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我将结合一篇论文介绍混合研究方法。混合方法研究，是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同时融合于一项研究之中。自己近年来曾使用这种方法写作过一些论文，也参与翻译过克雷斯维尔的《混合方法研究：设计与实施》一书，所以选择这个主题。因为有所了解，所以深知这种融合其实并不容易。一方面，单纯的定量研究或定性研究，其实或多或少会有彼此的身影。各类基金项目的申请书里，定性定量两开花的课题设计很常见。而如何让两种方法在研究成果中以一种自然、融洽的状态真正混合在一起，可能是最大的难点。另一难点是如何让一项混合研究同时得到定性或定量为主业的同行专家认可。混合方法看似讨喜，但两类方法专家可能都觉得是个半吊子作品。所以本期我将介绍Matthew Desmond和Adam Travis于2018年发表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的一篇论文《城市穷人生存策略的政治后果》（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Survival Strategies among the Urban Poor）。论文的作者之一，马修·德斯蒙德可能学界同仁已经有所了解，曾获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他的成名作《扫地出门：美国城市中的贫穷与暴利》（Evicted: Poverty and Profit in the American City）一书已经出了中文版。与著作相比，这篇论文是在之前定性资料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定量数据展开的验证性分析，可以作为一篇很不错的由定性到定量的混合方法研究范文。下面我将简单归纳一下该文的论证结构，然后谈一谈自己对混合方法研究的思考。
问题提出
以个人经验，一篇论文如果能够从现象和解释的“反差”中提出问题，通常不会是太“无趣”的文章。作者在这篇论文里就是以这种方式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在美国的民主体制框架里，政治参与很重要。如果穷人缺少为自己利益发声的能力，就可能更难获得政策性补偿，进而陷入贫困的循环。研究表明现在贫困居民实际的政治参与很少，但是社会科学家并没有清晰地解释为何穷人会更加远离政治。回顾历史，美国一些贫困社区居民在民权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很多政治动员也是在这类社区中产生。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反差：穷人更需要政治参与，历史上也有很多穷人的政治参与，为什么现在却越来越远离政治？
理论与文献
一个好的文献回顾，应该总结出现有的主要理论视角或研究发现，并指出不足，然后顺势引导出自己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作者指出两种主流解释的缺陷。首先，一直以来，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都困惑于美国穷人的政治疏离。穷人对自己的困境越来越保持“沉默”，而这种“沉默”也似乎发自内心，并不需要特定利益集团的控制。虽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指出穷人反抗的新方式，但问题在于这仍是一种缺乏集体行动的“反抗”。因此，作者认为这种观察的问题在于仍是采用一种垂直视角即强调从上往下看对权力的回应，而忽视了横向视角即穷人群体内部的动力学机制。
其次，当从横向看，社会运动理论强调了社会网络对政治资源动员、情感形成等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穷人是因为社会网络不足而产生政治疏离么？可能很多研究也这样看，例如指出贫困社区居民存在普遍信任水平低等问题。但矛盾的是，更多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都表明贫困社区里存在大量紧密的地方社会网络，穷人从中获取各类资源来满足基本需求，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其实不比中产社区少。因此，上述网络资源动员解释也无法说明穷人政治疏离的原因。综上，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研究问题：到底是什么机制让穷人既保有活跃的地方社区网络，却又远离政治参与呢？
