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性的幻觉：偶然的决定论
作者 | [法] 雷蒙·阿隆
翻译 | 吕一民 / 顾杭
编辑 | 通识经典导读
梅洛—庞蒂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中指出：“惟有一种人类共存的逻辑存在，历史才有意义。这种逻辑并未使任何人类的冒险变得不可能，但它至少像经过自然选择一样，淘汰了那些无法符合人类的永恒需求的事物。”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把决定论或预测的问题（人们会把这些问题与终极意义的问题混为一谈）搁置一边。假如有人界定出一种符合人类的永恒需求的“存在”，那么，他们是否就有权利宣称这种存在必然会实现了呢？
人们完全可以承认，未来是可以预测并且是事先被确定的，然而它又与“人类的永恒需求”相背离。人们也可以设想，我们能够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会变得如何，然而并不因此就可以肯定或否定道，事件本应会消除那些“会造成牵制的冒险”。
同时接受“意义”一词的两种含义，极易造成混乱。因为有人试图一方面确立走社会进化的方向，另一方面又想建立起能实现我们的理想的“特定状态”，已经世俗化了的关于历史的神学假设在这种进化与我们的理想之间有协调之处。尽管这种假设极不理智，但这些神学应当把它们的成就归因于这种假设。
有人曾提出，存在着一种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利用人类激情的“理性的诡计”（Ruse de la Raison），那么，人们通过观察会重新发现这种“理性的诡计”吗？利益或经济力量决定论真的会不可抗拒地通向合理的结局吗？
偶然的决定论
让我们再次引用前面的章节所举的例子。凯撒渡过了卢比孔河，奥地利的大臣们向贝尔格莱德方面下了最后通牒，希特勒下令发起巴巴罗莎行动，上述行动只要与行动者的计划以及行动者置身的处境联系起来，都是可以理解的。出现在记载当中的流行的解释，揭示了这些行动的动机、动力以及相关决策所由产生与实施的环境。有时候，在能通过负责人的意图或相关局势阐释事件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倾向于谈论事件的原因。最好还是以易于理解的言语进行谈论。
在此，我们必须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当时凯撒、奥地利的大臣们以及希特勒是否有可能作出不同的决定？此举并不意味着对决定论的原则提出质疑。有人主张，“此一时刻”的世界形势无法使“彼一时刻”的世界形势与原先有所不同。这种主张自然不属于纯粹的历史问题的范围之内。此外，人们还将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即凯撒、奥地利大臣和希特勒的决策可以通过相关局势突出其意义来吗？如果当时是其他人处在其位置上，并采取了不同的决策，那么，历史事件的进程是否就会全然不同了呢？人们是否能够证明，由奥地利的大臣或希特勒作出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在时间方面受到了限制，以至于到最后，不管当时作出何种决定都是一回事了呢？如果1914年的世界大战晚五到十年爆发，其结局会与现在这种结局相同吗？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俄国还会取得胜利吗？
我们对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采取了否定的形式（比如，人们不可能证明……）。但也有人以肯定的辞语来表述与之相同的观念。一桩事件，只要它是某个人的行为的结果，那么，它在显现局势的同时，也会显现出这个人。关于行为者的心理学反映出了行为者所接受的教育以及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但是，在某一特定时刻作出的决策却并非这种教育或社会环境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即便这位行为者身居高位，其行为足以影响整个社会，他也同样不会严格地受其环境限制，一系列不确定的事件往往根源于个人的主动性。
政治史、战争史和国家的历史，既不是不可理解的，也不是全由偶然因素所造成的。要理解一场战役，与要理解军事制度或生产方式一样困难。历史学家从来不会把民族的兴衰归因于惟一的命运。但是，军事失败并不总是证明帝国的腐化堕落，例如，来自外部的入侵曾摧毁了一些繁荣的文明。在原因和结果之间并不存在比例性（proportionnalité）。各种事件所能显示的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决定论，这种偶然的决定论的出现更多是与人类世界的结构有关，而不是与我们知识的不够完善有关。
每当人们把一种行为与一种环境联系在一起时，人们必须保留不确定的余地。如果人们考虑一种长时段和一种总体文明，不确定的余地就会与人类的选择、意志、创造力混同。环境会带来挑战的刺激，而社会则显示它是否具有这种挑战的力量。不管是关于个人还是集体的“生命冲动”的形而上学，仅仅满足于把我们观察到的东西转变成一种概念或一种图像。人们通过人类群体的独特的美德去解释一个社会的命运。如果我们试图去衡量这种命运的确定性，就得自问道，曾经成功地回应过一场挑战的能力，是否还能够应付新的同样的挑战？从环境与意志之间的交会中产生的文明就像是抽到的幸运签。因为环境把机会留给人类，而人类又能抓住这种机会的情况并不多见。
