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新 | 恩格斯论人的发展的前提、状态和条件 ——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吴文新◆文
恩格斯认为，废私立公的所有制革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最为广阔的道路和前景。在此过程中，劳动的社会性质实现从谋生性向乐生性活动的历史性转化。未来社会全面发展的人是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享受和共同发展（共享休闲）是未来社会的根本特点。实现人的发展还需要更多条件。比如，实现住宅革命，创造人的发展的空间前提；促进生态革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创造人的发展的自然条件；推动家庭革命，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消灭宗教，创造人自由发展的精神条件等。
——吴文新
今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也是博大精深的。本文仅就“人的发展及其条件”为线索，简单梳理下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或可窥全豹于一斑。
一、废除私有制：为人的自由发展开辟道路
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工人“还不如一头役畜”，同时使人的体力和智力片面化、畸形化，因而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坚定认为必须首先推动所有制的革命，即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创建社会主义公有制。
（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对人的发展的“双刃剑”效应
恩格斯在早期最著名的、被马克思称为“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竞争对社会和人性的撕裂。他说：“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的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恩格斯论证，竞争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和表现，而竞争恰恰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社会混乱（包括战争）和道德堕落的直接根源，特别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向我们证明，“私有制如何最终使人变成商品，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它由此也指出竞争制度如何屠杀了并且每日还在屠杀着千百万人；这一切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都促使我们要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消灭这种人类堕落”。恩格斯对竞争的论述让人深深感到，这种竞争，这种孤立而平等、自由而自私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社会战争”（霍布斯语），使得每个人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生存状态，需要时时刻刻提防着不要被攻击、被掠夺、被伤害。显然，这跟我们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状态真有天壤之别！恩格斯因此期望这种无度的自由竞争能够造成自身灭亡的条件，它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
另一方面，恩格斯证明如果能够恰当地使用不断增长的生产力，社会也将更加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他根据当时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们的观点设想，当社会消除了竞争，在“合理的社会状态下”，“社会应当考虑，靠它所支配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这种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这里蕴涵了恩格斯最早的“计划经济”思想，包含了对社会生产和消费平衡的调节，实际上也意味着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的自觉安排，蕴含了劳动者乃至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自由的预期和展望。他进一步明确提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和生产力的不断增长，“这种无法估量的生产能力，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大众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就会很快地减少到最低限度”；他随后关于机器取代人并使得整个社会对人的劳动的需求大大降低的论述，虽然只是揭露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排挤人的异化现实，但实际上也意味着整个社会必要劳动的减少和自由时间、自由的生命活动的增加，人的自由发展的必然性逻辑便蕴藏其中。
（二）废私立公：为人的发展开辟广阔道路
有些社会主义者怀疑消灭私有制对于人的发展的意义，比如海因岑认为：由于“废除一切私有财产”，“共产主义必然也要废除个人的独立存在”，“结果又把每个人投入几乎是刻板划一的兵营生活，共产主义者就这样毁灭了个性……独立性……自由”。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批判了这种观点，坚定认为，“因为工业、农业、交换的共同管理将成为工业、农业和交换本身的物质必然性的日子日益逼近，所以私有财产一定要废除”，而私有财产的废除实际上使人摆脱了物的奴役，反倒获得了真正的独立、自由和个性；依附于私有财产的所谓个性、独立和自由无非是“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形式上的独立性和个性、自由而已；私有制的废除正好顺应了人的个性自由的历史性要求。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明确提出：“私有制必须废除，而代之以……财产公有。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概括。所以共产主义者完全准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这就使我们自然想到，《共产党宣言》里他和马克思毫不含糊地声言，共产党人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以及著名的“两个彻底决裂”！
