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苦索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之旅——要善于做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我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引起辛酸苦楚回忆
由辞书专家高增德主编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1986-1991年编就,1994年5月由书海出版社出版),按学科分类简介了我国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学有成就的数千名专家。书中第429页政治学类给我戴上了两顶桂冠:“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当今我国,通常只有担任副部长级以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深广研究而且成果丰硕的极少数人物才被媒体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只是一个民间学者、平民教授,怎么能在“政治学家”之外,又另加上一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桂冠呢?在这本大型辞书中,这也是绝无仅有的稀奇现象。辞书不是只给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头衔,而是在约1200字的释文中简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理解。事隔13年之后,即2007年9月1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北京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和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共同举办“高放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时,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前主任、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赵曜教授在会上致辞中这样说:“高放教授既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知识,以及对现状的了解与研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个领域,说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为过,是毫不夸张的。”“我们党一向倡导,在学术界要提倡学派,不搞宗派。但是,真正形成一个学派并不容易。从高放教授的渊博学识、独树一帜的学术思想和观点,以及培养出众多的追随他的学生和弟子,可以说我国学术界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高放学派。”①从20世纪90年代有的辞书称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到新世纪又有学术界的权威学者说:“我国学术界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高放学派”,这种过奖和过誉真使我感到不安和惭愧,同时也引起我辛酸苦楚的回忆。
回想起我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从上中学到上大学怎样艰苦地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1949年起怎样自豪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研工作,可是在1957—1958年却被认为深受修正主义影响,遭到猛烈批判,险些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更进而被造反派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进行残酷斗争;直到90年代初和新世纪初仍然有人给我乱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抚今追昔,真是悲喜交集,感慨万千!看来在当代中国,要做一名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真是千难万险,自己务必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潜心埋头苦干,不懈艰苦奋斗,能够经受多种风浪的痛苦考验,善于在磨练中苦心孤诣,不求闻达,执着前进,最终才能苦尽甘来,为完整、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且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献出自己的成果。
另一件感到欣慰的事是,1988年和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两次邀请我赴港讲学时,均称我为“中国大陆杰出的思想家”。最近作家黄彦同志在《黄彦序跋文论集》中收录了由他撰写的《高放印象——一个真正思想家的剪影》。文中引述了《中华辞赋》编辑部三个负责人(即总编辑黄彦、编辑部主任董玉华、副主任刘煜立)于2010年12月13日中午来寒舍交谈的情况以及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文中这样说:“高老师侃侃而谈。宏观方面听他讲了对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展变化的新见解,中观方面听他讲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新方案,微观方面他讲了国际妇女节起源的新考证,纠正了‘三八’国际妇女节起源于纪念1909年3月8日芝加哥女工斗争的错误说法(实际上起源于纪念1908年纽约女工的斗争)。”“从高放家出来,我的第一句话即说‘这是一个堪写大传的主角(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旗帜性人物!’刘煜立则脱口说道:‘我感到的就是两个词:眼睛、心灵。简言之,高放老师的思想是时代的心灵和眼睛!’董玉华更感慨言曰:‘像高放这样博大深沉的思想家实在是越来越少了!’”黄彦同志的文章接着写道:“我所以仍循初衷题目印象,非为只记感性表象,恰恰因为若欲入髓透析高放的渊源理论或思想,绝非区区几千字可能尽述的,权用印象作为引而不发的序曲,以期引起各界对高放一系列学术思想的高度关注;就是说此文仅是一剂‘引子’。”黄彦在《高放印象——一个真正思想家的剪影》这篇长文中概述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同我的交往相知以及他与学界众多知友相比较之后,竟得出这样的结论:“高放是世所罕见的集卓异的高才、颖异的高品、迥异的高深三全其美的大师和大思想家。他是一个当以大传记之的人。”
作为民间学者和平民教授,我只是一个敏于思考一些问题、敢于提出自己一些理论见解的思想者和理论工作者,远远够不上理论家和思想家。贵刊开辟“思想者之旅”这个栏目可以说是独具慧眼,用词朴实,形象生动,很有意义。承专栏编者多次诚约,我想把自己一生苦索马克思主义的行旅经历,划分为几段旅程,把我艰苦、痛苦、苦心孤诣、苦尽甘来的思想变化和发展的轨迹,分述如下,这对于学术界同仁和年轻的后学者兴许还有一些教益。
