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信息文明的探索，将为当代发展的重新理解提供一把新的钥匙。作为基于物能文明的更高层次文明，信息文明是人类文明在信息维度的开展，涉及发展从物能到信息、资源从分享到共享、人和资源的关系从拥有到使用、人本身及其活动从物能化到信息化等方面。人类文明的信息开展,呈现了人的存在方式、信息生态和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信息文明展开。信息文明凸显了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这一深层意蕴、人的发展从外在条件到内在需要的内在机制、社会发展从量的增加到质的进步的基本方式。由此，当代发展正呈现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双向循环，其中人的发展越来越居于优先地位，发展动力的更新与人的需要的发展之间越来越直接关联，社会进步的整体水平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关键。中国在引领信息文明发展的崛起过程中，既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又面临创造力解放的关键任务。
关键词：发展 信息文明 人的需要 共享
作者：王天恩,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教授 (上海 200444)。
随着信息科技的加速度发展，人类正迎来信息文明的曙光。作为一种创构文明，信息文明是哲学、科技、经济、社会、文化乃至生活等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空前凸显了马克思这一重要思想的当代意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深化当代关于“发展”的重新理解，不能没有信息文明这把“钥匙”。重新理解“发展”的信息文明 “钥匙”，意味着当代“发展”理解的信息文明整体观照。
一、人类文明的信息开展
在关于“信息”的上百种定义中，维纳(N.Wiener)的“信息是信息，不是物质或能量”比较有代表性，这意味着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建立在物能文明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信息文明。信息文明构成了人类文明的更高层次整体，它为更深入理解“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所打开的一道大门，呈现出人类文明的信息开展。
(一) 从物能到信息
信息既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这一判断的重要性，就在于认识到信息是不同于物能的存在，只是由于人类认识发展的局限，当时还不可能进一步说明信息究竟是什么。而大数据基础上物的数据化和数据的物化，则提供了在更深层次理解信息的历史条件。
在自然进化过程中，物信息化和信息物化难解难分，物信息化似乎就是信息物化，信息总是被物所遮蔽。由于物的遮蔽，关于信息是什么的问题一直处于隐晦不明状态。因此，研究者感觉奇怪一点都不意外：信息是一个我们有着深刻直觉的基本概念。它构成我们和世界界面的一部分。因此似乎有点奇怪，只是在最近百年左右，人们才试图在数学上建立关于信息的严格定义。而物的数据化和数据的物化所预示的人工智能进化，则使信息得以开显。进化一开始主要表现为物能进化，生物进化是最典型的形态。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进化越来越表明实质上是信息进化，物能进化越来越明显是信息进化的物能表现形态。而大数据所开启的信息文明，则提出了深入理解信息概念的历史性任务。
关于信息概念，已经有一百多个定义，有把信息归结为物质或物质属性的，有把信息归结为相互作用或主客体关系的，也有认为信息就是关系的。信息论奠基人香农(C.E.Shannon) 将信息定义为不确定量的减少，这是通讯领域的科技信息定义。信息科技特别是数据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看到狄德罗“感受性”概念从物能到信息理解的启示意义。狄德罗区分出“迟钝的感受性”和“活跃的感受性”，并阐述了二者的过渡:“使一物体从迟钝的感受性的状态过渡到活跃的感受性的状态。”虽然把感受性看作物质普遍的和基本的性质，具有局限性，但对于信息的理解却富有启示。近来一些信息研究成果也表明，“信息不是一种实在的客观的量”，“信息是关系性的”。这与信息是信宿和信源关系，而信宿和信源关系不是一般的物质相互作用或相互关系密切相关。
信息离不开信宿和信源，而信宿之所以为信宿，就在于具有接受能力；信源之所以为信源，则在于具有可感受的特质。信息作为信宿和信源关系，其特殊性与感受性密切相关。必须有信宿和信源同时存在，才可能有信息。因此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是一种关系，一种特殊的关系，一种感受性关系，一种基于物能的感受性关系，即信宿和信源间的感受性关系。感受性关系是感受性相互作用的效应。信息作为感受性关系的理解，不仅涉及信息，而且涉及哲学从实体性致思到关系性致思的转向，关乎物能和信息甚至物质和精神关系理解的深化。
作为感受性关系，信息因此并不是随着物能出现的，只有当物能发展出现感受性，作为感受性关系的信息才出现。由于并不是存在物能就存在信息，因此信息也就并不是物能的属性，只是物能的属性可以成为信源，而信源只和信宿同时出现和存在。只有当出现感受能力之时，才可能出现信宿；只有具备出现信宿的可能性，才可能出现信息。这一点，常常为信息的物化形态所遮蔽。
物能遮蔽信息的最典型表现，就是信息和信息资源关系的隐晦不明。信息是感受性关系，而信息资源则是感受性相互作用效应的痕迹及其累积。因此，区分信息和信息资源事实上就是区分作为感受性关系的信息和作为感受性相互作用效应痕迹的累积。这一区分的意义则在于：信息资源不是信息本身，而是就潜在信宿而言的潜在信源。由于潜在信源是感受性关系编码的物化形态 (典型的比如基于原子或比特编码的信件)，因此往往被简单地看作就是信息本身 (比如把纸质信件和电子邮件本身看作就是信息)，从而使信息和物能概念难解难分。其实信件是为特定潜在信宿准备的潜在信源，只有潜在信宿和信源之间建立起感受性关系，才构成信息；只有在信息的基础上，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进化。关于信息及其发展的研究将导向物质和精神关系理解的具体化。
从物能到信息的发展进化表明，“物质”和“精神”并不是同一层次的对等范畴，与“物质”相对的范畴应当是“信息”。而随着信息体的发展，精神信息体对物能的作用机制越来越不同于信息对物能的作用。与“物质”对应的是“信息”，而“精神”则是信息进化到具有自我意识的信息体才出现的。在包括信息进化在内的更为广义的进化中，物质在先意识在后、信息进化基于物能进化的过程将得到更清晰的具体呈现。
从物能进化到信息进化，所凸显的是信息的相互性。在人类信息文明的发展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事实，那就是相互性的叠加。相互性表达的是作为同一整体构成部分之间在整体过程机制中的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彼此影响、共同行动的关系。其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一个电话终端只有在至少存在另一个电话终端的情况下，才成其为电话终端；而最复杂的例子则是一个思想者没有其他思想者的存在，便不可能成为思想者。因此，相互性既是信息的基本特性，也是人类学基本特性。在信息文明时代，信息的相互性和人类学相互性会形成一种叠加效应，使得信息文明的发展日益表现为一种共享文明。
(二) 从分享到共享
信息文明不仅建立在信息的共享本性基础之上，而且通过信息的共享本性，大大扩展了物能的可共享性。
一方面，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分享和共享的内涵区分越来越需要进一步清晰。“分享”是享有方各占部分；“共享”是享有各方均独拥整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物能完全不同，信息具有共享的天然本性。物能资源越是为更多人共享，共享者各自拥有的份额就越少，因此，物能共享实质上是一种分享。与物能越分享越少完全不同，信息却越共享越多。一个蛋糕，分享的人越多，每个人得到的份额就越少；而一个微信群，参与信息共享的人越多，每个人得到的反而越多。由于分享范围有限，物能文明往往是伴随物质利益冲突的文明；而信息共享的天然本性，则为人类文明发展奠定了共享的存在论基础。
