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辉 | 马克思早期国家批判的路径分析 ——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中心
王兴辉◆文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关于政治哲学的一部重要手稿，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内在批判是马克思清算旧哲学和建构自己哲学的过程。国家理论是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伴随着对此问题的不断研究，马克思对国家的认识从象牙塔中的“理性国家观”走向现实中的“虚幻共同体”。这促使他重新回到黑格尔的哲学语境中反思国家的现实根基和内在逻辑。马克思所困扰的国家问题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得以解决，民主制是对以往阶级制度的消解，国家消亡是真正民主制的最终走向。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得到创新，形式创新的历程也是民主从理念走向实体化的过程。
——王兴辉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是马克思分析和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的一部手稿，在其生前并未发表，直到1922年才被大卫·梁赞诺夫发现并于1927年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一版（MEGA1）第一卷。《批判》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遇到了物质利益难事，现实的境遇与自己信奉的理性国家观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促使他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往的哲学观，进而探究政治和社会经济关系的难题来解决“苦恼的疑问”。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也可以证实马克思当时的写作计划和情况。随着对“苦恼的疑问”的探究，马克思展开了对社会结构的深层批判，在层层批判中初步把握了历史的现实运动。《批判》使马克思实现了由理性思考迈向现实的哲学变革，并为以后的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以色列学者阿维纳瑞（AvineriS.）高度评价了马克思《批判》时期的理论水平：“这部《批判》可以表明，马克思后来思想的显著样态在这部著作中攻击黑格尔时就已经成形。”他还指出，这种理论发展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在他后来的岁月里维护了自己25岁时针对黑格尔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效用和意义。不仅在青年黑格尔和老年黑格尔之间不存在任何‘间隙’，而且马克思本人已经提供了连续性的保障。”《批判》奠定了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的话语基调，为之后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埋下了理论根基，因此当下重新梳理马克思国家理论的脉络和内在逻辑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国家”到“市民社会”——国家批判理论的内在转向
《批判》的主题思想是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指向《法哲学原理》的第261节到313节。马克思分别针对黑格尔关于王权、行政权、立法权的论述进行逐条解剖。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层层批判主观上是带有一定目的的，即“自我澄清、对于其他事物以及政治行动的澄清”。马克思面对物质利益与理性国家观之间的矛盾，首先要做的就是进行自我哲学的澄清，这种“自我澄清”是在对黑格尔国家观的内在批判基础上完成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内在批判主要集中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马克思与黑格尔都承认这种二分现象的存在，而根本分歧在于如何解决二分问题。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的矛盾只有通过国家的普遍性才能得到解决。于是黑格尔制造了各种中介环节，使得市民社会能够通过中介而过渡到国家。黑格尔的“中介”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调节各个环节之过渡的辩证法。针对黑格尔的“中介”，马克思则看到了其中的理论缺陷，着重批判了“中介”理论，进而扩展到对整个国家理论的批判。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中介”理论无法克服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因为市民社会与国家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事物，一个是非政治的，一个是政治的，而市民社会的矛盾只能在市民社会中加以解决，“两个事物能够调节的前提条件是二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比如南极和北极、男人和女人。而真正的、现实的极端，例如极和非极、人和非人，即两个不具有相同本质的事物，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调节的”，所以任何试图调节二者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黑格尔通过中介的过渡，将政治国家视为人民存在的完全实现，而对马克思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错误的“变体论”，它把国家变为抽象的和形式的，进而将特殊变为普遍，但这种转变仅仅是表面的和逻辑的，实质上并没有改变。黑格尔所运用的“中介”方法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在中世纪国家与市民社会统一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阶层、同业公会的协调来达到不同层次的统一。但在现代社会，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统一性已经被打破，成为两个不同质的东西，再用中介的办法寻求二者的统一是过时的、行不通的。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是在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这注定是失败的。