定性研究：民族志
文章首先介绍了Desmond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地区的一些高度贫困社区开展的民族志研究，调查从2008年开始长达14个月（5个月时间居住在一个拖车公园，后来搬到了另一个贫困社区）。民族志并非是我特别擅长的方法，但以我个人看来，作者最重要的是秉持了一种“整体论”的视角开展研究，即把每个观察对象都放置于社区整体中进行审视。
总体而言，作者从四个方面阐释了定性部分的发现。
第一，穷人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拖车公园的居民倾向于将被房东驱逐视为个人失败的结果，也经常为自己的麻烦自责。例如受驱逐者中有受助的母亲先把钱给孩子买衣服，而不是先交电费；身有残疾的租客先把钱买了洗衣机和烘干机，而不是先缴房租。但他们都认为这是自己的错误，而且彼此间缺乏同情，甚至在房东违反规则情况下也为其辩护。在强调成功或失败源于个人能力的价值观下，受驱逐的穷人并未表现出与主流对立的文化身份。
第二，居民的社区认同。作者发现很多居民其实不认同自己居住的社区，更多考虑逃离，而非改变。贫困居民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沮丧和怨恨根植于社区而非纵向权力的结构，因此逃离和脱钩才是最好的选择。
第三，邻里间的援助。穷人是乐于助人的，但能力所限，互助的资源却一点都不高大上。邻里间互相帮助的内容多数细小而琐碎，例如施予维持生计所必需的生活用品和资源，交换被捕后如何不被起诉等这样的信息。
最后是集体苦难的心理。在获取或施予帮助的同时，穷人之间互相倾诉着自己的苦难（求人办事大多不会讲述自己过得好），一个接一个悲惨的故事，日复一日的目睹贫穷的创伤，给人留下整个社区沉浸在苦难中的印象。尽管在作者看来，这种印象未必是真实的，但是邻里援助中的苦难叙事强化了这种社区意象。
定量部分：结构方程模型
在定性实地调查研究后，作者接着于2009-2011年密尔沃基地区开始了一项针对租客的多级分层抽样问卷调查。研究指出前期的民族志观察帮助设计了该问卷中的250个问题以及相关措辞。调查最后获得了一个包括1086名租客的样本，应答率为83.4%。
定量研究的各部分基本比较套路，具体归结起来变量的假设关系如图一所示。
图一：简化的论文结构方程模型示意图
定量分析主要有三个变量：邻里援助（受访者曾向邻居提供了哪些帮助，5个项目，加总计分），社区苦难的感知（询问受访者是否邻居有过被驱逐、被监禁等情况，6个项目，加总计分。在结构方程部分转换为了苦难高低的二分变量），社区政治能力感知（受访者感觉社区多大程度会组织起来改善社区和生活，5分量表）。另外研究还对受访者的性别、年龄、种族等个体层面变量以及社区层面的社会组织密度等变量进行了控制。
研究使用了两种统计方法进行了分析。由于邻里援助是一个计数变量，首先是使用了负二项回归分析了是否邻里弱势（由包括社区收入均值、犯罪率等7个项目的因子分析得到）影响了邻里援助的水平（负二项回归用于计数变量的方差远大于均值的过度分散情况）。分析结果表明，越是处于不利状况的社区，邻里间的援助水平越高。其次，由于模型的中介变量、因变量分别为二分定类变量和次序变量，论文使用了广义结构方程模型（目前Mplus、Stata都可以拟合这个模型，该文使用了Mplus）对如图一的结构模型进行了拟合。最后的结果也验证了邻里援助存在对社区政治能力感知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其中中介效应占到了总效应的31%。
此外，作者在这部分也展现了不错的定量素养，考虑了反事实框架的中介效应识别以及对结果进行稳健性分析。具体在稳健性分析中，作者将样本分为社区劣势程度和居民贫困程度高低、黑人和白人社区、划分出过往不同政治参与状况等，考察了研究假设在不同样本中是否仍然有效。
讨论和政策内涵
论文通过研究发现邻里援助和政治能力感知正相关，但也与社区苦难感知也呈现正相关。而那些认为邻居们经历过监禁、虐待、毒瘾和其他苦难的人也更不可能相信社区里的人能够团结起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贫困社区把穷人聚集在一起，虽然维持了生存，但又使彼此暴露在脆弱和痛苦中。因此，作者指出上述研究提供了以下几个启示。第一，这项研究延续了以往对聚集效应和社会资本的重视，但也对政治学关注精英和政治结构的传统进行了回应。研究通过对社会机制的阐释，为贫穷如何阻碍政治参与的问题提供了更细致入微的解释，为低收入社区的日常互动如何变得集体无效问题提供了一个社会学视角。第二，研究也回应了社会运动理论里强大社会网络对于认知解放和集体行动至关重要这个命题。在一个集中了贫困、耻辱和苦难的社区里，社会融合或社会资本可能损害而不是鼓励人们所认为的政治能力，因为居民试图让自己远离他人的麻烦或更认为社区的低效和无能。最后作者在政策层面指出由于贫困社区的邻里关系具有双面性，这意味着对这类社区的政策性投资，不仅要重视关系网络，更要重视邻里关系质量和对邻里能力的信念。
