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刘 | “资本批判”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变革
胡刘◆文
从哲学史角度看，马克思发动并实现了对西方哲学传统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革命性变革，即：通过创立基于“资本批判”这一理论视域来揭示现代社会形态的矛盾运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并由此审视人类历史整体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和事件的“历史科学”，自觉澄清和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界限或者说“历史性”前提，从而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历史哲学形态及其探索理路。但是，那种渴求发明或建构一种能够解释和说明一切历史事件的“抽象公式”或“永恒规律”的“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思维惯性，并未因此而被彻底终止或清除，相反，它还延续到当代并控制着人们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阐释和运用，以至于把马克思历史哲学重新扭曲成了“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这主要表现为：人们往往撇开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批判，即“资本批判”，而仅仅从“纯粹哲学”逻辑演绎层面（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代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看待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变革：或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用历史经验材料验证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实证主义历史学，或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审视和探索历史发展过程一般规律与趋势的历史认识方法。尽管这对于划清与传统思辨历史哲学的界限以及弘扬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却背离马克思关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经典论断，即离开“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的“历史性”规定，把“历史唯物主义”化约为“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从而不仅严重窄化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丰富内涵，而且严重遮蔽了马克思历史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意义。究其深层根源，就在于人们忽视或不理解马克思的全部学说、特别是两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与“剩余价值学说”——是一个“艺术的整体”的内在关系，从而未能发现“资本批判”构成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的原初语境及其枢纽这一要害。可以说抓住并阐明这一要害，是防止将马克思历史哲学扭曲成“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的前提。
——胡刘
一、“资本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原初语境及其意义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立标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揭示，仅仅简单地看作“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而忽略了其关于“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的具体限定，进而把“这些抽象”变成了“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简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一般仍是被当作“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来加以对待的。即使伍德极力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在“超历史的技术发展的背景之下”揭示“一般的、超历史的和历史变革的普遍规律”的“某种技术决定论”，而强调将其看作探求“每一种社会形式的特殊运动法则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特殊“运动规律”的历史理论，但她也坚持认为，“马克思本人的作品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叙述”：“其中一种叙述与传统的模式非常相似，这种叙述认为历史是劳动分工过程中连续不断的不同阶段”，即把历史看作技术生产力的超历史的进步进程。“这在本质上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体现的那种叙述形式”。而另一种叙述则是“马克思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路径，这些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这一路径是马克思在对他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性分析时所形成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正是凭借后一种叙述方式，才真正实现了与旧有历史哲学范式具有决定意义的决裂。应该说，伍德强调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分析批判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阐释的决定性意义是深刻而且正确的，但是，她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区别对待，则既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看作“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的具体限定不符，又割裂了马克思全部著述的整体性。
实际上，马克思创立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与其系统发掘“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早期聚焦“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这一现代主要问题，并已站到“世界历史”发展时代的高度去批判德国政治制度，而且更体现在他已明确将其历史任务确立为从对“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原本”的批判，即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创立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新哲学。如果说《巴黎笔记》、《布鲁塞尔笔记》以及《评李斯特》等著述作为这种转向的阶段性成果，只是从一定程度上为《形态》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廓清了逻辑前提，那么，马克思后来对现代资本主义这一独特社会形式所作的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和完善。正如恩格斯总结指出的：“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即他所有的理论探索都服膺于实际地解决以下理论主题：探寻无产阶级和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从而为无产阶级提供解放自身头脑的“思想武器”，即作为“历史科学”的新历史哲学。这也就充分表明，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论域是依据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批判所达到的对“现在”的正确理解而得到规定和展现的。