信息的共享本性，不仅意味着不因共享而损耗，而且还可能随着共享面的扩大激发出更多的信息。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信息的共享本性将使物能资源具有前所未有的共享可能。通常所说的硬件软件化的共享趋势，就是通过将硬件转化为软件，达到以信息扩展物能共享可能的目的。这正是工业文明使物能共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而信息文明将使物能资源的共享可能性空前扩展的重要原因。但作为资源，物能与信息具有本性上的根本区别，物能资源只是具有共享的可能性，但不具有信息资源那样的共享本性。因为物能资源不仅不会因共享而增加，而且会随着共享面的扩展而加速损耗，结果一方面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共享，另一方面则是历时性的实质分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物能资源在本性上归根结底是分享性的。信息文明虽然不能改变物能资源的历时分享本性，但能越来越充分地展开物能的共时态共享性，从而使信息文明具有越来越充分展开的共享文明物能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文明的发展，会使物不断信息化，从而不断展开物能资源的共时态共享性。DNA和芯片就分别是自然进化和人类创构最为典型的例子。这里涉及从物数据化到物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机制。
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相互性所蕴含的共享本性越来越充分开展。相互性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凸显和展开，这是人类共享需要的类特性根据。人的本性在根本上就是人的需要,人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人的需要的发展，而不同层次需要的满足具有不同的性质。越是低层次需要的满足，越具有个别性，物质需要的满足就具有这种典型的性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正是这一性质的极端表现。与此相应，人的需要水平越高，共享本性的展开越充分，因而越是高层次需要的满足，越具有共同性。因为人的需要层次越低，越具有物能的性质；人的需要层次越高，越具有信息的性质。在生理需要到心理需要再到精神需要的发展过程中，物能越来越居于基础地位，而信息则越来越处于界面位置。由于信息具有共享的本性，而物能在根本上只能分享，信息和物能的不同本性，决定了信息文明与物能文明性质的不同。
当然，信息离不开物能，信息文明必须基于物能文明，但信息文明并不是外在地建立在物能文明的基础之上，而是通过文明的整体化反过来对物能文明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使得物能资源越来越成为信息文明的共享基础。信息文明的发展使人类可以通过信息控制物能，通过结构的调整，使物的形态变得对人类更具价值，更能满足人的需要；使能量形态从不容易获得变成更容易获得，从而使人类活动更多地直接与信息而不是物能打交道。正是由于信息的共享本性，人类社会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得以逐渐进入共享发展，甚至由此实现普遍的创造性发展。“共享打开了一个全方位的文化社会视角，在其中，所有人都能进入创造性的、传神的和信息性的工作，并拥有促成他们创造的途径。”这不仅关系到社会发展，而且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信息的共享本性，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信息展开，所开展出的共享文明涉及拥有和使用关系的重要变化。
(三) 从拥有到使用
信息文明使资源的意义日益从拥有转向使用。不必拥有就能方便甚至更方便地使用，正是作为信息文明发展前提的共享基本原理。而在信息文明时代，信息化为这一基本原理得以更充分发挥奠定了存在论基础。
由于图书资源早就涉及接入(access)与拥有的问题，因此在图书馆学等领域早就开始了类似使用和拥有的讨论，但真正涉及使用和拥有问题还是最近的事情，即使被誉为21世纪 “最伟大预言家”的美国《连线》 (Wired)杂志创始主编凯文·凯利 (K.Kelly)，也只是涉及“接入胜于拥有”，而共享企业JustPark 创始人和CEO亚历克斯·斯蒂芬尼(A.Stephany) 还认为他“表述得最好”。国内也有把“Access”理解为“使用”的。这反映了当代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多人“更希望接入而不是拥有财产”，倾向于“接入取代拥有”。共享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感觉到，“我们已经离开拥有时代而向接入时代迈出了第一步，在那里，公司面对的是不再想拥有产品的顾客”。这与人口集中密切相连，人口密度越大，共享机制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如果人口密度增加持有成本，人口密度越高，通常更希望接入而不是拥有财产的个人将越多”。从拥有到使用的转向，正在迅速改变人们的生活和生存方式，“在欧洲的最大城市中，我们看到人们放弃拥有汽车而转向纯粹使用”。从拥有到使用的转换，甚至正改变着人们的一些基本观念。在美国，“对于一些女性来说，拥有曾经是美国梦的神圣部分”，而“这种更希望使用而不是拥有财产的选择，构成了‘美国梦中的一个剧变’”。面对“紧缩的拥有需要”，近来甚至出现了“去拥有”(disownership)的概念，这无疑涉及一种文明的转换。
信息文明的发展不仅展开了信息资源使用是更有效拥有的性质，而且改变了人们关于物能资源的拥有和使用关系。即使对于物能资源，相对于使用而言，事实上的拥有往往并不符合人的更根本需要。如果不是最有效的使用策略，物能资源的拥有常常可能成为负担。共享的信息文明凸显了物能资源拥有的沉冗度：资源拥有者的范围越小，拥有的成本越高，而其作用效率却反而越低。拥有者范围过小，对于物能资源而言，其使用价值越广泛，资源浪费越严重。而对于信息来说，除了由创新获得的合法权利，不对称拥有则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浪费，因为信息不对称涉及信息文明时代的发展机制。
共享的文明具有自己特有的发展动力机制，其中之一就是信息对称与不对称的矛盾。根据“信息对称理论”(a symmetry-theory of information)，“信息根植于非对称”，“信息是抽象地表征非对称的方式”，“信息即非对称”，而信息起作用的机制就是信息的对称化，这一基本关系决定了信息对称与不对称的基本矛盾。信息对称是信息文明共享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度，同时在信息生产前沿的信息不对称又是保证信息创新及生产动力的重要机制。一方面，信息对称对于信息资源配置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即使对于物能资源的配置，也具有重要意义。信息对称对于市场的资源配置至关重要，市场的资源配置靠信息进行。另一方面，一定发展阶段必要而暂时的信息不对称又是保护创新积极性，不断更新社会发展动力不可或缺的措施，创新专利得不到有效保护，获得的是眼前的现存利益，失去的却是长远的根本动力。因此，随着社会信息文明的发展，保持信息对称和不对称的合理平衡，将越来越成为普遍充分发挥更多人创新动力、通过有效推动信息生产推进信息文明进步的重要原理。这一原理不仅关乎信息文明社会的发展，而且在人的需要的产生、发展和满足的深层涉及信息文明时代人的发展。
越是高层次的人类需要，越具有信息的性质，从而其相互性越强。需要及其满足的相互性越强，资源的个人或小范围拥有意义越小，拥有的意义越让渡于使用。这意味着人类高层次需要的整体性，意味着这种需要满足的共同性。因此，越是高层次的需要，越必须在合作中才能获得共同满足。要么都得到需要的满足，要么都得不到满足，这是需要满足中的共时态相互代理。这种共时态相互代理意味着更进一步的事实：不仅需要的满足，而且需要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共同的，情感和很多社会需要就已经明显是人和人相互的共同需要。如果说情感需要及其关系的形成更多涉及的是少数人，那么思想生产需要的发生和发展，所涉及的人则可以呈几何级数增加。越是高层次需要的产生和满足，越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更多的人，直至涉及整个类，从而越具有共同性。因为只有在人的共时态相互代理中，更高层次上的需要才可能出现。人的需要越发展到高层次，在特定群体中就越具有整体的性质，越是类的整体性需要,这种需要的满足也具有类的共同性。由于具有满足的共同性，在特定群体中，这种具有整体性的需要就不是某些个体可以单独满足，而另一些个体不是同时得到满足的性质。在这种整体性需要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人的需要不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相互代理，而且每个人都是共同需要及其满足的代理。只有代表和满足了类的整体性需要，才能得到个人需要的满足。因此，资源的拥有和使用之间的关系将完全不同，而人类日益以信息方式存在，则大大加速了这一变化。
