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晔 |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丁晔◆文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基础。他们的世界历史理论包括三个理解维度:一是“过程”,即世界历史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预示了世界历史共产主义的未来图景;二是“体系”,即世界历史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不平等体系,揭示了较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与前景;三是“关系”,即世界历史包含了板块之间、板块与整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中,发展中心的转移显示了东方社会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愿景。“过程”、“体系”、“关系”三个并列维度显示了人类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相对封闭下的不平等到打破封闭并注入活力与平等的纵向发展趋势,规定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命题、核心要义和世界意义。
——丁晔
现有的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多数是将其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直接联系,只有少数文章将其同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相联系,而维度又相对单一。准确讲,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深层次学理支撑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时,只有多维度地理解世界历史理论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重意义。
一、世界历史走向公平和开放的过程预示了共产主义最终到来的图景
世界历史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直接动力,就是资本的逐利与扩张,生动地表现为机器大工业在全球的扩展以及资产阶级在全球的奔走。然而,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决定了世界历史的未来图景属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才是与世界历史开放、平等的走向真正契合的。
(一) 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都描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漫长过程: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乡分离,这既意味着市民与农奴的划分,也意味着资本与地产的分离。在这些城市中逐渐形成了排外的、内部少有分工的封建行会制度以及自然形成、世代相袭的等级资本,二者的存在阻碍了城市之间的分工与交往;随着分工的扩大,生产与交往分离开来,商人阶级崛起并且促成城市之间的联系,使得地域局限性开始消失;不同城市间的分工直接催生了工场手工业,进而导致了行会制度的瓦解。与此相伴的是现代意义上的商人资本排挤了等级资本;随着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辟,分工更为广泛,交往不断扩大,需求不断被催生,工场手工业不再能满足需要了,并通过工业革命走向了机器大工业,市场日益成为世界市场。分工不断扩大与进阶,市场不断扩大与升级,资本不断积累与聚集,历史走向世界历史。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这样一种“开创”不仅表现为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关键点”所在,更表现为大工业出现后所带来的“基本面”的变化:
一面是物质生产与消费的世界性。大工业创造了便利的交通和廉价的商品,将潜在的世界市场变为现实,使原材料的来源与产品的销售都突破了当地、本国的界限,工业的民族基础被侵蚀和消解了;尽管有各国的关税保护,大工业依然使各国国内通过革命手段获得的自由贸易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进而使竞争普遍化;大工业控制了商业,使所有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并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其流通与集中;大工业将一切自然形成的关系物化为货币关系,使资本统领一切。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全球扩张,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地落户、开发、建立联系不过是资本概念所内含的创造世界市场这一趋势的外化。
一面是精神生产与消费的世界性。“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整体而言,过去那种各个民族、各个地区自给自足、自说自话的状态被打破了,片面性与局限性日益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各民族、各地区在各个方面的彼此交流与相互依赖,各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需要的满足对整个世界的依赖,以及各个民族自身的经历与体验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从此,“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 (主要的方面) 。”
(二) 资本主义不能终结世界历史,世界历史的未来图景是共产主义。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有其内在矛盾与局限性。不可否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同时也制造了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与不平等;机器大工业开拓世界市场、建立广泛联系、引起普遍竞争,但同时也培育了资本的人身———现代资产阶级与其对立面———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真正存在的现代无产阶级,而后者的历史使命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在创造了发达生产力和巨大文明的同时,也有着胎带的矛盾、产生了严重而普遍的异化。如果说从封建行会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从极其有限的分工到城市间分工再到世界范围内分工,从等级资本到商人资本再到工业资本,这样的替代与升级还是在私有制框架下为克服前一阶段的矛盾所做出的努力,那么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到来,这种固有的矛盾与异化则是在更大范围内蔓延开来。这不仅表现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终将会阻碍世界历史的开放与公平,更表现在人越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就越来越受到异己力量的支配。