马克思之所以通过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批判即对“现在”的正确理解来规定其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论域，主要在于他把人类历史当作“现实中的个人”的实践活动去理解，并由此发现了如下奥秘：（1）作为“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的“现在”，即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浓缩”或“变形”的形式展现和确证着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2）“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也就是说，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通过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规律得到现实地体现和确证，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规律的剖析是发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一般规律的“实验室”。但是，这“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从历史目的论角度去揭示历史规律，而是从历史生成论角度来阐明各种社会形式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指出：“它们（现实的个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条件——笔者注）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的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简言之，现实的个人的生产实践与它的被理解、被认识的统一是人类历史的“蓄水池”，即由人类生活的“过去－现在－未来”所构成的“现实的历史”。“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它的现实的生产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但是，现实的生产实践所达到的范围、程度或者说所创造的时代格局，往往又从根本上规定着身处其中的“个人”对“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理解和认识。因为，任何历史认识都只能是被认识到了的“现实的历史”，即使是对“现实的历史”的思辨臆造，也是现实的生产实践所创造的时代格局的反射和回声，即认识主体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狭隘地域出发思辨地、非批判地看待现实的生产实践的时代格局的结果。因此，唯有通过对生活于“现实的历史”之中的“现实的个人”的生产实践时代格局的分析批判，并由此科学地阐明作为“现在”的体现的生产实践所构造的时代格局所决定的社会形态的独特性及其“特殊运动规律”，才有可能真正发现和把握现实的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趋势。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看作“过去”历史的“结果”和“未来”历史的生成之点的“现在”，即将历史“浓缩”成以现代工业实践为基础的彼此制约与互动的自然史与人类史的“持存”之“现实的历史”，并由此去透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趋势、特别是资本所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历史哲学在本质上是通过对现代工业实践格局的历史性分析与批判去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趋势及其实现机制的社会批判理论。因此，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层逻辑机制的批判，即“资本批判”，也就构成了马克思创立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语境。“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原初语境表明，离开了“资本批判”这一理论视域，即马克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及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科学自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就会窄化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丰富内涵以及错失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实际上，从《形态》开始，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和阐释，就较为明确地体现了通过对现代工业实践格局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批判去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趋势及其实现机制这一理论路径。亦正因此，马克思在《形态》中明确赋予了“历史”以双重意义：一是本体论意义的，即作为研究对象的“现实的历史”；二是认识论与方法论意义的，即对前者的认识及其方法，并由此把历史看作作为认识对象的“现实的历史”的展开过程及其被身处其中的“现实的个人”理解和认识的生成的统一。但是，前者总是从根本上决定着后者的内容和形式，后者是由前者所构成的。也就是说，作为认识对象的“现实的历史”及其发展的价值目的的独特性、暂时性决定着作为理解和认识前者的认识活动及其方法的独特性、暂时性；而且，前后两个方面之间总是不断地受到对方的重新检验和改造，从而从结构上不断地改变着自身的内容和形式。“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诚如施密特所言：“我们应该注意历史在这里起作用的方式：不是作为内容丰富的可叙述的历史，而是作为被构成的概念。前者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不可缺少的视界，但决不是在任何意义上构成这种研究的主题。”因此，马克思在这里不仅把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历史价值论内在地关联在了一起，而且明确把这种关联理解为了一种基于对现代工业实践总体格局的历史批判而生成的“历史性”关联。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历史哲学也就是始终以历史性地展开的“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为依据，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展开过程所作的历史性的、暂时性的思维抽象，即以对其由以出发的独特物质生产方式的分析批判为视域对人类历史发展总体过程的规律与趋势所达到的一种历史性的逻辑抽象。质言之，马克思历史哲学是马克思根据自身对其所处的现代工业实践格局的批判性考察来透视和说明人类历史过程的总体规律和趋势的一种全新历史哲学形态；其所呈现的是一幅以对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达到的对“现在”的正确理解为依据，以独特的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与历史价值论的“历史性”关联为论域的理论图景。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内在地高度统一的。可以说，正是“资本批判”这一理论视域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彻底区别开来，并将其提升成了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之为“历史科学”的全新历史哲学形态。因此，只有将“历史唯物主义”始终置于“资本批判”这一理论视域所规定的原初语境之中，其所承载的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丰富内涵才能得到彰显。
二、“资本批判”：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的枢纽