二、我怎样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于1927年正月初三(2月4日)出生于福州市一个普通职员之家。我父亲在清末新政时期当上当时很时髦的警察,1908年他20岁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参加了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福建光复活动,1912年4月孙中山到福州访问时他参与欢迎并且合影留念。由于他只有相当于初中的文化程度,所以平生只是辗转在机关和企业当职员。其间也曾一度失业。1946年我高中毕业时,他还是热望我上大学学习工厂管理,将来总能保证有就业机会。可是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我终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加上父亲一度失业,小学六年我不断转学读过六所学校,中学也念过两所。1941-1946年我在福建省最著名的一所教会中学——私立福州英华中学从初二读到高中毕业,为我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我影响极大。那时,我最早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当时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要用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来观察社会问题。那时,我特别喜好文学与写作。从初中三年级起就在班级主办的壁报上登出文章,到高中二年级时进而在社会报刊上发表散文、新诗和杂文。读毕《共产党宣言》,我就为高中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刊物撰写《何谓实业家?》杂文。以往我只知道社会上有富人与穷人之分,读过《共产党宣言》后我才明白在我们身边就有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鲜明对立。这篇文章当时还得过奖。不过当时处于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在闽北边远山镇读书的高中生还不清楚国共两党的对立。所以初读完《西行漫记》后只是初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英勇斗争的事迹,内心感到由衷钦佩。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英华中学从顺昌县泽口镇迁回福州市原址。这时读到黄炎培著述的《延安归来》以及上海出版的《民主》、《文萃》等进步刊物,思想大为震动。我曾写出《从此走向远方》的新诗,发表在报纸副刊上,表达了我向往北国远方延安的情愫。1946年6月我从英华中学高中毕业后,即与多名同班同学结伴乘坐“舟山”号轮船到上海报考大学。在沪参加过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的闻一多、李公朴以及为民主事业献身的陶行知的追悼会,还参加过我极其崇敬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和祭奠活动,政治思想上有很大提高。这时我的志愿是将来当新闻记者兼业余作家,为人民的苦难与幸福而呐喊和讴歌。我没有遵照父亲的嘱咐去报考工厂管理专业。我有幸成为上海暨南大学新闻系第一名录取生,然而我更向往第一流的北京大学。进北大后即接触到与地下党有联系的进步同学,他们借给我解放区出版的土黄纸印刷的《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读后大开眼界,极想奔赴解放区投身革命。1947年2月我私自找到当时军事调解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表示愿意随他到延安去学习、工作。可是叶剑英却要我继续在北大学习并参加学生民主运动,他说解放区目前需要的是医务、工程技术人员,学文科的在国民党统治区有很多事情可做。1947年6月我被吸收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并担任北大第四院“民青”支部书记。暑假期间,我从清华园买到莫斯科出版的精装中文版《列宁选集》(至今我还保存着这本厚书),猛读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和列宁主义要点等都有了明晰的了解。暑假中还读到《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苏联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也有了系统认识。秋后在北大政治系所学,只是死啃英文原版政治学原理,深感太脱离中国实际;同时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我很想到前线当随军记者,报道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景象。1948年1月25日,我终于离开北大,与好友结伴经天津南下,冒险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到晋冀鲁豫边区投身革命了。北大既有蔡元培开创的自由、民主的优良学风,又有李大钊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传统。我在北大学习三个学期,终于告别了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
我到河北山西交界的武安边区招待所后,领导人对我说:这里离前线很远,不可能送你到前线当记者,还是先送你到山西长治北方大学学习。在解放区的北方大学习半年,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讲课,学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还到附近村庄参加土改的宣传工作。1948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与晋察冀边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这两个边区的两所大学——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也合并为华北大学,地点设在河北正定县。我们是背着背包从太行山上一直行军到河北邢台。在邢台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又向北部行军到滹沱河畔的正定县。这时我本来已被华北大学文艺研究室主任艾青录取为研究生,可是却被著名学者何干之看中,把我吸纳入他直接领导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组为研究生。这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志向,从原来设想的将来当记者兼作家,改变为当学者和教师。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何干之老师直接指导我们四个研究生学习10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旨在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论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论著。先个人自学并写读书笔记,再小组集体讨论,后由老师进行辅导解答,并且批阅我们写的学习心得体会。晚上我们是在只有两根灯芯的昏暗的小油灯下读书并写笔记的。同时按规定,我们还学习列昂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和党的方针政策文件,每天读《人民日报》连同讨论一小时。还到附近农村调查访问,参观抗日战争时期地道战遗址等。在解放区学习的最大特点就是艰苦奋斗,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学习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问题。
