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拉图尔著作，贾俐译
选自《身体》，斯威尼，霍德主编，华夏出版社，2006年。
我们身体本身就是引起歧异的典型例证。
——威廉姆·吉姆斯，《关于激进的经验主义》，1912
前言
你也许还记得一部由科幻小说改变的电影——《奇妙之旅》，片中一群人类科学家可以缩成很小的人钻进一个昏迷的病人的器官里，徜徉在血管中就像泛舟于大峡谷里，惊奇地看到像巨大的抽水机一样的心脏，与这些旅行者身材的大小相比较，心脏就像一个与宏大和复杂的核反应堆一样的巨型工厂。实际上，对于这些微型观察者来说，身体变成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技术风景，仿佛他们飞越了一个人口稠密的工业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机器与身体、个体与群体的区别消失了，我们身体从外观看是统一的，这是日常生活留给大家的一种表面现象，现在也不存在了。拥有健康身体的幸运者们是一种身体类型，剩下其他的人是……我们应该如何称呼我们微型的未来旅行者们所观察到的那些繁殖机器、人群和其他部分呢?由于给我分配的论文题目很难，加之我也不是一个专家，我们就称呼它为控制论生物体。
“控制论生物体”是一个一半来自控制论一半来自有机论的混合词，用它来定义我们的后人类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世纪末出现的一半是生理学身体，一半是高科技机器身体的修复人。
对于我来说，控制论生物体的概念就是一个机器人专家——汉斯·毛拉韦克一天晚上向我解释的他的梦想，那晚我们共同参加了庆祝阿瑟·克拉克的“电脑2001年”的生日晚会，我们很快能够使自己处于一个较好的、较干燥的“硅平台”，从而远离了我们现在所处的“湿软件平台”(他对身体的定义)的计算约束。他认为“湿软件平台”不足以与先进的“网络爬行者”竞争!人类是计算机并能通过鼠标很快地将自己从现在所处地平台上下载来与实际存在的逼真的肉体相媲美，这个想法是控制论生物体幻想的素材、技术爱好者的白日梦。但是对于这种技术恐惧的科幻小说，男权主义者的控制论生物体被赋予了具有争议的政治含义，特别是我的朋友丹娜·哈拉韦，一个女性主义者，这种政治含义几乎恰恰相反：关于身体界限、身体命运、身体元素的不确定的名称。女权主义者运动付出高昂代价才明白身体的附件不是命运和常识的问题，而是解放和选择的一种情况。因此，我们拥有一种控制论生物体，它可以体现与我们的肉体分离的那种理性的梦想，我们还有另一种控制论生物体，它引导我们关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附件，于是称之为肉体的政治。
本章我想探讨控制论生物体的第二种含义，它用来定义前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很多前线高度反差的形式，就像已经非常先进的GO游戏的木板。所以有点恐怖的单词——控制论生物体代表一个战区：身体政治的战区，意味着身体的政治，即米歇尔·福柯所说的生物电源的电阻和身体策略，意味着我们所说的一个社会的人工组合的健康。我欢迎达尔文学院的学者给我的任务，原因是我相信再没有比勾勒出下个世纪实用政治学中一个严峻的问题的战区更紧追的了。即使对我们家长来说都不能理解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了：如何将民主融人拥有一个身体的理念?更刺激的说法是：如何拥有一个民主的身体?(一个念头闪现在我的脑海里：很多生物体中的一个政治的控制论生物体是叶利钦的经过外科整形的身体，用几十个救生器械将身体勾连在一起，就是这个安装了人造动脉和血管的身体曾主宰了一个破烂不堪的国家。其他可怕的和不太前瞻的想法是：一个植入猪肝的病人；为治疗帕金森病在人脑里注人在母牛身体里培养的人的胚胎的细胞；成堆的克隆人体器官在医院墙角里被水冲走，这些器官的费用也将社会保障体系一起冲迸了下水道。)因此，一个问题自然出现了：我们希望拥有什么样的身体?什么样的身体值得拥有?过去，这个问题只有在宗教、教育和惟一关于灵魂的伦理中提出，现在，医学、科学、经济、政治和道德也同样提出关于身体这个问题。
