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图尔著，刁小英 / 张伯霖译，选自《实验室生活》，东方出版社，2004年。
谁是通过详细地并亲自了解科学以后再谈论科学的人呢？是科学家们自己。教授、记者、大众也谈论科学，但是，他们是从远处，或通过科学家的不可绕过的代言人来谈科学的。有人说，“要谈论科学，就必须成为专家”，事情的这种状况在政界和经济界引起强烈的反感。我们想像一个政治家会这样说：“只有政治家才有资格谈论政治”，一个经济学家会说：“只有企业经理们，只有他们才能说他们想说的话和做他们想做的事”，一个记者会说：“我是政治家们的传话筒，我去向公众解释应该想什么”。从理论上说，研究人员或记者的义务要求他们自由地调查，要求他们怀疑信息提供者，要求他们完全独立地熟悉他们所谈论的事情。可是自从人们接触科学，义务论就颠倒过来了，道德准则就像靠近磁极的罗盘一样失衡了。科学界的记者感到自豪的是，在科学家的脚下展开普及科学的红地毯，社会学家变得肃然起敬，经济学家谦恭地保持沉默并满足于谈论钱的问题。“除了几何学家，没有一个人涉足这里。”科学家们本身从事着科学工作，他们进行着科学推论，研究科学的伦理学和科学的政策，而当他们属于左派时，他们还进行科学评论和自我批评。其他人则洗耳恭听。他们有政治的和认识论的理想，这就是，所有科学元语言的词汇都来自科学家本人那里。
我们调查研究的目的是开辟一条不同的途径走近科学，绕过科学家们的说法去熟悉事实的产生，然后，返回自己的家，用一种不属于分析语言的元语言来分析研究者所做的事。总之，重要的是去做所有人类文化学志学者们所做的事，并把人文科学通常的义务论用于科学：使自己熟悉一个领域，并保持独立和距离。
“但是，不管怎样，是否应该知道一些科学方面的东西呢？”噢，可爱的供词！难道说研究打猎活动的人类学家就不需要知识吗【参见法弗雷-萨达(Favret-Saada)1977年的著作】？在小树林里热情地研究巫术的人会是一个无知透顶的人吗？能说要研究班图人就必须生为班图人吗？要谈论巫术，不仅必须被接纳为巫师，而且不能对巫术仪式进行任何评论和解释吗？能认为阿拉丁人的巫术是人类学论断所必需的惟一的元语言吗？假如人们要求社会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志学者熟悉他们所研究的社会的产生和法律，却要求他们对他们获得的语言不作任何评论，那么，全部人文科学都应该抛弃。反之，如果承认一个25岁的年轻的男人和女人能够深人地了解他们所陌生的实践和世界，那么，为什么去熟悉奥尔塞实验室的物理学家们，比去熟悉阿拉丁人和贝里雄人要难呢？参加2至3年亲自的观察还有什么世界令人们不熟悉呢？法国社会学家与法国生物学家之间的差距较之J.法弗雷-萨达与贝利(Berry)或M.A.德博尼法斯(Marc Augé de Boniface)之间的差距要小。然而，应当相信，除了我们市郊带空调的实验室，整个世界都是可研究的。
不，显然，在任何人文科学方法理应解决的这种把亲近和疏远结合起来的过程中，难的不是亲近，而是疏远。一个学精密科学的毕业生，比一个多年参与科学研究的目击者能更深刻地谈论研究界，这种看法显然是一种很容易消除的偏见。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是个研究人员、一个西方人或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如何才能维护判断的距离和独立性呢？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学术活动，能是一个对科学相当无知的人吗？从这一点说，的确应该研究问题，训练眼光并尽力超脱。真正的挑战就在这里，而不在于知识的获得，因为获得知识的困难被人故意夸大了。从事这项调查的人类文化学志学者(ethnographe)，在他对差别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经纪人的帮助：他的确毫无科学知识，并且几乎对认识论一无所知；他处在真正的异国境地加利福尼亚，用外国语——英语工作；他几乎没有关于科学真理的偏见，应该承认，对于科学真理而言，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他来自非洲，他能送给科学家们一台远距离拍摄野人的仪器，这台仪器在人类学领域是过时了，但它完全适用于萨尔克研究所，因为，从论战的角度看，它使每一个要成为科学家的人尝试记住以下的话：“做你想做的事，但是他们的语言不是你的元语言。”
当然应该承认，如果我们所研究的是人类文化学(ethnologie)以飞短流长压倒的可怜人，那么方法的规则就陈旧了，当我们研究那些用自己的元语言掩盖调査者的精英们时，方法的规则就变得新鲜了。总之，有多少人类学家(anthropologues)写的书、文章和论文被他们所研究的人们阅读过、评论过、批评过？有多少人类文化学家(ethnologues)询问那些在他们自己的大学里比他们更能干、更有口才、更富有、更有影响的人？研究可怜人的人类学如今懂得，它应该与它长期所依赖的情报提供者建立更为平等的关系。但是，涉及主人的人类学的这种平等的时代还没有到来。他们的目录和我们的目录还很不成比例。我们清楚地知道，这种关于有一种固有的、不依情报提供者为转移的元语言的想法是个神话。然而，要把我们的插话为深奥的认识论占优势的推论作补充，用这种元语言仍然是一种必要的对策。