如果人们处在一种稍低的层面，历史解释的或然论的方面就会变得更加明显。路易十六面对金融危机和三级会议的态度，希特勒在1940年面对继续进行战争的英国以及神秘可怕的苏联的态度，并非事先就由局势所确定。换上一位国王，他可能会采取抵抗，并动用军队去对付巴黎的骚乱；而换上另一位战争狂人，他可能会在东部再维持几年互不交战的状态，并全力以赴去迫使西方国家签订和约。不管是路易十六的行为还是希特勒的行为，都不是不可理解。两者皆可顺着适宜于旧君主的后代子孙或篡夺了最高权力的蛊惑人心的政客的思想方式来理解。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一位由于遗传上的偶然性而具有另一种性格的国王可能会在面对路易十六所面对的处境时采取与路易十六不同的政策。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路易十六的行为是有一定的偶然性。同理，如果我们承认希特勒最终决定的战略来自于他本人的算计，而这种算计会因为换一位独裁者，或者是同一独裁者，但其获得的情报或受到的影响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果，那么，它同样足以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亦具有难以预测的方面。
那些觉得自己必须作出历史决定的人或许表达了社会或时代的要求，但是，不管是他的政治机遇还是学习机遇，均不是严格地由社会结构来决定的。君主制的垮台、革命的爆发为具有才能但出身低微的官员打开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波拿巴的经历就是他所处的时代的典型例子。然而，当时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预测到，君临天下者非拿破仑·波拿巴莫属。拿破仑上台，乃由无数有利于他的原因使然，而这无数原因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有如幸运大转盘的彩球滚动到了这个而不是那个数字上。拿破仑登上宝座，就像他在有关的大赌博中中了头彩。拿破仑，这位法国的新的主宰者，其推行的政策表达的是其绝无仅有的人格，而不是所有王位觊觎者的共同倾向。这一现象表明，曾助长了拿破仑个人野心的各式各样的局势显然会演变出多种无法确定的结果。
行动者们往往乞求星宿的保佑，好像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被一种神意、一种邪恶的精灵或某种不知名的神秘的力量玩弄的对象。他们感到，理性的行动只不过是去算计机遇。
军事首领、政治家、投机家和企业家对局势往往很少有足以使其将手段和目标严格地结合在一起的全盘了解。故此，他们在行动时就像是在下注，而且只能是像下注。当人们在制订作战计划时，不可能完全预测到对手的反应。而议会活动的成功所需要的因素非常之多，以至人们无法完全统计。证券商很少考虑政府的干涉以及会改变大盘走势的政治事件。企业家在制订投资计划时信任的是经济扩张的阶段。人类行动的各种结构的特征，如意志的碰撞、局势的无比复杂、反常的现象以及导致偏差的因素等等，均已在社会学家的理论中得到重视。既然如此，历史学家难道能够忽视这些特征吗？当历史学家的研究涉及到抉择的时刻时，为了展现抉择的各种可能性，他们会重述行动者们的决议，“恢复”行动者们经历的事件。这种研究取向无法展现出“必然性”，它所展示的只是历史真实的“涌现”（jaillissement du réd）。
或然性并非因此就全然客观。诚然，各种决定与它们所要摆脱的处境密不可分，而且，伟人们会“显露出”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但是，个中关系却绝不是一目了然、清晰可辨的。人的心智既无法洞察局势，也无法列举出所有的原因。然而，对或然性的回溯式的估量与行动者的前瞻性的估量是相符合的。历史的世界本身勾勒了以下系列之间的区别，即大量的已知条件（如人口的规模、生产手段、阶段的对立等等）与个人的主动性之间的区别，“必然性”的展现与各种焦点，如可能会改变命运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起迄的重要日子以及改变了某种文明的命运的偶然事件之间的区别。历史的结构与偶然性的结构极为相似。对此，人们可采用相同的思想方式。
这些形式上的考虑无意夸大伟人的作用或偶然事件的责任。独断地否定这些作用或责任是不可想像的。面对每一种情况，人们必须要自问，在政治博彩中脱颖而出的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对其所处的时代产生了影响，是否一次失败就促成或引起了国家的解体，是否一桩事件就会反映或歪曲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或思想的演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既不是非黑即白，也不是非必然即偶然。英雄们的业绩是由历史预备的，即便别的人赋予这些英雄不同的性格亦是如此。
