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院士来了 |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卫星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王任享
来源：中国战略支援
淡泊名利是科学家精神的亮丽底色
——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卫星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王任享
齐闯 翁海伦 郑昊 刘倩
人物名片：
王任享，1933年10月出生，卫星摄影测量与遥感专家。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某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军委科技委委员、顾问和中国测绘学会理事等职务。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参加利用卫星获取地心坐标的科学研究，在两代胶片返回式定位卫星工程中作出重要贡献，开拓了我国卫星摄影定位事业，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5年率先开展我国传输摄影测量与定位卫星的科学研究与工程应用，2010年获得圆满成功。2007年，嫦娥一号影像接收回当夜，王任享和他的团队及时制作出三维几何反演成果，验证了嫦娥一号工程的成功，开启了我国深空摄影测量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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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支援
01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我铭记于心的人生信条”
记者：王院士您好，作为中国航天测绘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50多年来您锚定航天测绘事业重犁深耕，获得一个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一路走来，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王任享：我今年89岁了，是个典型的“80后”。从1958年参加工作到现在，60多年来我没有离开过测绘领域，总结这几十年的工作和奋斗经历，最大的欣慰就是当初我“健康工作50年”的期望得以实现，让身体基本保持在健康状态，有足够精力进行许多创新性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在工程实践中得到了成功应用，取得了较好效果，为国家发展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1933年，我出生在福建省长乐县旒峰乡东平村。1941年和1944年，家乡两度沦陷，日本侵略者的狂轰滥炸、烧杀掠夺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枚原子弹，促使日本很快投降，当时我就感觉原子弹太厉害了，科学太重要了。从此我对念书有了新的认识：只有好好学习，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国家才能强盛。1953年我参加高考，以优异成绩被解放军测绘学院录取，成为国内首批航空摄影测量系学员之一。
1958年我从军校毕业，被分配到航空摄影测量队担任作业员，1961年5月调入测绘研究所，担任航空摄影测量研究室试验员，随后这些单位多次调整转隶和整编，很多同事和同学都纷纷转行或另谋出路，但我一直钟爱自己的专业，没有浪费时光，更从未停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与探索。
谈起科研成果，我感到欣慰的有三件事。一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就注意到以地球质心为中心的地面点地心坐标在现代人类生活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并参加利用卫星获取地心坐标的科学研究，在两代胶片返回式目标定位卫星工程中作了一点工作。二是在1995年，我率先开展我国传输摄影测量和定位卫星的科学研究与工程应用，2010年获得圆满成功，无控定位精度处于“全球连续覆盖模式”摄影测量卫星最先进行列。三是2003年3月，助阵嫦娥一号工程时，我建议用一台相机，按推扫式原理摄影取代其两台面阵CCD相机作交向摄影方案；2007年11月27日，嫦娥一号影像接收回当夜，我和团队成员及时制作出三维几何反演成果，验证了嫦娥一号工程的成功，开启了我国深空摄影测量的序幕。
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虽然我很努力，但时间如白驹过隙，总感到自己为国家和人民作出的贡献太少。现在想想，后来我能被任命为测绘研究所所长、由助理研究员破格提拔为研究员、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些都是与组织的认可和我踏踏实实干工作密不可分的。
记者：听说您有一个观点，小学阶段是人生品德养成的重要时期，品德的好坏关系人的一生，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王任享：是的，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从小我爱看有插图的古代名人故事，对岳飞、文天祥、林则徐等历史名人特别钦佩，他们的事迹早早在我心中种下了爱国报国的种子。
我是从旧中国过来的，目睹了旧中国的落后和人民的苦难生活，我出生在农村，每天放学后还要割草放牛、下地干农活。我想，人各有志，但每个人都要有民族危机感。现在我们国家富强了，但忧患意识不能没有，爱国之心不能没有。祖国培养了我们，无论从事哪一行哪一业，都要想着怎样去回报祖国。