(四) 从物能化到信息化
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在人主要以物能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历史阶段，人及其活动的物化是不可避免的。人及其活动的物化就是物能化，机器系统既包括物也包括动力。而信息文明的发展，则使人类从物化的活动向最符合人性的活动复归。
信息文明是一种物能活动日益通过信息活动进行的文明，直接的物能活动日益由智能机器人代替，人的活动越来越主要是信息活动，而信息活动的结果又使人的存在进一步信息化。人及其活动的信息化意味着人的存在的透明化，而人的存在的透明化，则意味着作为人类学基本特性——相互性的强化，意味着作为一个类的人的发展的一体化。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人越来越以信息方式存在，但作为信息方式的存在，人始终离不开物能载体，因此人不可能完全信息化。信息化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透明化，但人的信息化并不等于人的透明化。这种透明化与信息对称和不对称的发展密切相关，具体哪些方面将透明化的问题，就像隐私问题那样具有典型的历史性。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或具体条件下属于要保护的隐私，在另一历史发展阶段或具体条件下，可能是人们渴望开放的内容。这是一个个人的发展——更是一个类的发展的时代，由此可以看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构成机制；这也是一种人的活动更为人性化的文明，一种实现从“人为物役”走向“物为人役”的文明。
如果说，“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修身》) 还主要是在观念层面上说的，主要就控制对物质的欲望和追求而言，那么，当人类向信息文明发展，就在获得和形成具有存在论意义的 “物为人役” 现实基础和具体机制。信息文明时代的强大信息工具，使人类可以通过信息中介，通过智能化工具“役”物，从而实现从“人为物役”到“物为人役”的转变。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人为物役将转向物为人役，这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逆转的过程。但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超越图灵奇点，人类的确存在被更高级的信息体反过来控制的可能性。就比人更高层次的信息体智能而言，应当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为其所“役”问题，但必须引起人类足够警惕的是低层次信息体对高层次信息体物能载体的逆损灭。这方面，人类不仅要把握好人工智能的开发，更要当心人工智能的观念扭曲信息体利用。
在物能文明时代，就人类整体来说，总的状况是人为物役，这就是马克思所说 的人的异化，在更基础的意义上说，也就是人的物能化。信息文明的发展，为消除劳动的异化提供了信息和信息文明基础。只有在信息文明的基础上，人作为一个类才能真正拥有走出物能化的前提条件，因为从“人为物役”到“物为人役”的转变，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只有作为一个类的整体才可能实现。在这个类中，只要还有人处于人为物役的状态，就不会有人真正超越人为物役的处境。正是明白了这样一个深层次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能得到这样一个构成核心发展机制重要方面的原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我们可以感觉到发展的重要双向循环机制。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每一个人都不是处于 “人为物役” 的状态，才能使所有人 (任何一个人) 处于“物为人役” 的状态。这不是一个量的多少问题，而是涉及人类发展的一个整体机制。
信息文明之所以是物为人役的文明，毫无疑问因为人类可以在整体上通过信息支配，使物能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解脱物化造成的人的异化，使人的低层次需要从物能的局限性中解脱出来；而更为根本的还在于，信息文明使人越来越以信息方式存在，而人的存在的信息方式，则使通过信息役物成了基本的生存和活动方式。
人越是作为物能活动，越是人为物役的时代；人越是作为信息活动,越是物为人役的时代。从“人为物役”到“物为人役”，正是通过人对信息的操控实现对物能的支配，而且这种支配在原则上不受物能的局限，因为信息不仅为人类的物能使用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而且使人类可以超越原子的局限，用比特创构满足自己需要的对象。“原子 (atom) 和比特 (bit)”具有“根本区别”，“从原子到比特的变换势不可当、不可逆转”。以比特取代原子，使人类文明真正在认识既存世界的基础上，发展到创构全新世界，使信息文明成了一种创构文明。创构是创设以往不存在的全新对象，而且是一种具有整体性的创设。由于体现了创造的整体性，因而 “创构” 涉及一个不同于既存世界的新的世界层面。正是创构文明，使人类活动由解放人性的活动发展为最符合人性的活动。
在信息文明时代，由于人越来越以信息方式存在，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越来越具有信息的性质，因而占主导地位的活动是信息创构活动，这意味着物能创构越来越通过信息创构活动进行，3D 打印就是当前最为典型的例子。人类活动主要是生产创意，而创意的物能实现则完全通过机器完成。创造活动是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而大数据为最符合人性的创构活动奠定了基础。创造性活动是人的第一需要，正是信息创构，通过最符合人性的活动走向人的类解放，在信息文明的发展中进一步展开了当代“发展”。
二、当代 “发展”及其基础的信息文明展开
人类文明的信息开展，不仅带来了信息文明时代发展的新理念，而且涉及人的存在方式乃至人类生态系统和社会发展动力机制的进一步展开。
(一) 人的存在和发展方式的展开
信息文明进一步展开了人的存在方式。在大数据基础上，物信息化和人以信息方式生存的契合，正是人类信息文明的另一个基本事实。在大数据的基础上，物信息化和信息物化的循环，不仅构成了信息文明时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更高层次基础，而且将在根本上改变人的存在方式。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人将越来越以信息方式存在。物信息化和信息物化的循环，不仅意味着与人相关的存在的信息化，而且意味着人的存在本身的信息化。人的存在本身的信息化，甚至使人类学基本特性在信息文明中进一步展开。信息文明的发展进一步展开了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根本性质，社会发展表现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相互性的真正展开，从而使人的信息需要得到空前发展。信息需要的发展，又意味着人的发展进入一种信息化的良性循环。
作为信息方式的存在，人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信息需要；“‘信息需求’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精力上的‘第一位需求’”。而且，人越是以信息方式存在，对于信息的需求就越比物能需求更为强烈。由于日益与人的信息存在方式相关联，信息技术将对人的信息需要的发展产生不断深入的影响，这在对于信息文明社会的不同研究中，揭示得越来越多。近来,有学者将信息文明时代称“知识文明时代”(knowledge civilization era)，也有学者把大数据出现后的信息社会称为“新信息社会”(new information society)。相关研究认为，新信息社会也有越来越明显的缺陷。它们是侵犯隐私(privacy breaches)、缺乏透明度(lack of transparency) 和用个人数据赚钱(making money from personal data)。“在提供无数不同技术可能性方面，知识文明时代的技术将与工业文明时代的技术大不相同。”随着信息文明的演进，人和社会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这在根本上体现为人的需要的发展。一个总的趋势是: 物能性需要会逐渐减退甚至萎缩消失，信息性需要则会相应迅速发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新需要的发生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物能性新需要基本不会发生，信息性新需要则发生得越来越多。这种变化一方面意味着发展，另一方面又意味着相应的退化。人的需要及其发展的这种变化，将会引出一系列的价值观嬗变。因此，人和社会的反思和前提性批判能力越来越重要。这里既涉及人的信息需要的性质，又涉及信息价值的信息需求根据。