混合方法研究使用的一些启示
总的来说，这篇论文整体风格节奏明快，论点清晰，论证细致，很好地展示了一项研究从现象、问题、理论、方法再到结论和政策内涵的紧密衔接，确实是一篇上乘之作，值得认真学习。
作为混合方法研究，让读者感觉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有机融合非常重要。如果砍去其一，也能独立成文，就不太算合格的混合方法研究。这篇论文定量部分的主要验证了几个假设，其中邻里援助提高了社区政治能力感知，社区苦难感知弱化了集体政治能力感知两个假设其实都不难理解。而定量的难点是邻里援助提高了社区苦难感知部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帮助别人越多，不是应该越自信，越相信世间的美好么？而这篇文章则通过民族志研究展示了穷人世界里的另一种逻辑。试想在每天给邻居5块、10块，在教他们如何盗用有线电视、如何申请生活补助中度过，如何产生社区的美好？因此，定性部分构成了理解定量部分变量关系必不可少的部分。混合方法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定性部分的展现提高了定量假设的可理解性和接受度。在我给学生教授研究方法的课程中，不止一次听学生谈起感觉“定量研究的论文冷冰冰，也不如定性研究有趣”。其实好的定量研究并不冷冰冰，其背后也有特定的社会关怀和价值偏好，只是其修辞风格的很“直男”。以定量研究的修辞来表达“我想你”，可能就是“我想你”，缺乏细节、铺陈、暗示、共情等等，最多在结论里再来一句“我想死你啦”。远不如“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还如当初不相识”的魂牵梦萦，也不如“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的淡然追远。其实定性研究的学术修辞也是客观、理性的，但生动的案例、跌宕的事件、灵动的人物而非样本，会让研究更加鲜活。正如授课时讲完一个生涩的理论，再辅以具体事例，整个课堂效果会更好。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各有优长，若能混合，那就更佳。
作者在论文中并没有对混合方法做太多描述，这也可以理解，毕竟混合方法研究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通常聚焦于研究结果，将问题的重要性置于方法之上。如果从方法论定位，这是一种混合方法研究的探索性时序设计（Exploratory sequential design），采用先定性后定量的两阶段混合方法，通过后续的定量数据，检验或推广开始时的定性发现。而也有先定量后定性的混合方法研究，例如解释性时序设计（Explanatory sequential design）。我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这种方法。这篇文章分析了邻里贫困背景下社区能力建设何以可能的问题。由于能力建设视角是和问题视角相对应，但社区能力又产生于问题解决中。那么识别核心人群、需求与问题的关系链条就是研究的起点。因此，我先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模型（LCA）识别出定量样本中的关键人群及其需求，在后续就主要针对关键人群的访谈资料、案例研究的定性研究来阐释社区能力是如何建设起来的问题。使用这种设计也在于论文所秉持的核心思路，社区能力不等于个体能力的加总，也不是社区精英的能力，具有整体性、交互性和动态性。这也是混合方法研究所强调的方法服务于问题。
最后有一点反思，从本期分析这篇论文的深层思路来说，还是社会学家喜欢的分析路数，在“结构”压制下，当事人却不自知或是自知也无法摆脱。就如新晋奥斯卡奖影片《寄生虫》里宋康昊最后刺向富人的一刀或许隐喻了对“结构”的反抗，但仍是无法摆脱地下室的命运，只不过换了个高档住宅的地下室。于国于家于个体，乃至研究或方法本身或也相似。如果不是要写作本期推文，或许我对这篇论文读读摘要、图表和结论，大致略懂也就过去了。可能很多朋友也是这样的。但那些让我们获得支持的事物或信念，可能也让我们陷入了未知的困境。这大概也是来自“舒适圈”的惩罚吧。
文章来源：定量群学
转自：“量化研究方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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