被分割的身体
我现讲一件轶事：我以前在圣地亚哥的同事保罗·丘奇兰德经常在他的钱包里放一张他妻子的相片，他妻子是一位著名的精神哲学家。你肯定认为这没什么特别的。其实不是，这张相片是用电脑的X线断层摄影术拍的，是他妻子五颜六色的大脑内部构造的CT
!如果我陪妻子去看病，我需要带上那些彩色的电子
吗?对我来说，一般情况下我会携带配偶的相片。但是，保罗坚持认为再过几年每个人都习惯于看神经细胞，谈论神经名词并且会放弃使用表达比较模糊的词汇：面部、脸、眼睛、嘴唇、嘴以及个人肖像。
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人们在与身体的移植、生物化和机械化作斗争时所发出的恐惧的尖叫。想起伟大的评论员埃米尔·列文纳好像谈到过丘奇兰德的高科技的维罗妮卡——他妻子的写真照?列文纳肯定将其定义为简约论主义者。但这不是我所要研究的方向。毕竟，摄影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携带爱人的相片是一个相当新的时尚，这个时尚本身要根据一个大型工业的发展情况和习俗、风格、情感以及家庭关系的转变而定，与保罗·丘奇兰德所提倡的一样都是人工的、历史的和间接的。所以，没有什么特别主观的、明显的或直接用硝酸银的“普通”摄影术；没有什么特别客观的、牵强的、人工的或简化论者将情感语言融入到乙酰胆碱受体、视丘下部和神经中枢的情况。相反，这则轶闻让我将一种我认为是肤浅的并已经持续了很久的身体的战斗搁置起来。这个过时的战斗对我来说就是反对两种常识：人类面对面相遇的主观评价和只考虑神经细胞活动的生理学基础的客观科学观。可以称之为现象学的身体与生理学的身体的区别对于再次运转令人疲倦的陈旧的谣言是有用的，但是两种文化之间的隔阂已不再有意义，因为正如我要展示的，它继承了一种我们这个生物论控制时代已经完全过时的政治议程。
为达尔文系列丛书写稿的最大优点是任何读者都会同意我的观点：在面部识别语言和神经识别语言之间搞平衡是谬论，因为达尔文自己以及他之后的很多生物社会学家都曾表示人类和动物特别是灵长类动物的面部表情是多么地适应。所以现象学与生理学之间的分界线很快就崩溃了。如果你与一个摄影历史学家交谈，照片很快就不是一个明显的个人附属品的表达而相反变成了一个非常社会、工业和文化的成就。如果你与一个动物行动学家交谈，面部识别的语言与它的神经学的相应的情况一样是客观的，并使你进入一种进化史，它的每一个片段与传感到大脑的电子波一样是复杂的、具体的和明确的。那么计算机断层摄影术又如何呢?我能想象保罗·丘奇兰德的很多同事都会在钱夹里携带照片，这些照片可以为他提供他妻子的大脑的
，与从前表达感情的旧照片一样独特和浪漫。他们的“重要人物”的什么照片被装进弗兰西斯克·瓦若拉、杰拉德·艾德曼或史第文·宾克的钱夹中并带给丘奇兰德的同事或对手呢?我想他们自己不会同意为生理学身体提供一个可以表达浪漫身体的无可争议的基础。因此，我们用一个形象来表达想象学身体，用另一个想象来表达生理学身体，但是我们也许想收回我们深爱的面孔中的很多形象；即使如果我们想为它们排序，也没必要将它们分成两类：一类冠以无可争议的科学名称，另一类属于感情范畴。
你知道我所指的方向?我不会再谈一个主观的或者一个社会构建的身体与一个客观的身体之间的对立，更不会谈温暖但模糊的精神身体与冰冷但精确的物质身体的对立。但是通过保罗计算机断层摄影术这个故事，我想阐述的对立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一把利刃穿破了过去的路线。记住保罗·丘奇兰德不仅仅将计算机断层摄影术带人照片影像——此外，他声称从今往后神经元语言将要取代浪漫的面部识别表达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和他的妻子一样是排除主义者。我想解决的问题是：保罗不仅认为计算机断层摄影术已经为世界增添了一项我们可以敏捷地知道大脑变化的新手段，而以前我们做梦也不敢这样想，因为那时我们只拥有能观察到面部的手段。但是，他还认为大脑活动的语言必然而且不可逆转地要取代普通友爱的语言，或者更精确地说，将取代这种语言以进入主观感情的领域。
