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学领导的研究中，18岁及以上所有年龄段的人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最低，这与过去的调查结果相反。
20年前，针对18岁及以上人群的生活满意度调查显示美国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满意度最高，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则在工作、家庭和其他中年生活的烦恼中挣扎。现在，哈佛大学领导的一项调查了十几个幸福指标的研究显示，年轻人在所有年龄组中得分最低。哈佛大学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繁荣项目主任、该研究的资深作者泰勒·范德韦勒(Tyler VanderWeele)说，研究结果不仅反映了美国年轻人在大流行之前就存在的长期心理健康危机，而且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危机，他们认为自己不仅精神健康，而且身体健康、社会联系和其他繁荣指标都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糟糕。哈佛大学陈T.H.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授约翰·l·勒布和弗朗西斯·雷曼·勒布说，这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以下是哈佛校报《the Harvard Gazette》对范德韦勒的采访：
Gazette:很明显，它们是相关的，但是幸福和心理健康有什么不同呢?
范德维勒:显然，心理健康很重要。解决年轻人和成年人的焦虑、抑郁、创伤和自杀倾向问题是很重要的。话虽如此，我认为我们忽视了更广泛的幸福或繁荣的问题，我从非常全面的角度理解这些问题，即生活在一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好。这要考虑到心理健康，身体健康，更广泛的是幸福，有意义和目标感，努力成为一个好人，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以及维持人们所关心的这些东西的经济和物质条件。
Gazette:该报告将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调查结果与2000年的一项类似研究进行了比较。关于22年前我们的幸福状况，这项调查显示了什么?
范德维勒:许多研究发现，如果只看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年轻人和老年人往往比中间的人做得更好。人们猜测，那些中年女性的生活更加艰难，要应付年幼的孩子，或许还有年迈的父母。也许他们正处于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试图出人头地，甚至可能正经历着中年危机。对于那些更年轻的人，过去几十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他们更快乐，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更少的责任，更多的社会联系机会。
在早期的调查中，可能令人惊讶的是，年龄较大的人也比中年人做得更好。尽管健康问题常常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但人们仍然更快乐。也许他们觉得生活中的挣扎都解决了，或者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进行社交。还有一些证据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会有更强的情绪调节能力，对所发生的事情更加感激。很明显，这些都是平均数，掩盖了很多变化，但这条曲线在各个国家的观察结果相当一致。
Gazette:你在最近的调查中有什么发现?
范德维勒:我们从2020年1月开始看到这一点，就在大流行之前。但2022年1月是第一次绝对明确:在我们观察的幸福的每个维度上——幸福、健康、意义、性格、人际关系、财务稳定性——每一个都严格地随着年龄增长。18到25岁的人觉得他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更差。这非常惊人，非常令人不安。
资料来源:《美国成年人幸福年龄梯度国家数据》
Gazette: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即使对身体健康也是如此。
范德维勒:它很强大。年轻人认为自己身体不健康。我们必须考虑到2022年1月的情况:我们仍处于COVID-19大流行之中；Omicron再次使社会和公共互动变得非常困难，而就在不久之前，人们还希望事情会变得开放。因此，其中一些原因可能是年轻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这一流行病的身体威胁。其中一些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采取年轻人认为他们应该采取的健康行为。也许毒品和酒精的使用增加了。这可能是经验和期望之间的差异。作为一个24岁的人，也许我认为我的身体应该是这样的，但我就是没有做到。所以，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起作用，但令人震惊的是，这组人自我报告的身体健康状况如此之低。
Gzaette:孤独是研究中提到的另一个领域。
范德维勒：据报道，这个群体的社会联系是最低的。考虑到时机，这可能并不那么令人惊讶。此前有证据表明，年轻人的孤独感在增加，我认为疫情加剧了这种情况。我们在大流行中看到的是，在美国，平均而言，社会联系感下降了一点，孤独感上升了一点，尽管没有人们预期的那么多。许多人在他们的家庭和亲密朋友身上投入更多，他们通过Zoom或其他媒体与亲戚联系。但在年轻人中下降明显。那些年长的人已经建立了关系，建立了他们可以利用的社区，但那个阶段的年轻人正试图建立这些关系，试图加入这些社区，而这样做的机会是非常有限的。
Gzaette：我们知道原因吗?社交媒体被称为恶棍。经济?
范德维勒:我们目前使用的数据纯粹是描述性的。它不能让我们找到原因。但把其他研究的证据拼凑起来，人们就可以开始理解可能发生的事情了。
其中一些是金融和经济方面的。年轻人的就业前景，就40到50年前可以预见和预期的发展而言，已经没有了同样的程度。教育债务一直沉重地压在年轻人身上。城市的住房成本正在飙升，而研究表明，大多数Z世代想要拥有自己的房子，但认为这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我认为社交媒体导致了幸福感的下降。过去的研究表明，平均而言，对幸福和精神健康的影响是负面的，特别是对那些大量使用的人。而且大量使用在年轻人中比其他人更普遍。而且，一项又一项的研究——我们和其他人的研究——都表明，家庭生活和宗教社区的参与在这些方面都有助于繁荣。这两个项目的参与率都大幅下降。
我认为政治两极分化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很多人觉得:“我怎么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一半的人都很糟糕?”另外，过去五年是一段相当动荡的时期:大流行、俄罗斯和乌克兰、对气候变化的担忧。我们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但老年人相对稳定的时间比20多岁的人更长。世界可能看起来更有威胁性。
Gzaette：对于未来的道路有什么暗示吗?
范德维勒:同样，不是从调查结果本身，而是从我们和其他人所做的其他研究中。很明显，这些幸福的领域是相互关联的。如果你改善了社会关系，你也更有可能获得幸福和健康，并找到生活的意义。如果你有意义感，找到新的目标，你可能会变得更快乐，也会有更好的健康。所以我们需要在每一个方面努力:我们需要促进关系和社区;我们需要解决年轻人面临的财务状况;我们需要帮助他们找到意义系统。我们确实需要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焦虑和抑郁的问题，但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问题的范围要广得多。
我们还需要考虑经济和卫生政策。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考虑了公共利益，不仅仅是跨越政治界线，而是跨越代际界线?不仅是在未来三到五年帮助我们的东西，而且是塑造未来几代人的东西?我们发现，不同年龄组别之间的差异要大于不同性别或种族组别之间的差异。我们如何构建社会，让年轻人有机会，让他们的幸福得到提升?我们怎么从这里到那里?我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件事。
转自：“社会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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