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海撷英 | 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对策

导语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因何而乐，趣舍万殊，自有不同，似古今学者，多以读书为乐。若论及学术图书，言乐者愈少，或以为严肃板正，或苦其艰涩难懂，然真如此乎？若因之而生畏，倒失了一大乐趣。学术图书之乐，非一时之快，乃精神共鸣之乐，深造自得之乐也。本公众号现推出专栏“书海撷英”，从学术书海中撷取精粹，或有雅趣，或有深思，或有新意，以飨读者，愿你我皆有此乐。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引进中国学术界已经三十余年，在最初单一引介的阶段中，“我们很容易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简单化为一种现实解决方案。［……］女性主义无形中便是以西方女性主义参照系的存在来取代自己的思考，以现成话语的消费来消解自己的话语创造，其知识生产的力不从心可见一斑”（董丽敏：11）。那么，如何发展出自己的女性主义学术话语、提高知识生产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在性别研究领域作出中国学界的独特贡献？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未来将如何发展？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认真讨论和研究。要有效建构女性主义的中国话语，需要对中国的性别问题本质有较为全面的把握，并能够据此展开理论层面的言说。

第一，我们不应该过分强调本土经验的特殊性，因为这会遮蔽女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共性，也会割裂女性主义在全球的发展。由于女性主义理论同女性自身的存在密切相关，其研究问题关注女性生活的不同侧面，而女性生活具有跨地域、跨文化的相似性，所以，某一地域或文化中产生的女性主义理论可以为其他地域或文化的女性提供经验。应该看到，女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极不平衡，一些国家的女性主义已经进入第三次浪潮的理论建构阶段，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女性主义第一次浪潮中提出的某些政治诉求还尚未实现。正因如此，女性主义理论才具有更为突出的借鉴性、参照性和互补性。十九世纪末，梁启超曾对中国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多有洞见，主张女性必须接受教育并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其社会地位才能有所提升。他坚信“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于1898年协助经元善创办上海经正女学堂，并亲自撰写了学堂章程。这样的观察和举措同西方女性主义早期的理论和实践不谋而合，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早在十八世纪末就曾专门讨论过女性同男性一样接受国民教育的重要性；继梁启超之后三十年，伍尔夫也曾设想如果女人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并且每年有五百英镑的可支配收入，那么，女性就可以如男性一样自由地写作（Woolf：97）。然而，女性接受教育这一诉求在一些国家至今仍未实现，仍是需要为之奋斗的理想。因此，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地域的特殊性，要看到女性主义在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虽然每个‘本土’的具体情况都不尽相同，但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及其在全球的扩张使得非西方国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王政：88）。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女性主义理论资源观察并指导不同地区的女性主义实践，与此同时，也通过审视世界不同地域和文化中女性面临的不同问题来进一步完善女性主义理论。

梁启超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第二，海外华人学者和汉学家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可借鉴的研究范例。这些学者在海外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其研究充分利用了各国的文献资料，也较容易被西方学界接受。这为国内学者向世界分享中国女性的生活经验、梳理中国女性文化的特质、介绍我国女性研究成果方面提供了经验。近年来，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和汉学家用英语撰写的研究成果被译成汉语，继而在国内出版，其中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以及季进、王尧主编的“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译丛”可作为突出代表。例如：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结合明末清初的坊刻、名妓文化、家居伦理等考察了当时中国江南较为宽松的性别秩序，修正了把中国性别秩序刻板化的思维定势。高彦颐的另一部著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则以三寸金莲为着眼点，考察了缠足的源头与流变，分析了女性身体在中国文化中承载的文化隐喻和伦理价值。上述研究成果的着眼点虽小，但研究者借助第一手资料，完成了扎实的实证考据，论述过程很有说服力，因此常能做出有创见的成果。这样的研究视角、方法以及学术理路对我国的性别研究当有所启示，成为除西方批评理论本身之外的另一种镜像，促使我们反观自己的研究理路，思考如何开展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书影

第三，在文学文化批评中，我们应强化阅读体验的重要性，应以问题而非批评概念为先导，以增强对文本的理解为目标，避免生搬硬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现象。这个问题涉及文学批评的基本功能以及作用，也涉及文学理论的社会意义。文学理论常常已经对某一现象、关系、情景作了解释，套用理论解读文本相当于预设了结论，接受了理论原有的前提，研究本身充其量只是为原有的理论增加了另一个例证。“批评是一条要走的路， 而不是一个要被命名的目的地”（程培德：58）。如果从阅读体验出发，从文本中发现问题，然后借助不同的理论分析问题，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对原有的问题提出新的洞察。《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的三位编者季家珍（Joan Judge）、胡缨和游鉴明在著作的序言中回顾了她们研究女性传记文学的初衷：中国最早关于女子生平的传记是公元前32年刘向的《列女传》，那么这是否是中国古代关于女性行为的唯一规范？中国女性自己书写的传记可以追溯到何时？又是以何种形式出现的？女性自己书写的传记同男性为女人所作的传记对于女性生活的呈现有何不同？这又体现了怎样不同的社会价值和性别秩序？（季家珍等：1–15）她们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寻找史料，确定阅读方法，并逐渐梳理出中国女性传记的发展脉络和承载形式，她们据此所作的研究也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不妨在文学文化批评中更多以这样的思路展开研究，对文学作品作出真正有洞察力的理解。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在谈到跨国资本时代的理论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时，曾敏锐地观察到二者之间的融通。虽然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概念从根本上对立和互补，它们相对于对方而定义，但是，一些文化现象兼具全球与本土的特质，成为“全球本土”（glocal）的不同构型（德里克：122）。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本土的概念可能仅仅同某一地域相联系，其内涵却在与全球的互动中不断发展和变化。就女性主义批评而言，中国本土的女性主义一定同全球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相关，也必然会在应对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批评实践中生产出新的话语形态，继而成为全球女性主义的组成部分。女性主义理论本土化的边界是在本土与全球的互动中不断重新划定的。因此，中国学界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和研究、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之间关系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于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理论的构想，都将通过新一轮的理论旅行参与女性主义的全球生产，介入全球女性主义知识体系的建构。

*以上文字摘自《性别》第五章。因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已省略。

转自：“外语学术科研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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