从哲学史角度看，马克思历史哲学是马克思通过批判传统思辨历史哲学而创立的一种全新历史哲学形态，但是，马克思对传统思辨历史哲学的批判，并不是停留于纯粹哲学逻辑的内在批判，而是通过对与传统思辨历史哲学有着同质性共谋关系并作为其现实前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批判而得以实现的。在此意义上，作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展开双重批判的“资本批判”，也就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超越传统思辨历史哲学的逻辑中介或者说枢纽。
首先，马克思通过批判德国思辨历史哲学的本质和秘密，使历史研究摆脱各种观念迷雾的笼罩而沐浴在了“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这种“普照的光”之下。在马克思看来，德国思辨历史哲学的根本缺陷在于：第一，完全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即遵照历史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理解和编纂历史，从而把历史看作纯粹的思想史或精神史；第二，用肤浅的、线性的目的论观念来解释历史时代的更替过程，“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第三，将历史的发展看作政治家、军事统帅和宗教活动家的丰功伟绩。概言之，思辨历史哲学以所谓独立的精神运动过程为参照系来透视一切现实的历史活动，从而将历史描述为一个思想吞噬另一个思想的思想史。对此，马克思讽刺道：“有一个好汉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重力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迷信观念，是宗教观念，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显然，思辨地构造历史的现代德国哲学家、历史编纂学家们正是这种“好汉”的不折不扣的“标本”。
马克思将主张精神、观念、概念统治人类历史的现代德国哲学家们的“全部戏法”，归结为三个步骤：（1）把历史中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2）使这种统治思想具有某种秩序，即证明不同时代的统治思想之间具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从而把这些统治思想看作脱离现实生活的“概念的自我规定”；（3）为了消除这种思想和概念的自我规定、自我运动的神秘外观，又把它们变成历史上提出这些概念和思想的许多代表人物，如哲学家、思想家、统治者等。“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但是，这种历史方法在18世纪以来的欧洲、特别是德国形成并取得统治地位，不仅与哲学家、思想家、统治者对历史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有关，而且更是与当时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分工有着密切联系。因为，正是随着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以及由此推动的生产劳动与社会分工的发展，哲学家、思想家、统治者才具备了对历史进行虚构和玄想的条件。“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像：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像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像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这些从表面看来是纯粹的、独立运动的观念，实际上是依附于“现实的社会存在”——现代工业生产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的时空布局及其造成的多维交织的社会矛盾——的。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实际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也就是说，现代德国哲学家们深陷思辨地构造“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泥沼的深层根源，就在于他们未能对德国哲学得以产生的现实前提即德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展开历史性的分析与批判，进而不自觉地把“资本”这一特殊社会关系及其宰制的社会生活现实当作了永恒不变的前提。因此，“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而这里所谓的“德国现实”和“物质环境”，也就是指蕴藏着德国思辨哲学生成的全部奥秘的现代工业实践及其决定的社会结构。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对德国思辨历史哲学的彻底批判，在于从对纯粹哲学的直接批判，转到对现代工业实践及其决定的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分析与批判。显然，马克思所实施的这种批判，不仅对德国思辨历史哲学作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即从根本上揭穿了思辨历史哲学关于观念、思想支配人类历史的神话的秘密，而且还向人们展示了科学地审视一切历史活动的坚实地平，即人们赖以生存、发展以及从事一切精神活动的前提——现代工业生产实践及其对整个社会乃至世界历史的组织方式。基于此，马克思阐明了自己提出的崭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于是，一条“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即：始终根据对“现实的历史”（尤其是现代资本生产组织方式）的分析批判来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崭新历史哲学理路被开辟出来，并由此将历史性地展开的“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提升成了分析和把握全部历史现象的“普照的光”。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划时代贡献。
其次，马克思将历史性地展开的“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确立为理解和把握人类历史的“普照的光”，是基于对具体的生产实践（即现代工业生产实践）及其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总体的系统剖析和历史性批判（即“资本批判”）来实现的。显然，这与那种从纯粹实践概念（即非历史的一般实践）出发对“过去”展开一般性经验回溯与逻辑追认，并由此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进行抽象演绎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说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旨在从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整体变革的高度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与趋势，那么，“资本批判”则作为逻辑前提规定着马克思具体审视和揭示历史发展规律与社会整体变革的理论视域，并由此历史地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问题域与理论场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创立了一种打破哲学与其他具体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的界限的全新历史哲学形态，即将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与历史价值论“历史性”地关联在对人类实践、特别是现代工业实践的科学理解之上的“历史科学”。质言之，借助“资本批判”祛除笼罩在历史哲学之上的“独立的哲学外观”，进而植根于“现实的历史”去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超越传统思辨历史哲学并实现历史哲学变革的关键之点。
