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着力区分协调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西话语关系、古今文化的会通创新关系、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教育的目标层次关系。在区分协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西话语关系上,重在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会通创新的区分协调,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会通创新发展,建设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先进文化。对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教育的目标层次关系的区分协调,就是要根据党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本质要求与中央战略部署,科学厘定教育边界、准确把握教育要求、有效建构教育路径,增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贴近性和实效性。这三个方面的"区分"与"协调",共同构成了内在的系统整体,体现出有破有立、辩证统一的思想张力,有助于从总体上破解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效性发挥的关键症结,提升当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价值自觉。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西话语;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
基金资助：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任务项目“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批准号:13&WT006)；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研究”(批准号:15AKS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晓慧 (1962—) , 男, 吉林四平人, 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从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开始, 到十八大明确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 再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 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过程中,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策保障、制度规范和法律约束等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创设了包括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和实践养成等运转协调的体制机制与方式途径。
在肯定建设成就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 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和实践上, 仍存在一些误区, 需要在深化建设中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比如, 部分民众认为 “三个倡导”中 “民主”、“自由”和“平等”等概念, 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中“民主”、“自由”和“平等”等概念具有相近性;又如, 在对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活动中, 缺少必要的层次区分;另外, 如何使民众的个体生命性信仰转化为科学信仰, 等等。对于这些理论和实践问题, 需要进行系统思考, 力求在理论层面说通透, 在实践路径上抓准问题、找准办法, 为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供具体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对于上述问题的思考与解决, 可以凝练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分”与“协调”:第一, 区分协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中西话语关系; 第二, 区分协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过程中的古今文化关系;第三, 区分协调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教育的目标层次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区分”与“协调”, 共同构成了内在的系统整体, 体现出有破有立、辩证统一的思想张力, 有助于从总体上破解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针对性和实效性发挥的关键症结, 进而为当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价值自觉的提升找到现实的路径。
一、区分协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中西话语关系
在全球化时代思考区分协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西话语分歧, 需要直面三个历史性问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本质、 怎样应对来自西方价值观强势话语的挑战以及确立区分协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西话语关系所应遵循的思想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本质理解。话语是社会存在的文化表征, 是人们用以把握对象世界、表达思想主张的重要载体。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 需要借助各种语言符号, 表达特定的政治观点、思想观念和价值规范。基于历史发展的视域, 价值观话语的变迁是以生产方式的变化和社会形态的发展为基础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各有不同, 价值观的话语主体和话语内容不能相互移植和取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仅包括制度层面的建设, 也内在地包括精神层面的追求, 即确立作为全社会价值导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自我理解与自我表达, 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 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质、价值理想和价值规范的辩证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 是国家凝练概括并由公共权力传播推广的概念系统, 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丰富实践。然而, 流动的现代性加之资本的扩张性, 使得来自于西方的价值观念获得了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话语权。面对价值观领域交流、交锋日趋频繁的时代境遇, 在反思西方现代性内在限度的同时, 也应自觉对其推行的以西方现代性为主导的价值理念进行辩证性理解, 一方面要肯定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形态更替与演进过程中, 推动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进步性和客观合理性;另一方面对其西化和分化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念的政治图谋保持清醒认识, 揭示其在阶级立场上的反动性和话语上的霸权性, 同其进行坚决斗争, 以实现实践上的超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西话语之争的思想实质。当前, 在思想理论和现实生活中, 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许多误区。例如, 对于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仍然存在一定的思想疑惑, “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 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1]。又如, 部分民众认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一些概念范畴与资本主义提倡的价值观并无本质区别。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是反映和体现着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话语是社会主义, 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价值领域的属性规定。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中反映, 其实质是建立在市场交换原则和三权分立体制之上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价值观。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的考虑, 炮制出价值观领域的普世话语, 并利用现代性的主导力量向全球推广, 试图消弭意识形态的本质差异。