当然，恩格斯关于废除私有制推动人的发展的思想在他一生中是一贯的、彻底的，总起来说，这些论述深刻表明：所有制的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代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革命首要的、基本的内容；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辟了最为广阔的道路和前景，可以说，没有公有制，就不可能真正开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实际上，所有制的革命只是为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要切实实现人的发展还需要更多条件。比如，推动劳动方式之历史性质的变革，实现住宅革命以创造人的发展的空间前提，促进生态革命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创造人的发展的自然条件；推动家庭革命以实现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消灭宗教以创造人自由发展的精神条件，等。
二、从谋生到乐生：劳动方式之历史性质的革命
在恩格斯看来，文艺复兴时期是人的个性空前自由的时代，因此也出现了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物，这应该也是他们认为未来理想社会能够实现个性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根据。恩格斯在回顾科学和艺术的历史时，特别讲到：“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是一些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给资产阶级的现代统治打下基础的人物，决没有市民局限性。相反，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那种勇于冒险的时代特征。那时，几乎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好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那个时代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而分工所产生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而尤其突出的是，他们几乎全都置身于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意气风发……因此他们具有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
比如达芬奇、丢勒、马基雅弗利、路德等人物都是全面发展的代表，因为时代需要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人，他们不受分工的奴役，没有阶级的偏见，并经历过远途的旅行，见多识广，多才多艺。这既是自由发展的条件，也是自由发展的特征。而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从生产劳动的角度指出，未来社会是真正“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每一个人对生产部门的整个系列从头到尾都有实际体验，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全面发展的人本身就是这样的生产力。
恩格斯关于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思想，始终与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他肯定空想社会主义家欧文和傅里叶的观点，认为“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力，这首先是通过经常调换工种和相应地使从事每一种劳动的‘活动时间’（用傅立叶的话说）不过长的办法来实现”，消灭了旧的分工，就会建立新的社会组织，在这里，“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 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这些论述都与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未来社会人的发展的预见遥相呼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旧式分工的消灭，新的社会组织的建立，基于劳动的普遍化和流动性，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自由地调换任何不同的工作形式和内容。劳动从单纯的谋生活动，变成了“乐生”的活动，从被奴役的异化状态转换成了自觉自愿自在的自主状态，人的整个生命活动的性质也因此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因而休闲方式在实质上发生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变革，这使未来社会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成为现实。
三、共享休闲：未来社会人的发展的基本构想
如上所述，恩格斯认为劳动从谋生方式转化为乐生方式，劳动变成一种快乐，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对异化劳动的扬弃或克服。当人们在劳动过程中“肯定自己”“感到幸福”“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感到自在”“觉得舒畅”而且是“自愿的劳动”“自主活动”，这就是休闲学界常说的“以欣然之态做心爱之事”的活动，即“休闲”。马克思在《资本论》论述“工作日”时明确说，工人作为人也必须有“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以及除了“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时间，还应该有“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和“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等，这些就是休闲学界所关注的“闲暇”或“休闲时间”。尽管人们日常的“休闲”理解过于俗化，但其语义和文化蕴涵都表明，它有着丰富的人性内涵和高级的人性境界，是一个涵盖人们日常生活有较高价值意蕴的生存方式的哲学表达。为此，我们用“休闲”来表达那些促进人的文明享受和自由发展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和价值理念等。恩格斯有关人的发展的论述里蕴涵了这样的思想。
（一）未来社会全面发展的人是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论证了新的社会对于人的发展的意义。他说，“在这种社会制度下，一切生活必需品都将生产得很多，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力量和才能”；那时“生产过剩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同时将创造出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手段”；生产的发展和分配将“满足所有人”或“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这个时候的生产及其技术的使用“相应地发展使用这些手段的人的能力”，“由整个社会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完全不同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人来”，这样的工业也“更加需要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能够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教育将使年轻人能够很快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将使他们能够根据社会需要或者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将使他们摆脱现在这种分工给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显然，在恩格斯看来，在技术发展基础上，根据整个生产系统的特点，教育会培养出全面通晓生产系统的人，从而克服旧式分工所造成的人的片面性，进而培育出全面发展的人。
