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刚 | 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
白刚◆文
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通过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来建构的。而这一建构的具体过程，则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打破青年黑格尔派的精神幻象，瓦解资本主义存在的意识形态理由，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完整观念”；又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打破古典经济学家的实证主义幻象，瓦解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学理由，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来实现的。正是在对“意识形态之谜”和“资本之谜”双重破解的基础上，马克思揭开了“历史之谜”，从而建立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最终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从“观念”到“现实”的展开。
——白刚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按恩格斯的理解，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既发现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又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据此，历史唯物主义有了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广义”和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特殊运动规律的“狭义”之分。实际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正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运动规律揭示的基础上的。在此意义上，卢卡奇强调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而这实际上也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要义所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决不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而是建立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的。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才“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而建立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而马克思这一“历史科学”的具体建构，实际上是在对“意识形态之谜”和“资本之谜”双重破解的基础上，进一步揭开“历史之谜”而实现的。
一、批判“意识形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观念”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那么，《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在“观念上”的“完整说明”。对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强调：当 1845 年在布鲁塞尔时，“决定共同阐明我们（与恩格斯———引者）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正是通过对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彻底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才在观念上与唯心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真正确立起了自己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按马克思的理解，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体系，“被人打扮成在世界上对现实产生作用的东西”（阿伦特语）。所以对马克思来说，意识形态有时会向社会制度中的人们掩盖制度的真实运行状况，使他们不能深入地认识制度表象后面的实质。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实际上支撑的是一种幻象。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主要代表的德国哲学，颠倒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以纯粹思想批判代替反对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哲学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和否定这种“意识形态”，力图把被它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揭露那些在试图表明资本主义是正义的，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虚假的经验信仰”。在根本而重要的意义上，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持一种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迷梦”。虽然他们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意识哲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他们在无情地揭露他们老师的缺陷之后，自己随即也陷入更为糟糕的幻觉之中———只是在同现实的影子作哲学斗争，而不关注社会现实本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直接概念、它们的“规律性”，虽然同样必然地从资本主义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然而却掩盖了真正的现实。它们都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代理人所必然具有的思想，但在它们当中并通过它们被认识的客体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而是它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作用在于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表现为超历史的本质。因此，“只有揭去这层面纱，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及其后继者，“只是在表面上让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精神去创造历史 。因为绝对精神只是事后才通过哲学家意识到自身是具有创造力的世界精神，所以，它制造历史的行动也只是发生在哲学家的意识中、见解中、观念中，只是发生在思辨的想象中”。而实际上，我们要想彻底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超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辨想象”，就必须深入研究人类历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这一历史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要想认清意识形态，就必须研究人类历史；而只有真正把握了人类历史，才能认清意识形态。全部意识形态的虚假幻象都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意识是扎根而不是独立于历史的生活之中的。因此，马克思从现实生活入手，彻底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种“概念神话”和“精神幻象”。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要瓦解和破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不仅仅是虚假的，而且它的这种虚假性在维系作为某种社会制度的社会形态方面还发挥着某种特定的社会功能或心理功能。因此，把“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历史生存状态通过各种文化的、政治的手段无意识地演化为自然生存状态，并在其中悄无声息地抹去了批判反思的种种可能性”，就成了“一切意识形态的最大阴谋”。在一定意义上，资产阶级运用意识形态欺骗无产阶级、抵制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什么纯粹的局限性，而是它在资产阶级历史科学中显示出来的资产阶级真实阶级本能的表现，因为对资产阶级来说，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就意味着自杀，反对历史唯物主义才有出路。所以，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透视和揭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虚伪的神秘面纱，看到其与真相不一致的虚假性、虚幻性的一面。只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被消解了，资本主义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虚假的观念理由。但意识形态的一切产物和形式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想”等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意义决不是纯粹的科学认识手段，而是行动本身：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因此，为了彻底批判意识形态，有必要提出一个完整而科学的、具有现实性的社会和历史概念，以便为其批判力量提供更坚实的基础。这就是为何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最终会明显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构建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所在了。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还缺乏对意识形态根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历史分析，而这一具体分析恰恰对解释意识形态现象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后来正是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资本之谜”而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所缺失的这关键一环。
二、揭示“资本之谜”：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基础”
《资本论》在本质上就是一部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因为“历史唯物主义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经济结构的一种理论”。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做的工作，既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意识的体系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发展之架构”的分析和揭示。在马克思看来，不仅满口喊着震撼世界的词句的“思想勇士”———青年黑格尔派被“意识形态”所蒙蔽，就是重视经验和实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在劫难逃。古典经济学家从“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出发，倾向于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制度是天然的。在他们看来分工、资本和信用这些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范畴都是不变的、固定的、永恒的。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存在的思想领域里的“意识形态之谜”，就转化成了现实领域里的“资本之谜”。对马克思来说，《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批判”在现实领域的进一步延伸。而只有在现实中揭开了“资本之谜”，才能在观念上真正破除“意识形态之谜”，进而揭开“历史之谜”。
在《资本论》的开篇，马克思就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但在马 克思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商品的本质 ，却不仅仅是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而是物与物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对此马克思强调：乍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满足人需要的平凡而又简单的东西，但实际上，它却是一种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很古怪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并作为商品出现，就成了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其原因何在？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但看到了问题，而且揭示出了问题的奥秘和原因。商品形式的奥秘就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这里，体现了人们真实社会关系的商品，却在人们面前采取了虚幻的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形式。在宗教的世界里，人受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而在商品的世界里，人又继续受他双手的产物的支配。而作为商品世界的完成形式———货币，同样是用物与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以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马克思把这称为“货币主义的幻觉”，“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所以，货币的真实本质，依然是在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中。