由上述可见,从1946年10月到1949年3月这两年半时间内,即我从19岁到22岁之间,我先后就读三所大学(北京大学、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速成了从大学到研究生的历程,在人民民主革命的热潮和烽火中,我终于磨练成有基本理论素养和实际锻炼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我在马克思主义教研工作岗位上的曲折变化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后,华北大学从河北正定迁进刚解放的故都,招收大批新生,为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我于3月5日随华大队伍进城,从此提前结束了研究生学习,调任华大二部学习助理员(即助教),协助我的导师何干之教授做学员的学习辅导工作和管理工作,开始了我从事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作的新时期。作为学习助理员,我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学员讨论,拟定讨论题目和重点,解答学员们提出的书本中和思想上的各种疑问和难题,批阅学员们写的学习笔记和体会心得。由于我在老北大、新北大(北方大学)和新华大较为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我做学习助理员工作较为得心应手,应付自如,颇受学员好评。当时我还兼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分总支宣传委员工作(我的团龄和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都从1947年6月我在老北大加入民主青年同盟算起)。1949年8月间《人民日报》发表多篇讨论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的文章。我学习、思考之后也写了一篇3000多字的文稿投寄给编辑部。当时有人认为“群”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日报》于8月25日摘登了我的文稿,用《“群”是有阶级性的》为标题。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理论文章。
9月底,华大二部师资班学员毕业分配工作做完后,我参加华大新中国成立大典队伍的培训,连续几天排队操练队列步伐,准备在新中国成立大典上接受中央领导人的检阅。10月1日下午我站立在天安门广场正当中,亲历了新中国成立大典的全过程,这是平生无上光荣、无比兴奋的头等大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创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的正规的中国人民大学,为国家培养急需的财经、政法干部,准备邀请一大批苏联专家到校讲学,系统传授苏联经验。为此华大当即成立俄文大队,抽调500多年轻干部集中几个月时间突击学习俄文。俄文大队共分1 1个班,我先后在八班、九班和一班担任助理员,一方面与学员一起每天上午听俄文课,下午自学、复习,另一方面负责全班的政治学习,还兼任青年团支部书记工作。尤其是在组织学员学习党的政策和报刊时事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12月30日,经俄文大队九班党支部党员大会讨论,一致通过吸收我为中共党员。这是我自1948年初到解放区投身革命后,经过两年时间刻苦努力和各种考验所取得的进步。1949年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全面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大喜之年,也是我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正式成为自觉先进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大喜之年。
1950年3月,我从俄文大队调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法律班继续担任助理员,照样负责学员的政治学习和行政管理工作。7—8月间,学校派我参加广东招生组,赴广州和海南岛招收人大第一批学员。回京后我即被调到人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担任教员。这是学校领导对我自1949年3月进城后当助理员一年半工作的充分肯定。195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办时,按照苏联经验,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是全校首席教研室、首要教研室,负责全校各系科的首要一门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的名称就叫马列主义基础,内容是系统讲授苏联共产党党史,以苏共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本教材,以列宁、斯大林著作为依据。最初全教研室只有20多个教员,我是最年轻教员之一。我们首先听苏联专家讲授,然后经过自学消化吸收,并且结合中国实际写出讲稿,再对学员讲授和解惑。由于我在老北大当学生和在华大当研究生时已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著作,又有一年半当助教的经验,所以我的教学效果良好,很受学员欢迎。我们感到作为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只讲苏共党史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主动增加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巴黎公社、第二国际的内容,以与苏共党史相衔接。连续六年边学边教,系统的理论教学使我感到学术水平有很大提高。1951年3月18日是巴黎公社革命80周年纪念日,我为学校的科学讨论会提交了《从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吸取镇压反革命的经验教训》的学术报告,这是为紧密配合当时国内镇压反革命运动而写的。这是我开始执教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第一年就完成的第一篇学术研究成果,在校内外公开发表后,获得各方面好评。随后我年年都在教学之余撰写论文。1954年,为配合宣传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我在全校科学讨论会上发表《论我国过渡时期工农联盟问题》,获我校第一次颁发的“优秀科学论文”乙等奖,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发行6万册,这是我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论著。这一年学校开始正式评定教员职称,我被定为讲师(此前一律称教员,这是按老解放区的传统)。1956年,我又提升为副教授上报教育部待批。这时我是全校4门政治理论课(其余3门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最受学生欢迎的4个年轻教员之一,当时号称我校“四大金刚”之一。