有人说恩格斯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是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跟马克思所说在“真正物质生产的彼岸”处于“非劳动”状态的自由的人，不是一回事，两位创始人在这个问题上是矛盾的。实际上我们只要知道，在消灭了旧式分工的前提下，人的任何劳动，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的劳动都是自主自觉的劳动，因而也是自由的活动，就能知道，恩格斯和马克思理想中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就是生活和劳动都“休闲化”了的人；人的自由性和全面性并不一定表现于人所从事的生命活动的具体形式，而可表现于人所从事的任何活动的生命和身心状态。
（二）共享休闲：标志未来社会人的状态的一个重要特点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高度评价工业革命的一个不以资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具性价值：“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这里鲜明提出了这样的社会理念——“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意味着所有人拥有适当的工作岗位，即全体人民“共有工作”；“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意味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意味着全体人民能够“共享休闲”亦即共同享受人类文明、共同实现自由发展。综合起来也就是未来社会实现了全体人民“共有工作”“共同富裕”“共享休闲”。恩格斯接着说“关键就在这里”，这使得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高科技的生产力必然为人类节省越来越多的劳动时间，从而使得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可以在全体社会成员中进行普遍的、公平的分配，这样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获得各方面的自由发展；关键就在闲暇时间愈益充分并惠及到每一个人；阶级的消灭与闲暇时间的普遍化有着密切关系，而阶级分化其实也是推动所有社会成员健康生存、文明享受和全面发展的最直接的社会障碍。《反杜林论》中亦有相应论述，“只有通过大工业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地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公共事务——理论的和实际的公共事务。”
显然，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坚持认为，“劳动普遍化的前提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劳动实现了普遍化，工作日的缩短才成为可能”，“只有所有人都劳动，才能使所有人都有发展才能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促进全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全民共同增加主人公幸福感”。因此，时间问题、一切人的发展问题，必须以阶级问题的解决为社会性的前提，只有彻底消灭了阶级现象，实现了劳动的普遍化，才能真正实现休闲的普遍化即共享休闲，也就是使所有人获得自由全面发展。
（三）共享休闲的实质：一切人的共同享受和共同发展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是独立而体面地生存、文明而惬意地享受，其最深层的原因，正是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论述过“生存—享受—发展”这一人生三部曲，而且也对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需要的满足做了相应的划分。
恩格斯论述了动物界的规律为什么不适用于人类社会，他肯定性地引用了他致信的朋友拉甫罗夫的一句话，“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并进一步引申出自己的结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这样，生存斗争……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对于这个阶段，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但是，如果像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这些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于是生存斗争的含义只能是，生产者阶级把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从迄今为止掌握这种领导权但现在已经无力领导的那个阶级手中夺过来，而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显然，这里已经提出了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概念，尽管“生存斗争”只是在达尔文进化论之动物意义上使用的，恩格斯似乎并不情愿如此使用，但是在迄今为止的私有制社会中，人的生存斗争实际上跟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没有本质的不同。但是人毕竟是人，人类社会毕竟不同于动物世界，除了残酷的生存斗争，人还为“享受”和“发展”而斗争，为获取“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生产。这个享受和发展已经超越生存的范畴，完全可以在休闲的意义上加以确认，因此，这个被恩格斯视为争夺生产和分配领导权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质上也是休闲的革命——把休闲的权利从寄生的阶级那里夺回来还给劳动阶级。