我所要做的是脱离丘奇兰德的身体的新说法，原因是，可以说这种来自排除主义的说法与真正的科学实践完全不相干。为此，我想借助传统哲学对物体性质的初性与次性的区分。这种古老的科学划分是伽利略、笛卡尔和洛克用来判别排除主义理论的。例如：颜色和气味曾被认为是次性的(这种说法早已不复存在，说法本身就很有趣，因为它说明有过区分物体性的历史)；另一方面，外延与几何图形被认为是初性的，自然界通过它们创造物质。当保罗利用排除主义时尚来运用计算机断层摄影术时，他实际上将神经元定义为初性的，行为和思想通过它们创造物质；他忽略了次性领域的其他情况，也就是感情领域不是指客观存在而是我们的主观感受，在他错误的观点里是事情的状态。
这就是我认为是英国最伟大的精神疗法专家怀特海德所认为的“自然界的分歧”。一旦有人沉湎于划分初性与次性，他就很难避免敌对的派别：初性定义世界是什么样，尽管科学家可以让无形的东西变得有形，但是科学家的工作本身是无形的；另一方面，次性定义感觉世界是什么样、什么是有形和什么是有意义的。但是，很不幸什么是无意义的呢?就是缺少基本的意义元素，也就是缺少与现实存在的联系。这就是我认为已经过时的这种分歧的戏剧性的结果，一方面是无形的有形现实，另一方面是有意义的无意义表示。“主体性的营造”的说法是基于我所称之为真正的科学战争之上的，这个战争划分了每一个论据、每一个理论、每一个医院、自然界的每一部分以及字面上的西方世界的一些地区的每一个身体。主体性在划分初性与次性时不是一个特定的界线而是界线的一部分：世界是什么样的和我们如何感受它。
所以我想解决的问题现在变成了：身体政治不会用初性／次性的划分来作为它的界线吗?这样解决这个问题，你必须接受初性与次性的划分不只是一个特定的想法，恰好相反是非常有争议的妥协：我不是使身体政治化，我只是反对身体政治的一个方面，在我看来，能为评判生命权力的要求提供一个更好的程序的更健康、更民主的另一个方面比起来，我认为这个方面是“不健康”的。
为了阐明这个观点，我想举另一个比我的计算机断层摄影术故事更具戏剧性也更有启迪的例子。这就是法国治疗肌肉萎缩症协会，我与这个协会有很深的渊源，我的同事米歇尔·卡隆和沃洛洛娜·拉卑西斯拉已经对这个题目研究了很多年了。
这个例子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是一家病人所有的机构，协会通过民间捐赠筹集足够的资金来资助大型分子生物学科研项目，目标不仅是发现导致罕见的所谓“孤儿病”的基因，而且要找到治疗它的基因。正如玛丽林·斯特拉坦所优雅地证明的，基因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它们经常被认为是决定人类行为的一个因素，还变成当代关于命运和无法逃避的运气的代名词。基因的出现使特权消失，我相信你一定很熟悉关于自然与营养之争的浩如烟海的大幅标题的文章以及急需采取针对摆脱幻想的基因行动。法国治疗肌肉萎缩症协会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它的具体情况是尽管经常遭到医生和很多基因学家的反对，病人们仍要竭尽全力找到致病的基因。这个组织绝不是要通过反对基因决定论来获得解放，它只是给分子生物学家施加影响，使他们利用基因的知识进行一项可以解放病人的研究。病人们为基因学家提供所有家庭成员的家谱、资助开发第一个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的机器人并资助在巴黎南部建立一个基因标记和他们所期盼的基因治疗工业区。所以，对于法国治疗肌肉萎缩症协会来说，基因行动就意味着解放；父母们还依稀记得医生们以科学的名义劝阻他们不要再对可怕的病症做任何努力：“你们的孩子注定要死亡，你们无能为力，我们也无能为力。”通过病人们的行动，医生们被迫了解了残障科学，最初如果没有法国治疗肌肉萎缩症协会的资助和压力，法国的分子生物学家永远也不会进行那项具有工业规模的应急科研项目。
