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桐 | 我的哲学研究之路：探索、沟通和超越
叶晓璐（以下简称"叶"）:刘老师,很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访谈。首先,您能不能先跟我们谈谈您的求学经历?
刘放桐（以下简称"刘"）:我出身湖南农村,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只断续读过两年中学, 大部分中学课程都是在无人指导等困难条件下, 在较短时间内自学完成的。1950年我以同等学力身份参加高考。因无力支付旅费, 从家乡到最近的考点长沙的一百公里路程往返都是步行。我既参加了包括全国大部分大学的统考, 也参加湖南大学的单独招生。所幸都被录取。最后选读了湖南大学经济系。我也由此重新获得求学的机会。当时上大学不交学费, 贫困生可以申请人民助学金。但也只是解决温饱, 很少有零花钱。想买参考书也很困难;因为无钱买车船票, 每次从长沙回家看望父母, 往返都是靠步行两整天, 有一次一天居然走了一百公里 (起早贪黑) 。其实这样步行我从读高小开始就习惯了。读初中时学校离家近30公里, 我都是自己挑着行李往返学校 (住读) 。校长为了锻炼学生, 每天早晨赶学生爬山大致一小时。开始时大家叫苦连天, 后来也都习惯了。
叶:跟现在的学生比起来, 您那时候的学习条件真的是很艰辛。
刘:确实是经历了更多艰辛。但它也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那就是养成了勤于思索的习惯和坚忍不拔的毅力, 特别是能吃苦耐劳, 能承受压力, 意志和性格上都得到了较好的锻炼。目标一经确定下来, 我就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当年跳那么多级考大学, 我绝不是投机, 而是经历了一年多炼狱式的恶补。20世纪70年代末我编写《现代西方哲学》碰到多方面的严重困难, 承受了沉重的内外压力。个中艰辛, 恐怕只有我自己知道。但这些我最后都克服了。像我这样没有完整地读完中学, 主要课程完全靠无指导的自学也有很大局限性。学物理学却无法做实验必然不扎实, 更重要的是, 当时自学的主要是理科课程, 对文科课程没有时间顾及, 势必造成这方面的严重缺失。我在后来治学中一直为基础知识不扎实, 特别是人文学科基础差而困扰。我主张现在的年轻同志也要锻炼能吃苦耐劳, 能承受压力, 但不赞成他们轻易跳级, 避免“欲速则不达”。
叶:您大学念的是经济学, 后来怎么转向了哲学研究?
刘:这个问题就说来话长了。其实我原来最感兴趣、根基也较好的学科是数学和物理;选读经济系对我来说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只是因为当时国家号召搞经济建设, 我就报了这个系。但入学后不久, 我就发觉原来的想象与实际不符。对于经济系要陆续开设的会计、统计、财政金融这类课程我实在没有兴趣。很想转系, 但学校不许可。当时中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 俄语课取代英语课成为外语教学中的首选。考虑到以后不管干什么都得懂俄语, 所以一年级时, 除了下乡几个月参加土改外, 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俄语。在这方面也取得了较大成功。一学年结束时我已经能用俄语熟练地阅读书报了, 还翻译了两篇经济学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当时系里老师同学都对我极表赞扬, 并劝我安下心来学经济。但我对转学仍未死心, 一二年级时还是花了不少时间在补习数学和物理。一直到三年级开始, 由于转学无望, 我才真正潜下心来学经济学, 并在进度上较快赶上了其他同学。不过我当时有兴趣的只是理论经济学, 开始啃《资本论》, 也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湖南大学经济系开有哲学课, 最早给我们上哲学课的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杨荣国先生。此外, 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当时是我们的校长, 他在全校讲解他的《实践论解说》时我们也去听。记得当时两位名家的讲课都很深刻, 杨荣国先生讲课时还总是穿插一些生动的中国哲学史的典故, 对我们很有吸引力。不过, 读大学时期哲学课毕竟不是主课。
叶:您是毕业以后就转向哲学吗?