孩子的毛病如果不及时改正，可能影响他一辈子。我有个关系很好的小学同学，我们一起考上当时的省立福州中学。他成绩很好，但有个坏毛病，好高骛远、爱讲大话，他长大后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见了他，他告诉我自己很后悔，因为好高骛远的老毛病吃了大亏。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这与从小养成本分、勤奋和诚实的品质密不可分。因为，本分成就我独立的性格，勤奋让我掌握丰富的知识，诚实让我赢得领导、同事的真情与信赖。
我的启蒙老师教导我：实言、实行、实心，无不孚人之理。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我铭记于心的人生信条。我感觉，这一点对科技工作者和科研工作尤为重要。它时时提醒我对组织、对国家、对事业要忠诚老实，襟怀坦荡，公道正派。
记者：请谈谈您为什么选择学测绘专业？
王任享：1953年8月，我高中毕业，参加全国统一高等学校考试。我自觉成绩不错，于是报了北京航空学院。当我等待录取消息时，却接到福州市共青团委员会的通知，让我和3名同学到团市委工作。家里人不太同意我放弃继续上学的机会去工作，我却觉得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听从国家安排。当年省立福州中学到团市委工作的同学有一张合影，上面写着：“我们并肩站在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这是我的心声。“努力学习，充实自己，为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是我们当时的口号，服从祖国是我们的信念，招干经历是我第一次服从祖国召唤，也是一生中多次服从祖国召唤的开端。
在团委上了十几天班后，我接到了解放军测绘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在青年学生心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学校才是真正的高等学府，解放军测绘学院只是一所没有名气的高等学校。有的同学劝我：“你学习成绩这么好，学测绘有什么前途，还不如趁早换个专业，免得影响自己的一生。”但是，我没有动摇。我认为军队和国家建设都离不开测绘，国家的需要就应该成为自己的志愿。能够到北京上大学已经是一种幸运，不当科学家，当工程师也不错。入学后，我了解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还有广阔的测绘空白区，而航空摄影测量是对广大地区进行地形测量最经济最便捷的技术手段，因此，学习与从事航空摄影测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我们那批同学，是学院改名后招收的第一批本科学员，大家底子都很不错，学习成绩也很好。当时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建设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大家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学习热情非常高。
02
“任务就是命令，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祖国培养了我们，就要以科学技术强国，以脚踏实地的行动报效祖国”
记者：您大学学的是航空摄影测量，工作后又转向卫星摄影测量的研究，请问这项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您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
王任享：我国是从1971年左右开始卫星摄影测量研究的。1973年，研究所领导找我，让我从航空摄影测量转向卫星摄影测量，这是当时某重大项目的配套工程。卫星摄影相机有效载荷的研制，是卫星摄影测量的关键点之一，但当时我国连航空摄影相机都靠进口，要独立自主研制卫星摄影相机、搞卫星摄影测量，难度可想而知。但任务就是命令，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祖国培养了我们，就要以科学技术强国，以脚踏实地的行动报效祖国。
当时，最大的难题是相机载荷与卫星平台的矛盾。如果相机焦距长，体积重量大，卫星就会承载不了。而为了提高相机获取影像的几何精度，必然要求卫星摄影相机的姿态稳定度很高，这样的话技术上又难以实现。因此，课题一度很难推进。为减轻大幅面卫星摄影相机研制难度，我根据掌握的知识和从事过的空中三角测量、雷达摄影测量数据处理与误差分析等经验，提出相机研制可按“高分辨率——放宽畸变——摄影测量解析改正畸变——扩大航向像幅”设计思路，被卫星相机研制部门接受。
说实话，当时尽管我心里有数，但压力还是很大，不过组织上很支持我们，所领导也鼓励我们。每次回想起这段历程，我都觉得确实不容易。
记者：20世纪60年代时，您开始自学英语；1989年，您卸任测绘研究所所长，又从老的编程语言改为先进的C语言编程。您为什么要这样选择？这个选择对您的科学研究有哪些影响？
王任享：在信息化时代，对科技工作者来说，英语、计算机是两个重要工具，熟练地掌握这两个工具尤其重要。对我来讲，汉语是母语，是第一语言；英语就是第二语言，因为能够看英文资料，能够与国外测量专家进行交流；而计算机语言，就是我的第三语言，通过它我能够与计算机交流，使用计算机处理测量问题。
对我一生而言，最勤奋的经历莫过于20世纪60年代自学英语。那时工作繁忙，几乎天天加班加点，连星期天也不例外，可利用的业余时间实在太少。于是，出差住招待所，排队购票、等车、乘船，都成了我学习英语的最好时间。通过近两年的艰苦努力，我掌握了大量的常用和专业词汇，并能熟练地阅读英文文献。这种学习精神一直坚持了下来，为我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后来到荷兰的国际航天测量与地球学学院（以下简称ITC）深造，赴德国、瑞士、法国、比利时、英国等国学习交流创造了条件。