相同的概念可用于指称不同事物, 对其性质的判定主要取决于具体语境的差异。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与资本主义价值观相同的概念话语, 二者却具有本质的差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念置于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下, 在实践基础和价值旨趣上超越了西方价值观的个体性、抽象性和虚假性。社会主义的自由是摆脱了抽象人性论的真实自由;社会主义的平等是名实相符的真正平等;社会主义的公正是超越程序正义的实质公正;社会主义的法治并非三权分立而是体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西话语之争的实质, 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类型、社会运动和思想理论之间的对立, 两者具有本质区别。中西价值观话语之间的力量角逐, 关涉的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应当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要求, 理性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 精神实质与实践方略, 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自觉划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界限, 而不能用西方的价值观话语混淆和取代我国的意识形态。
区分协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西话语, 应遵循以下三个基本思想原则:第一,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科学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思想内涵。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规律, 表达了社会主义制度内蕴的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按照这一理论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实践是正确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的根本依据, 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制度特征和价值属性, 成为辨析中西价值观话语分歧的首要前提。历史辩证法构成理解与评价某种价值观话语合理性的解释原则, 是否真正坚持人民性的价值立场, 在历史发展中解决民族国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是客观衡量某种价值观念是否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是否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基本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在这方面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 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价值观话语的超越。这种超越并非是外在的观念论超越, 而是从思想基础、价值立场和实践追求等方面的内在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实践的基本观点, 在集中体现国家、社会和个人三方面辩证统一的过程中, 实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要求、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三方面的有效统整。
第二, 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与实践,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创新。“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 话语是客观现实的思想表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根植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进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时代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自觉, 以及在不断变化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 正是这双重自觉催生了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话语创新的内在活力, 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具有体现实践性、理论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特点。同时,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 不仅是经济的崛起, 更应该体现为价值观念的崛起。由于我国在现代化发端的受动性特质, 使得关于自身价值观念的表达受制于西方的知识谱系。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时代, 需要在实现中国现代性的实践基础上创生出超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话语体系, 打破西方发达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垄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 结构, 这一富于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新型话语, 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价值元素的继承和延续, 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价值实践的有效融合, 也是对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反思性借鉴, 有助于将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理念上升为共建人类新文明的高度, 也将为世界发展提供融涵民族性与人类性的价值观念。
第三, 把握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点, 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和制度认同。为此, 一要注重学术表达和大众接受之间的有效对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落地生根, 需要将学术话语转换为大众的自觉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方式的可接受性和易感染性, 是民众认知从而认同的首要逻辑前提。一方面, 既要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的理论品质提升, 又要做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和灵魂的清晰准确表达, 针对易于混淆的价值观念, 充分阐释其历史渊源、 文化传统、时代特色和制度属性;另一方面, 应当考虑民众的接受特点, 赋予传统价值观以现代性的表达方式, 使大众更易于理解, 实现主流意识形态自上而下传播与社会心理认同自下而上生成之间的良性互动。二要实现理论叙事和日常叙事之间的深度融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叙事方式应当在培育践行中实现创新和优化, 力求实现以生活话语塑造民众的情感基础和心理认同。不断挖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传统文化基因, 赋予价值观话语深厚的文化底蕴。不断创新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方式, 反映和表达生活成员的真实诉求, 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的生活化路径, 将理论话语方式化生成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日常表达习惯, 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三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宣传的方式创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理念。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 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4]161传播语境的变化客观上要求话语方式的转换, 在与他者的价值观念的交流互动中, 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与认同, 积极借鉴人类文明中积淀的优秀因子。在对外宣传中, 注重中外在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及话语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讲述中国故事, 表达中国声音。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以西方人的接受范式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魅力, 寻求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
二、区分协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古今文化关系
在全体人民中普遍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既要根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又要以现代文化为时空场域, 在交流互见、沟通融合中始终位居时代前列。然而, 根系传统绝不是提倡民粹, 融入时代也绝不是迷失自我, 而是要从会通创新的高度, 用马克思主义推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建设民族性与时代性内在统一的先进文化,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的文化滋养。
