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8期P135—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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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自《民俗研究》2022年2期，王宁摘
身体转向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影响西方人文社科界的重要思潮。以此为发端，受西方身心二元论长期遮蔽的身体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美国民俗学也由之拓展出了身体民俗的视角。但是人类学和民俗学对身体关注的历史其实更为悠久。为什么人类学、民俗学者会更早地注意到身体？为什么身体在这些学科中得以可见？
作为在本文化内部观察他者的民俗学研究，其田野作业的方法既是从人类学借鉴而来，而对田野作业身体性的认识，也显示出与人类学相似的轨迹。在此，本文简略追溯美国民俗学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演理论范式转型及之后的学科反思阶段的历史脉络，考察田野作业中不同的身体在场方式如何与美国民俗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变迁深刻关联，并进一步探讨田野作业对于学科方法论的价值与意义。
田野作业：从搜集到参与
受欧洲大陆影响而兴起的美国民俗学，虽然在学者背景上有文学与人类学两种学科的差异，但早期的研究都是以文本为中心的，代表性的学者就是制定了母题索引和完善AT分类法的斯蒂斯·汤普森。在这样的研究中，田野调查并不是必需的，文献的搜集与分析才是基本功。大部分的学者从不同的文学传统进入民俗学，采用跨文化比较的方法，从文学文本延展至口头文本。
一个转折性人物是汤普森在印第安纳大学的继任者理查德·多尔逊。多尔逊是第一位从区域文化研究的学科背景进入美国民俗学的，1944年开始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任教后不久，就开始了第一次田野调查。多尔逊最终在1957年秋天来到了印第安纳。但多尔逊美国区域文化研究的学术背景与田野经历，使他难以彻底贯彻比较民俗学的路线。他开始奉行一种中间路线，就是在世界各地运用他的区域研究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逐渐取代了母题与类型式的文本分析方法，成为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印第安纳民俗学博士训练的必需。
多尔逊把表演理论的核心人物称为少壮派，力图把他们的理论视角纳入语境研究的范围。他述及了五位年轻人的田野经验与理论观点，并在最后敏锐地预言道：“田野作业将不仅仅是为了获得逐字逐句记录的文本，而将成为一种更为细致复杂的事业。”多尔逊的感觉是准确的。正是在表演理论形成的过程中，美国民俗学也逐渐形成了田野作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其标志就是苟思丁在1964年出版的《民俗学田野工作者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一书。基于苟思丁深厚的田野作业经验和实践基础，《指南》一书非常详细地介绍了民俗学田野作业的基本理论背景、具体的过程、方法和问题。
苟思丁虽然把田野工作者依然称为收集者，但是区分了两种收集者。第一种是短期的采风式收集者，他们只是通过短期逗留来搜集民俗。而他提倡的则是第二种。这是一种深深融入对方生活的田野关系，最终目标是在田野中与调查对象发展出深入的人际互动关系，在彼此分享的基础上，与对方建立深厚的感情与契合，从而让对方产生投入参与调查的内在动力。如果不能融入对方的生活，与调查对象发展出一种深深的充满爱的敬意，就只能是采风式的搜集，而在融入式的双方互动中，平等的交换最为重要。也正是在论及这种融入式的田野工作时，苟思丁非常明确地谈到了在田野中，搜集民俗其实是一种形成深入的人际关系的经历，“由此田野工作者搜集到的不仅仅是民俗，而是搜集那些创造、形塑与传承民俗的人”。