历史学家通常要么贬低要么夸大不可预测的局势或偶发事件的重要性。他们的这种习性不可能得到一种哲学的支持。它显示了一种偏见或一种好奇心的取向。人们既无法从哲学角度来解决属于经验范围的问题，也不可能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那么，为什么留给个人和偶然事件的创造力或影响力的余地在各个时代和各个领域会同等地宽广或狭窄呢？
当人们将事件与一小部分人，甚至某一个人的意图或情感联系在一起时，这些事件仍旧可以理解。有人把一场军事上的胜利归因于军备上的优势或将帅的雄才大略，这样的解释或多或少是可以成立的。或许，如同某些军事作家所宣称的那样，胜利的取得，百分之九十靠的是参战者的武器装备和组织调动，其余的百分之十靠的是部队的士气和所制订的战略是否得当。这里所涉及的是事实的问题，而不是学理的问题。
人们担心在个人的主动性或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之类的局限性的时时的干扰下，对整体的理解会受到影响。这种担忧并没有多少根据。那些在细节上可能会有些出入的事实并不会妨碍我们去理解“整体”。例如，不管有没有格鲁希（Grouchy）元帅这样一个人，或者说不管格鲁希元帅有没有切实完成拿破仑交给他的任务，人们仍然可以理解拿破仑是否会取得的胜利；又如，人们也理解，如果1914年的世界大战不曾爆发，或者说如果布尔什维克党已经被消灭，那么，在日益朝着自由化方向发展，并受到富农阶级支持的沙皇制度下进行的，同时得到外国资本帮助的俄国工业化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不管人们在回溯往事时赋予这些严格意义上的假设以何种或然性，不管人们为了使实际上并未发生的事件成为可能而如何在思想上修正“已知条件”，实际的历史仍然是可以理解的。
列宁的胜利或许是沙皇政府垮台后发生的内战以及临时政府继续进行世界大战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就某一局势而言不可避免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胜利，或许并没有带来俄国人民所期待的，或者说是布尔什维克党人曾许诺的要以较低的成本去建立的现代经济。
历史学家的工作之一在于叙述人的冒险经历，如拿破仑在1798年至1815年间的经历和希特勒在1933至1945年的经历。这种叙述使“整体”得以被人理解。历史学家并没有提出一种每时每刻皆在起着支配作用的无所不包的决定论。他力图寻求的是最终发生过的事情的深层次的原因。拿破仑的帝国大业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帝国在法国的基础过于狭窄，以及交通与行政手段无法与帝国大业相适应。此外还由于法国军队通过其宣传的观念与强行建立的秩序之间的反差唤醒了各相关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希特勒的帝国之所以垮台，乃是因为他导致了苏联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联盟。
上述解释是行之有效的，因为它们显示了最终可能使这两大帝国遭到失败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既不能事先确定相关冒险经历的细节，同时也无法事先确定这些冒险持续的时间。而且，他们也没有排除偶然因素。例如，腓特烈二世曾因奥俄同盟解体而得救，英奥俄联盟如果解体的话，拿破仑在1813年就可能会获得解救。同样，如果苏联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决裂，希特勒的德国亦可能不会遭到失败（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所致，这些可能性在1813年和1944年均未能成为现实）。另外，秘密武器的发展和原子弹的使用也可能会颠倒命运（虽然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这种可能性没有成为现实）。
透过多种繁杂的事件和人物把众多事件连贯起来，并不意味着排除个人或机遇的作用，历史的重点若要能够被人所理解，就得以历史真实为基础。这种观点在原则上对多种可能性是忽略的，同时它也无须去考虑必然性。如果有人提出因果性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将始终是：在某种特定的局势中最终必然会产生某种特定的结果，即便其间有其他可能性存在也是如此。（在赌球的时候，如果某个数字被人认为比其他数字要大，这个数字就会更多地出现。）
决定论的解释和重视历史进程的偶发事件的观点，更多的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为补充。人们只有通过连同考虑其他现象，才能显示一种历史现象中的局部真实。历史学家在回顾过去的时候为什么要否定我们置身其中的变化多端的事件的真实性呢？生活在历史中的人们不会问自己是否受到了其遗传或教育的制约，而是问自己是否能够青史留名。为什么他要在事情过后想像出一种活人不能了解的“必然性”呢？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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