黑格尔看到事物之间处处存在着矛盾，并运用矛盾分析方法是正确的，但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思考仅仅是“粗糙的教条主义的批判”，真正的现实的矛盾并没有被揭示出来，“面对这些矛盾，黑格尔却幻想实现他的理想国家可以指靠理性的温和威力。因此，迫使黑格尔思辨地颠倒市民社会现实机制的，不单单是他的逻辑—泛神论神秘主义，而他具有逻辑—泛神论神秘主义恰恰是因为他不能从现实的市民社会本身来论证他的政治理想的需要和实现”。与黑格尔一样，马克思也意识到内在批判必须具有超越性向度，只不过黑格尔的超越是靠国家来完成，马克思的批判则是靠人类解放来完成。实际上，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即实现特殊性与普遍性、个人与国家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恢复古典城邦的理念，但二者实现理想的路径是不一样的。黑格尔通过思辨哲学的路径，认为伦理是重建个人与共同体统一的最有效的途径，“在19世纪，作为一个伦理的有机体的国家是把人重构成公私统一体的唯一可能的工具”。马克思则通过共产主义实现。黑格尔对现代社会的认识是独到的，即敏锐地认识到经济与政治相分离的特点，但针对这一问题，黑格尔并没有继续提供正确的解决路径，“黑格尔对现代性的不当分离被认为表现出了深刻洞察。黑格尔真正的洞察正是体现在这些初始的判断中，而不是后来的解决办法”。这样一来，寻找问题解决方法的重任只能由马克思自己来完成，马克思最终从市民社会找到了问题的突破口。
在对国家理论的内在批判中，马克思注意到市民社会的基础地位，发现市民社会贯穿于国家领域并成为“中介”的基地。大卫·A·杜奎特（David A Duquette）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不是针对其唯心主义，而是以国家的唯物主义、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和自我利益为前提的，“马克思反对黑格尔的真正基础不在于简单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是基于对自由的哲学理念的不同理解，因为它涉及关于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前提的理解。实际上，马克思对政治国家的唯物主义批判是基于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批判，并且马克思通常也是在唯心主义地批判黑格尔”。市民社会是国家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它直接涉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哲学根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一章中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前提，分析了“需要的体系”，以及同业公会、贫穷等问题，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在关于市民社会各等级的论述中，黑格尔对农业等级、产业阶级以及司法问题方面进行了基于社会发展方式的分析，这些都是黑格尔对社会问题的唯物主义考察，因此可以看出黑格尔思辨唯心哲学形式下蕴含着唯物主义的内容，“通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神秘形式，从而使现实世界（自然和社会）总的发展规律被独特地反映出来了。因此，《法哲学》的作者常常在唯心主义的外壳下给事物作出真实的评述，有的时候他的著作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的萌芽”。因此，大卫·A·杜奎特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唯心主义批判并不恰当。他分析道，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在分析市民社会和国家时太过抽象，把黑格尔的经验性论述归结为逻辑学演绎。那么循此逻辑是不是可以说黑格尔对经验的描述就是为了迎合理念的逻辑？大卫·A·杜奎特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理念论的批判源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颠倒方法的挪用。马克思运用颠倒方法，使现实的人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体，并得出只有人类解放才能实现人的类本质的结论，这种由黑格尔哲学颠倒得来的类本质也是乔装起来的理念。大卫·A·杜奎特对马克思的评价比较激进，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即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其市民社会，只有对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前提进行批判，才能使马克思从黑格尔的一般哲学性的探讨过渡到对整个社会的批判，进而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达到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扬弃。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贯彻的是唯物主义原则，并且蕴含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旧唯物主义，马克思按照市民社会批判理路最终创立的就是唯物史观。