人以信息方式存在的状态，取决于信息需求的满足状态。有一点会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对于以信息方式存在的人来说，信息需要的满足有比物能需要的满足之于主要以物能方式存在的人更严重的影响。这一点，从反面看可能更清楚。因食物魇足而倒胃对人的机体的影响是暂时和微不足道的，而人作为信息系统的信息失衡，则可能给以信息方式存在的人带来致命冲击。作为主要以信息方式存在的人，内在信息系统失衡更根本地还关系到人的信息生产状态，涉及人的创造力形成和发挥。这方面的例子即使在物能文明时代也比比皆是，由于观念的扭曲，人们的内在信念系统普遍失衡，一些知识领域的信息生产陷于停滞。而在信息文明时代，人的创造力发挥与人的信息方式存在之间，则构成了信息文明空前凸显的双向循环机制。
双向循环机制建立在信息反馈的基础之上，它是信息文明发展的基本机制，根植于人和世界发展的双向互动。一方面，人的存在的信息方式，决定了人的活动的信息化；另一方面,作为主要以信息方式存在的人本身，也是人的信息活动的产物。由于越来越以信息方式存在，人的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互动，越来越表现为信息存在方式、人作为信息方式存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互动。就人 作为信息方式存在而言，这是人类存在所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过程，一个互动造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甚至人的信息占有和信息需要之间也具有双向创构性质。正是这种双向创构关系，进一步展开了人类生态的信息层次。
(二) 人类生态系统发展的信息文明展开
信息文明的发展进一步展开了人类生态系统。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基础上，信息生态悄然生成。由于对信息、通讯技术和绿色经济的关注，信息层面的生态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人们认识到，需要开辟一个特殊的综合研究领域,建立一个交叉学科，由此“信息生态”应运而生。在目前的研究中，“信息生态” 既可以看作是工作团队中的信息管理方式，也可以是关系到整个人类思想生产和观念系统的生态，而这则跟大数据基础上的信息文明密切相关，它是信息文明的生态维度。
作为信息文明的生态维度，信息生态是人作为信息存在方式所处的更高层次生态系统；就人作为信息方式存在而言，信息生态甚至与人的本性密切相关。“对于任何好的政治家来说，必须关注信息使用的人性一面。而对于信息生态学者来说，则相当于亲吻婴儿。”这一说法的确是意味深长的,道出了信息生态与人性相关的非同寻常之处。
信息文明的性质，使信息生态平衡具有与自然生态平衡完全不同的内涵。信息文明是一种共享的文明,而在物能文明时代，信息主要作为媒介起作用，因此生态主要表现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信息生态得以凸显，成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基础上越来越重要的生态层面。共享的文明孕育共享的生态，共享的信息生态意味着信息对称的基础地位，而信息对称则以信息流动的畅达为前提。自然生态的关键是自然平衡；社会生态的关键是社会和谐；信息生态的关键则是信息对称。自然生态是孕育和维持人类生物特性的基础，信息生态是形塑人类社会和精神特性的场所。信息生态是一种更涉入人性的生态，一种更与人的本性相关的生态。
信息生态与自然生态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自然生态以大自然为基础，而信息生态以大数据为基础；信息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不同，还在于自然生态是自然形成的，而信息生态是人为营造的。自然生态是大自然进化的结果，人们所能做的主要是维护；而信息生态则是人类创构的产物，人们必须做的除了维护， 更有眼光远近甚至创世职责的问题。这与在自然生态中人们主要是适应，而在信息生态中人们主要是创构的处境密切相关。
由于自然生态所涉及的更多是生存的基础，信息生态所涉及的更多是人的发展的基础，即使是作为核心内容之一的生态污染问题，信息生态也具有与自然生态完全不同的内涵。
正像自然生态中的环境污染，在信息生态中，信息污染是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而与自然生态相比，信息生态的破坏和失衡还有完全不同的内容。这些方面绝不只是与自然生态破坏和失衡危害身体健康相对应，只是危害心理健康的问题。
信息污染除了自然环境污染意义上的，更有人为谋求自身利益蓄意制造等方面。与自然生态不同，信息生态的失衡是“一部分人所极力要维护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利益冲突的必然伴生现象，甚至在信息的财富价值显得越来越高昂的时代，就更是要将信息生态的失衡变成产生巨富的现代土壤。信息生态的这种价值负载使得它具有上层建筑的属性”。通过大数据垄断等制造信息不对称、故意遮蔽和扭曲信息、散布片面甚至不实信息等，成了比危害心理健康层面的信息污染更为严重的问题。由于信息可以是从一个基本的简单信号到复杂的理论体系甚至意识形态，这种信息遮蔽和扭曲、信息片面化以及逻辑谬误的有意无意使用，不仅可以制造混乱，甚至可以造成心灵的扭曲；不仅对人的发展造成严重危害，而且由于危害发生在人的需要发展层次，而为受害者所难以觉察。正是由此，信息污染还有一个与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完全不同的层面，那就是信息理解。
越是复杂形态的信息，越是包含了某些人的理解。信息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可能更多是社会理解的产物，有些内容甚至涉及社会无意识层面。因此，在相对客观的信息和作为不同级别信息理解产物的信息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更深层次的信息污染问题。而人对信息的理解取决于理解者所处的理论整体层次，这与理解者的理论思维能力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污染就可能以思维污染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说上升到思想污染的层次。因此，信息本身及其使用者和使用就特别重要，它不仅涉及信息生态，而且通过信息生态给社会生态甚至自然生态以深刻影响。
在信息文明时代，信息生态不仅建立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基础之上，而且对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生态。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生态经历了而且正在经历一个主要以自然生态为基础，到越来越主要以信息生态为基础的过程，或者由主要在自然生态基础上发展，到越来越主要通过信息生态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这与人越来越以信息方式存在密切相关。因此，就信息生态而言，是否有利于人的信息生产，有利于人的创造力发挥,就成了根本标准。由于创造活动是最符合人性的活动，最重要的是创造活动的需求，因而，信息生态研究将为创造力解放奠定重要理论基础。
在自然生态中，人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虽然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但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不是对等的，人归根结底受着自然环境的支配。在信息生态中，人作为信息体,在生成意义上与信息生态具有一定的对等性。在发展过程中，人与信息生态构成对等生成关系。自然生态更多是怎样保护，而信息生态则更多是怎样合理建构。信息生态是人类信息活动的结果，但人的 “内心世界” 只是信源之一，更多的信息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大数据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信息生态的存在论基础 是信息本身，而作为一种特殊的关系，信息的存在与人的感性实践密切相关， 并从内到外构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态整体。一些信息生态学家把信息当作产生自生物的“意义”，认为“这种意义不能独自而只能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存在”。信息只能在一定的生态中才有意义，就像一个句子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确定其涵义。作为信息方式存在的人和信息生态之间，存在一个更为复杂的平衡关系，正是这一关系在塑造人类信息文明。