第一,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根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五千多年发展历程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表现出强烈的濡涵性、持久性和不间断性, 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五四”以来, 中国文化界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要不要继续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文化根源的问题上始终存在争论。“尊孔复古论”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甚至妄图以儒家的思想主张“儒化共产党”、“儒化社会主义”, 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思想;“全盘西化论”则将中国传统文化批评得一无是处, 认为应该割断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 从而转向西方文明。这两种非此即彼的思想观点, 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尊孔复古论”看到了儒家思想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看到了其在维护国家统一、开展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但儒家思想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部, 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复兴儒学。“全盘西化论”包含着向西方学习的合理主张, 对于批判中华文化保守主义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历史早已证明“全盘西化”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在中国行不通, 同时其作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逆向而行的主张, 也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所采纳。可以说, “尊孔复古”和“全盘西化”, 都会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推翻三座大山反动统治的同时, 也挽救了中国传统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究其原因, 就在于积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无论是在紧张的革命年代, 还是在和平的建设时期, 党始终认为要在中国大地干革命、搞建设, 必须关注传统文化建设、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并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毛泽东同志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 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我们应当给以总结, 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 是有重要的帮助的。”[5]534这就告诉我们, 马克思主义只有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才能在思想和情感上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同样,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 也只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 并从中汲取不竭的养料, 才能为中国人民所认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 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 植根在中国人内心, 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 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 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4]170
第二,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现代文化为时空场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既要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 也要着眼于时代需求, 在时代变革中寻找张力空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社会文化领域逐渐出现了以现代性、商品性、时效性和娱乐性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现代文化的传播多以全球化、互联网为主要途径、载体, 因此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 这种文化形式有助于全面了解外部世界, 同时也有助于了解自我并按照时代要求实现传统文化的修复与更新;另一方面, 由于现代文化受市场经济外部性的影响以及自身的多元价值性, 因此其片面追求商业价值和娱乐效果, 也导致了现代文化在格调上的庸俗化和人格上的片面化倾向, 在客观上也为西方文化特别是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西方价值观念强势涌入中国提供了空间。现代文化“使大众在轻松的感官享受中丧失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警惕, 毫不设防地接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 由浅层次审美文化上的认同, 发展成为深层次政治上的认同, 进而对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等带有根本性、原则性问题产生怀疑、 动摇”[6]。人们的价值选择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现代文化的这种双重性,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工作显得更加紧迫。对此, 我们既不能视而不见, 也不能大加挞伐, 而要坚持理性审视、积极应对的态度, 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发扬其积极性、规避其滞后性, 引导现代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要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吸纳现代文化中的合理性因素,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今社会现实的解释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普通群众的吸引力;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和特点, 力求把互联网变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空间, 向全世界展示经过继承创新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魅力, 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展示中华文化软实力。
第三,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引领, 实现古今文化的会通创新。在当代中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既要从历史向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 也要在现代文化场域内争取发展空间, 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协调引领。《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 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从指导思想的角度看, 这种无情批判资本主义、志在解放全人类的坚定立场, 决定了其最终的价值指向必定与西方思想史上的其他任何理论分道扬镳,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真理的关键所在。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武装侵略,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真理在与西方文化交锋中一次次败下阵来, “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 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 增长了, 发展了”[8]。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中西古今文化的激烈碰撞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视角反思传统、观察世界, 通过对中西文化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 实现了对中国传统与西方世界的双重超越, 既避免了中国社会仍然沿着历代尊孔读经、以儒治国的道路, 也避免了西方世界国强必霸、侵略扩张的道路, 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并在文化建设上逐步建构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多种文化形态并存的文化发展格局。在这一格局中, 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思重述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 将其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开掘出来为民众所认知理解, 同时又按照时代发展需要, 将现代文化中的合理要素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 在会通创新中建设形成了富有时代特点、又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和灵魂的先进文化, 对于在全社会塑造公正清明的政治生态, 引导人们形成健康向上的生活心态具有重要作用。