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应当是“相互成就”的。一是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成功。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矛盾与异化,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而只有在世界历史下,单个人才能摆脱民族与地域限制,同世界生产相联系,才能获得利用这种全面生产的能力,因此“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二是世界历史的未来属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是在资本宰制一切的驱动下不断演进的,曾经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它更倾向于建立某一个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例如曾经的英国与后来的美国。它更倾向于将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困于异化状态之下,遑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同世界历史开放与平等的旨归不相符。世界历史的真正实现是共产主义社会下人的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世界历史只有在共产主义中才能真正发展,而共产主义也只有在世界历史中才能最终实现。
世界历史是在资本主义推动下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民族史走向世界史的过程,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世界历史的未来图景则必然是共产主义的。因为在历史向世界史转变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不平等体系,而这一体系同世界历史开放、平等的根本趋势是相违背的,并且在这一体系下并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世界历史形成的不平等体系,揭示了工业较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困境与前景
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也是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地球为战场进行商业战争、通过掠夺殖民地进行外部积累的过程。在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之后,工业资本对积累的要求则是更快的速度与更广阔的空间,它们马不停蹄地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和掠夺,致使“事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今天英国发明的新机器,一年之内就会夺去中国千百万工人的饭碗。这样,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使其余各国都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
(一) 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形成了“太阳-卫星”的不平等体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机器大工业在初创时期对工厂手工业的排挤以及形成的世界分工体系:机器大工业凭借极高的利润,大大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同时也将大批新生资本引向有利的生产领域。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深入发展,与它相适应的生产条件也不断成熟,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跳跃式扩展的能力,在世界范围内就表现为通过廉价商品和便利的交通夺取外国市场,使它们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同时容纳本国内剩余的劳动力移民。在此过程中,“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例如美国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大工业的产物,恩格斯认为到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时,它依然没有完全失掉殖民地性质。在《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中恩格斯也写到:“英国应当成为‘世界工厂’,其他一切国家对于英国应当同爱尔兰一样,成为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同时又供给它原料和粮食。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爱尔兰 (在德译本中不是‘爱尔兰’,而是‘卫星’) 都围绕着它运转。”
不管是工业生产地区-农业生产地区,还是“太阳-卫星”,都形象地描述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分工与分化,在这种分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平等的世界体系。
可见,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创的世界历史,不仅是一个时间维度上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空间维度上的结构体系。从水平向度来看,资本要创造绝对剩余价值,就要求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它一方面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要求不断开辟新的交换地点,因此,世界市场开辟、世界历史开创的根本动力源自资本的逐利本性;从立体向度来看,资本主义让世界其他民族都卷入世界历史的体系之中,形成了农业区服务于工业生产中心、农业卫星国围绕工业太阳的世界分工与剥削体系。这是一个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相对封闭的体系。它的开放性表现为原本孤立的各民族摆脱了封闭状态,建立了广泛交往,以不同程度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更表现为对核心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世界市场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向其开放了;而它的相对封闭性则表现为对处于外围的国家来说,要想突破这种不平等的体系,改变依附的地位,寻求独立发展却实属不易之事。
(二) 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不平等体系下非资本主义国家可能的未来景象。在形成这个相对封闭、不平等体系的过程中,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图景如何呢?