在马克思这里，理解了商品和货币的本质，只是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初步，还必须理解作为支撑资本主义社会之基点的“资本”。因为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资本产生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在此意义上，要想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理解资本。马克思正是透过对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关系本质的揭示，摆脱了资本“物化”的表象，深刻抓住了其人与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本质。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看到了“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关系。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是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而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还用形象的比喻对资本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进行了说明：“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对此，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时也强调：“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在这一意义上，资本本质上就是一种“颠倒”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开蒙在资本身上的神秘面纱，将这种“颠倒”的社会关系再颠倒过来，还原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从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时就指出：“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来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而马克思要求我们不是模仿古典经济学家，用“隐身帽”来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而是超越古典经济学家，把真正的“妖怪”（资本）捉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关注事物的表面现象，在这个层面上它虽然包含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内容，但它从未深入探究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含义以及它产生的历史环境。马克思的“艰巨任务就是要超越拜物教，不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幻觉，而是要分析它的客观现实性”。对这一任务，经济学家们主要是采取“公平交易”的路径，而马克思形成的却是一种批判的理论：采取一种调查研究的模式，使其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结构，并以完全不同的社会和物质关系为基础，提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区别于古典经济学之“实证主义”的“批判的实证主义”。在马克思“批判的实证主义”视野中，“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在此前提下，我们才能“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而只有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当物质生产过程即社会生活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并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资本才会把它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由此可见，马克思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揭示了人们的行为被抽象的资本力量所控制的程度，以及人们长期处于拜物教所建构的统治风险中的机制，从而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因此，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反，在“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此，恩格斯强调：“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 ，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这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之谜”的历史解答，也是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完整的“经济学表达”。而正是这一“经济学表达”，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确立了最现实的基础。
三、破解“历史之谜”：建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曾很形象地批评李嘉图把人变成了“帽子”，批评黑格尔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而马克思为自己确立的任务就是把“帽子”和“观念”重新恢复为“现实的人”。通过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资本之谜的揭示，马克思向我们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不是某种为人所愿望的“善的观念”，也不是原始朴素的“经济人”的重建，而毋宁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观察到的经验的、现实的个人。但如果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仅仅把“人”从那些震撼世界的词句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解放”不是思想活动，而是一种历史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生产状况以及交往状况促成的。因此，马克思强调：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批判的“实证科学”才是历史唯物主义开始的地方。
作为新的批判的实证科学的历史观之革命性就在于：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在此基础上，我们说唯物史观如果不具备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性因素———生产力和革命群众，尽管这种“历史观念”已经表述过千万次，那么这对于实际的社会历史发展也没有任何意义。所以马克思批评：“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进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实际上，在马克思这里，资本主义决不是什么非历史的普遍、必然、永恒的存在，而是人类历史发展变革的产物：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在此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建立在打破资本主义普遍、永恒存在的意识形态神话、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对此韦尔默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摧毁了关于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之间联系的性质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幻觉”，揭开了掩盖着等价交换制度、从而也掩盖着“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制度 “非暴力的假象”。正是马克思这一釜底抽薪式的致命一击，彻底瓦解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的天然基础。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都是通过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来实现的。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为此，恩格斯认为正是这种“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才使至今统治着人们的周围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控制和支配，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真正的和自觉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又强调：“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因此，“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只有在此基础上，“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实际上，资本自身运动的逻辑决不允许任何回到一种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公正 ———以自由平等的个人之间的协定为基础的合法性的自然权利原则意义上的公正———的社会秩序的企图。毋宁说，这种逻辑释放了一种原动力，它一方面引起了资本的集中、经济危机和大众贫困，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两者都只有通过超越资产阶级财产秩序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得到合理的控制。只有在此基础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也才能开始。而“自由王国”的开始，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实现。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一套类似于“万物出于原子”或者“上帝并不存在”这样的关于宇宙的声明，它在本质上是一项探讨“历史性的动物”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为此马克思强调：历史是能动的生活过程，不是唯心主义者认为的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也不是经验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而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实践活动过程，所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对此，恩格斯指出：旧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而这正是由马克思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并在《资本论》中最终完成的。因此，恩格斯才强调：《资本论》对于工人的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资本论》的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资本论》成了“工人阶级的圣经”。在此意义上，《资本论》无疑是 “向资产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马克思语），这一炮弹最后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也因此，列宁才强调：“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由此可见，《资本论》决不仅仅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的具体应用，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建构过程中“质的飞跃”，《资本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成。从《德意志意识形态》走向《资本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必然之途。
文章来源：《长白学刊》2015年第7期。
文章作者：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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