不过是全球同时化了的“现代世界”。“地球表面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货币在那里经过并停留，能够幸免成为一个场所——场所并不是场当中的一个盲点，它更多的是一个地点，在这里人们能够看到自己被看到。”正因为如此，人们在谈及现代性以及“全球化”时，往往如同在谈论一种无法改变的“命运”一样。这就表明，现代性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体性的一种历史必然性展开。
但是，资本主体性的必然实现，并非按照某种永恒的神秘计划或预定规律来进行，而是需要通过资本主体间的激烈竞争甚至恶战苦斗去占领、维护以及扩展市场范围来展开。因此，资本主体性的具体实现过程，不仅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以某个或多个资本主体为中心的挑战—应战格局以及这种“中心”不断转移乃至融合的发展趋势，而且，“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对一切限制的克服，还造成了资本主体中心不断“消融”的“全球—地方”关系，乃至促成“驱使人们利用资本自身来消灭资本”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现代性的全球化实际上深藏着一个以资本主导的单边全球化向去资本中心化的多边共存全球化发展的趋势。简言之，全球化意味着去中心化与人类差异性的共生共存。而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体性的必然实现，并不一定走向单一主体支配和控制的全球化，而是可能出现共生共存的多元主体共建的全球化。而这也就不仅为民族性与传统文化在现代性全球化中绽放光彩创造了条件，而且还为人类构建多元互动共存的全球治理秩序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而开拓和创造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时空环境，提供了逻辑前提和现实条件。因此，任何民族和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都必须积极介入全球化，将人类文明走向现代化的普遍性要求与各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创造性地统一起来，以便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合理的建设性方案和经验。
综上所述，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内在逻辑理路表明，在现当代条件下，任何国家或地区推进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尤其是人的发展的现代化，既不能置身于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全球化进程之外，也不能简单地迎合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全球化路径，而是必须从现代社会形态总体性的纪元式变革高度去理解和把握全球化的深刻复杂变化规律及趋势，并由此超越“全球化”即“西方化”的单边主义思维方式以及“全球化”与“地方化”二元对立的机械论思维方式，把人类文明走向现代化的普遍性要求与各国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性条件有机统一起来，从而积极参与到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全球治理的伟大事业中去。
三、马克思全球化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法论自觉
尽管马克思全球化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及其所解答的具体问题与当今全球化有所不同，但是其对全球化所作的独特阐释，不仅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代全球化的深刻复杂变化极富启示价值，而且能够为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极其深刻的方法论指导，从而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方法论自觉。
(一)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和阐明解决当今全球化复杂问题的“中国方案”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从人类历史纪元式总体性变革角度将全球化看作时代特征以及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既超越了一般全球化理论把全球化同质地等同于西方化的“西方中心论”思维方式，也超越了反全球化理论把“全球化”与“地方化”简单对立起来的二元论思维方式，这对于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既强调其符合现代人类文明发展大道一般性要求的全球化意义，又注重其对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弘扬和创造性转换，从而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机统一起来，有着极为深刻的方法论启示。
其实，将全球化看作一种历史纪元式总体性变革的时代发展大趋势，也就是要求将该时代各个地区、各个国家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问题置于全球总体性变革高度来对待和解决，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全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有着本质区别。实际上，马克思曾对这种以西方或欧洲为中心的单边“全球主义”作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即把 19 世纪德国人所谓的“世界主义”斥责为以“狭隘的民族世界观”为基础的“虚假的普遍主义”。马克思指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因此，积极参与全球化并不等于否定民族性，而是在于从全球人类共同利益发展的高度来科学合理地谋划和规范民族国家的发展之路。显然，马克思看待全球化的思维方式蕴含着正确处理全球化的普遍性与民族性关系的方法论原则:一方面，必须看到全球化不是西方某种发展模式在世界各地的强制实施，而是借助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具体发展实践及其普遍交往来推进的;各民族、各国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自身发展之路，并由此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内容、作出独特贡献。另一方面，又要重视全球化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并自觉利用这种普遍性来增强和丰富其民族性内涵。因此，超越西方中心论的单边全球化观念与“全球—地方”二元对立观念，深刻认识与把握全球化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并切实结合各国自身国情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从而为推进全球治理作出积极贡献，应成为当今各国应对和解决当今全球化深刻复杂变化的各种问题的方法论自觉。
而中国共产党提出和阐明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一“中国方案”，就充分彰显了中国遵循马克思关于全球化是一种历史纪元式总体性变革大趋势思想的指引来谋求自身发展之路的方法论自觉。因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蕴含着把人类文明发展走向作为一个总体性问题来予以对待的致思趋向，而且也蕴含着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包括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等丰富内容的“全球观”。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以《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呼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为起点，不仅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用“合作共赢”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了正式表述，而且，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通过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全球观”，向世界传递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即:“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共同发展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同舟共济，推动亚洲和世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随后，习近平总书记还在重要国际会议中重申并阐述了中国应对和解决全球化复杂问题的“中国方案”，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就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仅是对马克思全球化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而且是引领各国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的方法论自觉。正如傅莹女士所指出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对21世纪世界发展中各种新要素的思考，本着回答‘人类向何处去’这一哲学和历史命题的担当，从改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角度，针对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的发展变迁提出的愿景。”“‘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探索与实践。”总之，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倡议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在积极参与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准确运用马克思全球化思想探索和谋划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方案的方法论自觉。