很显然，第二个例子没有遵循常见的规则：医生、医师和生物学家被描绘成有权决定真实的但冷酷和破碎的病情，而病人只能沉浸在痛苦和无助的状态里挣扎，希望能获得更全面、更人性化和更仁爱的治疗。法国治疗肌肉萎缩症协会针对放弃传统的医疗方法所进行的斗争的目的并不是要造成生理学的身体与现象学的身体、冷酷客观与温暖主观以及破碎的简约主义者行为与全面理论的对立，而是用弹性的恢复取代所谓的潜力研究。我认为这场新的战斗中比以往的情况更严峻，科学并不是天生就是有益的；更具体地说，每一个学科、每一个科学家、科学的每一个领域必须做出选择：决定站在这种身体政治的哪一边。这一章的第二部分，我将讨论这个问题。
分享的身体
我所要倡导的是脱离初性与次性的对立(或是事实与价值，或是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的对立)而进行一种更有益的争论：关于我们分享的世界。我想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但不是通过传统的理念即这只是初性的世界来得到答案。在这个控制论生物体的时代里，这个回答既不能作为科学的也不能作为政治的理由使人信服。为什么?因为据说看上去很不可靠的“无形”的科学家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政治、价值或宗教登上舞台时，一切已经晚了：整个背景已经由初性决定了，分享世界已经得到规划。除了自然界，仅剩下主观的、文化的或社会的说法，这些说法是天生多元的、分裂的、矛盾的、不可比较的、有意义的但是也是无意义的，因为他们缺少关注分享世界和确定达到原本的世界之外的能力。我们称之为传统的单一自然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区分：很多文化诠释的单一自然，即一个统一的自然界：普通世界，初性与众多的、分裂的文化。
常识告诉我们再也没有其他的分法来替代这种区分了，它是我们惟一的区分，也是苦难历史进程中我们找到的最可靠的区分。但是，当时代发生重大变化时，常识并不一定是确实的指南。首先这对法国治疗肌肉萎缩症协会主席巴拉图来说并无助益，因为如果他让医生和基因专家来规定客观和主观的观点的差别的话，他试图找到基因致病因和基因疗法的想法就永远不会得到实现。为了继续发展他的协会的目标，他不能拿科学开玩笑；他必须在科学争论里为自己的慈善机构寻求努力，做出选择：哪一位基因专家可信，哪一位不可信，聘任哪一位，解聘哪一位，听从哪一位的意见以及忽视哪一位的意见，因此迫使医生的专业组织内部根据新的任务和使命分成两派。在那方面巴拉图不是惟一一个这样做的人，艾滋病研究的进展也同样很明显。而且，正像我经常所说的那样，在当今基因学、生态学、卫生保健、计算机科学、安全、经济等很多新领域里，科学不再使正常生活的政治的、精神的或伦理的竞争得到稳定，但却可以使它们重新获得活力。柏拉图在他的《高尔吉亚篇》里嘲讽了民主，因为他认为如果让孩子在医生的苦药和厨师的甜点之间选择的话，注重感情的民众肯定在讥笑和嘲讽中选择厨师而抛弃医生。在好斗的古典雅典那时代，这也许是一个美妙的故事，但是当我们今天面对如此多的医生和厨师，他们告诉我们新的存在主义问题是“吃牛肉还是不吃牛肉”时，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回答呢?如果我们能区分科学与美食享乐主义并因此在医生与厨师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们将非常幸福。我们都非常清楚，事实绝非如此。与往火里加水和沙子相反，呼吁科学现在被认为是往政治火焰里浇油。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努力改变传统的争论，并分辨出单一自然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身体政治学的错误可能是什么?
