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
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提出的“舆论一律又不一律”观点，是对舆论问题的较为睿智、清晰、正确的回答。
“舆论一律又不一律”观点的
基本解析
“舆论一律”和“舆论不一律”是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提出的一对概念。毛泽东同志认为，在人民内部允许舆论不一律；而对反革命分子，则要实行舆论一律，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
毛泽东同志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一个社会，无论何时，总有先进和落后两种人们、两种意见矛盾地存在着和斗争着，总是先进的意见克服落后的意见，要想使‘舆论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我们的舆论，是一律，又是不一律。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在人民与反革命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1]
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较早阐述了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的思想，也是他关于人民内部“舆论不一律”而对反革命只能“舆论一律”的最早论述。毛泽东的这个著名观点，我们可以首先从四个角度加以解析。
第一，舆论一律又不一律，这个命题看似自相矛盾，实则再正常不过，也符合逻辑原理。这就好似，一个人今天上午在北京海淀上班，当日下午坐飞机飞到了千里之外的广东梅州出差。我们如果说“一个人今天在北京又不在北京”，这话自然不假，并没有任何逻辑错误。
第二，这个观点的要旨在于“分类”。舆论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定位。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讲法，人群大致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人民，一类是人民的对立面——反革命，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舆论管理方针与策略，这才是恰当的。
第三，在人民内部，也就是在最普通、最朴素的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事实上应该遵循的是“舆论不一律”的观点，相反，“舆论一律”不仅不可能，而且不应该。进一步，既然我们承认且同意舆论并非一律，也就事实上承认且同意舆论并非强制。学者董岩的话说得非常在理：“舆论只是怀疑者而不是判断者，只是呼吁者而不是执行者，只是建议者而不是强制者。”[2]
第四，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来，报纸、刊物、讲坛等“媒体”自然而然就担当了舆论引导的重任，它们要负责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这恰恰是“媒体”的社会职责之一。
“舆论一律又不一律”观点的
当代省思
（一）舆论的游移身份基础
我们已然提及，毛泽东同志的观点的要旨在于“分类”。这种观点，倘以当下的社会分析视角来剖解，其核心是朴素而健朗的社群主义身份理论。我们知道，社群主义身份理论所追求的，是被一切历史经验与文化符码所构成的作为整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塑造的性别、阶级、种族、民族等确定与稳定的身份。“在社群主义中，社群意味着每个人拥有的每样东西都是共同的。”[3]社群主义身份理论预设人们拥有“一以贯之”的稳定社会文化环境，而身份就在其中保持着自我的连续。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个年代，社群主义身份理论是拥有着良好而适切的社会解释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这种理论的具体外化。社会中的人们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群落、不同的位置，对待不同群落的人采取不同的舆论管理策略，而且相信这种策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是行之有效、一以贯之的。
然而，社群主义的话语始终未考虑一种断裂的语境。进入高级互联网时代以来，随着时空逐渐分离，人类个体被抛入多种“历史经验与文化符码”的缝隙中。此处所谓“高级互联网时代”，即指移动互联网时代，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的有机杂糅与广泛融合是这个时代的技术主旋律。在高级互联网时代，受众与传者的壁垒近乎消失，就社会舆论领域而言，“多主体丛生”更成为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此种情况之下，旧有的文化语境被打破而全新的文化经验尚未塑造出明确的身份认同。于人而言，对现实的强烈意识，恰恰是糅合在一种同样强烈的对现实的离异感之中的。