刘:不是。1954年大学毕业后, 我先是被分配到北京的财政经济出版社工作。业余时间除了阅读一些经济学著作外, 更多地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促使我从经济学转向哲学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一向不安于现状, 想换一个专业试试。二是受到当时一场运动的推动。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 国内掀起了批判实用主义的运动, 批判文章众口一词指责实用主义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但它们对实用主义的具体内容都语焉不详, 至少我难以从中悟出个究竟来。于是我就想找些材料看一看实用主义到底讲什么东西。一次在东安市场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原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薛格洛夫编的《西方哲学史简编》。其中对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的介绍吸引了我, 尽管对实用主义并没有太详细的介绍, 但比起当时书店里可以买到的哲学读物来, 内容还是要丰富得多。后来我又读了两本解放前翻译的梯利和韦伯的《西洋哲学史》, 更感觉别有洞天。因此也产生了更多地了解西方哲学的强烈愿望。
而真正开始走上哲学之路还是在1956年。那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年。我觉得我们现在学习党史时对那一年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还没有足够重视。当时召开的党的“八大”明确提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国内主要矛盾是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 党的中心工作必须转向经济建设, 发展生产力。为此还明确提出要振兴教育, 向科学技术进军。当时教育部决定在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开始试招授予学位的正规研究生, 即所谓副博士研究生, 这是参照苏联的教育体制进行的尝试, 水平相当于美国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间。我正好有志于继续深造, 所以当即决定报考。本来按照本科所学专业和工作的性质, 我应该报考经济学, 由于强烈的兴趣驱使, 我最终选择了报考西方哲学专业, 当时招收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只有三个单位, 北大、人大和科学院。我报考了人大, 而且被顺利录取。1960年底, 我作为副博士研究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四年学习期满, 分配到了上海复旦大学哲学系, 从此走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从1961年初至今, 我在复旦工作已逾50年。
叶:复旦大学哲学系成立于1956年, 可以说您见证了哲学系一步步的成长。
刘:复旦的哲学系是以胡曲园、全增嘏、严北溟、陈圭如诸位老一辈学者支撑办起来的。复旦哲学系当时比较小。胡曲园先生是系主任兼马列教研室主任, 他和夫人陈圭如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一道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全增嘏先生是清华留美的学生, 先后在斯坦福和哈佛研究哲学。他的英文特别好, 在美国就为人所竭力称道, 在国内声望更高。他做过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 但他是个闭门做学问的人, 不愿涉及政治。“立法委员”对他只是一个空头的头衔。“文革”期间审查他, 查来查去, 找不出任何可疑材料。他是1984年去世的, 是复旦哲学系元老里第一位去世的, 后来陈圭如、胡曲园、严北溟也先后去世。他们这些人是复旦哲学系的奠基人。复旦哲学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自然辩证法和逻辑学教研室都是由他们建立起来的。
我1961年初进入复旦, 在全增嘏先生的直接指导下工作。我到的时候他正在修改他主编的《辞海》哲学卷外国哲学分卷, 我协助他修订, 部分条目由我负责新写。同时, 我还承担了“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史专题”等专业课程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工作。此外, 有近两年时间, 我除了做好复旦的教学工作外, 还曾被抽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工作过。这使我接触了不少科学哲学的文献, 还编译了一些相关的材料 (包括两部逻辑经验主义的经典) 。这些工作虽然并不都直接属于现代西方哲学范围, 但它们不仅开阔了我的眼界, 扩大了我的知识面, 而且提高了我独立从事不同课题研究的能力。我一直认为, 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一定要超越本学科范围。这不只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 而且是说必须有较为丰富的其他方面、特别是哲学的其他分支的知识。我国许多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卓有成就的专家都有这个特点。尽管我个人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但我一直力图这样做, 后来也要求我的研究生这样做。
叶:这是一种哲学研究的视野。我们都知道, 刘老师一直致力于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研究, 并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是不是也与这样一种视野有关?