(三) 发展动力机制的信息文明展开
信息文明的发展进一步展开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由于物能在量上的重要性，基本的物能活动多为重复性的生产活动；由于信息在质上的重要性，基本的信息活动多为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因此，信息文明的发展使创新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关键，信息文明时代创造力越来越是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作为信息文明时代发展的 主动力，创新取决于人的创造力。从个体的人来说，一个人的创造力取决于人的智商、情商和行商等；就整个社会而言，社会的创新能力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教育和整体文明水平；而从人和社会关系或实际效果上说，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则取决于特定社会中个人创造力的解放程度。创新发展在于人的创造力的发挥；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在于创造力的普遍解放；而人的创造力的普遍解放，则在于人的更高层次需要的普遍发展。
创新本身的驱动与人的需要的发展内在联系在一起。单纯的技术创新驱动力可以主要来自物质需要，物质利益可以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驱动力，因为技术创新更容易与物质利益直接相关联。然而，越是原创性的思想生产，与物质利益的关系越间接；越是基础性的思想原创，越难以通过外在的物质利益驱动，而是越需要源自更高水平需要的内在驱力。从现实的社会发展也可以看到，越是大规模的技术性工程创新，越需要通过来自社会组织的驱动力实现。一个经济总量在百亿级、温饱都成问题的国家，在思想原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可以举全国之力进行核武器和洲际导弹研制，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发展的实现可以与人本身的发展相对脱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局部的人的发展相背离。但是，越是原创性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创新，越需要人的内在驱动力，越必须在人本身需要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而越是更高水平的内在需要驱动，越有赖于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提升。没有人的需要的发展，没有人本身的发展，没有与人的发展相符合的社会整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不可能大面积实现基础理论和思想的原创。
一个国家缺少足够基础理论和思想原创的支持，除非搭其他国家的思想生产公共汽车，否则不可能实现技术创新；而搭其他国家思想生产公共汽车的技术创新不可能持久。20世纪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主要就是依靠搭欧美基础理论研究的公共汽车，而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的一蹶不振，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础理论原创不足的结果。因为原创性基础理论和思想绝不仅仅是技术创新的基础，而且作为最重要的基础性条件，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从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创造力解放和发挥水平。这就涉及一种更复杂的双向循环关系。不仅社会整体文明是思想生产的基础，而且思想生产本身也是人类文明越来越重要的基础，如果物能文明时代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这一点，那么信息文明时代则使它空前凸显。在信息文明时代，这种社会整体文明水平最重要的标度之一就是信息生态。发展机制的信息 文明展开表明，信息文明时代社会整体文明和思想生产互为基础，二者构成了一种双向循环关系,这是信息文明时代的核心发展机制。
人类发展是一个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向循环过程。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个人和社会所构成的双向循环以物能为基础，信息是其更高层次。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信息资源的重要性远不及物质资源的重要性”，物能循环占主导地位；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物能越来越沉降为基础地位，信息的界面地位越来越凸显。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信息越来越居于上层界面地位的过程，这意味着作为基本信息体的个人越来越居有优先地位。
在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双向循环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发展过程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会经历一个协变进程。在主要基于物能的人类物能文明时代，由于物能资源的优势地位，在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双向循环中，社会发展优先于个人发展；没有社会的发展，个人发展没有展开的物能和社会基础。而在主要基于信息的信息文明时代，由于基于信息的智力优势，人的发展居于优先地位，没有个人的普遍发展，就不会有社会的正常发展，更谈不上经济的快速发展。正是在人本身发展进程的层次，不仅可以深化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及其关系的理解，而且由此可见，信息文明所凸显的一个更重要方面,就是“发展”本身的根本性质。
三、凸显人的发展的信息文明
信息文明的性质表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人从主要以物能方式存在，到主要以信息方式存在的过程，而发展的机制则与人的需要的发展内在相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文明使这一点得以凸显: 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
(一) 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是从量的增加到质的进步
发展可以是量的增加，也可以是质的进步。量的增加是质的进步不可或缺的前提性基础，但量的增加并不必定带来质的进步。在当代社会发展中，单纯GDP的增长就可以是不包含进步的量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基础上所进行的思想生产，特别是由此对行动和思想的反思所带来的认识和实践的发展，最后是人和社会需要水平的提高，才真正意味着质的进步。真正的发展必定包含进步，进步一定意味着人和社会需要水平的提升。农业文明之所以可以长期处于有量的发展无质的进步的状态，因为小农的需要大都停留于一亩三分地，满足于放羊赚钱，赚钱成家，成家生孩子，孩子大了再放羊的循环。这种循环不仅是单向封闭的，更根本的是无前提性反思的。由于信息因素的增加，工业文明的发展不同于农业文明；而信息文明的发展性质，则与整个物能文明的发展性质具有很大不同。