归根结底，社群主义的话语是一种身份的“考古学”。在舆论及舆论引导的话题上，社群的观点是指向历史的：历史终归是连贯的、寻根的、锚定的。可是，高级互联网时代却明显是指向当下的：当下难免是断裂的、枝蔓的、游移的。在断裂的语境之下，很难获得一以贯之的分类标准，没有标准也就无法进行实际分类（或曰分类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实际分类也就无法进一步根据分类来推进相应的管理策略。
2022年初，星巴克咖啡的一家重庆分店因“驱赶警察”之事而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作为人民（the people）的人们，自然竭力反对星巴克的荒唐之举；然而，作为消费者（the consumer）的人们，并不排斥购买与享用极力打折促销的星巴克咖啡。换句话说，人们的身份并非连续与一贯，反倒是在更趋多元的身份之间腾挪。稳定不再，清晰难有，社群主义身份理论的社会解释力必然减弱。
2020-2022年波及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更让我们体会到了社群主义话语的普遍乏力。譬如海外华人：作为散居族裔，他们可能表达出很强的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身份认同，而在另外一些语境中，他们也可能囿于各种文化限制而对此缄默不言。流散带来的文化环境之断裂，可以被视作带有“后现代色彩”的复杂语境，个体在其中需面对多种可能的变化，自我身份呈现的方式也故而变动不居。如果说建立在社群主义身份理论之上的舆论研究所探讨的是关于“他是谁”所以“他该如何”的问题，那么基于游移身份之上的讨论则关注“他欲成为谁”所以“他欲如何”的问题。
以此视之，毛泽东同志的舆论观点，在当下需要加以与时俱进的理解与省思。
（二）舆论的多元呈现形态
毛泽东同志论述“舆论一律又不一律”的时代，舆论的形态基本还是以纸质媒体为主——甚至就集中于报纸这一媒体。可以说，因广泛的到达率和较高的可信性，报纸具有左右社会舆论的力量。但目前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高级互联网时代已经赋予舆论以多元化、复杂化、精细化的呈现形态。总的来说，这个世界肯定是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人也庞杂，事儿也庞杂，舆论形态亦复如是。譬如，一个微信表情包甚至仅仅一个微信表情，或许就已经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舆论气候，如“佛系青年”表情（一个绿衣青年手持一朵红色莲花），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一首音乐作品在互联网上突然火爆，也是如此，譬如2022年在小学生群体中突然兴起的《孤勇者》传唱热潮。这样的舆论形态，在毛泽东同志谈论舆论的时代，当然是无法想象的。舆论的形态已然如此多元，几乎可谓“舆论万媒”，任何东西大概都可以成为舆论的呈现载体，意见的交流自然变得更加复杂了。那么，对于舆论的相关引导，也就出现了更为迷离而多变的情况。
不错，根据既有观点，“人们一般把公众公开表达的言语意见视为舆论”，[4]但这样讲未免过于“严谨”；事实上，舆论的表现形态多种多样，高级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发展，更加促进并强调了舆论形态的“多元”。每种新型的舆论形态都从侧面反映了一个时期的公众心态，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心态和意见倾向的鲜明表露——“媒介即讯息”之断语此时此刻焕发出了颇具时代感的理论意义。譬如，一些当代青年决意逃离“北上广”，然而他们的舆论表达形态非常诡谲，单独用了一个汉字“润”的网络图像。这个图像本身的使用，就含有了值得深入反思与咀嚼之处。首先需要把网络图像理解为汉字，然后把汉字理解为拼音，再把拼音理解为英文，最后把英文理解为汉语释义——这种曲折的表达形态自身就已经传达了若干意义。
另外，高级互联网时代还有一个“意外”的传播效果：私人问题公共化。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问题有很多，但细究起来，95%是只与个别人有关的私人问题，3%-4%是专业性问题，而公共性问题则不足1%。公共性问题是舆论缘起的先决条件，没有大家共同关心的公共性问题，就无从谈什么舆论。值得静心深思的恰恰是，只有在高级互联网时代，由于通信渠道的拓宽、交流机会的增多、传播技术的升级，私人问题才可能获得“公共化”的机会；而反过来说，也正因为私人问题被广泛地、普遍地、频繁地、甚至不成比例地“公共化”了，舆论才会因此而呈现如此多元而庞杂的局面。
广西桂林一名姓刘的英语老师，虽然勤奋学习，但英语说得还是不标准，只得用较为蹩脚的口语为外国友人导游漓江。这其实是相当私人化的事情，也确实没有什么显著的公共要义，却因为互联网（特别是“抖音”平台）的传播而引发了社会舆论关注。刘老师随性演唱的英文歌曲《划船歌》（Row, Row, Row Your Boat），被网友戏称为《漏漏漏之歌》，甚至远播海外，又继而引发了一系列“外国人嘲笑中国人英文太糟糕”的舆论。刘老师被人称呼为“踢缺刘”（Teacher Liu的蹩脚音译）。更有意思的是，“踢缺刘”随即被广西桂林交通部门邀请参与拍摄了当地倡导遵守交通规则的视频宣传片。一名普通的英语老师，一跃成为网络舆论焦点，这样的情况如何评价？公共空间中未经转译为公共问题的私人问题，会否带来共同体的式微？
（三）舆论的广泛趋同效应