很巧的是，恩格斯在其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中，批判性地揭示达尔文学说的社会性质，再次清晰地谈到同样的问题：“一有了生产，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社会不再能够消耗掉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因为生产者大众被人为地和强制地同这些资料隔离开来；因此，十年一次的危机不仅毁灭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的一大部分，以此来重建平衡；因此，所谓生存斗争就采取了如下的形式：必须保护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和生产力，使之免遭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本身的毁灭性的、破坏性的作用的影响，办法是从不能办到这一点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手中夺取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的领导权，并把它转交给生产者群众——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段话实际是上段话的发展，而且第一次非常清晰地提出了三种资料的概念：用于满足生存需要的生活资料（生存资料）、用于满足享受需要的享受资料，以及用于满足发展需要的发展资料——后两种资料可被统称为“休闲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的生产和分配的领导权问题与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再次确认社会主义革命的休闲价值内涵——休闲的目的性价值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固有之义，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人性化生产，并赋予“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以新的含义，即按照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要进行消费品的分配，这是内在于社会主义价值追求和崇高理想的固有内容。
四、住宅革命和生态革命：人的发展的空间前提和自然条件
（一）住宅革命：创造实现人的发展的空间前提
人的发展不仅需要“自由时间”这样流动性的“空间”，而且需要“诗意地栖居”其中的相对稳固的“空间”，这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前提。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提供了这方面的极有价值的思想。
1、现代住宅问题的实质：阶级对立及住房私有化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第一篇就开宗明义指出“住宅问题”的现象、本质及其根本解决办法：“住房短缺问题”并非资产阶级时代的特有现象，而是“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几乎同等地遭受过的一种痛苦。要消除这种住房短缺，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而今天所说的住房短缺，是指工人的恶劣住房条件因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恶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住房更加拥挤，有些人根本找不到栖身之处。这种住房短缺之所以引起议论纷纷，只是因为它不只涉及工人阶级，而且也涉及小资产阶级。”但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蒲鲁东“常识性”地认为，由于原始时期，野蛮人都有自己的洞穴、澳洲和美洲的土著都有自己的土屋和家园，现代社会，工人们居然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岂不是对现代文明的嘲讽——由此所导致的“道德生活和家庭生活的真正结合点，即人们的家园，正在被社会旋涡卷走”，因此，恢复住宅私有制，使每一个工人都拥有自己的住宅，就是文明社会理所应当的人道行为！确实，没有住宅，工人下班后就会到酒馆聚集，甚至在那里或到公园、街道去过夜，把他们的收入“真正作孽似地挥霍在酗酒和种种无聊娱乐上面”。但由于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和剥削，无产阶级乃至规模庞大的小资产阶级也都因为收入的低微而无法购得昂贵的房产，于是为了这个唯一的“恒产”，他们披星戴月地劳作、倾尽收入、高息贷款购买房产，这就使得他们一辈子几乎卖身于地产商和银行家。
2、住房公有化：住宅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
与普鲁东不同，恩格斯认为，“只有一个方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实际上，劳动群众只有彻底摆脱了包括住房在内的生活必需品的束缚和压迫，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因此，像住房这样的大宗生活必需品，只有成为公共品，并为所有人“按需分配”而共同享有的时候，人们才是真正自由的；但并非人人拥有住房所有权，人人成为私有房产的“资本家”。正是在这里，恩格斯提出了消灭一切阶级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连住房这样的必需品都有“充足的储备”，人们必然会拥有充裕的闲暇，劳动和闲暇的普遍共享与住房的公平分配或普遍共享实际上是同步或相伴随的，生存性居住转化为享受性居住，一直以来压迫着每一个人的住宅问题转化为“诗意地栖居”并非不可能。这种转化显然是以“住房公有化”为前提的，它是公共品，但通过适当的方式可以为所有人所共享，使所有人可以在自己完全不成为任何负担地享有公共房产的“用益权”。
3、住房福利化：人的发展彻底摆脱居住条件的羁绊
住宅公有化只是奠定了实现诗意栖居的可能性，而要使劳动者实际地“用益”住宅，还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措施，其中之一便是社会主义革命意义上的“消灭城乡对立”。恩格斯预见到住宅问题解决的前景，并给出了彻底解决住宅问题的根本办法，“消灭城乡对立”，并且，“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决现实的‘住房短缺’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或者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进这些房主的房子中去住。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具有公共福利形式的措施就会像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征用民宅那样容易实现了。”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住宅问题，只有当社会已经得到充分改造，从而可能着手消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已达到极其尖锐程度的城乡对立时，才能获得解决。”因为，“并不是住宅问题的解决同时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解决，而只是由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既然如此，“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也就是在生产资料（包括与住房直接相关的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在制度层面消除城乡对立，实现住房的公有化，并进行福利化分配，使所有需要住房的人都“住有所居”进而“安居乐业”，这是非常重要的。可见，恩格斯解决住宅问题的思路，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住房在使用价值形态并不短缺、相反是“生产过剩”的问题而言的，住宅问题本质上不是短缺而是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劳工大众极为有限的购买力而言的过剩；因此，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消灭城乡对立，通过福利化形式，把住房作为“公共福利”免费提供给需要住房的劳工大众。能否实现住房的福利化呢？马克思恩格斯在那个时代已经证明：“我们现代社会的生产足以使社会一切成员都吃得饱”，“现有的房屋足以暂时供给劳动群众以宽敞和合乎卫生的住所”，2007年以来发生在欧美房地产领域的次贷危机，同样说明目前房地产财富的“充分涌流”，问题只是在于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颠覆性变革，来实现对这些住房的合理分配。
