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转自：历史学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面临解体危机时，各方都开始利用过去的历史，来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塞尔维亚人把自己描绘成捍卫基督教、抵抗穆斯林进犯的历史守护者，也将自己视为其他南方的斯拉夫人的解放者，认为是塞尔维亚人解放了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但克罗地亚人眼中的历史却截然不同。他们认为克罗地亚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部分，是伟大的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是天主教文明的一部分，而塞尔维亚则属于落后和迷信的东正教世界。塞尔维亚政府开始将克罗地亚人称为乌斯塔沙，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屠杀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的法西斯组织。塞尔维亚电视台也反复播放有关乌斯塔沙的纪录片，并明显地暗示这种情况可能再次出现。而与米洛舍维奇一样，从共产主义者变成民族主义者的克罗地亚总统弗拉尼奥·图季曼，轻蔑地回应了塞尔维亚人的做法。他表示，尽管乌斯塔沙的确犯下了罪行，但这依然是“克罗地亚民族历史上，渴望一个建立独立家园的表现”。
当塞尔维亚部队开始攻击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时，他们试图为自己的无端侵略辩解。他们告诉全世界，他们只是再次保卫西方的基督教免受东方的狂热分子攻击。事实上，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不仅很大程度上是世俗的，而且大多数都是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的后裔。然而这一事实却不被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们提及。他们坚持称那些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是土耳其人，或是塞尔维亚人的叛徒及塞尔维亚的东正教徒。而克罗地亚人当然更愿意看到，那些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被视为叛教的克罗地亚天主教徒。（讽刺的是，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许多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变得更加虔诚了。）
利用历史来为对手贴上标签，或贬低他们的声誉，一直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就像左派指责右派是“法西斯主义”，而保守主义者则给那些自由主义分子贴上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标签。2005年，时任以色列总理的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访问纽约时，他就面对着大批抗议者高喊“奥斯维辛”和“纳粹”，因为他拆除了加沙地带的犹太人非法定居点。2006年1月，当希拉里·克林顿参加总统竞选时，她开始攻击当时由共和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当她面对纽约哈莱姆区的黑人听众时，她说：“请你们看看他们共和党是如何管理众议院的，他们就像管理一个种植园，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众议院的管理方式或许的确如此，而那些指责希拉里想要打种族牌来获取竞选支持的共和党人们也是如此。
受权刊发，选摘自《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加]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著，孙唯瀚 译，一頁folio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3月。
有时候，“现在”的确能改变“过去”。举一个最近经常出现在新闻中的例子：世界各地的亚美尼亚团体都认为，在土耳其正式承认其曾在90多年前的种族灭绝行为之前，不应该允许它加入欧盟。千真万确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确对其境内的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恐怖的迫害。随着俄国军队攻入土耳其，由于土耳其政府担心亚美尼亚人会给俄国入侵者提供支援，于是将数十万亚美尼亚人强制驱离了他们在土耳其东北部的家园，被迁移到了土耳其南部。许多人在这次长途跋涉中丧生。他们在途中受到当地穆斯林（通常是库尔德人）的侵袭骚扰，对此土耳其当局要么无动于衷地漠视，要么积极鼓励这种杀戮行为。在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等地，亚美尼亚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已经说服立法者将大屠杀定义为种族灭绝。他们认为当时土耳其的官方政策就是要灭绝亚美尼亚人，同时他们要求现今的土耳其政府对此正式道歉。