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罗志敏
大学科研圈
大学的产生、发展甚或从大学诞生的那一天起，校友就以朋友、赞助者、筹建者等不同的身份，与大学相伴相生，是大学传统及文化的“守望者”。现如今，校友对母校事务的多方面热情参与，以及后疫情时代仍不断刷新的校友捐赠榜单，都在不断地证明一个事实：校友是大学天然的支持者，也是大学最给力、最稳定的合作伙伴，是大学越来越需倚重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期高端访谈，大学编辑部将围绕新时期高校的校友工作，专访校友问题研究专家、郑州大学教育学院罗志敏教授。
罗志敏
郑州大学
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志敏（1973—），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后，郑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州大学学科特聘教授，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兼任全国教育统计与管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罗志敏教授长期致力于院校内外部关系及其治理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包括3项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多项课题，其研究、见解和观点见于上百篇（部）论文、文章和专著中，也呈现在一些学术报告以及新华社、光明日报社等媒体的采访和专访中。研究成果获得国家教育部等部门的多次奖励，一些成果被政府、高校等相关机构所采纳、采用或被《新华文摘》等转载。在校友问题领域，他出版专著《校友文化与世界—流大学创建》和《大学—校友关系建构与治理研究》，在《教育研究》《光明日报》等发表论文和文章多篇，为多所高校及校友组织提供校友文化建设、校友项目开发、筹资等议题咨询。
01
问题的提出
请问是什么影响或启发您将研究聚焦于大学—校友问题？
研究校友问题，最初来自2011年我的博士后项目。当时我的任务是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创建过程中的校友捐赠问题。我在查阅文献后发现，研究校友捐赠的文章很多，在国外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国内相对来讲则晚得多，直到20世纪80年末才有文章零星出现，2000年后相关文章开始增多，但大都是一些工作经验体会和总结，缺乏深度研究。我当时认为，校友问题研究要有所突破，就不能跟在欧美学界后面亦步亦趋，必须跳出校友捐赠看校友捐赠问题，所以当时就拟定了“校友文化”这个研究主题，并写了一本书《校友文化与世界一流大学创建》(2013年版)。该书出版后很受欢迎，还被国内一些高校的校友会选作培训教材。后来，我考虑到校友文化建设要落到实处，离不开大学与其校友之间关系的培育、维系和发展。于是，2021年我出版了另一本专著《大学—校友关系建构与治理研究》，我国高等教育学开拓者、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百岁老人潘懋元先生很重视，还亲自为该书作序。在这本书中，我认为我的一个贡献是提出了“大学—校友关系”这个概念。今后，我的计划是完成校友问题研究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即围绕“校友—校友关系”再写一本书。
校友问题与大学的生存与发展密切相关，大学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从校友那里找到答案。因为，现代大学早已脱离学徒制时代的“教师”一元中心以及后来的“教师”“专业”二元中心，进入“专业”“教师”“成本”“发展预期”“大学声望”等多因素综合的高等教育时代。在此情势下，无论大学生存与发展所需的财务自主性、自我管理能力、社会影响力、社会声誉，还是课程开发和招生及就业工作，都离不开校友以及他们的参与和支持。
但是，与“学科”“科研”等一直都很热门的研究话题相比，目前校友问题在学界还是少有人关注，这与实践层面形成了反差。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许多校友会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的带动下得以恢复或创建，同时校友工作也在“校友捐赠”“校友经济”等社会媒体话语的影响下受到许多高校的重视。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下属的60多个分会中，校友工作研究分会是活动开展最丰富、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分会。今后，随着国内高等教育市场变化以及处在这一变化中的各高校的发展需要，我相信校友问题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实践工作都会走向更高的层级。
在您看来，良好的大学—校友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鉴于此，您认为目前国内高校与校友之间的关系如何？
校友不仅是大学需要时常关注和重视的工作对象，还是大学现在以及未来的“合伙人”，是大学最忠诚、最可靠、最稳定的伙伴，因此大学必须拿出诚意，要像重视学科、科研等工作一样重视校友工作。对于大学—校友关系，一种理想的状态常被人提及：大学通过好的条件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之后，这些学生又采取某种方式回报母校，从而使大学有更充足的资源为下一届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形成大学与校友之间的良性循环。这种状态，说明大学与其校友之间形成一种类似“发展共同体”的关系，即大学与校友能够相互依靠、相互支持、相互成就。