在ITC学习期间，为了能更多地学习当时先进的摄影测量与遥感技术，我们放弃了具有毕业证书的标准航测课程，而代之以只有结业证的摄影测量与遥感特殊课程。当时我们根本没有留在国外工作的念头，而是学习尽可能多的知识与技术，报效祖国。
1989年，我卸任测绘研究所所长，刚好56岁。当时，蓬勃兴起的新技术革命的核心是信息技术，而数字化是信息化的基础。我意识到在退休前，一定要把数字摄影测量技术拿下来，如果过不了这个关，将会遗憾终生。一名从瑞士学习回国的学者告诉我，学习数字摄影测量必须掌握计算机编程最新的C语言。正好所里的年轻科研人员方昌平能够熟练掌握计算机，我便去向他请教。那是我又一个学习黄金时期，没有更多的事情牵扯精力，可以专心干自己想干的事。业余时间，我常常带着外孙去办公室，外孙在一边玩，我就在办公桌前编调程序。就这样狠命学了两年，终于用C语言在笔记本电脑内编出了一套数字摄影测量试验软件，能够较熟练地使用计算机新的操作系统，并应用试验软件作数字摄影测量学术研究。虽然学习过程很艰苦，但最后我闯过了这道关，我不怕了，如果我没闯过，后面的工作开展都是问题。我认为，干其他工作也一样，如果自己不学习不掌握，没这个能耐，我们就要受制于人。
经过多年潜心钻研，1993年，我们的研究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1997年11月，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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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泊名利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应该成为科学家精神的亮丽底色”
记者：近几年的大项目中，方案核心思想都是您提出来的，但您自己不参加报奖评奖，为什么？
王任享：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我认为，淡泊名利是科学家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应该成为科学家精神的亮丽底色。
我刚评上院士时，一些朋友鼓励我，“王任享，你现在应该大展宏图”；还有一些朋友提醒我，“你应该急流勇退，不要一直占着地方让别人没位置”。要么大干，要么不干，这都是对我说的。后面我想了想，事业需要是硬道理，是第一位的，其他都是小道理，个人的任何东西都放在第二位，我要继续好好干，但也不能把别人位置占死了，要把学习、发展、进步和评奖的机会多留给年轻同志。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有些学术命题纵然可以由个人探讨，创造性地加以解决，但现代工程课题尤其是大型工程问题必须要靠集体创作的力量。后来我的研究项目，基本都是大型工程问题，我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方案核心思想必须全程深度把握，这样才能问心无愧、心中有底，才能确保工程成功。但是，未来一定属于年轻一代，必须多给他们成长进步的机会和展示本领的舞台，所以我坚持和大家一起做项目，但自己不参加报奖评奖，留给大家进步空间。
淡泊名利、踏实做事，是我的人生准则。作为一名年近九旬的科技工作者，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我特别清楚寻路、闯路、探路的艰辛，也深知引路、铺路、让路的意义，能够成为年轻一代的引路人和铺路者，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特别知足、特别荣幸。
记者：作为中国航天测绘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您怎样评价自己？
王任享：我一生淡泊名利，但十分看重事业成败。为中国航天事业刻苦奋斗几十年，我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若要评价自己，我认为在科研工作上是尽职尽责尽力了。我十分庆幸，赶上了祖国繁荣昌盛的好时代，有机会参加国家重大工程项目的研究，并获得了成功，这些项目都是集体成果，我只是其中普通的一员。如果一定要给自己打分，我给自己的事业打85.2分，给人品等级打“甲等”。
为什么要这么打分？因为，“85.2分”和“甲等”，是71年前我在省立福州中学读高一下学期时的成绩单，“85.2分”是所有课目的平均分，“甲等”是对我品德的评价。这个成绩单，我当年是用了“洪荒之力”换来的，至今仍保存在我的书房里。数十年来，我始终没有忘记这张成绩单，在航天测绘事业中，我自认在做人原则和底线方面保持了“甲等”水平；在专业技术领域，我也用激情奋进、孜孜不倦和精益求精，向祖国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尽职尽责的答卷。
作为一名“80后”，我现在还想干两件事：一是把摄影定位卫星的后续工作任务完成好；二是把无地面控制点摄影测量理论结合卫星工程好好总结总结。
记者：结合60多年的科研实践工作经验，您对青年科技工作者有什么寄语？
王任享：寄语谈不上，建议倒有几条：一是要有科学精神，学习要养成自己解题的习惯，以解出“新题难题”为乐趣，不唯分数，而是要锻炼思考和解题能力；二要扩大知识面，读专业学术文献，独立思考，培养创造性，以得到“新见解”为乐趣，累积专业学术成果，为承担科研、解决难题、创新超越储备能量；三是多交国内外朋友，平等对待，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学术见解，个人的创造性只有融入集体智慧中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四是不管在哪里都要爱国；五是谦虚谨慎、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尊重知识产权，努力做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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