刘:可以这么说吧。但是这样一种对话研究, 也是在我的研究过程当中一点点地清晰起来的。当我探索重新评价实用主义, 特别是在此基础上重新评价其他西方哲学流派时, 就已清楚地意识到, 以往那种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批判模式应当抛弃。在编写《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时, 我大体上已经这样做了。随着我国现代西方哲学在个案研究上的重大进步, 特别是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教条主义倾向的克服和求实学风的兴起, 大家都越来越认识到必须抛弃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旧的评价模式, 建立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的评价模式。后者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应当按照其本来面目, 从其现实和历史的发展来认识和评价。在新的条件下, 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必须重新研究和认识这两种哲学的本来意义及其历史发展, 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进行新的比较研究。这样的比较研究不仅能更好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胜地位, 特别是具体地揭示它作为当代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的意义, 也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发展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以及它在某些环节上的不足;不仅能揭示现代西方哲学的种种片面性, 也能揭示它们在时代和自然科学新的变更的推动下在某些方面可能取得的进步。这样,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从其自身, 也可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 从而能获得更好的发展。而这也正体现了新时期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
如果说在1990年以前编写《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时, 我大体上还只是停留于抛弃旧的、简单化的批判模式, 在此之后我就越来越尝试自觉地对这两种哲学作比较研究了。这不只是将它们作简单的对比, 而是用求实的、发展着的观点, 从研究它们共同的和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根源和理论根源出发, 从对整个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发展趋势的研究出发, 从整体上和各种独特的表现形式上深入具体地研究这两种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路线, 既揭示它们的原则区别, 又揭示它们可能存在的共同之处。在这个基础上, 借鉴现代西方哲学发展中的经验教训, 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
叶:我们都知道, 您这种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我所知, 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和2009年出版的《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都是这种研究成果的体现。
刘:这两本书确实收集了我大部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还可以加上列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哲学家文库”的刘放桐卷《探索、沟通和超越: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 (2010) 。其实为了慎重起见, 一开始我没有急于发表自己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一直到1995年, 才尝试性地在一家不起眼的刊物上发表了《从西方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折》, 其中已大致表达了我其后几年更为明确表达的观点。此文虽由人大复印资料《外国哲学》转载, 但由于表达不够清晰, 没有在学界引起注意。我于是在此基础上另写了《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 (论纲) 》一文 (以下简称《论纲》) 。它体现了我多年在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研究上的探索的成果, 分析了西方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化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的关系, 并就此明确地提出了如下两个主要观点。
第一, 西方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向不能简单归结为从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从辩证法到形而上学、从进步到反动的转化过程, 而是西方哲学发展上一次具有思维方式的根本变更意义的转型, 即由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这主要表现为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 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 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 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他们企图以此摆脱近代哲学的困境, 为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他们的哲学总的说来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状况, 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标志着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第二, 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所作的变更是哲学史上最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事件。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 并已陷入困境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来说, 从建立一种以强调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 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的要求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来说, 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 可谓殊途同归。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但是, 二者之间又存在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地、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思维方式, 而且为现当代哲学的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但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 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 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 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如果说现代西方哲学是经过曲折的历史过程, 综合各种不同哲学流派的积极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的话, 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非常直接和自觉地超越了近代哲学, 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更。
我在《论纲》一文最早明确提出的上述两个观点对在中国流行了几十年、并被冠以马克思主义名义的观点第一次进行了公开的挑战, 如果它们能够成立, 那大概可以算作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重要突破。
叶:我听说这两个观点在国际上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刘:说有很大国际影响力, 那显然是言过其实。但的确有西方哲学家称赞这两个观点。2004年, 我在美国出版了China’s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Journey:Western Philosophy&Marxism (《中国现代哲学的历程: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一书, 其基本观点与《论纲》完全一致, 具体内容和国内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相仿) , 受到了为本书作序的美国哲学家麦克林 (G.Mc Lean) 的高度赞扬, 他特别赞同作者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来评价西方哲学的观点, 并认为作者的工作在促进中国与全球的学术交流上起了比其他人更为积极的作用。麦克林有些赞扬的话似乎过头, 毋须引出。我当然不会因他的赞扬而头脑发昏, 只宜当作是他对朋友的鼓励。