大学尤其是大学的领导需清醒地认识到，处理好、维护好大学—校友关系的重要性，认识到这种关系在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中保持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性。一所大学，如果不甘平庸、追求卓越，就需要让校友作为学校发展的参与者、志愿者、物质支持者、倡议提出者，要最大限度地将学校与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校友在知识、信息、联谊、财政等方面建立一种双向、互利的联系，从而推动学校的整体目标与校友的个人目标的共同实现。但遗憾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国内高校还远未形成“全校一盘棋”式的校友工作机制，校友工作只局限在校友办公室层面，且限于人力物力，只能将关注点放在少数校友身上。此外，校友活动局限在返校联谊以及校庆捐赠方面，校友服务还大多停留在形式和口头上。近年来，一些传统名校虽然也能偶尔得到某位或几位校友的巨额捐赠，获得一笔或几笔“意外之财”，但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那些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数十万的普通校友，离与校友之间建立大范围、有深度合作的高层次伙伴关系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校友工作应当成为高校的一项基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工作。
02
理论分析框架：
大学—校友关系之辨
在您的著作《大学—校友关系建构与治理研究》中，您提出了大学—校友关系的三种形式，即学缘关系、结构性关系、建构性关系，请您解释一下这三种关系。
我提出大学—校友关系的三种形式，是希望这种关系能被高等教育界和相关学界关注和重视。大学治理的实质是处理各种关系，比如从外部来讲，有政校关系、校社关系、校企关系等；从内部来讲，则有党政关系、学术行政关系、教学科研关系、师生关系等，但大学—校友关系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跨区域(校内、校外)，跨时段(毕业前、离校后)，多主体(校友、师生、家长等)，同时还具有从情感到实质、从理论构造到实践推进的层次性和递进性。
大学—校友关系首先表现为一种“拟血缘”或“拟地缘”的学缘关系。学缘关系是有先赋性的，学生只要注册入学，这种关系从此就存在了。学缘关系可在一定条件下触发校友的母校情结和校友意识，这就为高校开展校友活动、获得校友支持提供了情感上的基础，这是其他社会组织或团体都不具备的一大独特优势。至于结构关系，主要是就其内部构造上来讲的。大学—校友关系虽然重在大学和校友两方，但却涉及多个主体，如在校生、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家长等群体和个人。多个主体通过多向、反复地互动，如关心、支持、合作等，形成一种网络状的关系。但是，结构性关系只是理论层面上的、静态的，要从学缘关系走向能够进行实质性合作的伙伴关系，还需形成建构性关系，即通过制度去规范关系，通过项目去维系关系，使大学—校友关系走向健康、良性、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对于建构性关系，但凡有使命感的高校，都应该行动起来，将大学—校友关系置入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高水平关系框架中。具体来说，高校要充分认识到这种关系的建构对于实现大学财政来源多元化、治理结构优化以及提升大学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的重大意义，并将其纳入大学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与校友获得终身发展的长期发展战略中，做整体性地谋划和设计，而不是局限于诸如利用举办校庆凑款等这种一时一事的运作。如此一来，大学和校友双方才能共享发展目标，相互承诺和行动，最终才能共享一个更加美好的前景。
在建构性关系中，您提出了“关系认知—关系结构—关系情境”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对于当前高校校友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请您解析该框架的具体用处。
对大学来讲，最幸运的莫过于它拥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可能拥有的支持性力量，那就是遍布世界各地的数万、数十万的校友。因为，与日常行走在校园内的教师和在校生相比，校友明显带有更强的社会属性，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校友身上蕴藏的社会资源，如拥有大学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信息、文化和社会影响力等资源。这也意味着校友除了可以向母校捐赠财物之外，还可以为母校提供其发展所需的诸如智力、信息、舆论、道义等方面的支持。如为母校提供教学、科研、学生就业、人才引进等方面的信息，利用自身的社会阅历、创业历程在母校做讲座，在产学研合作等方面为母校牵线搭桥，为母校招揽优质生源等。对此，如何将那些平时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校友动员起来，以获得他们持续性、多方面的支持，就成了摆在高校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否则，再多数量的校友也仅仅是一个数字。
于是，我就提出了“关系认知—关系结构—关系情境”大学校友动员框架。其中，关系认知是相关各方的一种态度倾向，关系结构呈现的是一种关系搭配和安排，关系情境则是一种意义赋予和氛围营造。三者相互影响、相互联结，共同影响着校友动员的最终效果。这个框架对校友工作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两个事实：其一，校友工作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工作；其二，提高校友参与率很关键。因为只有更多校友参与，校友动员所需的互动、互信及互惠关系才能建构起来，才能营造出一种校友齐心协力支持母校的氛围，从而带动更多人更深入地参与进来。为此，高校就要想办法提高校友参与率，如设计能满足不同校友需要的活动项目，并最大限度地降低项目的准入门槛。