安德鲁·布史瓦特（AndrewBuchwalter）认为，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宣称为“唯心主义”或“逻辑神秘主义”是不恰当的，并对黑格尔进行了辩护。黑格尔哲学的重点在于理解理念和现实的关系，“不可否认，黑格尔哲学中理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具有形而上学的向度，但这个向度并未阻碍内在批判的发展，实际上是内在批判的前提”。按照安德鲁·布史瓦特的逻辑，马克思对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黑格尔的哲学不是通常所理解的从其理念出发演化出现实，而是一种重建，在重建中让现实不断提升，使现实符合理念的本质。这里的现实是含有事物概念本质的现实，不是指时间上的带有历史发生的过程。黑格尔哲学采取了一种建设性的形而上学形式，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用一种诡辩的方式从思想推演出现实。相反，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具有规范性功能和价值尺度，是从具体的规范性视角来分析现实，这种功能与重建性是一致的。在安德鲁·布史瓦特看来，黑格尔思想不仅不是思辨的，而且有着丰富的内容，既有对于事物运动的把握，又有价值规范的维度。诺曼·莱文认为，黑格尔并没有否认物质实践以及物质的优先性，相反物质实践是黑格尔思想的一个必要环节，“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与他对唯物主义的尊敬这一点并不冲突。黑格尔式的物质实践是黑格尔式唯心主义的另一面，或者说是这样一个外在世界，它为物质实践提供了一个必须加以克服的对象”。在莱文看来，黑格尔在《自然哲学》《历史哲学》《精神哲学》中多次论述过地理、自然、环境等唯物主义因素，并且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也是建基于主体性活动和物质实践，而马克思在《批判》中把黑格尔这些论述和思想都有意地忽略掉了，这样呈现出来的黑格尔思想必然是片面的。
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能不能成立取决于黑格尔哲学中有没有唯物主义因素，以及唯物主义因素是否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主体。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逐渐深入挖掘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反思马克思的批判。但至于挖掘的程度以及对市民社会本质内容的把握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很多学者只看到了黑格尔哲学中存在市民社会的分析以及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到底它在黑格尔整个哲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市民社会在黑格尔那里的本质内涵，以及黑格尔是否对市民社会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等问题，在这些学者的著作中并没有进行清晰的表达，也许这部分对于分析国家理论才是最重要的，也只有弄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对黑格尔的哲学定性，同时也才能清楚马克思到底有没有误解黑格尔。
二、多元方法论：国家批判理论的隐性逻辑
思想的阐发与方法的使用是紧密相连的，并且方法往往是思想的反映。黑格尔哲学体系包含丰富的方法，诺曼·莱文认为，马克思虽然摒弃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但却内在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方法。美国学者约瑟夫·奥马利将马克思在《批判》中的方法概括为三种：“改造性（transformative）批判”方法、“历史—发生学（historico-genetic）批判”方法以及“文本分析法”。不同方法的使用彰显着不同的逻辑内涵，也蕴含着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走向。
“改造性批判”方法有时也被称为“转换性批判”方法，主要指马克思借鉴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纠正其颠倒了的主谓关系，揭示事物的真实次序。费尔巴哈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中首个突破思辨唯心主义范式的哲学家，被称为“旧哲学的真正征服者”。在《基督教的本质》中，费尔巴哈揭示了宗教的本质，批判了宗教理论中把上帝作为主体的思想，认为人才是真正的主体，上帝是人的产物，是谓语，并进一步用心理发生学的批判来澄清这种主谓颠倒。费尔巴哈从一般性哲学的角度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一个倒转，马克思将费尔巴哈的这种方法集中运用于政治领域，展开对国家的内在批判。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将颠倒方法明确化并用来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马克思的政治批判是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创造性延伸，揭示出了政治领域的各个环节。通过马克思“改造性批判”方法，“剥夺了这些制度的神秘灵光，恢复了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视野……我们就可以对各项制度作出直接的批判，也就是不再视其为理念的谓语以及黑格尔逻辑范畴的体现，而‘依其本身’来考察它们”。
“改造性批判”通常被认为是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产生的直接和最基本的影响，但也有观点认为“改造性批判”方法在马克思哲学中并没有起到本质性的作用。大卫·A·杜奎特认为仅仅把黑格尔的国家与市民社会颠倒过来不足以对其构成实质性的影响，这样得出的唯物主义也仅仅是机械的和外部的批判：“使用这种颠倒性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般化的，实际上就具体的批判分析而言，颠倒性的分析对于马克思的批判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马克思最终不满意于费尔巴哈对宗教的颠倒式的批判很有可能是因为其中缺乏内在的批判力量。”利奥波德把马克思的颠倒性方法称为“转换性批判”方法，他也不赞成过分强调“转换性批判”方法的作用。在利奥波德看来，“转换性批判”只不过是马克思运用的一种方式，重点是马克思运用这种方式所论述的内容，否则具体内容就会被“转换性批判”方法所掩盖，得不出任何有效的分析结果。加拿大学者蒂普尔（Teeple）甚至直接否定了“改造性批判”对马克思哲学的影响，重点分析了“历史—发生学批判”方法的重要意义。