不过, 上述的两个观点, 西方哲学家倒的确没有像我这样明确提出过。西方哲学家当然并不认为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是转向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进步转向反动, 但他们中很少人明确地指出这种转化是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转向现实的人及其实践。至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他们大都也是将其简单对立起来,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属于传统形而上学。有的西方哲学家虽然肯定, 甚至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质, 但他们往往对之作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解释。总之, 我们是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分析西方现代哲学及其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的, 西方哲学家不仅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现代西方哲学本身也不能从整体上对其作出求实的分析。
叶:所以, 《论纲》一发表就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刘:《论纲》在《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发表后, 经《新华文摘》等刊物转载, 很快引起了哲学界, 特别是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专家们的高度关注。为了更加全面、具体和准确地阐释清楚上述观点, 我在往后一些年继续发表了20多篇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有:《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变更》 (《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 (《学海》2000年第5期)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对西方现当代哲学的超越》 (《哲学研究》2001年第8期) 、《对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认识》 (《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 、《也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 (《学术月刊》2002年第8期)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求是学刊》2004年第5期) 、《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科学背景》 (《江海学刊》2006年第3期) 、《重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革命性意义》 (《河北学刊》2008年第6期) , 等等。这些文章分别由《新华文摘》或《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或二者同时转载, 在哲学界算是有较好的影响吧!这种影响当然是双重的:大部分人赞同, 个别人反对。
叶:刘老师在人大哲学系学的是西方哲学史专业, 到复旦工作后是一直致力于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我们刚才把话题扯开了, 其实刘老师的最大贡献还是在现代西方哲学学科的重建方面。能否请您重点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刘:大的贡献谈不上, 但从上世纪60年代初以来, 我的主要精力确是放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上。当我从全先生那里接受了这门课程的全部教学任务后, 我就制定了逐步把这门课程较系统地建立起来的计划:先拟订系统的教学大纲, 然后编写出较完整的讲义, 在此基础上编写出较好的教材。然而当我具体着手这样做时, 又感到困难重重。
首先是存在着政治上的风险。
由于现代西方哲学当时几乎被公认为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对立。在评述中稍有不慎, 就可能被认为是传播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 甚至引出政治上的麻烦。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反右和“拔白旗”等运动中出现的那些政治批判事件历历在目。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 知识基础和理论水平比我高明得多的兄弟院校的同行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因此, 从事这项工作必需时刻注意防止在政治上受到追究。正是这种顾忌, 使我那时也无法越出“左”的批判框架。明知这种框架不对, 也不得不暂时保留。
其次是我国哲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原有基础极为薄弱。
尽管一些前辈学者早在解放前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一些西方哲学流派 (如实证主义、意志主义、生命哲学、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 有所介绍, 但大都较为零碎, 并未形成学科体系。更为重要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 由于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 极少有人再涉足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原有人员也大多转向哲学史等其他领域。除了因政治需要发表的批判文章 (例如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的批判) 及为批判目的作为反面材料出版的少量西方哲学家的论著外, 几乎看不到这方面的深入系统的研究之作, 各大学哲学系均不开设本学科课程。本学科的研究实际上被中断了, 形成了事实上的空白局面。为了把本学科作为一门课程建设起来, 在尽可能吸取前人和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的同时, 必须有从零作起的思想准备, 对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一个一个地从头加以研究。我自知根底浅薄, 智力平庸。要取得成功, 必须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
在20世纪60年代的头几年中, 为了建设好现代西方哲学这门课程, 我可谓作出了一切可能的努力, 也取得了较多成果。到1964年时, 不仅这门课程的开设较为完整了, 而且已编写出了较系统的教学大纲和相当一部分流派的讲义, 个别部分还经过整理公开发表。当时已和一家出版社约定在1967年以前编写出一本较系统的现代西方哲学论著来。然而, 正当我的计划在顺利进行、可望按期完成时, 国内政局剧变。1964年年底, 我被抽调去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 “四清”的左的路线进一步发展了, 接着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本来就被当作是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理论体现的现代西方哲学, 这时更进一步被否定了。在中国学术界, 几乎没有人再敢公开谈论它们的实际所是。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也被迫完全停止, 原已写成的书稿和收集的材料相当一部分也在那个一片恐怖的年月中因种种原因而丢失。然而我这几年的工作没有白费。已做过的工作在我头脑中毕竟留下了较深的痕迹, 更重要的是那几年的艰辛对我的意志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叶:确实, 您后来编写的《现代西方哲学》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记得我考研的时候, 当时看的就是您编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版。那么, 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谈谈《现代西方哲学》这本教材的“历史”?
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左的路线得到纠正, 改革开放的政策开始实行。现代西方哲学也得以重新进行研究, 尽管还有不少障碍, 甚至还存在着各种风险, 但总的说来, 条件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这使我有机会恢复和继续被迫中断了十多年的工作, 我也决心在这方面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这首先是编写出一本较为系统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来。