我非常清楚我现在正在触及很棘手的问题，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最初看起来除了文化相对主义外自然界是惟一的。首先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可以指导我们的另一种理论。西蒙娜·德·波伏瓦的《第二性》的50周年庆典对于法国人来说是重新制定自然与自由这个陈旧的对立的好时候。在《世界》里，激情的文章歌颂了波伏瓦的勇气，他动摇了自然是关于妇女存在的学说以及嘲讽生物社会学家使文化与解放回归狭隘的自然束缚中的努力。(切记在法语中“生物社会学”是一个贬义词，几乎与达尔文主义一样糟，是极右势力的法宝。我要补充的是，在法国我是惟一敢长期对生物社会学文学表示兴趣并对其表示尊敬的生物社会学家。)当然现在当人们阅读那些要求解放的文章、听到决定论和让保罗·萨特所说的“被动实践”关于整个自然界都是平等的议论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讨论一些激素水平、一堆基因、关于性别劳动分工的进化数据以及超过了从狒狒到蚂蚁的比较动物学研究应承担的份额。这是一种对定义解放为从自然界均匀分布的模棱两可中摆脱出来的自然反应。当然，来自女性主义哲学家的相反的文章充斥着媒体，质疑身体话题的回归、母性的重要性以及否定性别差异的肤浅。
这正是身体政治学所要表达的：争论的主要部分是由于使自然排除主义的要求平等。如果你听到一个法国萨特式女性主义者嘲讽生物学的话，你一定会用大量的生物学理论来反驳，只是为了表明分享的世界不会立刻受阻并被压缩成非常狭隘的自由概念。(记住：对于法国治疗肌肉萎缩症协会来说，解放就是获得认识基因的权利和他们努力使医生如让外科医生学会如何实施气管切开术，而不是让他们的孩子死于“自然”呼吸局促症)。当然现在风向又转向另一边：如果你听说过汉斯·莫拉维克声称人类将于2010年或者2015年(他自己也不能完全肯定)移居到世界宽带网络中生活，或者你听说了另一个被伊夫林·觊勒称之为“基因行动学说”的理论，好像基因可以主宰生物的发展，还有丘奇兰德宣扬的排除主义者理论，你一定会反驳说，事情肯定比他们说的要复杂得多，而且那些科学家的偏见必须仔细权衡。你明白我想说的了吗?这只是你的对手们想强迫你也采取一种蛮横错误立场的不可容忍的态度，最后你只有通过反抗而不被挤出局的份了。这与生物和道德、科学与社会、事实与价值、身体与灵魂之间的争论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关于我们如何定义我们所分享的世界即右翼政治学说：谁将组织广大民众的纯政治争论。
我将侧重谈谈这一点：我不是重提自然／营养之争，也不是谈人类生存的平静的、一般的、统一的和整体的观点，这些观点不仅包括人们常说的生物因素还包括主观的、社会的、人类的和文化的因素。我认为，“不仅……还”这些平衡因素太多了。一致的言论几乎与争辩的言论一样不好。而且，它们还要坏一些，因为它们将一种观点的所有荒谬都加在了反对方的身上；他们使假象重叠附加。我不希望我的身体由萨特式的自由卫士们来定义，也不希望道经森的自私的基因由正统基督教徒来定义，但是我所希望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拥有一个一半是萨特式主义一半是道经森主义的完整的身体。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恐怖也无法生活的半机械人。不，我所要做的是摆脱这些争论的羁绊，寻求另一种半机械人，我们可以共同学习教育那些“有希望的怪物”中的一些人。
在我深入论题之前，我想强调曾经风行媒体的科学之战，因为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它就像是在茶杯里泛起的波浪，与需要和自由之争是完全一样的性质。因为那两场争论是相互关联的并且因为二者都涉及在科学与政治之间建立新的联系，简单谈一下它的重要性或许是有必要的。当你听到科学家将一件事情定义为无可争议的事实并谈到明白的自然规律时，应该很理智地反问：那些科学家的器械在哪里；他们在哪家实验室工作；他们的事实值多少钱；他们的数据的选择是根据什么理论；谁监督他们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他们属于什么学科；他们的文章在哪些学术期刊上得到多少引用；什么思潮、什么派系支撑他们狭窄的思维界限?太世俗?太实际?太人体化?用克力斯·劳伦斯和斯蒂芬·沙平所著的一本神奇的书名是否太过于具体?也许是，但是这也是对声称可以使自然没有任何媒介物的情况下表明立场的论调的正常的、健康的反应。当然，这一次也是在另一个方面发生作用，如果你听说科学社会学家坚持自然不能表达自己而且只有科学家才可以代言的话，那么你一定想冲进交战区，挑战那些社会构成主义者是否地心引力使社会构建。这都是健康的、正常的和人性的，但是这有趣吗?重要吗?难道问题是完全不同的、答案不就摆在什么地方吗?那些人们为探讨更孤立的但也更有益的替代答案而互相搏斗时，难道我们不应该容许他们有所反应并有所回应吗?