很显然，以苟思丁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民俗学者与汤普森那一代文本比较式学者不同，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田野方法、态度与立场。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亚伯兰罕在《新视角之后：二十世纪晚期的民俗研究》一文中对几十年前的表演转型做了详细的回顾与反思。他指出，他们这些20世纪60年代被吸引入民俗学领域的年轻人与上一代学者更为深刻而根本的分歧在于学术立场与动力的差异，他们是带着对民众的承诺和责任进入民俗学学科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立场和态度，民俗不再被限定为文本性的事象，不再是跨时空旅行的偶然之物，而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依托传统资源完成的艺术性创造，体现着人们当下生活中切实的意义与生活之美。田野调查过程中的人与事不仅不能抽象、化约与隐匿，而且最终成为民俗研究的核心。
田野在场：自我、身份与体知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田野作业已成为美国民俗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田野作业作为学科研究的基础，确认其方法的科学性是根本。早期文本搜集阶段的田野工作者以不具身体性、全知全能的观察者形象出现，其目的就是为了打造田野作业客观、科学的光环。当田野作业由真实的人完成、民族志是写成的等成为学科基本常识后，引发方法论思考的不仅仅是田野作业必然具有主观性的简单结论，而是探究研究者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和相关影响因素，特别是研究者在田野作业这一在现实生活场景中与人群发生深入互动的研究方法中的过程、经历、经验和思考。
换言之，方法论反思的焦点正是研究者本身，是他们在田野现场的身体如何参与研究。以此为线索，下文将勾勒美国民俗学田野作业表演转型之后，20世纪90年代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思考。第一个层面的关键词是自我，主要关注调查者在田野实践中的身份与关系构建，探讨的是研究者自身的身份（原有的或田野中形成的身份）与研究结果的关系。代表性的是1999年由印第安纳大学的贝弗莉·斯道杰编辑的《美国民俗学杂志》特刊：《田野中的自我》。专刊由三篇文章组成，第一篇是斯道杰与两位学生合作完成的对民俗学田野作业中自我问题的学术史回顾，后两篇则是两位女性民俗学者基于自身田野经验的个案阐发。第二个层面的思考则集中指向田野中在场的身体的具身性，也即田野工作者的身体感知、感觉经验的价值与意义。这也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身体转向而产生的方法论思考。其中最有理论思辨性的是德得蕾·斯科拉1994年在“身体民俗”论文集中发表的《能否把身体民俗带向感觉》一文。
由此，体知和身体感觉，不仅仅是作为整体的身体，而且包括具体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终于进入了理论反思的层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科拉说，“身体民俗不是民俗学研究中一个特别的类别，而是另外一种探究知识的理论框架与方法论”。伴随斯科拉振聋发聩的倡议和身体民俗视角日益深入的探讨，田野研究中研究者个人经验乃至感官经验的参与和体知的价值，也越来越被学者接纳。2000年，瑞吉娜·本迪克斯提出进行听觉民族志乃至感觉民族志研究，其目的就是要纠偏田野作业反思中对作者身份的单纯话语性反思而加入感觉的维度。到2012年本迪克斯与人合编的关于民俗学研究最新的权威参考书中，田野作业已被看成是民俗学最为关键的、基于经验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的体知性经验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由于研究者与对象作为人的经验和感觉与方法的强烈交织，意味着不只视觉（看发生了什么）和听觉（听说了什么）的其他感觉方式越来越被有意识地应用为感觉媒介。”
至此，从20世纪中后期的表演转型到21世纪初叶，美国民俗学田野工作者在场的身体逐渐显现，在理论上也完成了话语层面的自我审视与具身性方法论的发展与转换。
田野作业的方法和立场最终指向的是学科的目的与意义。如果我们把民俗看成是民众日常生活中累积与传承的经验、智慧与美的创造，那么田野作业的过程就是以平等拜师的心态去学习、去欣赏这些智慧与美的唯一途径。
田野作业从精英式的、不平等的猎奇式搜集到今天的参与式融入、体验，走过了曲折的历程。与田野对象形成一种师徒的关系也是很多人在田野中采取的方式，但我们是否可以不把它看作一种田野的技巧、手段，而是一种对待民众的根本立场与心态？人与人平等以待、以心会心的田野互动，才是有温度的田野，才是我们走向田野的真正目的。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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