要完成这项目标并不容易。主要有两个困难。一是对现代西方哲学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二是对评价标准难于掌握。
重新开始工作之初, 国内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材料仍很短缺。经过系统整理的材料更少。不仅没有系统的论著可供参考, 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也不多。当时一些同行朋友认为我国暂不具备编写现代西方哲学教材的条件, 主张再等5-6年才能考虑。从编写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教材的目标来说, 这些意见无疑是求实和中肯的。然而, 鉴于当时本学科处于百废待兴局面, 许多人对它的基本内容还缺乏了解, 许多兄弟院校计划开设本学科课程却又难于找到关于它的基本理论框架的材料。解决从无到有问题成了本学科重建中的首要问题, 而编写出一部提出本学科的基本理论框架、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介绍它的主要内容的教材或论著, 又是解决从无到有过程中的重中之重。我个人的学术水平虽然不高, 但毕竟在同辈人中最早涉足这一学科。过去收集的材料和写成的书稿虽不少已丢失, 但仍可以想法恢复过来。因此想到我如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较快地编写出一本相对系统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来, 那对促进我国本学科的重新建立, 特别是对哲学专业中本课程的开设, 也许还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于是, 尽管明知不可能编写得完善, 我还是决心尽最大努力将其完成。
在如何确定评价标准上感到更加为难。左倾时期那种对西方哲学简单地全盘否定的态度当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应当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对它们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分析。怎样才能做到这样呢?这就不易掌握了。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长期以来被教条化、僵化了。许多哲学教科书上讲的和某些权威人士头脑中的马克思主义大都是这种教条化、僵化的理论。它们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或者说“异化”。用之来评价现代西方哲学, 只能是给后者贴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标签, 很难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具体分析。那么什么是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评价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呢?哲学界在这方面并无共识, 我个人就更难回答了。
正是由于面临这种困境, 在1980年召开的本书的审稿会上, 江天骥和苗力田先生建议我尽可能把现代西方各派哲学本身的理论实事求是地讲清楚, 不要勉强去进行批判, 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我虽然认为他们言之有理, 但未敢照办。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如果缺乏批判, 在政治上可能引出麻烦, 因为我强烈感到左的影响在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还相当严重。对于习惯了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及其批判模式的许多人来说, 在哲学观念上要发生较大变化还需要一个较长过程。如果在这本可能流传较广的教科书中对现代西方哲学缺乏批判文字, 很可能会被指责为放弃和违背马克思主义, 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于是我基本上仍采用了流行已久的并被普遍认可的批判模式。只是在这个限度内尽可能多作些客观的介绍, 在较有把握的地方作些肯定。
在一些朋友的合作和参与下, 《现代西方哲学》终于在1980年编写完成了, 1981年正式出版, 经人民出版社推荐, 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全国统编教材。在此, 我要特别感谢薛德震、袁婌娟、徐崇温三位我原来素不相识的同志的支持和帮助。薛德震时任人民出版社哲学编辑室主任, 是他力排外部干扰, 确定接受本书出版;袁婌娟和她的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崇温担任审稿人, 他们不仅推荐了这部书稿, 后来还分别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和其中一章的编写者参与了书稿的编辑出版过程。没有三位的支持和帮助, 本书不会那么顺利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叶:听说本书出版后受到广泛欢迎, 但也引起了一些风波, 是这样吗?
刘:可以这样说吧!
由于有上述困难, 本书当然是不完善的。主要缺点是对有些哲学流派的介绍还不够具体和细致, 偏离了它们本身的思想逻辑, 例如把它们的理论纳入世界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方法论等预设的理论框架中, 这必然产生削足适履之弊, 从而必然存在不够准确和错误之处;对它们的评价虽与左倾时期有所不同, 却未摆脱左的批判模式。但是, 也许由于它是我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本学科第一部较系统的论著, 在我国本学科初创时期无其他较系统的论著和教材可供参考的情况下, 它还是适应了广大读者的需要, 因而出版后受到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一些报刊把它当作我国现代西方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事件之一, 先后作了报道和评论, 特别是强调它对推动和促进我国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至于对本书的上述缺陷, 大家似乎是以初创时期难以避免而表示谅解。在往后许多年内, 它一直被多数兄弟院校采用。到1989年为止印刷了十多万册, 比后来出版的本学科同类教材多出几倍, 甚至几十倍。它也多次在不同场合获奖。包括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教材首届一等奖、上海市社科首届一等奖。不过最使我感到欣慰的不是这些奖励, 而是许多年轻同志至今仍不约而同地向我表示:他们正是在本书的激发下进一步去学习和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这表明本书在本学科的重建中起了一定的开拓作用。
但本书的出版却也引起了一些持传统僵化观点的人士的不安。他们仍然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只能是反动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哲学, 关于这方面的书刊只能作为供批判的内部材料。现在将其公开出版, 甚至成为畅销书, 必然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大致在1983年左右, 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浪潮中, 某些权威部门依据下属单位的不切实际的汇报, 把本书同另外两本书 (休谟的《人性论》居然是其中之一!) 一道当作传播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典型, 并且通报全国。这不仅对我个人形成了沉重的政治压力, 也使哲学界的许多人士感到震惊。因为本书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它处处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而它的主要缺陷之一正在于没有摆脱左的批判框架。如果这样的书真的被判定为是宣扬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 那么又怎么能谈到在中国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研究呢?当然, 80年代的中国毕竟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经教育部和上海市领导部门的调查以及人民出版社等相关单位据理说明情况, 有关权威部门后来改变了态度。这场风雨持续的时间不算长, 不久就雨过天晴了。
本书之受到广泛欢迎以及它所引起的政治风波从一个方面体现了我国本学科在80年代前期的状况:它已乘改革开放之风重新建立, 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能摆脱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所形成的哲学思维框架和评价 (批判) 模式, 或者说突破这种框架和模式的努力有时还会遇到沉重的困难和强大的阻力。而且这方面所作的努力越是强劲, 所遇到的阻力也越大,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倒退。因此在作出这种努力时必须小心谨慎, 不能操之过急。不过改革开放毕竟已是我国社会的主流, 突破旧的哲学思维框架和批判模式也必将成为我国哲学研究, 包括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不可逆转的方向。尽管在我们遇到的这场政治风波过去后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还遇到过其他一些困难, 但总的说来越来越走上了更为健康的发展道路。现当代西方哲学名著被成批翻译出版, 我国学者撰写的本学科论著 (包括不同规格的教材) 大量问世, 其中不少在科学性和客观性上已有重大进步。
叶:这部教材后来还出了两个修订版本, 能请您说说修订的原因吗?