三、区分协调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教育的目标层次关系
科学有效的教育引导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工作。2014年5月, 习近平同志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 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 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4]168这一论断既深刻阐明了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价值标准和民族精神追求对国家保持长期稳定的重大意义, 也科学揭示了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重大意义只有经过全社会共同认可才能得以彰显的内在规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为人们所认可, 首先在于其内涵实质的真理性、生成基础的民族性与利益诉求的人民性, 同时也取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来说就是, 理论的彻底性与理论教育的科学性是理论说服人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兼具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质的规定性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髓的科学价值理念, 充分反映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 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求独立、求解放、求富强的历史进程之中,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对于这样一种集真理性、民族性与人民性于一体的核心价值观来说, 教育引导科学有效与否就成为决定其能否最终落到实处、赢得全社会认可的关键所在。
科学有效的教育引导, 应根据党的优良传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本质要求与中央战略部署, 着力区分和协调好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教育的目标层次关系。
区分和协调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教育的目标层次关系, 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党向来重视思想理论教育的群体差异, 强调针对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应该各有侧重, 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的思想理论教育进行过区分, 强调“共产党人区别于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与一般结果”[3]413, 也就是说对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教育首要一点就是要使他们形成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整体理解和全面把握, 从而使他们不仅能为 “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 更“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3]434。但是对于工人而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工人思想理论教育的根本在于使之形成自觉的阶级意识, “共产党人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3]434列宁也强调对无产阶级觉悟分子与普通群众应该采取不同的思想理论教育策略。他指出, 对无产阶级觉悟分子, 可以从理论上讲清问题、剖析形势、指导实践, 但是对于普通群众来说, 这种办法就行不通了, 因为“群众不是从理论上, 而是根据实际来看问题的”, “对于广大士兵群众, 应当根据实际提出问题, 别的办法是不行的”[9]。与列宁一样, 毛泽东也特别强调对普通群众进行思想理论教育应该首先重视维护好和发展好群众利益, 并将之看作普通群众思想理论教育的前提基础。他说:“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 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 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 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 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10]但是对于党员干部, 毛泽东始终强调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 指出: “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 对于我们, 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 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特殊地说, 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 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5]532-533
区分和协调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教育的目标层次关系,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本质要求。从广义上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对象不外乎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两类群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实质与核心就在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理论体系、 知识体系向教育对象的价值取向、信仰追求和自觉行动有效转化, 就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一种“说法”、“想法”切实变成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的“活法”, 成为他们主动自觉的价值依循和行为规范。在这一过程中, 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不是外在于教育引导的被动的客体, 而是主动介入其中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观照对自我价值观进行调适重塑的主体。由于价值观准备上的差异, 他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对自我价值观省思、调适、重塑的自觉程度、努力方向、实践效果也各有不同, 由此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目标、标准、内容、方法及侧重点也应有所差异。这就是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一种 “说法”、“想法”变成“活法”的过程和结果有着鲜明的群体差异。这种差异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区分普通群众和党员领导干部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侧重点, 把握不同群体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特征和规律, 统筹协调不同群体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相互关系, 确保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既各有侧重又协调共进。
区分和协调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教育的目标层次关系, 是贯彻落实中央战略部署与防范各种错误倾向的有效举措。从中央部署来看, 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就将“坚持联系实际, 区分层次和对象, 加强分类指导”列为基本原则, 实质上就是要区分协调普通群众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关系。2014年2月至5月,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北京大学、上海市、 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 分别对全社会、大学生、 领导干部和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不同社会群体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特点、规律的高度重视, 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此外,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注意防范以下几种相互联系的错误倾向: 一是速成论倾向, 即对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深、估计不足, 企图 “毕其功于一役”, 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问题。二是形式论倾向, 由于想速战速决地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所以在具体实行过程中, 往往不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群制宜、因业制宜, 而是搞形式上的“一阵风”、教育上的“一刀切”, 使价值观教育简单化为具体宣传形式上的口号和标语, 使核心价值观漂浮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而难以落地生根。