鉴于学术论文与少见的独立调查不成比例，解决亲近与疏远的问题就不是件小事，可是，如果我们再添上两个其他的限制——人类文化学方法论(ethnométhodologie)的限制和反身性的限制，这种不成比例的问题就更复杂了。
元语言掩盖了社会角色在实践中所说的和所做的；人类文化学志方法论，在社会学中，是反对滥用元语言运动的名称【参见巴恩斯与劳(Barnes et Law)1976年的著作；加芬克尔(Gafinkel)1976年的著作；林奇(Lynch)1982年、1985年的著作a、1985年的著作b；伍尔加(Woolgar)1983年的著作】。人类文化学方法论每一次不是把利益、估计、阶级、习惯、结构说成是被假设为杜会木偶的社会角色，它要放弃社会学的全部元语言，并把行为者当做有能力的社会学家。在健谈的杜会学家与角色之间，还是相信角色好。在善于安排的社会学家与添乱的角色之间，最好相信角色。因此我们的标准——不要用科学家的话来解释他们所做的事——似乎与人类文化学方法论相矛盾。
在异国的人类学领域里和社会学领域里以及在其他所有地方，当人们为提供情报者恢复名誉时，我们却需要对我们的情报提供者深表怀疑。
如果我们询问一个研究人员在搞什么，谁来回答我们呢？往往是认识论、科学哲学给出答案。这里谈的是科学方法、关键性的实验、反证、范式、概念或合理的实在论。这就像我们到亚马逊河流域的一个村庄搞调查，那里的人们会用亲族关系的基本结构来说明他们的阶级。研究者越是有名，他的知识越牢靠，他越是有学问，我们越认为他是法国人，他所说的越不像他的实践或推论，他的年轻的合作者越少受到精心修饰。因此一定能通过科学家有条理的讲话了解研究者的实践及其混乱的但有趣的说法。尊重原始的东西，至少应该重读巴什拉、柯瓦雷(Koyré)、康吉莱姆(Canguilhem)、库恩(Kuhn)或波普尔(Popper)的书。不要重视间接的东西，而是要把研究人员主持的实践重新纳入从社会学里借用的、而不是从哲学中借用的另一种元语言中。因此，对实地进行直接的观察，可以部分地解决这样的困难：像害怕瘟疫那样怀疑科学家自然而然作出的哲学推论，并尊重夹杂着实践活动的杂乱无章的元语言。科学哲学向研究人员展现一面奉承人的镜子，但这面镜子只迎合克劳德·贝纳尔眼前的几位大科学家，它使一些研究人员很遗憾，因为他们不知如何使实验室日常生活与人们对他们说的话(即他们应该干什么)协调起来。对现场的研究并不讨人喜欢，这还用说吗？至少，这种研究不是规范的。在奉承者或人类学家中，谁更尊重研究人员，这要由读者定夺。
正确利用自己的无知对提供情报者有礼貌的怀疑，绕过科学家朴素的哲学，精心地调整远与近，这样的方法解决不了最难的问题，即反身性问题。任何社会学家都能美化自己，称自己也是科学家，但是一个寻求对称并致力于用同样的术语阐述错误与真实、自然与社会的科学社会学家能做什么呢？他本身失去了两个最有力的法宝：区分真假、区分自然与文化。如果我们解构精确科学，应该赋予我们的解构以什么声望呢？科学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抓住相对主义这个问题【参见科林斯与考克斯(Cox)1977年的著作；霍利斯(Hollis)与卢克斯(Lukes)1982年的著作；阿斯默尔(Ashmre)1985年的著作】。那些摧毁科学的人也在摧毁着自己。
只有对于那些企图摆脱对称原理、避免用人文科学去解构科学、赋予自己权利去批判除了软科学以外的一切严格科学(Woolgar,1976,1983,1988)的人而言，这个问题才是棘手的。在我们失去了区分真与假、自然与文化的能力时，我们真的丧失了确立比科学的元语言更有力的元语言的权利了。但是，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剥夺非常好。我们所提出的分析至少同所研究的科学一样弱。我们不要求任何特权。如果科学事实成立，我们的分析也不会少。如果脉冲星的发现(Woolgar,1978)或荷尔蒙的发现是一些故事，那么我们的故事也不再奢望真理。一些人认为，把真理看做一种构思或记叙，这是在削弱真理。只是对这些人而言，对相对主义和自我矛盾的非难才是猛烈的。对于只研究这种构思素材和这些记叙本质的我们而言，我们与我们所研究的人是平等的。他们讲述，我们也讲述；他们体验，我们也体验；他们构思，我们也构思。差异发生在以后。因此，我们也将重视我们关于自己的和科学家的记述。这就属于我们所期待的、为了部分拯救我们的反身性。
科学实验室观察者的问题并非是不言而喻的。使记述不能不接受的限制有那么多，以至我们已决定为每一章的各个篇章杜撰一个虚幻的观察者，令其承担解决一个我们刚才涉及的问题第二章的观察者是一个完全不了解情况的人，它来到实验室，就像人们不久以前来到班图人栖息地一样；第三章的观察者是一位好斗的历史学家，他发起了反对认识论的斗争，他对某个科学事实确实的真加以解构；第四章的观察者是一位关注研究者固有权限的人类文化学方法论者，他开始正确地理解研究者的语言了；第五章的观察者，是一位关注一切典范的社会学家；第六章是写派遣到现场的“小组”同我们的地位协调起来并结束反身性问题的一章。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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