刘:这当然是应当说明的。
《现代西方哲学》初版尽管在学科初创期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它毕竟只能体现那一时期的研究水平。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本学科研究的重大发展和进步, 本书已越来越显得过时。为此我们在1984年时就已考虑对之加以修订。由于种种原因修订本一直拖到1990年才出版。修订的主旨是克服或减轻初版中存在的明显的缺陷, 体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研究的新进展。我们对各个流派的原始材料重新进行研究, 借鉴了国内外的近期研究成果, 力图对各派理论作出更为客观和准确的介绍, 我们补充了一些新流派, 原有流派也大都改写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力图突破旧的批判模式。例如不单以唯物—唯心来为各派哲学划界和定是非, 而是尽可能对之作出具体分析。对于西方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我们实际上已提出了与初版大不相同的看法。例如肯定现代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许多进步, 肯定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超越近代哲学上的同一性。不过, 由于这些问题带有很大的政治敏感性, 我们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还不充分, 因此修订本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还不是很明确、透彻。总的说来, 与初版相比, 修订本在论述的科学性和评价的客观性方面都有较大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由于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 有关的现代西方哲学的论著曾一度相对受到冷落, 然而修订本自出版以来印数仍是同类教材的许多倍。根据全国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当时的调查, 大部分兄弟院校仍然以本书为教材或主要参考书。中央军委甚至一次购买了几万册, 发至团以上干部作为参考资料。这至少说明本书依然受到读者的欢迎, 这对我们既是鼓舞, 更是鞭策。
对修订本存在的不足, 我们在它出版时就有较充分的意识, 并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对其作新的修订。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处理好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与作为指导思想、并大致处于同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问题。因此, 我们从那时起关注的中心就非常自觉地转向对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如果说在修订本出版以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主要还只是以实用主义等个别哲学流派作为例证, 在此之后我们就转向整个现代西方哲学了。在比较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比修订本以前要前进得多。修订本以前的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成功使我们举一反三, 完成了修订本的编写。修订本以后的对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极大地加深了我们对现代西方各派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完成了《新编现代西方哲学》的编写并于2000年出版。
如果说1981年版《现代西方哲学》对恢复我国本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起了某种“从无到有”的开拓性作用;1990年版的《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则在突破旧的评价模式、求实地介绍现代西方各派哲学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0年版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以下简称《新编》) 则力图把本学科的教学和研究提高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新编》与其后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及《西方近现代过渡时期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其实是一个整体。它们从不同方面体现了我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结合起来的主旨。《新编》出版后仍很流行, 并再次获教育部一等奖。
三个版本的《现代西方哲学》都涉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它们不仅体现了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三个不同阶段, 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进程。这三个版本的编写耗费了我几十年来的精力, 也使我获得了很多奖励和荣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上海市为表彰1949以来对学科研究有全国性突出贡献而于2004年开始设立的“学术贡献奖”中, 我以“现代西方哲学领域开拓性的持续研究及学科建设的重大贡献”荣幸地成为全市首届三位获奖者之一。
叶:这些荣誉都是名至实归的。我们都知道, 刘老师是国内研究实用主义的专家, 就像您前面说的, 从1955年开始您就关注实用主义了。您能不能再跟我们谈谈实用主义研究方面的问题?