战略上的速成论和战术上的形式论, 必然会导致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成为少数理论工作者和党员干部的“特权”, 而将绝大多数普通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党员干部的主体地位排斥开来, 其结果就会表面上红红火火而实质上收效甚微。区分和协调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教育的目标层次关系, 可以使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避免形式论的“空对空”而真正贴近不同群体的实际、契合不同群体的需求, 最终转化为人们生存发展的价值依循;同时也可以避免关门论的封闭与狭隘, 真正将全体人民纳入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之中, 尊重不同群体在各自价值观养成和培育中的主体地位, 发挥全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上述“两个避免”为基础, 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就可以超越速成论的冒进和短视, 使之因其复杂而精致、因其长期而坚持, 真正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正确区分和协调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教育的目标层次关系, 应立足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在社会角色、价值诉求和教育规律上的区别和联系, 科学厘定教育边界、准确把握教育要求、有效铺设教育路径,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的贴近性和实效性。
坚持“面上覆盖、点上突破”, 正确区分和协调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教育的对象边界。“面上覆盖”就是要树立全体意识, 把所有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都纳入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之中, 实现全体覆盖、全员教育、全部提高。具体来说, 普通群众的教育边界应该既涵盖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传统群众结构的组成部分, 又要特别注意涵盖改革开放背景下由于群众结构关系的发展和分化而产生的蚁族、北漂、海归、海带、散户等新兴社会群落, 以及网络意见领袖、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演员歌手、进城务工人员和乡村留守人口等新兴教育对象。相对普通群众来说, 党员干部的教育边界更为清晰明确, 从是否担任党内职务来说可以包括党员群众和领导干部, 从是否获得党内生活权利来说可以包括预备党员积极分子和正式党员, 从党内生活的固定程度来说可以包括流动党员和非流动党员。当前尤为重要的是要加强流动党员覆盖以确保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无死角”, 加强领导干部覆盖以确保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无特权”。“点上突破”就是要统筹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教育辐射范围, 着力抓好重点群体的核心教育引导。对此习近平同志2014年5月在上海市视察时强调指出, 要面向全社会做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特别要抓好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等重点人群。对领导干部要明确主体责任, 发挥他们在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中的决策导向作用;对公众人物要明确社会责任, 发挥他们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引领示范作用;对青少年要抓好价值观养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增强他们对未来整个社会价值取向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对先进模范要抓好典型塑造和事迹宣传, 发挥他们引领塑造社会风尚的标杆作用。
坚持“差别对待、整体协同”, 正确区分和协调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教育的目标要求。“差别对待”就是既不能把党员干部混同于普通群众以降低其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标准, 也不能把普通群众拔高至党员干部以脱离其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实际, 而是要根据双方各自的社会角色和主体责任提出不同的教育要求。对此无论是习近平同志有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系列重要讲话, 还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都有过明确规定, 在此不做赘述。“整体协同”就是要在“差别对待”的基础上,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 加强和协调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的利益关系与精神关联, 实现差异性要求与普遍性规范的有机统一。具体来说, 首先要建立完善利益整合机制, 打造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的利益共同体, 这是“整体协同”得以产生的前提基础。主要包括:通过引导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对自我利益和共同利益的认识, 明确利益目标、厘定利益内涵、规范利益实现方式, 建立利益观念导向机制;通过畅通利益表达渠道、规范利益表达方式、搭建利益对话平台, 建立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和社会自我控制等方式, 建立利益冲突调节机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 还应通过优化个人精神生活、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建立起普通群众与党员干部的精神共同体, 这是“整体协同”的重要内容。经由利益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的培育和塑造, 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最终必然会成为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 这是区分和协调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教育的目标层次关系的最终落脚点。
坚持“双线并举、精准发力”, 正确区分和协调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教育的实践路径。“双线并举”就是要根据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各自不同的教育要求和教育规律, 采取不同教育进路。对普通群众来说, 重在找准群众思想共鸣点和利益交汇点, 在解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下功夫, 力争实现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的生活化、贴近性、接地气。对党员干部来说, 则不能局限于贴近生活的层面, 而应该高标准、严要求, 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上下功夫, 力争用科学信仰和理论体系指导和引领思想和行动。“精准发力”就是要围绕普通群众和党员干部核心价值观教育各自不同的教育逻辑, 找准着力点, 实施重点突破。对于普通群众, 应该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融入群众生活这一核心问题, 把握话语体系、传播平台、典型人物、行业规范等关键点, 着力创新话语体系、提升主流传播公信力、选树“生活化” 典型、提炼和规范各行业职业道德, 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弥散为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社会精神空气。对于党员干部, 应该围绕如何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着力抓好思想斗争和理论学习两个重要关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 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 应该拿起这个武器。”[5]359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 也需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特别是要按照“三严三实”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 坚决同各种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与悖逆核心价值观基本要求的思想现象作斗争。同时, 还要加强理论学习。针对一段时期以来, 部分党员干部“向书本学习多、向实践学习少”的脱节问题, “领导干部学习多、基层党员学习少”的失衡问题, “规范性学习多、操作性学习少”的低效问题等, 应着力完善党内学习制度 (学习动力激发制度、学习组织管理制度、学习考核评估制度、学习活动保障制度) [11], 深化党员干部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识, 不断增强其理论自觉性和实践创造力。
来源：杨晓慧.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几个区分与协调[J].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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