信息文明时代的发展是以进步为灵魂的发展，没有进步不仅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且不进则退。信息的共享本性意味着信息具有一些重要特点，其中之一即越是以信息为内容的产品，竞争性越强。对于主要以物能内容为主的产品(简作物能产品，典型的如食物)来说，重要的是量的重复和积累；而对于以信息内容为主的产品(简作信息产品，典型的如电脑软件) 来说，重要的则是质的更新和升级。物能产品重在重复生产，更新换代主要因为其信息内容；信息产品的复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产品的更新换代。而信息产品的更新换代，意味着极大的风险，这与物能产品完全不同。在产量和成本达到一定程度之前，一种更先进的物能工具并不会使相对落后的工具马上淘汰，而一个层次更高的信息产品的出现，却意味着较低层次相关产品的意义很快完全丧失。电锯早就有了，手锯仍有其市场而智能手机一出现，BB 机和 Walkman等就只有进博物馆。
如果说，物能产品的发展更与人们需求的满足相关，那么，信息产品的更新升级则更基于人的需要的发展，这意味着更与旧产品及相关观念的反思联系在一起，意味着社会进步由此与前提性反思密切相关。越是在发展的高级阶段，人和社会需要水平的提升就越一定是在实践中对既定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行前提性反 思的结果。真正意义上的反思一定是对观念、理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生存 方式等的前提性思考。这也是信息文明时代的发展意味着哲学、科技、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一体化的重要原因。发展中的进步来自前提性反思，进步总是通过前提性反思进行和实现的，因而表现为基本观念的更新，无论科学还是社会的发展都是如此。爱因斯坦并不是推翻了牛顿力学，而是以新的基本观念抽离了更多或更高层次具体条件，使物理学的发展超出牛顿力学的适用范围，其所推翻的是牛顿建立经典物理学的基本观念或假设。在社会领域，更好的生活条件则会促生更高层次生活意义的寻求，从而使人们的兴趣越来越转向更具创新性的劳动，而这正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来源。
以创新为根本动力的经济发展必定与思想生产内在联系在一起。越是主要基于物能的人类文明社会，社会经济发展越是思想生产的前提。没有相应的物质生产基础，就不可能有思想生产；但在主要基于信息的人类文明时代，情况则逐渐逆转。在信息文明时代，发展以思想观念的进步为前提，没有思想观念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受到极大限制。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和思想生产的发展构成了双向循环，而且在这种双向循环中，思想生产具有越来越重要的能动作用，这与人的发展进程密切相连。
(二) 人的发展是一个从外在条件到内在需要发展的过程
信息文明时代越来越明显的一体化发展趋势，绝不仅仅是一种现象，而是关系到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一重要层面，这种机制要求将发展纳入人的发展这一整体中考虑。由于人的发展就是人的需要的发展，信息文明时代的发展必须在人的需要的发展层次综合推进。道德需要的发展就最为典型，它既是人的需要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涉及走出经济发展道德滑坡困境的社会现实问题。
从信息文明看社会道德发展的根本途径，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发展道德滑坡的内在根源。经济发展道德滑坡的一个重要原因，正与人的需要的发展及其引领，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的增长及时调整社会整体结构，以适应和适时推进人的内在需要的提升，则是经济和道德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从人的创造性劳动，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关联机制。
由于劳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劳动者的发展过程，劳动者的发展意味着其劳动的层次越来越高。人越是展开，他的活动的层次就越高，这也意味着劳动的层次越高，劳动的质也越高。由此可以看到一个呈螺旋式上升的重要双向循环机制: 劳动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同时又是人的展开，人的发展同时又使得自己的劳动不断上升到更高层次。与劳动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样，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也同样存在这样一种至关重要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劳动的质随着人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而劳动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的持续发展在根本上依靠劳动质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是人的发展，只是人的发展必须以社会的方式实现。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深层根据正在于: 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人和社会的发展又构成双向循环机制，没有人的发展当然没有社会的发展，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没有社会的发展，也没有人的发展。而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循环的两个方向具有不同的地位。
在信息文明时代，作为最符合人性的活动，创造性劳动本身越来越是人的第一需要。这不仅意味着创造性劳动成果的共享性，而且关系到人的高层次展开。在这里,一个具有原则性的重要节点，就是发展从外在条件到内在需要的转换。这一转换所日益彰显的，正是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就人的需要及其发展而言，这也应当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标准。信息文明时代涌现的创客(maker)，就是创造性劳动中发展典型地表现为人的发展的标志性现象。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出现的创客，被认为是“玩创新的新人类”，他们强调网络化的、朋辈(同行)导向式学习的新兴“创客文化”，使学习和创构的动机来自乐趣和自我实现。创客的劳动不仅是创造性活动，而且是日益表现为人的自由发展的劳动，更是一种具有共享性质的劳动。这种劳动是信息文明发展的主动力，而对于一个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体现为人的发展的创造性劳动，则是进一步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三) 形成动力升级和人的需要发展的双向循环
信息文明时代人的信息存在方式，进一步表明发展动力与人的需要的发展具有越来越直接的联系。越是与人的需要及其发展关联密切，社会发展的动力越强劲；反之，劳动者的劳动距离人最关切的需要越远，社会发展的动力越不足。在物能文明社会发展条件下，发展动力与人的需要的发展的联系不仅是间接的，而且可能是相互冲突的。而在信息文明时代以创新为主的信息活动中， 发展动力与人的需要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则越来越是直接和一致的。因此，必须在持续把握人的需要的发展中理解和不断推进社会发展。
人类的信息文明，意味着民生也越来越不只是与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状况相联系，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包含越来越高层次需要的满足。人是否感觉幸福主要取决于他最关切需要的满足状况或满足的可能性。在正常情况下，人最关切的需要就是其最高层次需要。在社会发展领域，经济的发展使人得以从单纯的体力劳动中逐渐解放出来，从而单纯谋生的劳动就不再能够提供生存的全部意义。