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对中国革命和印度社会进行了分析:一方面它们难以逃脱被剥削与陷入依附的命运。“满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些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同时,中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另一方面,应当辩证地看待这一卷入的过程。它有破坏旧式亚洲社会的一面,也有为西式社会奠定基础的一面,例如英国凭借蒸汽机与科学,破坏了印度原有的公社、工业甚至文明,同时也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打破了印度内部的封闭与对外的孤立。然而,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的所作所为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生产力的发展,但并不会使印度的社会状况真正得以改善,更不会使印度人民得到解放,因为生产力并不归人民所有。
所以马克思说就情感角度而言,亲眼看到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土崩瓦解、村社成员丧失传统的谋生手段而陷入苦海会令人难过;但就理性分析而言,村社恰恰是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驯服奴隶的工具,缺乏活力与首创精神。就历史评判而言,英国对印度的殖民入侵确实客观上给亚洲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社会革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社会的变化;但是就道德评价而言,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归根到底是为利益所驱使,目的是卑劣的、方式是愚蠢的,其结果就是“在整个十八世纪期间,由印度流入英国的财富,主要……是通过对印度的直接搜刮,通过掠夺巨额财富然后转运英国的办法弄到手的。……英国工业品……这样就毁灭了一度十分闻名的印度棉织业。……东印度大陆实际上就成了英国最好的销货市场。棉纺织业愈来愈成为大不列颠整个社会制度的命脉,东印度也随之愈来愈成为不列颠棉纺织业的命脉了。”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下,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显示了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客观地评价了资本主义的入侵给印度社会带来的变化,也曾经预想过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会瓦解,甚至走上西方的发展道路。
应强调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这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依附关系在客观上有助于打破落后国家内部僵化的结构。不过他们后来开始考虑这些落后国家走上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因为世界历史除了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形成中心-外围的体系,也是作为器官的各民族之间、及其同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东方社会板块由相对停滞到松动再到恢复活力。
三、世界历史部分与整体的互动关系,展现出东方社会成为发展中心的愿景
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历史背景下东方社会走上不同于西欧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的分析,主要体现在对俄国问题的关注上。这种可能性恰恰在于世界历史作为一种互动关系,即不同民族所走的道路取决于其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世界历史提供的外部环境与某一民族具备的内部条件的相互作用。
(一) 世界历史互动关系下对俄国前途的考察。俄国农村公社本身具有二重性,理论上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公有制的直接生长点,但是现实中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则取决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一方面俄国国内要为农村公社的存续提供保障和优越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俄国要具备既不脱离世界又不沦为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的外部环境。如果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而且经历了这种社会制度尚未受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那么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而实现这一条件的前提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强调的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并且双方相互补充。
然而现实中俄国农村公社面临诸多破坏性因素:国家的搜刮、资本家的剥削、乡村高利贷的压榨、私有财产的出现等。马克思曾经提醒俄国不要急于跳入资本主义怀抱,“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但是,克里木战争的失败直接刺激了1861年改革,俄国走上了加速发展资本主义和现代工业的道路,而这就必然意味着农村公社的灭亡;西欧国家也未能尽快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为俄国村社提供进入更高级公有制形式的样板,反而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出现了阶段性的平稳与繁荣。与此同时,巩固资产阶级秩序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与资本主义工业繁荣发展的英国也不会给俄国提供一个尝试从农村公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环境。正所谓时过境迁,到1890年代初时,恩格斯对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已经不抱希望了。所以,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分析,还是之后恩格斯放弃这一预想都是源自世界历史的分析;肯定与否定都是基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板块之间以及板块与整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 世界历史互动关系下对东方社会未来崛起的预期。这样一种互动关系其实可以在时空维度上都加以扩展,马克思恩格斯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就时间维度而言,人类社会早期也存在着不同发展阶段的并存与跳跃。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摘录过关于对外隔绝的部落独自经历发展阶段而受外来影响的部落则出现不同发展阶段混杂的情况:处于野蛮期中级阶段的“新墨西哥、墨西哥、中美和秘鲁的村居印第安人,以及东半球那些已经掌握动物驯养方法但尚不知冶铁的部落,……古代布列吞人也属于这个阶段;由于和欧洲大陆较进步的部落为邻,他们知道用铁和其他生活技术,这远远超过其本身社会制度的发展。”这种不同程度发展阶段的叠加或跳跃在世界历史下表现得更为明显:北美的发展起步于已经较为发达的历史时代,第一批到北美的移民来自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些移民将欧洲尚未建立或尚未发达成熟的新的交往形式直接带到了美国,因此北美在起步时就拥有老牌国家最先进的个人,但却没有老国家所累积的旧利益关系的羁绊。就空间维度而言,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极大地扩展了关注的范围来考察东西方文明的互动和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形成。
世界历史蕴含着时间上不一定顺序的更迭,空间上可以跨越阶段的并存。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就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即一方面由于广泛的国际分工,相对落后的国家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工业发达国家的竞争,进而有可能提前遭遇工业发达国家才会产生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不一定非要等到这一矛盾在其国内激化到尖锐的程度;另一方面由于广泛的世界交往,相对落后的国家也有机会借鉴发达国家创造和积累的先进成果。这种提前遭遇高一阶段的矛盾或对人类文明成果的吸收借鉴源于、也反映了世界历史中“器官”与“整体”的互动关系。