正在认识一个问题：成为一个简约主义者很难，这里我想用科学社会学来阐述身体政治。我要谈谈1996年发表在《国家科学学术期刊》上的山本太辅(我们一个在实验室做调研的学生)关于性别定位的文章。新闻稿声称发现了“同性恋的基因”。文章是关于人的吗?不，是关于果蝇的!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同性恋的果蝇，以及叫开悟的突变——一个在日语中描述天堂的佛教用语。也许你会认为典型的简约主义是用策划一个单一的突变来粗暴地取代决定性别定位的非常复杂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方法。我想说明的一点是主张简约主义与达到简约主义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请不要误解我：我不是要与简约主义斗争，似乎可以寻求到研究科学的更好的、更高的、更慷慨的和更全面的方法。我在怀疑简约主义是不是完全可以达到，如果通过这一点，我们理解现实的一个层面可以排除另一个层面的可能性，或者在实验室里发现一个新的实体可以排除、隐藏或者抹掉它的科学发现者。我真正感兴趣的控制论生物体是一个由科学家和他们的实验室以及他们的事实产生的物体，固然山本太辅的文章声称是简约主义者并要在一个基因与一个表现行动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但是当你阅读文章时，会发现一系列令人混乱的标准、器械和讲演式的防范，它们掩盖了文章真正的论点。依次，自然史、动物行动学、解剖学、统计学、细胞遗传学、分子生物学、DNA数据库和神经生物学中的每一个层面都被用于在一个突变与一个性别优先选择可能发生的变化之间建立一个高度复杂的通道。文章的结论是：
性别是不同种类的丰富多样的机制决定的。除了性别决定机制的基本区别外，这些机制的功能紊乱的生理学的结果在不同的动物种类中是非常相同的。目前的发现让入迷惑，一个单一的性别决定基因的多次突变可以导致一系列的脑细胞的性别转变，因此改变男性的性别取向。
如果你看过第二句话，它是一个定论：掌握一个果蝇的一次基因突变的人就掌握了所有种类的同性恋的要害，因为它们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如果你看过第三句话，就会知道有一个“诱人的可能性”可以连接从基因符号到脑体再到性别优先选择的6个媒介物，每一个步骤都蕴涵潜在的可能性。也就是每一步都会失败，不仅因为它可能会失败并会受到其他研究果蝇的科学家(罗伯特·柯勒称他们是“果蝇的霸主”)的攻击，而且因为它不会产生由“基因行动学说”所担保的那种需要。因此，每一个科学学科内部都被划分为一条无可争辩的必要性的路径和另一条涉及同样的现实但需要通过残酷地争论潜在可能性来从中运作的道路。让我们设想以下的思想实验：科学家认为推理中的所有的红色要点显示无可争辩的必要性，它们可以与只限于媒介物作用的各种现实无关；还是同样的推理，同样的结果。同样的数据，科学家认为所有的蓝色要点增加了潜在的可能性，连接那些不能消除紧随其后的媒介物。我认为问题将不再是“这是自然科学还是解释学”或者“是关于生理学还是关于现象学”，而是“这门科学的颜色是什么”。
我的论点是，只要你没搞清楚红色或蓝色这两条道路中的任何一条，攻击或保卫简约主义都达不到预期的目标，你在攻击或定义：是以上引述中的第二句还是第三句?是基因与同性恋有关联的主张，或者在日本实验室里增加的“诱人的可能性”吗?是从世界上消除任何其他性别优先选择或者把另一种物种——果蝇增加到人类性别定位的争论中?这是强迫接受初性还是我们分享的世界的实体繁殖?