舆论的趋同效应，是第三个需要注意的方面。高级互联网时代，个性化推荐看似给用户提供了从互联网抓取来的海量信息，但实际运转的模式和核心供给思路并不是要扩大用户的信息接触面和信息量。用户根据个人需求从海量信息中进行了若干选择，客户端立马读取到用户的基本信息、用户对信息的选择情况以及对舆论的偏好情况，从而给用户打上相应的标签，再据此进一步筛选信息供给用户。这毋宁说是信息面不断窄化的过程。美国学者凯斯·R·桑斯坦在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的概念“信息茧房”，大约就是此意。
这种现象不罕见。从一定意义上讲，高级互联网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开放、多维、宽容、高敞的视野，反倒是潜移默化地将我们囚禁在自己的小圈子之内，困囿在既有的小情绪之内。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将自己有限的注意力投入自己感兴趣或者能给自己带来愉悦感的观点或意见之上，而对其他观点或意见毫无兴趣、无所得见。比如，喜欢《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视频并对其点赞与叫好的网络用户，会立即被大量推送对此类视频大加赞誉的相关评论或衍生链接，而对持批评意见的舆论情况无所接触、知之不多。长此以往，就出现一种现象：人们给自己编织了一个由单一特定舆论构成的茧房，沉溺其中，“自得其乐”，将其他舆论隔绝在外。高级互联网时代的个性化推荐机制，事实上“促发”并“形塑”了作为个体的受众的脑海中的“舆论一律”印象。长此以往，人们以为自己所见的媒体上的舆论真的是“一律”了，社会的舆论也“一律”；某种意见占的篇幅越大、播的时间越长、获的推送越多，群众就会接受得越广泛。这种“促发”并“形塑”，恰恰是站在反对毛泽东同志“舆论并非一律”的观点的立场上的。而愈来愈多的网络舆论战，又恰恰是这种“促发”并“形塑”的必然结果——虽然是从这个事情的“反面”来加以显现的。正因大家在趋同效应下普遍认为“舆论一律”乃是正轨与常态，容不得“不一律”，甚至不相信竟然会有“不一律”，才会出现诸多各执一词、彼此倾轧、唯我独尊、舆论“极化”的尴尬局面。当然，“极化”问题本身确实还存在较多的深层变数。[5]
中国几位学者曾经引介说：“霍尔指出，主流的传播理论正确地认识到传媒在表达舆论方面的作用，但它错误地认为，这种一致的舆论原本就存在于社会之中，传媒只不过将它传达出来罢了。霍尔认为，相反，这种一致的舆论其实是由传媒生产或部分生产出来的。”[6]这句话果真说到了点子上。高级互联网时代的个性化推荐机制“促发”并“形塑”了作为个体的受众的脑海中的“舆论一律”印象。殊不知，“舆论并非一律”才是舆论的正轨与常态。在此，悉心对照并咀嚼毛泽东同志的话，非常必要；而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一句话同样值得记取：“舆论是不一致的，而且假如舆论是一致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它是正确的。”[7]
值得在此啰嗦一句的是，趋同效应与游移身份，二者并不矛盾。趋同效应指的是个体既有观点的自我强化与自我确认，游移身份则是指个体不能够或更难于有效且持久地被性别、阶级、种族、民族等确定与稳定的身份所框定。不稳定的身份往往会更加导致个体在某一具体问题上执着于某一偏见，这反倒是符合常情的。因为，在流动的现代性时代，人们仍要面对个体化的命运，却不再有实现自身“再嵌入”责任的能力——除了执着甚至执拗于自己所持的观点，个体又如何“见证”作为个体的自身的主体性呢？事实上，无法“再嵌入”的个体化，使得作为共同体基础的“公民”身份已然遭到了侵蚀与瓦解。或者说，个人伦理抉择是你我互不相连的选择，并不作用于社会的选择合力。[8]其结果似乎只能是：一方面是私人问题公共化，另一方面却是严肃政治话题与道德实质问题的琐碎化与肤浅化。[9]乍看来，个体因“相似而重要的话题”汇聚一堂；再闻时，彼此因“固执而浅薄的偏见”四散开去。
（四）舆论的当下时间维度
最后一个核心问题关乎时间。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跨越空间已经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时间从空间的约束中解放了出来。“流动的现代性”社会之中，统治的权威不再依赖于对空间的占据，而以时间的瞬时性为依据：“谁在运动和行动上最接近瞬时，谁就可以统治别人。”[10]新闻、传播、舆论领域的诸多事情，不恰恰是对这个观点的最佳印证吗？
塔尔德曾有句名言说：“公共头脑有三个分支——传统、理性和舆论；在三者之中，舆论是最后形成的，但也是稍后最容易成长的，而且它的成长要以牺牲其他两个分支为代价。”[11]传统，显然需要时间累积，没有累积便无以成传统；然而，舆论却旋灭旋生，它不需要甚至排斥时间累积。我们耳熟能详的舆论情况常常是所谓的——热点频出、观点倏陈、迅速爆款、旋即反转。在这样电光石火的瞬间，受众除了被“屡屡震惊”之外，其实根本没有“徐徐思考”的时间。没有徐徐的思考，自然也就谈不上从容的理性，更谈不上赓续的传统。
不难发现，毛泽东同志在其对于舆论的观点中不断提到“先进的人们”“落后的人们”“先进的意见”“落后的意见”，而所谓“先进”与“落后”恰恰是理性对照的结果，人们应该在理性的指导下“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毛泽东同志设想的美好蓝图，这是正确的。然而，在当下社会，却哪里有这样的时间呢？思想家鲍曼悲哀地说：“记者提供了一个衣帽间共同体的挂钩。但在一个流动的现代世界里……两星期后，没人会记得挂钩的位置。”[12]甚至，“两星期”恐怕都说长了一些，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研究表明：“近年来舆论存活周期不断变短，从原来的两周缩短到一周以内。”[13]这正是高级互联网时代令人备觉沮丧的舆论现状：在时间的飞速流逝之中，大多数人并不真的关心“先进”与“落后”孰是孰非。这与之前我们提及的舆论趋同效应事实上也是互为表里的。2022年春夏，无论是《星星点灯》与王心凌的“歌词之辩”，还是“小镇做题家”与易烊千玺的“考编之争”，舆论都是如此：它们迅速爆发，又迅速湮灭，在完全来不及思考的瞬间，早已被高级互联网时代所推送出的浩瀚信息之潮与汹涌观点之流无情又无奈地冲刷进记忆的淼淼汪洋之深处。