“历史—发生学批判”方法是马克思在受到费尔巴哈“心理—发生学批判”的影响后所实现的方法论层面的创造性发展。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不仅揭示了宗教起源的物质基础，而且分析了宗教产生的心理根源。他指出，宗教是人的虚幻的想象，并就宗教教义的内在矛盾进行了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发生学批判”将费尔巴哈对宗教的理论根源的分析和心理分析运用于国家领域，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分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逻辑和内在矛盾，指出国家表面上是一种政治主体，但私有制下的国家只是特殊权利主体的代表，是虚幻的、想象的共同体。“这里的要害是对相关矛盾的发生学论述，亦即论述现存矛盾的社会—政治秩序是如何在历史上发生的。”“历史—发生学批判”方法对马克思形成自己的唯物史观、创造自己的哲学来说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大卫·A·杜奎特也很注重“历史—发生学批判”方法，他说：“颠倒性的方法并没有完全揭示出黑格尔的内在矛盾。相反马克思运用‘历史发生学’的批判方法对于揭示法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起了关键作用。”马克思通过克罗茨纳赫时期的大量历史研究，实现了对《批判》由外而内的一个创造性超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评论起点依然是黑格尔的文本，但他越来越超出黑格尔学说的框架，借助历史材料来佐证自己的批判性判断”，从而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学说。“改造性批判”与“发生学批判”一同构成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逻辑结构：“改造性批判”从抽象的观念形态进入社会形态之中，由此得以正视历史；“发生学批判”则进一步进入社会历史的结构之中，使得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得以彰显。
“文本分析法”是《批判》的显著特征，为了摆脱理性国家观与现实矛盾的困扰，马克思必须回到黑格尔的文本之中，彻底解决“苦恼的疑问”。凭借这种方法，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法哲学的种种矛盾。黑格尔为了符合自身理论的逻辑构造，不惜“牺牲”现实制度的本质，制造理论的前后不一致。例如，为了顾及长子继承制，黑格尔对财产的论述就出现了前后矛盾。黑格尔混淆了“财产”和“私有财产”，他没有看到长子继承制中的地产就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与“普遍等级”“产业等级”中的财产不同，后两者属于社会财产的范畴，而地产“既不依赖于国家的财产，又和职业没有保障无关……既不仰仗于行政权的恩惠，也不仰仗于群众的青睐”。地产是一种十足的私有财产，这种私有财产的基础不在家庭，而在市民社会。土地私有是长子继承制的基础，是形成这一政治制度的来源和保障，而黑格尔颠倒了这一次序，把长子继承制看成是土地私有一直存在的原因和保障，把长子继承制看成是起因，认为土地私有是这一起因的结果。但实质上，长子继承制只是土地私有的外部表现，私有财产构成了政治的本质和内容，国家是“私有财产本身的权力”，而黑格尔在277节中却说“国家的职能和权力不可能是私有财产”。诸如此类的矛盾还有很多。
当然，马克思在《批判》中并不局限于以上三种方法，还包括从黑格尔那里借鉴而来的解剖学式的有机方法论等。方法论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有机联系，共同建构起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方法论服务于哲学思想，马克思正是运用多种方法才架起了通向解释社会历史、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桥梁。
三、真正的民主制：国家批判理论内在矛盾的克服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没有深入政治内核之中，没有对政治元素的本质内容进行现实性的分析，仅仅是一种逻辑演绎。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黑格尔的分析路径既适合于政治有机体也适合于动物有机体，并可以无限运用于很多领域，因此黑格尔的法哲学并没有为政治领域提供真正的内容。马克思提出“真正的民主制”意在实现政治主体的本质，突破黑格尔政治逻辑的藩篱，与此同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矛盾就可以克服。民主制原则成为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标准，也是建构未来社会的原则。
（一）平等主义民主观——“真正的民主制”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的民主思想起源于卢梭。卢梭被称为“现代民主制精神之父”，他倡导自由与平等，主张和谐的人类秩序。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阅读过大量的政治学和历史理论，包括卢梭的著作，这对马克思有很大启发。德拉-沃尔佩认为马克思直接继承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指出《批判》是一部充满了卢梭的人民主权思想的著作，马克思站在人民主权学说的立场上，对黑格尔保守的国家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清算。
卢梭倡导平等主义自由观。自由分为两种：一种是公民自由，以洛克、孟德斯鸠、康德等人的思想为代表；另外一种就是由卢梭开创，并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继承并创造性发展的平等主义自由。两种自由有本质的不同，公民自由是有限的，只能随着国家的存在而存在，并且要受到国家的抑制，是一种消极自由。公民自由包括“自由的经济创造性、对（资产者）财产的保护以及人身自由，人身自由又包括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出版自由等。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阶级的自由”，尽管康德提出“人是目的而从来不是手段”，但康德仍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认为自由的拥有仅仅是以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基础和前提的，而劳动者只有市场价值而不具有人的尊严，因而也没有任何公民的独立性。卢梭对“主权者”和“政府”进行了原则上的区分，并以此为前提，形成公意基础上的民主。平等主义民主，“可以把它表述为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人身或在生活中发展其自身的人的潜力的自由——在其充分实现中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这种自由是无政治的，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因此是更大的自由。对人的人身的真正民主主义的理解是卢梭留给人们的宝贵遗产。