然而土耳其人则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今天的土耳其不应该为过去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权所犯下的错误承担责任。此外，他们也否认当年所发生的事情是种族灭绝。这一问题进使得土耳其加入欧盟这件原本就困难重重的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以另一种方式利用历史作为武器，来削弱他们与战胜国签署的《凡尔赛和约》的合法性。毫无疑问，一战中德国军事上的失败令国内的文官政府和普通德国人都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战争中他们都一直被最高指挥者蒙在鼓里。从1918年开始，军方就极尽所能地避免为战争失败负责，他们开始不厌其烦地营造一个德国被出卖的传闻：德国的失败不是在战场上，而是被内部产生的叛徒出卖了，那些叛徒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犹太人或者是这三种人结合在一起。协约国在战后，部分是因为战争中的疲劳，最终决定不入侵和占领德国（除了莱茵河西岸的一小部分）。这一举动无疑让德国人更加相信了军方在战败前散播的传闻。因此，德国人在德军投降后，越来越觉得他们不应被视为战败国。德国政府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交换了外交照会，威尔逊在照会中谈到，他愿意与德国保持一种没有相互指责或报复的和平关系。对德国人而言，与协约国的停战协议是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基础上达成的。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描绘了一个新的和平世界，这个和平世界建立在正义和尊重各国人民权利的基础之上。当然，这是否就意味着，协约国不会分割德国的大片土地，也不会要求德国人支付巨额赔款呢？无论如何，为了争取协约国的从轻发落，德国辩称战后的德国已经是一个全然不同的国家。德国皇帝已经逃走了，君主政体也瓦解了。德国现在是一个共和国，为什么还要为其前人的罪行付出代价呢？1919年春天，当德国人知道《凡尔赛和约》的具体条款时，他们的反应非常震惊，并确信自己被出卖了。当他们发现，他们已经不能再与协约国进行严肃的协商，而只能在最后期限前签署条约时，他们开始谴责该条约是一个由胜利者让他们强制执行的命令。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对《凡尔赛和约》的敌意在德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中蔓延开来。这些条款的内容被认为是惩罚性的且不合法的。很多德国人对此都心照不宣，他们在心里都认为，如果可能的话，德国应尽量规避这些条款。特别是和约中令德国人难堪的第231项条款，该条款将战争爆发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德国。德国人认为，这项充满了误导性的“战争罪”条款，其主要的目的，不仅是协约国对战争在道德上的不满，或许更重要的是，该条款还为协约国要求战争赔款提供了法律依据。凡尔赛会议上德国代表团团长在收到《凡尔赛和约》的具体条款后，决定要非常有针对性地攻击第231项条款。与此同时，德国国内也在外交部设立了一个特别单位，继续做这项工作。1914年7月发生的事件则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与审查。德国官方精心挑选了一批文件，将它们公之于众，或是专门拿给同情德国的历史学家看。德国政府的此举，就是想展现出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全欧洲范围内爆发的。这场灾难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错，而是欧洲每一个国家的错。因此，德国并不需要比其他任何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德国国内，这种对过去的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不仅对协约国不满（实际上也对德国政府强烈不满，因为负责签署《凡尔赛和约》的官员大部分是社会主义者），还产生了试图打破《凡尔赛和约》“枷锁”的强烈愿望。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当阿道夫•希特勒开始寻求对政府不满的退伍军人、极右翼分子以及慕尼黑啤酒馆中流动人口的支持时，他反复向人们灌输有人在背后向德国捅刀子，以及德国遭受不公正对待的观念。当他有机会在受尊敬的中产阶级面前发声的时候，正是因为他对受挫的德国民族主义的呼吁，帮助他获得了合法性。然而，对世界和平来说不幸的是，德国重新书写的历史对德国以外的国家也产生了影响，特别是一些英语国家。英国和美国等国的领导人和公众也都越来越接受了这种观念，认为德国的确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德国人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是相当正确的。凭借这种歪曲和滥用历史的手段，希特勒获得了两个方面好处：一是他因此拥有了许多支持者，二是他的所作所为助长了其潜在的敌对者的绥靖政策。