显然，住宅福利化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思路，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住房政策和制度；福利化的分配方案实际就是“按需分配”，这是实现诗意栖居的必经之道，没有超越生存必需品的居住空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的自由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果断地实行“住宅的革命”，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摆脱房产资本乃至全部资本的奴役，实现住房的“公有私用”不仅是必要的、可能的，而且现实的，这才是人类走上健康、幸福、和谐、自由之道的根本前提，也是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前提。
（二）生态革命创造人的自由发展的自然条件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手稿里，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人的发展的影响。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最深层根源
无止境地攫取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它把大自然仅仅当作无穷无尽的资源库和垃圾场（对资本家），当作满足动物般生存需要的基本生活资料。大自然要么是无止境利润的源泉，要么是能吃能喝能挥霍的东西。这种狭隘的自然观导致了严重的自然和人性后果。据此，恩格斯严厉警醒人们，这个人生于斯长于斯并享受发展皆在其中的那个生态系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脆弱性。恩格斯痛心地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回溯恩格斯发出警告的这140多年来，生态环境不仅没有任何好转，而且发生了全球性的恶化！不是没有人注意到恩格斯的警告，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直强有力地主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和方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资本——利润的逻辑统治下，只能服从于资本的淫威而难以和谐，地球自然依然是资本贪欲幻想中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源库和具有无限容量的垃圾场。尽管历经一次次的生态灾难和惨重的经济社会损失，但由于资本财团毫发无损，因此，生态修复与保护、资源节约与调配、环境治理与补偿等等，最好的状态是潜伏于各国政府的文件夹、办公桌和会议报告里，一碰到执行实践中的资本“铁帽子王”，所有的理论、理念、原则、方法、政策、法规等等都变得可有可无。如此情景，人的基本生存的自然前提之难以持续，何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生态革命：夯实人的自由发展的自然前提
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严重的自然后果及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影响，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一开始就体现了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理念，并将这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高度统一起来，视之为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怎么实现这一点呢？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我们预见到人们干预自然过程的近期和长远后果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并逐渐学会控制不良的后果；面对越来越多的实为人祸的“天灾”，“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就像在社会领域，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明明预见到怎样做会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和矛盾加剧，但现实中还是那样去做了，结果也正如预料的一样；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领域，虽然以分析还原性机械科学来预见贪婪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复杂奥妙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的后果确有难度，但是当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复杂性系统科学以及智能化生态化技术的时代，我们已经可以预见到越来越多的“灰犀牛”式人祸的时候，却受制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极端分裂了的人类社会的利益纠葛，而难以迈开预防和纠偏计划的任何实践步伐，其根源正在于目前这种“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的生产方式，“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彻底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相应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一种能够直接预见和预防人与自然的任何相互作用可能带来的近期和长远影响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革命由于彻底变革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理性、更加符合生态系统的规律，因而也是一场生态的革命，是夯实生态文明之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基础的革命；这不仅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自然前提，也是人的发展的固有内容。