平等是自由的基础，那如何从制度层面为人的发展提供平等的社会环境呢？卢梭以社会契约来保障平等的实现，通过设立公意，人将自己的权利投射出去，用代表公共利益的公意来保障所有人权利的实现。但卢梭所说的平等不是绝对的平等，他认为真正的民主是按照实际情况有差别的平等：“公民的等级应该根据他们对国家的实际贡献[也就是说，按照其才能和力量]来决定。”马克思吸收了卢梭这一思想，在真正的民主制国家，“社会按比例地承认个人，因而承认其智力和体力的差别这样一个道德的、民主的——卢梭主义的理想才可能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个共产主义原则中实现”。在《批判》中，尽管马克思还没有上升到生产的高度，但其民主理论已经蕴含着共产主义的基本观念。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国家的政治性将会消失，市民社会的私人化性质也会消除，“私人本质将随着国家制度或政治国家的彼岸本质的消除而消除”，到了此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两极矛盾将会化解。此时马克思还未明确指出化解矛盾的路径，随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的扬弃才真正构建起民主制的实现途径。在《批判》中，马克思从应然的角度提出国家和人的本真存在状态，随着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的转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则从实然的角度论证了国家理论的发展形态。在这期间，马克思的民主理论的基本内核是没有变的，即寻求人的解放的真实存在以及国家普遍利益共同体的实现。
（二）“真正的民主制”的最终走向——国家消亡
民主问题是政治哲学的主题。当代法国哲学家米格勒·阿班枢（MiguelAbensour）深入分析了马克思早期的民主思想。阿班枢将马克思的民主政治思想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结合起来，批判了激进民主主义运动，主张唤醒人民群众的反抗意识，由不间断的人民群众运动构成真正的民主。
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阅读过马基雅维利《论国家》等著作，阿班枢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对马克思哲学有很大影响。马基雅维利推崇批判的政治哲学，认为自由和冲突是政治的一体两面，在不断的政治冲突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是个很根本的创新：马基雅维利赞扬冲突，因为冲突赋予一个政治社群生命，同时滋养了自由的经验。他挺身抨击那推崇城邦里的和谐之保守主义。”民主绝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形式，而是代表人们一直处于抗争的情形。阿班枢说：“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是在于，不像其他思想家认为冲突是暂时的、在一个和解的社会中注定会被克服的，他认为分裂在政治的领域里，是内在本质的、必然的、没有解决办法的。”阿班枢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是贯穿于马克思的思想始终的，尽管表面看起来有中断。《批判》中“真正民主制”呼唤人民的自主性，主张通过不间断的政治批判，而非官僚阶级去实现人民的本质存在。坚持民主制是一切神秘主义政治制度的解决，“民主制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而到了1844年，马克思论述了共产主义是政治的终极真理，“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这样看来，1844年之后，马克思好像远离了马基雅维利，不再坚持民主运动、以政治国家为重心，从激情的民主政治领域转向了以生产活动为视域的共产主义运动。但阿班枢指出，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并没有完全终止马基雅维利主义，后者以一种潜在的方式存在着，直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重新唤起了马克思的马基雅维利式的民主思想。阿班枢认为，随着不间断的民主运动，最终的政体发展方向将是国家消亡，并指出国家消亡伴随着“社会化的人”的形成。“随着‘社会化的人’的出现，即社会反对国家，政治机构将会消失，因为此时行政机构就会变得无效。”阿班枢指出，马克思此时还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是从现实经济发展的角度，而是运用费尔巴哈的颠倒方法得出国家消亡的结论。阿班枢认为政治国家的消失并不代表国家的政治性全部消失，国家的政治性作为特殊的存在还会继续存在于人民的生活中，作为一种政治原则不断引导人民自由和普遍的存在。
国家消亡理论是很多学者秉持的观点。拉宾认为《批判》中的民主制思想就是后来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中国家就消失了，并且民主制原则贯彻了“社会化的人”的思想，在真正的民主制中，人的本质、价值被恢复，不再是异化的形式。科尔纽也论述了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看到了社会中起支配作用的是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扬弃社会关系的这种异化形式，就必须消灭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利奥波德也赞同《批判》中国家消失的观点，但提出消失的只是国家的抽象性而不是国家本身，“青年马克思应该被理解为是在主张政治共同体不再采取‘抽象’形式，而不是国家应该不再存在”。
（三）民主的新形式——参与式民主
民主制是基于一种怎样的形式来保证人民主体权利的实现？代议制民主、直接制民主还是参与式民主？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讨论。美国学者朱莉·莫斯托夫（Julie Mostov）认为马克思的民主理论基于一种个体间自由合作、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管理的活动。