1956年是我执教后政治思想发生重大震动的一年。同时猛烈批判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严重错误;10月间,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当时对南斯拉夫实行的“工人自治”也有不同看法。这些国际大事激发我深沉思考。我认为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路线比以前斯大林的“三战”路线是适应新时期的一大进步。斯大林在二战后奉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热战对抗(如朝鲜战争)、冷战对峙,对资本主义国家主张内战夺取政权。我当时认为,把热战对抗、冷战对峙和内战夺权改变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可以说是方针的新变化。而此前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过渡的设想,知者不多。我当即就依自己细读马列原著,赶写了一篇《列宁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计划》的论文,发表在我校创办的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教学与研究》1956年6月号。但始料不及,这篇文章给我带来了大冲击、大波折,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这一变化从正面、积极方面来看,使我懂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重要性,使我深切体会到待人接物要和蔼诚挚,不可盛气凌人,更不能不顾情面恶语伤人。从负面、消极方面来看,使我从原来的敢想敢说、直言不讳,转变为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一切按照党的文件照本宣科,不敢去独立思考。正好我们党从1957年起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转向“左”的方面,而我则不敢再有任何怀疑。在1958年以后的教研和实际工作中,我都忠实地贯彻了“左”的路线,都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举措、新创造,在1963-1964年,中苏两党进行总路线大论战时,我在课堂上大力宣讲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大力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我还应邀在北京市历史学会、解放军政治学院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单位大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
即便我紧跟“左”的步伐,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我还奋笔疾书批判“三家村”的文章,可是“文化大革命”大浪冲进学校后,我即被造反派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漏网右派”揪了出来,多次被抄家,把我的所有讲稿、文章、笔记本、照片等等都抄走,希望从中查找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证据。我写过《列宁论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计划》一文,被认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大毒草”,红卫兵逼迫我交出150元的稿费,供他们作为革命活动经费;我还被多次揪去低头弯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多次被游街示众。在清查阶级队伍阶段,造反派还派人到我家乡福建,用“逼供信”手段,拿到我在英华中学师友的旁证资料,硬说我曾经担任过高中三年级三青团区队长的职务,诬陷我为长期隐瞒重大历史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在半夜三更把我从家里揪走,对我拳打脚踢,还用木棍狠打双腿,逼迫我交待所谓的历史反革命罪行。“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受了有生以来第二次大冲击的考验。
“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异常现象,促使我不得不去深入思考很多问题。“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我们国际政治系整个并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我在北大从1973年至1978年又教书5年。当时受“左”的路线影响,在课堂上和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文稿散播了很多“左”的观点,至今都感到歉疚!当时也深感党内高层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在课堂上只能巧妙地借古喻今,如说法王路易十五宠信纵容妃子,结果打了败仗,实质暗指江青一伙胡作非为、祸国殃民。我这样敢想巧说,是费尽心思,甘冒风险的。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我喜不自禁,眉飞色舞,心潮澎湃,斗志昂扬,立即投入批判“四人帮”的热潮,在课堂上和文坛上口诛笔伐,双管齐下,批判他们歪曲历史,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谬论。
四、改革开放以来重新理解、切实运用马克思主义
1978年3月,中央决定恢复中国人民大学,我们国际政治系原班人员又从北大回来,重整旗鼓,重新创业。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我们兴高采烈,格外尽心竭力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复查了过去对我的批判和处分,予以彻底平反昭雪。实践证明我过去受批判和处分的那些思想观点都没有错谬,而且正是我敢于独立思考认真探索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表现。这一年我开始招收正规三年制硕士研究生,1980年我被评为全校先进工作者,1981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破例评定为全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我当时还是副教授,因中国人民大学刚复办不久,尚未评出正教授上报),1982年北京出版社出版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获北京市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1983年我应聘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我年年有喜事,有大事,但依然并非一帆风顺。由于我坚持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不断发表新见,仍旧屡屡遭到根深蒂固的“左”的势力明枪暗箭的打击。如前所述,1956年,那时我年轻气盛,敢想敢说,直言不讳;1957—1958年遭到第一次打击后,我变为不想不说或者不想直说,不敢独立思考;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第二次打击后,我又变为敢想不说或者敢想巧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已过“知天命”之年,总结自己人生经验,我应该成熟一些,力求做到善想善说,善于应对各种风雨的冲击。所以近30多年来,我在风雨侵袭中毅然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征途上奋勇善对,匍匐前进。
1978年以来,我痛定思痛,痛定思改。首先我要消除以往尤其是1957年以来我自己所受的“左”的流毒,同时要总结国际共运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重新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我主要在当今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析当代国内外大事这两大问题上,提出了很多经过自己独立研究、深刻反思的新见解。以下分别简要述及。