五、家庭革命和宗教消亡：人的发展的情感基础和精神条件
根据恩格斯的相关论述，笔者将家庭和宗教因素对人的发展的关系概括为人的发展的情感基础和精神条件。
（一）家庭革命：创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基本条件
1、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妇女解放的前提和基础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调查显示，由于机器对女工和童工的“青睐”，成年男工不断被排挤，这不仅把所有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而且也“完全破坏了家庭”。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将使两性关系成为仅仅和当事人有关而社会无须干预的纯粹私人关系”，“从而将消灭迄今为止的婚姻的两种基础，即私有制所产生的妻子依赖丈夫、孩子依赖父母”，因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卖淫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共产党宣言》则基本上重申了这一观点：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是消灭卖淫、“公妻制”等等使妇女备受凌辱和奴役之社会条件的根本途径。消灭私有制如何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呢？
2、家务劳动社会化公共化：妇女解放的重要路径
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在古代基于公有制的家庭里，“由妇女料理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但随着专偶制个体家庭的产生，“料理家务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只有现代的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是，这时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与家庭内私人服务不可兼得。于是，“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丈夫挣钱养活家庭，成为家庭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因此“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这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的独特性质，以及确立双方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方法，只有当双方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那时就可以看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恩格斯进一步谈到，“行将到来的社会变革至少将把绝大部分耐久的、可继承的财富——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从而把这一切对于传授遗产的关切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如此一来就消除了专偶制家庭吗？恩格斯认为，不仅没有，而且使得专偶制更加“完全地实现”，“因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雇佣劳动、无产阶级，从而一定数量的……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也要消失了。卖淫将要消失，而专偶制不仅不会灭亡，而且最后对于男子也将成为现实。”这样一来，丈夫或妻子的地位都会发生很大的转变，“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据此，恩格斯认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恩格斯还在一封信中强调：“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显然，基于私有制的大工业也只是由于把大量妇女赶进工厂而显示出妇女解放的萌芽或者趋势，但它本身并不就是妇女的真正解放；这个变革应该来自所有制的革命即公有制的建立，公有制的内生机制使得这一切变化对于家庭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发挥积极作用。
3、摆脱物质羁绊的纯粹爱情：男女平等发展的重要条件
家务劳动社会化带来家庭关系性质的变化，作为家庭纽带的感情——其核心是夫妻之间的爱情，才得以真正“纯洁”地实现。那时，由于符合这三个条件，家庭关系成了共享休闲的基础、条件和对象本身，“第一，性爱是以所爱者的对应的爱为前提的；从这方面说，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第二，性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而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甚至为了结合而感冒生命的危险；“最后，对于性关系的评价，产生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人们不仅要问：它是婚姻的还是私通的，而且要问：是不是由于爱和对应的爱而发生的？”毫无疑问这是最理想的爱情，摆脱了房子、车子、位子等外在资源的“物役”，而成为真正的“自由恋爱”、自愿爱情、自主婚姻，基于此的家庭也是最幸福的家庭。这种家庭关系不仅直接增进夫妻双方的感情，以至白头偕老，而且对于孩子的身心完美和健康成长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恰恰是家庭成员共同享受人类文明、共同求得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总起来看，在新的公有制基础上，家庭摆脱了“生存斗争”的折磨，摆脱了经济因素的纠缠，必要的家务劳动也被社会化，至少妻子摆脱了家务的束缚；而且基于纯粹的爱情，家庭和睦其乐融融的氛围；孩子不仅可以享受到父母的个性化熏陶而且可以接受社会性的良好教育。由此看，社会主义革命所引起的“家庭的革命”，最终使妇女彻底解放、两性完全平等；至此，人的解放和发展，不仅是男人的解放和发展，而且是妇女的平等的解放和发展，这才是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
（二）宗教的消亡是人的发展的精神条件
宗教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意义，恩格斯有几部关于基督教的著作，蕴含了他有关宗教批判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的思想。