朱莉·莫斯托夫认为，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很少直接论述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的政治性写作更多的是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为工人运动提供理论论证，并通过历史环境的分析，在社会物质生产与具体的人类社会关系中来阐释民主。“马克思赞赏合作式的民主形式，强调国家事务由民主获得而不是社会决定产生，民主表达了人民的普遍意志和公共利益，它以结果为导向，最终实现人民所寄托的一系列目标。在这种意义上，个体通过共同流行的意志和最终目标而参与到民主中。”参与式民主更接近真正的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参与政治并不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切实实现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只能掌握在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手中，物质条件的限制使得人们并不能平等参与政治活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是“个体间的”，虽然生产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产品，但这种发展是单个人的自我发展。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使得生产工具掌握于每一个体手中，人们联合起来进行物质生产并充分发展每个人的能力，个体能力的发展不是一项独立的活动，而是通过社会合作实现的。马克思主张社会合作形式的民主，即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实行普遍选举。通过这种参与式的社会合作，克服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恢复了人的社会本质，这也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区分的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资产阶级实现的是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仅仅为公民的平等和民主参与提供了一个抽象的共同体，制造了一种假象，而只有人类解放才能超越这种想象，人类解放是对这种共同体理念的具体实现。
参与式民主是针对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缺陷而提出的。利奥波德也提出：“虽然对当代代议制进行了批判，但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拥护直接民主制。马克思不仅肯定了间接选举制的合理性，还承认直接民主的可行性受到政治共同体规模的限制。”利奥波德认为马克思主张的是一种“议员代表”和“平民授权”相结合的民主制度，使代表的权力完全体现人民的意志。就民主而言，全部参与还是部分参与的症结在于国家是否代表普遍利益。马克思反对直接民主，认为直接民主是一种激进的个体主义，没有把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社会是合作的整体，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个人利益与整体的利益是一致的。自近代社会以来，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张力就突出地表现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正是看到了这一点，进而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论证真正的民主制，在真正的民主制中，个体与社会是内在统一的，不再是对立的状态，与此同时，国家也会被超越。
四、结语
由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复杂以及语言的晦涩，我们很难完全理解黑格尔的思想甚至会产生误解，以致克罗摩尔说：“我们欠负黑格尔的要比欠负任何人的都要多。”也许正是因为这份歉意，构成对黑格尔以及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思想关系的持续不断的研究动力。对于黑格尔哲学，人们往往冠以“思辨唯心主义”，认为马克思是对这一哲学的反叛和纠正，但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远不止于批判关系。马克思一方面结合现实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思辨外壳，另一方面不断汲取黑格尔的方法和理论内核，将之运用到自己的哲学中。可以说，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方面存在着“异质性”，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程度的“亲缘性”。以往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其“异质性”，而随着学界近年来对有关理论的不断挖掘，学者们越来越注意到二者的“亲缘性”，正如克罗摩尔所说：“归根到底，马克思并没有拒斥黑格尔的理论。像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一样，他只是通过改变主题和转换问题方向而改变了讨论。”莱文同样指出，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巨大的，尽管马克思在1841—1850年间经历了几个哲学阶段的转变，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远离了黑格尔，黑格尔时刻在马克思思想中发挥着作用。黑格尔分析问题的视角是现代性的，只不过通过逻辑概念在唯心主义体系中对社会发展进行演绎。马克思意识到维护黑格尔的合理思想的必要性，而只有先通过批判其不合理之处才能达到真正的继承和发展。
《批判》原本是马克思自己弄清“苦恼的疑问”而作的一本笔记，而后却成为后世者研究政治理论的重要读本并在当今政治领域不断发酵。从越来越多的新解读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为解读新形势、新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尽管其中不乏存在偏颇或存疑之处，但任何一种带有思考性的新解读都既为进一步理解《批判》提供了新内容，又不断更新并推进着政治哲学的时代化和创新性。
文章来源：《理论月刊》2020年第12期
文章作者：王兴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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