因研究舆论而蜚声中外的学者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曾认为：“公共舆论从社会控制的意义来看，并不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而是与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行为相关，它可能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14]高级互联网时代的种种现状，无疑更加剧了舆论“非理性”的一面。葛岩等学者的究极提问是振聋发聩的：“如果说，我们有天然的确认偏见，有难用理性控制的派别身份认同，当新媒体大幅度改变了社会信息流动的结构，允许以前所未有的大尺度来挥霍这些由自然和历史演化带来的禀赋，我们能否做出适应性选择，躲避被派别争斗撕碎的命运？”[15]
结 语
人们生活在世界上，尤其是生活在当下的高级互联网时代，非常需要“安全感”。这种所谓的“安全感”实际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舆论的安全感，耳朵里必须得有点“声音”才成，如果没了声音就会让人感到孤立无援。可是，“孤立无援”的对立面似乎也不是没有问题，即“在所有社会中，人们都面对着来自意见气候的、能够促使一致性和起到凝聚作用的压力”[16]。
“孤立无援”固然不好，“从众压力”亦非佳态，如何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不仅是一个关乎智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乎勇气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关乎个体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乎群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果断提出的“舆论一律又不一律”观点，从理论上讲，是比较睿智、清晰、正确地回答了上述这个问题的。在智媒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舆论以及相关问题无不随时萦绕人们左右，而人们也被召唤着做出自己应有的判断与抉择。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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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约翰·C·尼罗等.最后的权利：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周翔，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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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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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约翰·C·尼罗等.最后的权利：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周翔，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93.
[10]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205.
[11]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0.
[12]Deuze, M.,"Journalism in liquid modern times: An interview with Zygmunt Bauman," Journalism Studies, vol. 8, no. 4, 2007, pp.671-679.
[13]李彪.新时代中国特色舆论学：演进脉络、核心问题与研究体系[J].编辑之友，2021(9).
[14][16]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49,256.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跨学科平台之新闻传播子平台执行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文章刊于《青年记者》2022年第18期】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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