1、宗教：人摆脱压迫获得自由的精神幻景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告诉我们，宗教不仅起源于人们对于世界种种客观现象之终极原因和变化机理的推测和想象，以及某种生命体验的心理幻景，而且更根本的是起源于最底层被压迫人民对于各种统治和压迫力量的反抗。就宗教本体而言，它是人的外化、幻化的精神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人从中找到自己的扭曲的映像，从而确证自己的异化却又真实的存在；而起源初期的宗教比如原始基督教就跟早期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一样，不仅都是“被压迫者的运动”，而且目的都是要使一切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从奴役和贫困中得救”，在求得解放、获得幸福和自由的“终极”追求上是基本一致的，差异在于“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里寻求这种得救，而社会主义则是在现世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但其虚幻性、彼岸性和实践路径的“麻醉性”“欺骗性”决定了它不可能达到其“救世”的目的——它的经典教条及其传布，都试图通过以带有极深奥隐喻和未来预言的幻景（幻境）和神话或童话般的故事来赢得最广大被剥削被压迫者们渴求自由和幸福的心。显然，人如果不能从这种异化的精神世界中走出来，不能从某种莫名其妙的“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成为自己的精神世界的主人，就不可能在现实世界获得真正的自由发展。
2、宗教作为一种终极关怀的实质：一种内外和谐的身心体验
但是宗教之所以是宗教，不在于它有一套创世救世的学说，而在于它救世的个人化方式，“超验性的意识”——一种神秘的精神或生命体验。尽管我们知道很多是纯粹的心理慰藉和精神幻觉，毕竟在客观效果上减轻了信徒的痛苦体验和恐惧心理，缓解了被压迫感和被役使感，似乎进入一种被解放而获得自由的状态，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上帝就是人之摆脱了一切厌恶的自感，只有在自己的宗教之中，人才感到自由、幸福。”这种状态极类似于人们在世俗生活中所孜孜以求的休闲的境界。宗教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私有制及其系列社会现象还强有力地存在，人性自身的复杂性、特别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人与世界之精神关系的复杂性，也使得恐惧、焦虑、困惑、迷茫甚至抑郁、疯狂等心理性失常还在时时折磨甚至威胁着人们的正常生存。如果不能从世俗的生活获得心理的放松、情感的慰藉、恐惧的消除、压抑的减轻、焦虑的舒缓、抑郁的纾解、疯狂的抑制等等，那就从吸食毒品和宗教（很多是邪教）信仰中试图“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寻求“思想的安慰”和“灵魂的得救”，亦即形式上的、虚幻的解放感和自由感——马克思所谓“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可以理解为宗教具有上瘾毒品同样麻醉神经和获得幻觉的功效。所以，历史上，当统治阶级认识到宗教的这种神奇功效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把宗教推崇起来并作为统治手段，以便在“缓解”人民受压迫之痛苦的同时，强化剥削和压迫而又维护他们的江山永固。作为精神统治手段的宗教，其意义在于营造一种信徒们内心里对于所信仰神祗的神圣感和敬畏感，还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和体验。而这种体验和感受正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让受压迫的人们沉醉其中，便可以获得极好的“维稳”效果，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统治工具。抛弃掉宗教这种感受和体验的方式，而保留其对人的身心和谐、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这就是未来社会的革命所需要做的事情，而这需要社会历史的条件，即消除人类社会内在剥削和压迫、统治和控制，当然这依然寄托于旨在消灭剥削、消除压迫的社会主义革命。
3、消除宗教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回归式精神生活方式代替宗教
恩格斯认为，宗教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其实在于它确立了人的心灵之罪的先验观念。他指出，通过犹太教与晚期斯多亚派的思想“调和”，“已经包含着本质上是基督教的全部观念——人的原罪、逻各斯( 这个词是神所有的并且本身就是神，它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不是通过供奉牺牲而是通过把自己的心灵奉献给神来进行忏悔，最后还有以下的本质特点，即新的宗教哲学倒转了从前的世界秩序，它在穷人、受苦受难的人、奴隶和被排斥的人中寻找信徒，蔑视有钱人、有势力的人和有特权的人，因而也就有蔑视一切尘世享乐和禁止肉欲的规定。”很多被压迫的人们，“既然对物质上的得救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灵魂得救来代替，即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免陷入彻底绝望的境地。”恩格斯指出，“在追求这种思想上的安慰，设法从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的人中，大多数必然是奴隶。”这个“奴隶”显然不只是阶级意义上的奴隶，而是思想上、精神上的奴隶，他没有自主的能力而只能被“祂主”——由冥冥之中不知其然的神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基督教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宗教，除了古罗马的世界性征服活动之外，还有基督教的思想特质，它“拨动的琴弦，必然会在无数人的心胸中唤起共鸣。人们抱怨时代的败坏、普遍的物质匮乏和道德沦丧”，因而教人们越来越多、愈益深刻地确立起一种普遍的“罪孽意识”：世界的一切堕落、我的一切痛苦“罪在自己”！因此必须赎罪以求“灵魂得救”。这样，“由于基督教通过它的创始人的牺牲，为普遍渴求的摆脱堕落世界而获取内心得救即心灵上的安慰提供了人人容易理解的形式，它就再一次证实自己能够成为世界宗教——而且是适合于现世的宗教。”这个世界还有太多的堕落、压迫、痛苦、罪孽，每个人都是这些罪孽的制造者，一生处在这种被自造的“罪孽”（你的痛苦本身就是罪孽）折磨的状态之中，这大概也是基督教甚至包括其他所有宗教迄今依然存在并常常活跃的原因吧！
按照恩格斯的思维逻辑，这种“罪孽”的心理感受也是特定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状态的产物，因此，要消除一切以宗教形式发生发展发挥作用的文化-社会现象，只有消除宗教本身发生发展并发挥作用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或阶级现象本身。这样，世俗的一切都会回归本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于宗教的社会性功能由于社会制度体系的革命和创新，而为新的自由人联合体及其社会公共调控中心来执行；对于人性个体内在心性需要及相应的终极关怀的满足，在自由劳动、自主生活的过程中，寻求一种自然的、审美的和伦理的“回归式”精神意识活动方式，便可以替代宗教，甚至能够更好满足人们生命、身心和天人合一之体验需要的最佳方式，还可由此而达到更加广阔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世俗的“自由王国”和“人间天堂”。
文章来源：《海派经济学》2020年第4期
文章作者：吴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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