很多年前，我曾在圣地亚哥的洛格·硅勒明实验室学习，当我正在观察和记录研磨极少量内啡肽所需大量运用的科学仪器、文章、合作小组、观点和技能时，我非常惊讶与我同在一个校园工作的人文学科的朋友认为神经学是简约主义!无论一个神经学家如何称自己是简约主义者，读他的文章就行了。他们是否增添了新的概念，新的图表，新的理论；他们是否给圈里的任何新中介起的新名字并用他们的术语解释给大众。简约主义以及对它的反对是一个偏位的目标，因为更简单的办法是可以消除其他理论的中间理论，更大、更广和更昂贵的使他们处于适当地位的科学的集会、仪器和机构。我想这就是有趣的控制论生物体：客观事实与维持他们生存的科学生产的丰富的脉络体系之间的联系。如果通过反对现象学和生理学的身体或者更糟的主张二者妥协凑合成一个完整的身体和灵魂的做法来反对或者赞成简约主义的话，我们就会失去一个身体政治的绝好机会来突出科学活动本身。
这为什么是一个好主意?首先，这是一个可以使科学家从初性所定义的世界的难以忍受的负担中解放出来。现在可能是把科学家从他们定义这个分享世界的孤独使命里释放出来的时机了。我们应该从科学的多样性中受益，而没必要让所有的科学学科都挤进一个领域，将主观性预定成一个有意义的但实际上是无意义的随意编造的小说世界。第二，它是有用的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潜在可能性的范围，由于身体政治现在并没有因为概念中的事实与价值、初性与次性之间的明显差别立即被认为是不合格的，所以它可能能从科学事实中获益。当初性获得支配地位时主观性就不再是次要的了，而处于支配、影响和感化我们的地位。主观性并不存在于身体内部和灵魂深处，而是出现在斑驳的外部世界。第三，如果多重性也应用于科学研究，它们就变得可分类、可诠释并且它们的多样性现在也可以增添到政治集会和争论中；它们获得了新的动力。这是当代围绕生物电源为我们所有人储备的一个非常现实的观点。以前，它既处在单一自然主义的也处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前沿，那么新的分界线可以取得一些进展。即使刚开始“多元自然主义”听起来让人心烦，但是，如果它能够逾越多元文化主义不可能解决的方案的限制——放弃分享的世界进入不可比较的和不可调和的多样性的世界，那么它作为普通用法将是非常有成效的。运用科学的方法重新开始定义分享世界的工作而不是反对科学，也就是伊莎贝尔·斯坦格所说的“世界性政策”是多么地有益。
最后，我要引用比利时哲学家文森·迪普特对威廉姆·吉姆的名言“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典型例子”的评论。迪普特想将身体定义为：我们感觉到受影响的介质。拥有越多的身体，身体就会越协调、越清晰、越熟练，我们对他人的存在和干预也越敏感。对肉体产生误解的那些人经常想象如果没有身体，他们会更容易地徜徉在宇宙中；如果没有毛拉韦克的“湿软件平台”，他们会通过更多的计算的功能将他们传送到环球网络；如果没有仪器、人工品、同事和实验室，他们会知道更多；如果没有假体和器械，他们的灵魂也只有灵魂可以碍到放飞。相反，沉溺于肉体的那些人希望拥有尽可能多的身体来获取尽可能多的科学学科以便收到更多的中介的影响。他们知道身体的对立面不是解放，不是心灵，不是精神，不是生命，尤其不是永恒的生命；身体的对立面是死亡。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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