(二）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为认识和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提供了方法论指引。概括地讲，马克思从资本逻辑二重性角度分析和把握“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内在机制的方法，对于坚持用矛盾的观点、方法分析和把握当代全球化趋势以及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蓝图，蕴含着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指引。从历史维度看，全球化的展开是一个充满曲折和冲突的过程，它一开始就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随着全球性问题与危机的频繁出现，全球化遭遇到了严重抗议与阻碍。尽管有不少人对全球化给予了深刻的检讨和批判，其中不乏激进观点甚至彻底的否定，但是这些观点和主张并没有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因此，人们又不得不再度回到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中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如前所述，马克思始终注重对“世界历史”形成发展过程的矛盾分析，并且把对世界历史的考察与对资本逻辑二重性的分析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马克思不仅发现了支配“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发展深层动因在于资本逻辑的二重性矛盾，而且在从生产逻辑支配“世界历史”的角度发现了“资本的伟大文明的作用”的同时，还从资本积累扩张逻辑支配“世界历史”的角度发现了“资本本身性质”对全球化发展的限制、阻碍及其得到解决的可能性，即:资本自身性质的限制会“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从而推进全球化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即创立人类自由联合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说，超越和解决资本逻辑支配的全球化进程中的冲突与危机，并不能简单地否定和解构全球化，而是需要通过对深藏于全球化内部的资本逻辑的分析和批判，发现从根本上解决全球化的冲突与危机的现实方案和道路，即:诉诸作为历史活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践，使支配全球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由盲目的资本逻辑力量转变为人类自觉控制的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力量。“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
马克思的分析批判，虽然直接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其对资本逻辑所导致的问题的诊断极具历史穿透力，对解决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复杂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指引。这主要表现在:(1)要善于运用矛盾的观点看待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全球化及其在当今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正视其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与冲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反对任何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态度;(2)要密切关注全球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并着手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尤其要重视社会主义对于资本逻辑所具有的建设和导控作用，彻底铲除全球化发展中的制度障碍、体制障碍以及各种关系障碍，并用真正符合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方法来对待和处理全球化发展中的各种冲突与障碍，使其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有效化解，从而推进全球治理，保证全球化健康有序推进。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逻辑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不仅导致了当今各国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而且也在客观上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即世界各国普遍交往的深入发展。“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结果。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因此，要自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创新，自觉对资本逻辑进行导控和驾驭。因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而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以强调人类自觉对资本逻辑的导控和驾驭为前提的。
显然，马克思全球化思想对解决当今全球性复杂问题所提供的方法论指引，为我们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认识和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指明了前进的具体方向。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资本作为资本追求自身价值增殖、实现自身积累和扩张的本能，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拓展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新的视野，进而促进与世界各国展开广泛交流和合作，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同时，又可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换资本存在和运行的条件、方式及其功能，从而引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质言之，既承认资本、发展资本，又恰当地驾驭资本、引导资本，让资本创造更多的财富，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从而利用资本去消灭资本并由此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和困难，应成为我们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的方法论路径。
(三)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措施提供了历史性的价值观定位。从总体上说，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主体性悖论对全球化的深刻影响的分析，对于我们利用资本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方向，有着极为深刻的警示和原则性引导意义。因为，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考察蕴含着一个鲜明的价值指向，即超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体性命令与人的命运密切相关。资本为了自身的增殖，必然要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也就是说，普遍利用人的一切属性，培养“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是资本主体性的内在要求。但是，资本本性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造就出“具有高度文明的人”，全面发展的人。资本主体性命令的实现虽然使人摆脱了发展的自然局限性，但却造成了人的发展的社会局限性。人在资本主体性命令的支配下，并不能作为“自由个性”而存在，而只能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体独立性来加以表现。可以说，由资本逻辑推动的全球化所导致的全球性问题，在根本上就是现代性的主体性从人的主体性倒置为资本主体性这一悖论。因此，纯粹以“资本逻辑”为纽带维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使人类的全部生命活动走向其反面。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要消除这种颠倒状态，使资本逻辑创造的新生社会力量更好地为人的发展发挥作用，就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使人成为社会、自然界及其自身的主人的社会共同体，即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但是，建立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又必须充分利用资本的主体性命令来推动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从而以资本及其造成的新生社会力量的发展为前提。可见，利用资本来消灭资本，并由此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是马克思对资本逻辑所推动的全球化提供的一种历史性的价值观定位。
显然，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是向“真正的自由人联合体”发展的一种雏形，正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雏形一样。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尽管其直接目的是“克服和解决当今世界日趋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和“推动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但其根本的价值取向却是保障和实现世界各国人民的全面发展，即在价值观上蕴含着共产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主旨，也就在于将人的发展作为中国谋求自身发展的落脚点，并使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世界性的范导意义，中国人更加自信、更有底气地走向世界，以便为世界各国积极参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卓有成效的中国经验。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当代中国促进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因应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和目标，培养具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根基且具有‘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中国人”。总之，将人的发展置于社会历史发展全部价值取向的第一位，应成为对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历史性价值观定位。这也是中国始终坚定地保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
综上所述，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不仅为我们深入研究当今全球化深刻复杂变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也为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尤其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提供和增强了方法论自觉。
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18年第6期
文章作者：胡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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