刘:确实, 我最早关注哲学是从关注实用主义开始的。但作为学术活动, 则是从十年动乱结束后恢复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以来开始的, 从那时起, 对实用主义的关注一直是我的学术活动的重要部分之一。早在1977年, 我就酝酿着对实用主义进行较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并争取写出一部论著来。这部分是由对“四人帮”的哲学基础的讨论引发的。
“四人帮”覆灭后, 哲学界人士纷纷就其哲学基础发表意见, 其中最为集中并似乎得到权威人士和部门认可的是认为“四人帮”各种谬论的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我没有参与, 但一直关注着这场讨论。开始时我也觉得可以把实用主义当作这一基础, 但后来越来越觉得这么说存在矛盾。因为我清楚地记得, “四人帮”当政时, 他们也曾大批实用主义, 认为它是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哲学基础。往前推, 在20世纪50年代反右、批修、批“右倾机会主义”时, 也同样把被批者的理论基础说成是实用主义。再往前, 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至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中, 也无不把被批者的思想基础说成是实用主义。甚至可以说, 在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和思想批判运动中, 被批判者几乎都被指责为实用主义的信奉者。一旦批判者成了被批判者, 别人也照样指责他们贩卖实用主义。这样, 在中国, 几乎一切政治和思想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了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实用主义果真成了这样一种可为一切反动势力辩护, 从而应当受到一切批判者的批判的哲学么?我感到有些疑惑。因此, 我觉得, 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实用主义, 无论从哲学或政治上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基于此, 我在准备编写《现代西方哲学》时, 就特别关注其中的实用主义部分。
上面曾谈到,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 我就关注国内关于实用主义的研究。同行和前辈们的研究对我当然有启发, 他们所提出的对实用主义的各种论断促使我对实用主义的相关理论的意义去作进一步的追问。然而这种追问又使我深切感到, 由于受到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 这类论著大都失之于空泛武断, 对实用主义的具体所是往往交代不清。于是我便转而去较全面而认真地阅读和研究主要实用主义哲学家, 特别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杜威的原著。我不再像过去那样从既有的结论出发去寻找供批判的例证, 而是抱着求实的态度去了解它们的真实内容, 并探讨它们与现实社会历史的关系。结果发觉实用主义的实际所是与我国学者以往几十年来所作的批判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
叶: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些差别具体是什么吗?
刘:首先从实用主义的基本理论倾向来说。
实用主义是一种以反对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己任的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哲学, 这是长期以来在中国哲学界被普遍认可的说法。然而, 如果对实用主义哲学家本人的著作做具体分析, 不难发觉情况并非如此。
实用主义哲学家的确大都认为哲学和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经验世界, 这个世界的存在离不开人的经验。然而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客观世界本身就是由人的经验构成的, 而只是说当事物和世界作为哲学和科学的对象时, 它们就是作为与主体相对立的客体, 就必然处于与人的认识关系中, 也就是作为人所经验到的, 或者说人化了的对象。至于唯心主义哲学家所主张的意识不以物质为转移而独立存在以及意识派生物质的观点, 实用主义哲学家不仅不赞成, 反而是竭力反对。詹姆士的意识流学说明确肯定意识只能是物质的意识, 是作为物质存在的大脑的功能, 离开大脑就不能存在。杜威更明确地指出经验是关于自然的, 发生在自然之内, 而自然界本身作为一种自在的存在在人类及其意识出现以前早已存在了。
实用主义哲学家也的确大都反对辩证法。但这主要是指把辩证法归结为正反合等固定的思维框架的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由于他们都没有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区分开来, 因而有的人 (如杜威) 也往往的确由此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然而, 他们又反对与辩证法相反的意义上的那种近代形而上学观点, 强调世界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世界;反对传统哲学的思辨性, 强调人的行动和实践在解决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 也就是在人的全部生存中的决定作用。在这方面, 他们毋宁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着某些共同之处。
实用主义关于真理和认识等方面的理论虽然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有着原则区别, 但与我国学术界过去对其所作批判之间也同样存在着重大差别。
其次从实用主义的阶级属性和社会作用说。
过去我国学术界一直把实用主义简单地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其实, 实用主义的阶级属性和社会作用非常复杂。它的主要代表詹姆士和杜威的确是在帝国主义时期活动的。他们理论的某些方面也的确适应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不少美国政治上层人物公开承认他们信奉实用主义。从而, 在一定意义上说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哲学并非毫无根据, 然而简单地将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哲学就显然失当了。当皮尔士最初提出实用主义的基本原则时, 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杜威的社会政治理论和他本人的政治倾向都与垄断资产阶级有着很大距离。从20世纪初起, 他一直对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倾向、甚至整个垄断资本主义制度采取批判态度, 认为它们只符合少数富人的要求和利益而损害广大中下层群众的要求和利益。他虽然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但又一贯主张社会的革新和进步, 甚至把当时苏俄的社会主义当作社会革新的一种有益的实验, 以致一些美国右翼人士指责他过分赤化。作为他的社会理想的“民主共同体”是一种使全社会、特别是广大中下层群众都享有民主自由和幸福的社会, 它既超越苏俄式的社会主义, 又超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 无论是苏联官方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知识界, 在政治上对杜威都是称赞的。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 当斯大林的至尊地位及其左倾路线确立以后, 特别是以杜威为首的一批美国自由派人士对所谓莫斯科审判 (对托洛茨基等人的审判) 进行批评, 从而直接冒犯了斯大林以后, 杜威才突然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家”、“苏联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苏联对杜威和实用主义的态度的这种激剧变化不久也影响到了中国, 使之发生了类似的变化。