人类信息文明的发展，一方面无疑将使人们失去主要基于物能文明的幸福要素；另一方面同时也会生发主要基于信息文明的新的幸福要素。这种变化在人们的具体生活中将表现得非常复杂，虽然总的来说体现了人的需要的发展，特别是体现了智能的进化，但在一些方面也将导致消极后果。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教授拉贾伊 (Farhang Rajaee) 认为，就像所有其他文明时代，信息文明也有造成正面和负面后果的潜势。就信息文明社会发展趋势而言，由于对“监视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社会控制后果的担忧，哈佛大学教授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 认为，“谁从全球数据流学习？学什么？怎么学？谁决定？当权威失灵时将会发生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形塑信息文明的特点。”她甚至认为本世纪信息文明的发展涉及“主人还是奴隶” 问题，提出“为我们信息文明的精神而战”。就信息文明的发展对人的影响来说，基于物能本性的感受丰富性和生动性的淡化甚至丧失。从根本上说，信息文明是不是将使我们更加幸福的问题，涉及人类幸福的层次提升。人类发展已经从自然进化到了自主进化阶段，而进化过程就是放弃和获得的过程，至于到底应当放弃什么以及获得什么，则必须依靠尽可能长远的眼光，而眼光是否长远在根本上涉及整体观照的层次。因此，作为最高层次整体观照功能的提供者，哲学的意义也将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越来越凸显。
在物能文明时代，人为物役的形势使物能发展遮蔽人的发展；而信息文明时代的物为人役，则敞开了人的发展前景。创客现象绝不是历史的偶然或由于某些个人的兴趣爱好等因素使然，创客运动与人的需要的提升密切相关，具有正常社会条件下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出现“玩创新的新人类”，正体现了信息文明时代所凸显的发展性质。人是一个类的存在,人的需要的发展水平越高，需要的社会性就越强。随着人的需要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内容和水平也将不断提高。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才构成良性循环。
由信息文明的整体观照可见，由于信息的共享本性，由于信息文明是一种创构文明，当代发展正呈现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双向循环。在这个双向循环中，由于物能文明的发展达到相应水平，由于信息文明是一种更贴近人性的文明，人的发展越来越居于优先地位，发展动力的更新与人的需要的发展之间具有越来越直接的机制性关联；由于人越来越以信息方式存在，由于信息文明呈现信息相互性与人类学相互性的叠加，社会进步的整体水平越来越是发展的关键。一个社会的信息生态水平和人们创造力的解放程度，越来越是当代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些来自信息文明观照的结论，对于中国当代发展当具重要意义。
四、中国当代发展的信息文明整体观照
中国的当代发展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讨论中国的发展就是在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任何大国崛起都必须引领一种新的文明。在引领信息文明中发展，这是我们力争承担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必须努力的目标方向。探讨当今中国的发展，必须在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当代反思和本身发展的基础之上进行；同样，讨论人类的发展也必须探索中国发展这个典范。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从信息文明层次对自身的发展作整体观照，对于中国的发展尤为重要。
(一) 中国在引领信息文明发展中崛起
由信息文明时代的发展性质，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中国作为大国真正崛起，绝不仅仅是个经济总量的问题。事实上，从信息文明的角度看，即使经济总量本身也看质量，越是高质量的经济总量，越是意味着高创新含量，而高创新含量则意味着思想生产的高水平。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必须包括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思想生产的相应发展。如果说，在以往的文明中，思想生产相对落后仍然可能有物质生产的领先发展，那在信息文明时代，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就越来越不可能了。由于物能生产和信息生产构成了双向循环，而且思想生产越来越成为这个双向循环的主导力量，在信息文明时代，只有在经济相应发展基础上思想生产尽可能同步跟进，才可能有新的大国真正崛起，或已有大国地位的继续升级。在信息文明的历史大潮中,21世纪的大国崛起必定在信息文明的引领中；反过来说也一样，信息文明的到来，必定有大国新的崛起，不管是现实的还是潜在的大国。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看到一个重要事实：真正的大国崛起，总是引领一种新的文明，只是这种文明可能有不同层次，这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大国崛起都具有的共同规律。人类文明的发展正迎来更高层次的信息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当下关口，中国作为大国真正崛起，所要引领的正是信息文明。
人类历史发展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物能文明的更高层次人类文明，对于这一层次跨度空前的人类新文明，人们的认识肯定比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中认识工业文明困难得多，这无疑会极大地增加引领信息文明的复杂性。也许，与传统的物能文明不同，信息文明很可能由多个国家共同引领。不进入引领信息文明国家的行列，任何国家要真正作为大国崛起或保持大国地位,都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如果不进入引领信息文明的行列，中国就不可能在21世纪作为大国真正崛起。而要进入引领信息文明的行列，我们就必须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深入进行信息文明及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研究。
(二) 信息文明发展的特点和中国的优势
对于中国的崛起来说，信息文明绝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密切相关。作为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面临一个将传统劣势转化为未来优势、实现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信息科技得到长足发展。在信息生态研究领域，中国研究成果的产出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另一方面，信息文明的发展，在具有与物能文明发展完全不同竞争风险的同时，也蕴含着极大的发展机会。信息文明发展的风险意味着机会的重新切换和配置，意味着发展时局的重新洗牌。因此不像物能文明发展与已有物能基础和条件的关系，信息文明发展对于物能条件和技术基础并没有那种根本依赖性。对于信息文明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基础甚至前提性条件之一，就是国人智商优势及其转化为创新优势的条件和机制，这对于我国将物能文明时代的人口劣势转化为信息文明时代的人口优势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物能文明时代，人口众多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发展，更谈不上实现发展的超越，事实上，甚至不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信息文明的到来，给了我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就物能文明来说，近14亿人口无疑负担沉重。按照物能文明的发展规律，中国应当如何发展的确是一个面临严峻挑战的大问题。而信息文明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发展形势。对于信息文明的发展来说，信息资源无穷无尽，近14亿个头脑成了难得的独特优势。信息共享及其基础上的思想生产具有集群效应，对于信息来说，共享的人越少，得到的越少。因此，与物能文明时代完全不同,在信息文明时代，人口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在信息文明时代，一个国家人口太少，发展会受到严重限制，就像微信群参与者太少，信息量会很有限。人口越少，信息文明时代发展的基础越薄弱。微信群参与的人越多，信息群体越大，信息活动就越频繁，信息也就越多越活跃；微信群参与的人越少，规模越小，信息活动就越有限，思想生产相互激发的面积和深度也相应受到限制。这和信息体规模及与此相关的信息流动规模、方式和信息流速密切相关。