03
建构理想的大学校友关系的路径
您曾提出，大学—校友关系的理想图景是大学与校友双方形成发展共同体，这是建构大学—校友关系的重要目标，基于此目标，您认为高校有哪些工作要做？
现在，还没有哪一所高校敢自信地说它不需要校友的帮助，尤其是资金上的帮助。围绕大学—校友关系建设的目标，我认为目前高校需要做的可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将校友工作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中，纳入教学、科研、社会服务、资金筹集、人才招聘、招生就业等各个工作环节中；二是通过大数据平台，收集和更新关于校友职业、兴趣、财力等方面的基础信息，制订明确的规划来识别、吸收、培育现在及潜在的校友积极分子和校友领袖；三是建立全面的校友关系提升策略。
关于第三个方面，我认为大学需要做的有很多。比如创设一套专用于校友关系建设的、且体现学校文化传统及办学特色的话语体系，以用于学校和校友组织统一发声、集中造势；组建一个由大学校长或校友总会会长领导，校友事务办公室或校友总会秘书处总协调，包括各部门、各学院以及各校友分会的校友工作组织体系；创建一套集识别、招募、培养、利用、激励于一体的校友志愿者管理系统；持续开发能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校友关系项目；持续编撰并推送一系列“校园故事”和“校友故事”；等等。
良好的大学—校友关系在促进学校与校友 共同发展的同时，也会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您如何看待它的这一作用，如何扩大这一作用的效应。
大学—校友关系建设，除了可以拓展大学自身的社会服务功能之外，还可以增强大学的社会影响力、辐射力并获得更多外在支持。比如大学能以学缘关系为感情纽带，以校友会为媒介，在校友企业与所在地政府之间牵线搭桥，将“大学—校友”两方关系延展为“政府—大学—校友”三方关系，整合情感、政策、科研、市场、产业、人才、资金等要素，在为校友服务、为地方产业发展服务的同时促进自身发展。
大学—校友关系如果在平时建设得好，在某一关键时期还能迸发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如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许多高校的校友组织就快速组织起了抗疫救援力量。其中，仅武汉大学校友捐赠人数就超过40万人次，向武汉市累计捐款捐物超12亿元，占该市接受捐赠总额的四分之一。此外，武汉大学还有5000多名校友参与全球医疗物资的采购、运输、调配，支援捐助了湖北省69个地市州县的600多家医疗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这些校友组织的动员能力、组织效率，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公信度和社会影响力，超过了许多专门从事社会慈善和社会救助的社会组织，也因此被媒体赞誉为武汉和湖北抗疫行动的“最强民间力量”和“最硬核的后援团”。
在许多校友组织发起或参与的抗疫救援行动中，我们也惊喜地发现一些校友会已由“校友的校友会”“大学的校友会”转变成“社会的校友会”，由“联谊”“互益”转向“公益”，即从联谊的“小圈子”、互益的“中圈子”走向了社会的“大圈子”，甚至成了无所不能的“超级校友会”：几乎可以动员任何组织和个人，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校友会通过其经营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自身在以往行动中塑造的公信力，不仅能动员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从事不同行业领域的校友，还能将各国、各地的地方校友会联结在一起协同行动；不仅动员了众多有经济实力的校友企业家，还将他们所掌控的企业纳入其中；不仅动员了一些在校学生，还连带动员了他们的家长和乡亲。
因为，校友会天生就有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基因。拥有高等教育学历已普遍成为当前公民的重要身份标识，基于同一校友身份认同所结成的各种校友会已成为我国过去十多年来发展最为快速、最为活跃的社会组织类型之一。目前，校友的数量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持续推进不断增多，校友会也因为母校的存在而形成网络性关联，散布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且又以很经济的方式联成一体。所以从理论上讲，校友会的行动范围可以触及差不多每一个社会领域，也能凭借其成员之间存在的天然学缘关系而迅速发展成为面向全社会的大规模校友召集，由此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具有其他社会组织所没有的优势和潜力，是国家完全可以利用的一种公共价值增量。
为此，无论是大学，还是政府相关部门，都应该大力支持校友工作，支持校友会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校友会虽然有组织有活动，但却是没有获得民政部门认证的“草根组织”，这使其作用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如校友活动缺乏必要的监管，承担社会职能受到限制，一些有社会影响力的校友由于合法性的顾虑而缺乏参与校友事务的意愿和动力等。早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教育部也以文件形式取消了对校友会成立和发展方面的限制性条款，其他部门也应予以跟进，在降低注册门槛等方面为校友组织发展提供必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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