也正是从世界历史的开阔视野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捕捉到了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客观转移,对东方社会未来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预期:“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推罗,迦太基和亚历山大里亚,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在以前曾经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则是纽约和圣弗朗西斯科,圣胡安-德尼加拉瓜和莱昂,查格雷斯和巴拿马。……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同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人口也那样稠密、贸易也那样方便、工业也那样发达。那时,太平洋就会象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降低,而象现在的地中海一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前途命运的考察都是在世界历史框架下进行的,既要考虑东方社会自身的状况,又要分析世界历史的整体态势,既肯定历史发展中的跳跃,又关注其中的整体趋势。
四、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工业较发达国家为相对落后国家所展示的未来景象,体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历史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未来图景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局限性以及世界历史真正的价值目标与最终走向;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转移显示了东方社会板块的潜力,而世界历史作为一种互动关系则为这种潜力的释放提供了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恰恰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思考人类的未来与前途,这样的站位与视野正体现了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三个维度的契合,同时也显示了对它的创新与发展。
(一) 顺应从封闭走向公平、开放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共产主义图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命题。从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以来,在资本主义大工业直接推动下,世界市场由潜在变为现实,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其最终走向是世界历史的共产主义图景。迄今为止,一体化的过程仍在不断深化。“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得以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得到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着新突破,全球合作也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人类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中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孤立走向相互依存,一方面使生产力在全球范围内的大发展、大扩展,实现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先进的技术、理念等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相对自由流动以达到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将共同的问题与危机推到整个人类面前,当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周期性危机时,其他国家也越来越难以置身其外。因此,无论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作用还是消极影响都使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围绕现时代不同制度、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如何更好地相互依存、交融利益、共面难题这一基本命题而提出的。一方面它与世界历史开放、平等的根本走向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图景相一致,另一方面它体现了对人类命运思考的时代性与具体化。
(二) 打破相对封闭的不平等体系:较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前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他们见证了资本主义不可阻挡之势,它“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资产阶级在全球奔走落户,工业资本在世界市场上追逐利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市场与原料产地,形成了一个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业中心区、其他相对落后国家沦为剩余劳动力转移、产品倾销和原料供应的农业生产区的不平等的世界分工与剥削体系。与此同时,也建立起一套以大欺小、以强欺弱、以富压贫,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国际政治旧秩序。后来的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将其引申为“中心-外围”结构和“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体系。无论怎样,剥削掠夺为主的国际经济体系与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体系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对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具有开放性,对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而言则具有封闭性和难以改变性。
然而这样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对于当今世界和人类社会而言,表现出了极大的局限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正是致力于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我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
(三) 在互动关系中保持独立平等:东方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愿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意义。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展现了一个人类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展示了一个“中心-外围”的世界体系,在这一个过程与一个体系之下,实际上包含着一种互动关系。从占领行为中被征服者对征服者的制约,到分析英国封建制度形成中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再到世界历史的视野扩大到东方社会、对中国和印度社会的剖析以及对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可能性的分析和最后放弃这一论断,无不体现了这种互动关系。通过《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马克思拓展了这种互动的时空范围、充实了大量的历史细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展示了世界历史从开创到扩展的过程,也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的局限性;探讨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下东方社会可能的命运,也预示了世界历史的未来属于共产主义;肯定了世界历史发展中心的客观存在,但并没有陷入“西方中心论”。世界历史理论从过程、体系、关系三个层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提供了创新发展的理论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的平等发展、互利共赢,而不是某些国家的独占与独霸;主张遵守既有的合理规则,破除不合理的规则,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尊重东西方文明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而不是人为设置对抗性的文明“鄙视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和平发展的方式寻求民族复兴、实现现代化、促进国家间的平等互利、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智慧与决心。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9年第4期
文章作者：丁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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