由于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发展，由于信息文明时代人更以信息方式存在，息流速将不仅是社会生产，而且直接就是人的发展的基本条件。信息流速与大人口基 数叠加，将造就信息文明时代中国独一无二的发展优势。
信息流速与人口密度具有重要关联。在《资本论》第1卷谈到人口密度和人口流动的关系时，马克思曾有相关深刻论述：“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马克思这一论述的启示意义，在信息文明时代更为凸显。一方面，人口不仅与信息扩散速度密切相关而决定了信息流速，而且在这个意义上决定了信息共享程度和信息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信息流速又与相对人口密度密切相关，正常情况下，二者成正比关系。在信息文明时代，由于信息流动不仅在原子空间，更在比特空间进行，人口密度对于信息文明的发展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优势。但是，如果由于各种原因，信息流速因为信息扩散不畅而速不及人，那么，别的国家实际偏小的人口基数，就可能依靠信息流的畅达和更高的流速，盖过我们的人口基数优势，我们独一无二的相对优势就会丧失。如果我们在信息流速方面不处于劣势，甚至占有优势，那么信息流速优势与人口基数优势叠加，就能够实现人口众多由物能文明时代的劣势转变为信息文明时代的优势，从而能够真正拥有和保持独一无二的优势，问题只在于怎样充分解放人的创造力。
(三) 引领信息文明的关键是创造力解放
人口众多由劣势变为优势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尽可能让更多人的大脑都充分发挥作用。要在引领信息文明中作为大国崛起，中国人的创造力必须得到充分解放。反过来说，解放创造力是信息文明时代发展的根本，从而也是中国作为大国真正崛起的关键。
一方面，中国人平均智商高，而且中国人口基数大，具备引领信息文明的首要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得到普遍发挥，创造力没有得到充分解放。如果这两个方面能够有一个更好应对，人类的21世纪肯定有我们全面扮演主角的历史性机遇。面对这一历史机遇，具有引领信息文明潜力的中国别无选择，只有抓住机遇，充分利用中国人的智商优势。
国人智商高只是首要的基础条件，智商要充分表现出来，还存在一个智商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的重要环节。因此平均智商高，一方面并不一定出类拔萃者多，另一方面与经济发展、文化革新和体制改革密切相关。中国人平均智商高，但近代之后未得到充分表现已构成一个特殊历史现象。通过研究得到中国人平均智商高结论的理查德·林恩对此作了可资借鉴的探索。“在公元元年至1500年期间，中国人建立起在一些方面领先欧洲的显赫文明。例如中国人发明的印刷、造纸术、纸币、火药、指南针和石堤运河，领先欧洲人几个世纪。而在1500年后，智力成就不如欧洲。历史学家把这一现象视为一个没有公认解释的历史之谜。”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整个历史是一个单一国家，封建专制统治者可以压制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经济发展对智商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具有关键性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为中国人智商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为充分发挥国人的聪明才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和舞台，极大地解放了创造力。
解放创造力是一个社会整体文明水平提升的工程，而在当代，提升的标志就是信息文明水平。在信息文明建设中，信息生态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层面。一方面，在全球化竞争的时代，越来越重要的是能吸引创新性人才的信息生态环境，而作为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信息生态建立在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创造力解放与信息生态建设越来越密切相关。信息文明时代的发展应当是人作为信息方式存在的发展,信息生态因此就在当代发展中处于关键地位。
在信息文明时代，随着人越来越多地以信息的方式存在和发展，信息的流通和交流越来越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性条件。在思想生产领域使信息尽可能顺畅流通，具有比物能文明时代物流畅通更重要的意义。物能流通受阻不仅显而易见，而且由于物能本身具有更好的代偿性，物流一时不畅并不会带来太严重的后果；而信息受阻则不仅难以觉察，而且由于越是关键信息，代偿性往往越小，在竞争激烈的信息文明时代，信息不畅会造成连锁反应式严重后果。随着社会信息文明的发展，尽可能在保护专利的同时促进社会的信息对称，维护二者间的动态平衡，作为国家管理越来越重要的职责，不仅是创新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且是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推动社会道德进步的基础工程。无论对于中国当前的发展，还是对于中国人的发展，信息文明发展中的信息生态建设都特别重要。
人类文明从来没有像信息文明那样，在那里，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关联得那么密切和直接。国家的发展就是人的信息存在方式的发展,人的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马克思的核心思想中找到非常深刻的根据。尽管身处19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却早就阐述了与此相关的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两个方面构成两个原理；两个原理相互关联，构成高层次发展的核心机制。一个是从整体到部分一个是从部分到整体。这两个方面所构成的双向循环，正是人类信息文明发展的关键机制。在创客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和社会发展直接体现为人的发展的历史景观。这些信息时代的引领者“热衷于将创意转化为现实，有的甚至不以赢利为目的，主要出于兴趣和爱好，热衷于为自己同时也为人类创构更美好的生活”。国家的兴衰与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联系在一起，而且构成一个相互依存和协同发展的双向循环。正是个人和社会发展构成的双向循环，决定了一个国家信息文明时代的发展，决定了21世纪的竞争和竞争力。
21 世纪的竞争是信息文明的竞争，信息文明的竞争就是意义生产的竞争。信息文明时代，要么生产意义，要么沦于没有意义、毫无用处。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大数据时代的竞争就是信息文明引领的竞争，这意味着，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信息文明时代，中国要么在引领信息文明中作为大国真正崛起，要么只是作为大国崛起在物能文明层次。而在信息文明这一更高层次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只是物能文明层次的崛起不可能走得很远。只有引领信息文明的国家，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未来。这正是从大数据所打开的信息文明大门，我们能够越来越清晰看到的前景，也是对于我们来说最为关切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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