上述情况表明, 在对实用主义的评价上我国学界显然存在不够实事求是的倾向。主要表现为不以实用主义的客观实际, 而以眼前的政治需要, 或者说政治上的功利价值作为评价实用主义的标准。这种倾向往往导致理论上的混乱。例如, 对于同一种符合实用主义的思想 (例如关于凡使人获得成功的观念就是真理) 用某些话表示出来, 人们把它们斥之为资产阶级利已主义、市侩习气的突出表现;在丝毫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用另一些话表示出来 (特别是借用领导人的话) , 有人将其赞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同样, 许多从过去的政治需要出发斥之为修正主义的东西现在又因新的政治需要而颂之为马克思主义。这种混乱状况大都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 反对实用主义的旗号下发生的, 实际上却是既严重地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也严重地误解了实用主义, 模糊了二者之间的现实关系。
对实用主义评价上的这种偏向必然影响到对其他西方哲学流派的评价。在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中, 实用主义相对说来是一个要求革新和进步的哲学流派。尽管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原则的区别, 但在要求超越传统形而上学, 反对具有各种保守倾向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相关的理论上, 它与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如果由于政治需要而对之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 又怎能对其他流派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呢?因此, 克服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偏向, 对实用主义重新进行评价, 对按照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我把重新评价实用主义作为评价其他流派的先行步骤, 从1977年以来花了较多的时间对实用主义重新进行了研究。1983年出版了《实用主义述评》。本书在论述实用主义各个方面的理论时都避免对之简单否定。例如它在批判实用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同时又对实用主义超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积极方面有所肯定。本书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批判模式, 但与以往在我国出版和发表的那些对实用主义全盘否定的论著已明显不同。这一时期, 我还陆续发表了多篇关于实用主义的论文, 它们在不同方面和在不同程度上对传统的批判模式都有所突破。
叶:我知道其中有一篇《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论文, 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可以这么说。因为这篇论文第一次明确而全面地对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长期流行的、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模式公开提出了挑战。该文以小标题的形式, 明确提出: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 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形而上学, 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诡辩论, 不能把实用主义归结为帝国主义哲学。考虑到这种挑战会引起维护传统批判模式的人的指责, 我准备了大量材料以资答辩。但预期中的公开指责没有发生, 同行专家大都表示赞成。现代外国哲学学会趁势于1988年在成都召开了一次全国实用主义讨论会, 同行专家在对实用主义的评价上就此达成了广泛的共识, 由此, 国内对实用主义的评价至少在同行专家范围内都能有较为求实的态度。正因为如此, 本文后来一再被许多研究实用主义的同行所引用, 并被多本论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论著当作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实用主义研究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最有代表性的论著。
叶:我们知道, 复旦有杜威和美国哲学研究中心, 是在您的倡导之下成立的。这其实是对实用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刘:确实是这样的, 杜威和美国哲学研究中心是2003年在我的倡导之下成立的。中心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翻译出版37卷的《杜威全集》。与此同时, 我们将深入开展对杜威和美国哲学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之一仍是进一步促进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进一步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
叶:听说《杜威全集》已经出版了早期5卷, 中后期的各卷也快出版了吧?
刘:是的。早期著作5卷已在2010年出版。中期著作15卷都已翻译好, 目前正在审校中, 估计2012年初可出齐。后期著作17卷也已有部分翻译完成, 没有完成的也都在抓紧时间翻译, 最迟2013年出齐。
叶:相信它们的问世能为人们重新深入研究和挖掘杜威丰富的思想遗产提供更为充足的第一手资料。由于时间关系, 访谈只能进行到这里, 最后, 我们想请刘老师用简单的话给我们概况一下您的学术历程, 好吗?
刘:我就是探索如何从重新评价实用主义开始, 扩大到探索重新评价现代西方哲学, 再把对现代西方哲学的重新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研究结合和沟通起来, 由此既超越西方哲学, 也超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扭曲, 由此达到更好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年我基本上就是按照“探索、沟通和超越”这样的研究模式一步步走过来的, 而这几项工作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叶:谢谢刘老师能接受我的访谈, 您今天的一席长谈, 让我获益匪浅。
文章来源：《哲学分析》2011年第5期
文章作者：刘放桐,叶晓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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