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历史还在另一件事上变得重要起来。人们开始利用历史，以此作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宣示主权和领土的基础。历史之所以会被如此利用，部分原因在于，过去没有明确的记录能证明某块土地从一群人手上转移到另一群人手中，就像加拿大许多原住民领地的情况一样，过去拥有土地的证据，有助于原住民以此宣示，经过转让所得的土地是非法的。此外，我们现在认为，当年签署条约时，如果一方根本不知道条约的意思，那么这些条约和协定是无效的。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曾沿着刚果河一路探险，他让沿途遇到的当地酋长在对他们来说完全不知为何物的文件上签字画押。他由此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 of Belgium）获得了一大片领土。而其他列强也都默认了这一事实。毕竟，他们也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如今，我们则把这种“精明”的交易视为诈骗。
除非我们是宗教狂热分子，否则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神的应许可以成为宣示领土主权的可靠基础。如今，其他用来宣称拥有领土主权的传统理由，同样是不被人们认可的，比如通婚就是一个例子。当英国查理二世（CharlesII）迎娶布拉干萨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Braganza）时，孟买作为嫁妆被并入了大英帝国的领土。今天，如果查尔斯王子想把康沃尔公国（Duchy of Cornwall）送给他的新婚妻子，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如今各国的君主们再也不能像过去几个世纪间那样交易领土了。拿破仑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事件中，可以把北美新大陆的一大块土地卖给美国。如今，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甚至都无权出售任何一小块法国的领土，就算是远在大西洋上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也不行。在解决拿破仑战争问题的维也纳会议上，各王国、各公国、各郡和各城市被都各强权拿来交易，就像一场垄断者之间的游戏，而且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一个世纪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巴黎和会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试图满足各地居民对其所掌握的领土的愿望，或至少能让他们获得本民族世代生活的土地。
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可以变化的，因此两个世纪前人们觉得完全正常的事情，在今人的眼中简直是无法设想的。战争和征服曾经是改变国家边界最常见的方式。如果你输了一场战争，你会知道自己将失去金钱、艺术珍品、土地、武器以及任何胜利者要求的东西。后来一些新的思想开始传播，诸如主权国家、民主、公民权和民族主义等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因此即使是最残酷的统治者也必须至少在口头上装装样子，承认人民有民族自决的权利。当希特勒向东进入苏联时，他声称自己遵从的是德意志民族的自然与历史所选择的道路。当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把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时，他在表面上声称，苏联的做法只是在顺应东欧当地人民的意愿，或者只是在恢复其历史上的疆界而已。当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占领科威特时，他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表示科威特在十八世纪曾承认过伊拉克的宗主国地位。然而这种说法完全不成立，因为那时根本不存在这两个国家。历史作为一个宣示领土主权合法性的手段，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出于大多数其他理由的领土主张，无论是通婚还是征服，都已经行不通了。
1870年到1971年的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遭遇了耻辱性的失败，而德国从战争中获得了新生。德国将军坚持要占领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一方面是将这两省作为战利品，另一方面是想借此获得一个防御屏障，以抵御法国未来可能发动的攻击。而德国民族主义者们则很乐意为他们的要求披上更新颖、令人更容易接受的外衣。在过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部分地区曾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属地，而且这两个地区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都是被德意志人统治的。路易十四曾经夺取了阿尔萨斯，路易十五则占领了洛林，而现在则是时候让他们回到自己原本的家园了。无论这两个地区大多数居民是否不讲德语或宁愿在法国统治之下，他们都要接受德国统治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莱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表示，德意志民族知道，对于“这些不幸的人”来说什么是最好的选择，这两个地区的人们过去曾不幸沦于法国统治之下。因此“我们要恢复他们最真实的自我，即使这样做可能会违背他们的意愿。”一家德国报纸认为这就是十九世纪“严厉的爱”（toughlove）。他们宣称：“我们必须先从棍棒开始，遵循纪律之后就会有爱，这会让他们重新成为德国人。”