关于如何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这个大问题,第一,要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1950年7月,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给马克思主义下了这样的新定义。他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我从1950年开始讲授马列主义基础这门课程起,长期一直引用这个定义,当时认为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和包含内容作了最全面的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认为斯大林的这个定义涵盖过于宽泛,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包罗万象的科学,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了,成为类似“黑格尔的迷宫”。在具体分析斯大林定义这四句话六十六个字过于宽泛之后,我提出更简明的只有一句话的马克思主义的更新定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或者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表述: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
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列宁于1913年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名著。我认为这是列宁研究马克思主义独到、独特的体会,对我们认清马克思主义很有帮助。可是改革开放以来却有人对列宁的提法甚至对中译文提出质疑。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只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个组成部分,哲学和经济学不过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可以包括在科学社会主义之中。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不是来源于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来源”应该改译为“三种史料”。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所要解决的不同问题,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确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三个来源本身也是实践的产物,含有科学真理的成分。至于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哲学,或者是政治经济学。我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为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达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才能达到每个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哲学是从自然、社会与思维发展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来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奠定坚实的两大理论基础。我还认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在三大主要组成部分之外,还包括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军事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等十几个组成部分,与之相对应,也有十几个思想来源。
第三,我主张当代应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要求,应加强对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以往受苏联模式影响,机械理解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长期以来硬把马克思主义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门科学,分别进行教学与研究。这样把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以致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学过这三门课程之后,仍然说不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何物。当今高等院校虽然已改变为开设一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但是其教材内容依旧是三个组成部分的浓缩。我主张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必须另立新的教学与研究的体系,即以人的解放为主线和轴心,分别说明人的解放问题的三个层次:一是人的解放问题总论:何谓人的解放?人的阶级划分,从古至今阶级划分的变化和人的解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无产阶级解放与全人类解放以及与个人解放的关系。二是人的解放要遵循自然、社会与思维发展的规律,要遵循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要遵循社会主义变革、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要遵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建设和执政的规律。三是人的解放要分门别类地解构为工人解放、农民解放、民族解放、妇女解放、知识分子解放、中间阶级解放、剥削阶级解放等问题。
第四,我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另写了恩格斯主义。我认为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自己独立的、创新的贡献,理应确立恩格斯主义。我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不是一个主义,而是两个主义;这两个主义既一脉相承,有内在紧密联系,又两相区别,有很多不同之处。经我考证,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两词起初都是反对派开始使用的,马克思与列宁生前都不同意这种提法。在他们两人去世之后人们才从褒义上广泛使用这两个词,表明要学习他们的理论遗产。从1924年7月共产国际五大起才把这两词用连字符连结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是两个主义的连结词;可是自1925年1月此词译为中文时就简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更简化为马列主义,故此人们都以为马列主义是完全一致的一个主义。马克思主义形成于19世纪40—90年代的欧洲,列宁主义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两者都旨在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这是其一脉相承的共同点。但是马克思主义主张首先由英、法、德、美等西欧北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带头实现社会主义,然后帮助亚非拉众多落后国家一起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却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新的历史条件下主张由较为落后的俄国一国带头先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然后再推动世界革命,成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因此在建党、夺取政权、国家形成、建设步骤与方法等方面,列宁主义都与马克思主义的设想有诸多不同之处。