由此，马克思不仅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彻底的系统批判，而且还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理解”凝练成了审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中介或钥匙。所谓“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著名命题，就是马克思对其将“资本批判”作为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理论视域并由此实现历史哲学变革的枢纽的集中表达。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一方面，通过“资本批判”，可以找到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考察之点”，即“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另一方面，通过“资本批判”还可以发现：“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即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趋势“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显然，离开了“资本批判”，马克思不仅无法探索和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且更无法深入“现实的历史”去理解和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而彻底超越“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并完成历史哲学变革。换言之，正是借助于“资本批判”，即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系统解剖与批判，并由此廓清传统思辨哲学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历史观上所制造的重重观念迷雾，马克思才得以对“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暨“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何以可能”这一时代课题作出科学的回答。
综上所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内容，不仅包括一般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讨论的那些仅仅属于历史本体论范畴的内容，即对历史过程的发展规律及趋势的揭示，而且还包括对分别属于历史认识论、历史方法论以及历史价值论范畴的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因为，“资本批判”所赋予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内容，不仅大大超出了传统观点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所包括的内容范围，而且还借助“资本批判”这一枢纽，将其全部内容历史性地关联在一起，使之成为跟随现实历史进程的具体变迁解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暨“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何以可能”这一现时代课题的开放性理论体系。这也是我们主张和强调“资本批判”构成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的枢纽的理论依据之所在。
三、“资本批判”：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新”之所在
马克思历史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历史哲学形态，主要在于其始终以“资本批判”为理论视域，并由此锁定对“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暨“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何以可能”这一时代课题的科学解答，进而探索和阐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可以说，马克思历史哲学超越传统西方历史哲学的关键之点及其“新”之所在，正是由“资本批判”这一理论视域所赋予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加以理解和把握：
第一，“资本批判”明晰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立脚点。马克思在“资本批判”这一理论视域中审视和解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暨“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何以可能”这一时代课题，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18世纪以来人们所说的“市民社会”）看作一个暂时的、历史的经济社会形态，并通过对这一特殊社会形态的历史性批判来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而不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西方传统思辨历史哲学那样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种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态，并由此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历史规律提升为超历史的“一般历史规律”。而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将其理论的立脚点，从西方传统哲学所立足并为之展开系统理论辩护的、以私有财产为核心内容的“市民社会”，转到了以“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内容的“人类社会”。马克思历史哲学作为一种新历史哲学形态的“新”之所在，首先就在于立脚点之新，即把立足点从“市民社会”转到了“人类社会”。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在这里，马克思虽然只是针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缺陷谈及了新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的不同，但从其整个著述构成“艺术的整体”角度看，他所谓的“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也就是其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立脚点。可以说，正是1843年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开启，马克思才得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明确为“人类社会”；同时，也正是随着“资本批判”深入系统的展开，马克思才得以彻底扬弃超历史的思辨历史哲学思路，将其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立脚点扎根于“历史性”地展开的“人类社会”。质言之，正是“资本批判”将“人类社会”明晰为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立脚点。
第二，“资本批判”赋予了马克思历史哲学新的思维方式。通过“资本批判”，马克思不仅发现了“人类的历史”与工业和交换的历史发展的密切关系，而且发现了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实践构成人类的根本存在方式，由此提出并阐明了人类及其历史发展以及人类对历史的理解都是以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基本观点。对马克思来说，人类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实现了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历史的全部奥秘都蕴藏在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中以及对这个实践活动的理解中。质言之，把社会历史当作感性的人的实践活动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统一展开去理解，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即学界所谓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一哲学思维方式，显然是对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以及以经验实证原则为内核的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超越和变革，因而也是马克思历史哲学作为一种新历史哲学形态问世的重要标志。