1919年，在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上，各国领土主张的正当性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当时有很多土地的主权需要重新划分，不少国家都在为同一块土地争夺主权。德国的战败、俄罗斯和沙皇俄国的崩溃、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解体，都意味着整个欧洲和中东的疆界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波兰等许多早已存在的民族看到了让自己重新登上世界舞台的机会，而捷克斯洛伐克等新出现的民族则有机会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伍德罗·威尔逊的演讲和到处弥漫的民族自决气氛，鼓舞了数十个民族团体前往巴黎，向各列强陈述他们自己民族独立的主张。
他们的论点主要分为三类：首先是关于战略发展，对一个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来说，拥有特定的一块领土是必要的；第二是关于民族志，即某块土地上的人民因为语言、习俗或宗教而属于这块土地上的民族；最后是关于历史权利，这通常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因素。战略发展或经济的理由并不总是能说得通，因为邻国也可能提出同样的理由。民族志的因素也充满了争议，因为在欧洲中部，那里的人口非常混杂。因此，历史似乎是最有权威的理由了，难道不是这样吗？正如温斯顿•丘吉尔对巴尔干半岛那句令人难忘的嘲讽，欧洲（中东也是如此）拥有太多的历史，这远远超出了它可以消化的程度。欧洲历史上，无论是帝国还是民族国家、统治者还是人民，都来来去去地出现过。如果你足够努力的话，你几乎总是可以从欧洲的历史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依据。意大利声称拥有大部分达尔马提亚海岸（Dalmatian coast），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亚得里亚海海岸，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意大利文明比大部分斯拉夫居民的优越，此外也因为威尼斯曾经统治过此地。
人性就是如此，当巴黎和会上的请愿者翻箱倒柜地找出他们的历史时，这些为新兴民族发声的人们，并没有回到他们发言中设想的时代，那是一个民族先驱们占据了一小块地区的时代。许多来自波兰的代表，包括波兰驻巴黎代表团团长罗曼·德莫夫斯基（Roman Dmowski），都希望波兰至少能够重新建立1772年的疆界，那时波兰统治着今天的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一位美国专家说：“当德莫夫斯基讲到波兰的领土主张时，他从上午11点开始讲波兰十四世纪的历史，直到下午4点他才谈到1919年和当时紧要的问题。”而塞尔维亚人希望能够恢复十四世纪的疆界，当时斯蒂芬国王的王国从爱琴海一直延伸到多瑙河。保加利亚人则更喜欢他们十世纪的版图，当时他们的国王西美昂一世统治着几乎与后来塞尔维亚王国相同的领土。
上文提到的同一位美国专家曾厌倦地抱怨道：“每个中欧地区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统计数据和地理资料。当统计数据不充分的时候，他们就使用绘制的彩色地图。这需要一篇鸿文巨著来细细分析，才能涵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及巴黎和会上，各种各样关于领土主张而伪造的地图”。此外我们还能看到历史的滥用。巴黎和会的记录中充斥着那些笼统的主张，而支持这些主张的历史证据都不很可靠，他们轻易地就略过了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漠视国家的兴衰，忽视了人们在欧洲大陆不断的迁徙，以及其它所有不利于他们主张的事实。这些滥用历史的行为，无非是想表明那些领土在历史上一直属于波兰或意大利。例如，当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都主张拥有位于他们之间的巴纳特地区（Banat）的主权时，他们纷纷追溯到中世纪寻找证据来支持他们的主张。塞尔维亚的代表表示，请看在巴纳特的修道院，它们都一直是塞尔维亚人的。而罗马尼亚人回应道，这是因为斯拉夫人天生就比罗马尼亚人虔诚。
当人们对土地产生争议的时候，历史就会显出尤为重要的意义。在加拿大，原住民利用如条约和公文的书面记录，以及口述历史和考古学证据，来收回他们认为是其祖先的土地。罗马尼亚人声称，就像他们1919年在巴黎所做的那样，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这块肥沃的土地应当属于他们，因为他们是罗马军团的后裔，故而比他们的匈牙利对手在那里呆的时间要长得多，因为匈牙利人在九世纪时才来到这里。阿尔巴尼亚人则宣称科索沃是他们的，因为他们是远古伊利里亚人（Illyrian）的后裔。伊利里亚人在古希腊时代就为人所知，而塞尔维亚人到了十一世纪才来到这里。而塞尔维亚人反驳说，科索沃的绝大多数阿尔巴尼亚人都是新移民，他们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移民浪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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