我把列宁主义简明定义为:列宁主义是列宁探索由俄国革命带头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即由俄国一国先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进而发展为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终达到世界共产主义。对斯大林主义这个敏感问题,国内理论界都讳莫如深。我敢于提出:“斯大林主义是斯大林探索以苏联为中心、按照苏联模式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斯大林主义既有坚持、发展马列主义之功,又有教条式照搬和背离马列主义之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在消除斯大林主义中的错误影响。”
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析当代国内外大事这个大问题,我也就以下四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什么新阶段。这是关于当代世界主题和走向的头等大事。1985年邓小平表明“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随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促使我经过独立研究与思考,于1988年发表了以近现代三次新科技革命的成就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的新见解。我认为:从16世纪初至18世纪末为封建资本主义阶段,即西欧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阶段;蒸气化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使世界资本主义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电气化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世界资本主义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信息化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世界资本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入社会资本主义阶段。所谓社会资本主义就是社会化程度更高、国家政权的社会职能更强、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的资本主义。
其次,当今世界资本主义虽然已发展到社会资本主义新阶段,然而资本主义的弊病与危机依然深重。贫富两极的分化、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人口萎缩(发达国家)与人口爆炸(不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毒品泛滥、黑社会横行、核武器扩散、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失衡,等等,有目共睹。世界面临的这些共同难题,如何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者肩负的头等使命。当今中国因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内又在加速信息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进程中,因此也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贫富两极分化、官员贪污腐败、社会犯罪等现象。我认为当今世界各国理应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加强合作,共同善治世界面临的上述诸多迫切问题。其途径是通过联合国、大国国际会议、地区组织、双边会谈以及各种非政府组织等,遵循国际法和会谈协议,采取共同对策,协调双方或多方利益,和平解决各种争端和矛盾,争取互利共赢。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当今我国国际战略的新理念和新目标。我认为其实际与理论依据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必要也有可能长期和平共处,既合作又竞争,既斗争又妥协。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发展为当代的博弈论。这就要求博弈双方要有很高的政治智慧,要善于斗智、斗志、斗软(软实力)、斗巧(巧实力),不要随意斗武、斗勇、斗硬(硬实力)、斗核(核武器),要斗而不破,有理有利有节。
再次,1989—1991年苏联东欧加上蒙古,10个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其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苏联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1898年产生起,在建党、建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尤其是到20世纪3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电气化,从1941—1945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力,战后帮助东欧、东亚十二个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苏共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落后的实际相结合,未能掌握不发达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未能着重铲除封建主义余毒,却急于用行政命令办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与小农经济,急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又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实际上苏联于1936年宣布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时,已经存在三大社会矛盾:一是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尽快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求发展社会主义自由民主法治的矛盾;二是党政官僚高薪特权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三是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其他民族的矛盾。这三大矛盾因斯大林带头首创的三大政治体制而无法缓解和解决。斯大林首创了个人集权制(个人独揽党政军三大权),职务终身制(斯大林从1922年起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至1953年逝世,任职31年)和指定接班人制(指定其秘书马林科夫为接班人)。这恰是君主专制的变种,背离了民主共和原则。二战后,他又把有严重弊病的苏联模式强加给欧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只有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才能重获新生。苏联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主要由于长期延误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因而最终被广大人民群众抛弃。大多数民众被迫无奈同意接受倒退到资本主义。苏联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把苏东剧变归咎为几个党政领导人的最后背叛,这是非常片面、肤浅的谬见。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个人看群体,透过行为看体制,透过社会表层掠影看社会深层矛盾。