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这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变革得以完成的契机和条件何在？这是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意义的前提性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所提出的实践观点思维方式，不仅强调从人的实践活动的革命的、批判的意义出发去理解各种历史现象，而且更在于强调“实践的观点”，即把对一定时代的实践格局的科学理解作为理解人及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发展变化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即始终依据“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的历史性展开来描述和揭示人类历史过程及其发展规律。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对人类的实践活动有过深入的分析和理解，但由于它们始终没有超出理论活动的范围，而一直未能科学地解决自然和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因为，整个传统西方哲学始终是在精神或观念的范围之内来理解和规定实践活动，不仅未能看到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尤其是现代工业实践对于“我们的周围世界”（即由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彼此制约与互动过程所构成的现实历史）的生成和发展的基础性地位，而且更未看到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形式规定对于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的前提性意义。如上文所述，马克思历史哲学之所以能够超越“超历史”的“一般历史哲学”，就在于它借助深入系统的“资本批判”，即对现代工业实践及其社会组织方式的历史性分析与批判，从“历史的深处”发现了“人的实践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构成为人类理解全部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依据这一理论硬核。也就是说，马克思将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作为其历史哲学审视和把握社会历史现象的思维方式，是以其系统深入的“资本批判”为契机和前提条件的。
第三，“资本批判”形塑和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视域。马克思借助于“资本批判”来审视和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意味着彻底超越从对“过去”的一般性回溯与逻辑追认或仅根据“过去”的“史料”中来发掘历史的发展规律及趋势的传统思辨历史哲学，转而通过对作为历史的“现在”的“现代社会”的“正确理解”，去透视作为历史的“过去”和“未来”的人类实践的时空结构及其“历史性”内涵。而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历史哲学形成了与那些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种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态的传统思辨历史哲学完全不同的理论视域。因此，可以说，正是“资本批判”形塑并构成了马克思探索和发掘“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理论视域。也正因为如此，“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经由纯粹哲学内部的概念逻辑演绎而出场的，而是以科学地分析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发掘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为出场路径的；同时，这也就把历史哲学的问题意识，从纯粹填补理论研究的“空白”转到了对以资本的“抽象统治”为轴心的现实世界的实践批判。显然，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将他们所创立的“哲学”规定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即“历史科学”，是内在地高度一致的。可见，唯有重返和联系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才能真正洞悉马克思历史哲学的丰富内涵及其变革意义。
第四，“资本批判”锻铸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范式。马克思借助于“资本批判”对历史哲学的立脚点、思维方式以及理论视域的更新，最终锻造出了一种严格区别于“体系哲学”的新历史哲学理论范式，即，通过深入系统的“资本批判”探索“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并从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整体变革高度去解答“资本主义向何处去”暨“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自由解放何以可能”这一时代课题的“问题哲学”。从传统一般的哲学观层面看，马克思的理论探索是一种以“非哲学”方式去求解“非哲学问题”的努力，因而是对哲学的彻底拒斥和否定。但是，从马克思关于哲学只是现实世界的“观念补充”的观点看，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则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实践”（阿尔都塞语），即，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哲学于哲学内部调和哲学与现实世界的矛盾的“体系哲学”范式，转变为了从社会历史深处解答现实世界所提出的时代课题并由此规定哲学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哲学”范式。这种哲学范式，虽然也有“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但是它始终要求联系“现实的历史”来理解和把握经由“抽象”得出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以避免将这种“概括”了解为“适用于各个时代的药方或公式”。正因如此，马克思历史哲学在理论形态上不再表现为那种以“科学的皇后”或“科学之科学”自居的“独白”式纯粹哲学，而是表现为以“时代问题”来融通各种学科视野的“资本论”，即在多学科“复调”语境中解决“时代课题”的“超学科”历史理论。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的理论定位，不过是对其理论学说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范式的“宣告”。而这也就表明，“资本批判”不仅是马克思真正把“哲学”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的具体体现，而且是马克思哲学观变革的根本标志。因此，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理论范式之“新”的理解和把握，也有必要联系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来进行。
综上所述，“资本批判”不仅赋予了马克思历史哲学以“历史性”的丰富内涵，而且提供了其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的契机和条件。因为，只要人类实践的时代格局仍然处于资本支配一切的时代范围之内，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理论视域——“资本批判”，就仍然构成人们致力于超越和摆脱资本的“抽象统治”的各种社会实践以及建构新的文化理念所无法绕开的思想资源。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 也就是说，只有重返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才能真正领会和把握马克思历史哲学变革的深刻内涵及其理论实质，进而开掘马克思历史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历史哲学形态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
文章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文章作者：胡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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