最后,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模式?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初期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1958年以后甚至比苏联模式搞得更“左”,以致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劫难。总结切身经验教训,只有彻底克服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病,才能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全面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形成比苏联模式好得多的中国模式。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在很多方面克服了苏联模式的弊病。例如纠正了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认清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从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从社会主义单一公有制转变为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已从平均主义色彩浓重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切实的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已从自上而下统一严密的按单位管理社会转变为社区自治与村民自治,已从否定中华传统文化转变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从对外封闭、与资本主义国家对立对抗转变为对外开放、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竞争,等等。在上述这些方面可以说都已形成中国特色。可是在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方面,依然基本上还存在苏联模式权力过度集中的弊病,邓小平提出的党政职能分开的思想至今未能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难以切实贯彻。由于民主政治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经济体制改革,以致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越来越严重,党政官员的腐败难以消除。此外,由于在对外开放中未能自觉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病,所以当今中国除了依然存在苏联模式之外,又新出现美国模式与欧盟模式。例如,金融和保险机构的高管年薪最高达几千万元,最低才几万元,这岂不是美国华尔街模式?国营企业的某些行业居垄断地位,某些方面又实行高福利政策,这岂不是欧盟某些国家通行的模式?中国当前的模式是四像又四不像的混合型的过渡性的模式。当务之急是要大力清除苏联模式、美国模式、欧盟模式的影响,这样才能全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否则就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盛世危言。
除了上述四个问题外,我还就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当代国内外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详见我已出版的专著和10本文集以及我主编的书,这里不再赘述。由于60多年来我艰苦、痛苦、苦心孤诣苦索马克思主义,终于苦尽甘来。令我深感欣慰的是,我的很多新见解得到越来越多读者和专家的认同,以至于有人把我称为理论家和思想家,甚至说我国“已经形成马克思主义的高放学派”。
生命不息,奋斗不已。我虽已届85周岁高龄,又体弱多病,依然在带博士研究生,依然参加社会学术活动、在报刊发表文章、出版学术著作,依然不懈求索马克思主义,继续学习、传授、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要善于做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97岁高龄的著名社会科学家于光远同志说过,他是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表明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和持久性。我要补充的是要善于做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在坚定性、持久性之外,还要开放纳精,开拓创新。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已经多元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多种多样。在我主编的《社会主义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中,我就撰写了《诸马克思主义(Marxisms)》这个新辞条。这个新名词是在英文“马克思主义”之后加上复数s后缀的中译,意即诸多样式的马克思主义。“诸马克思主义”本来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人在报刊上常用的新名词。他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能只是按照苏联官方的单一说法,理应由各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结合本国情况采取多种表述,意即要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国化。“诸马克思主义”一词原意是指在世界各国对马克思主义有多种不尽相同的理解与表述。在当今我国,“诸马克思主义”又有新的含义。按毛泽东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会议上的说法:“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当今中国,对历史或现实中的某个人或者对自己属于什么类型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几十的马克思主义,很值得认真研究或自己反思,切不可轻易论定或随意自封,更不可任意贬斥异见者,必须要通过实践检验,由广大人民群众来评议,由民意测验来鉴定。对具体人物的评价很可能各有不同看法,但总体而言理应是非自有公论。即便是历史上已有定论的人物,后来经过重新审定也可能被完全推翻。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
文章作者：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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