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学派的学者与实证主义学者不同,他们的理论很难用标准体系加以评判。尽管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但修辞学家、批判理论家及其他阐释学派学者再三要求理论应具有以下的部分或者全部功能:建立理解 、澄清价值 、启发审美 、激发认同 和改革社会 。接下来,我要逐一介绍这些标准。
阐释标准 1对人类的全新理解
只有针对人类状态提出新颖见解,阐释性学术研究才具有价值。修辞评论家、民族志学者及其他人文科学学者试图通过对在他们看来独一无二的人类活动——符号互动的分析而获得新的理解。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寻找适合所有人的传播模式,阐释学派学者则恰恰相反。他们考察语言风格独特、独一无二的人类群体,分析具体的群体传播实践,以获得对区域性知识和成员独特互动方式的理解。阐释性理论是寻找特定情景意义的辅助工具。德桑蒂斯用符号聚合理论解释雪茄烟店核心顾客的群体行为,可被看成不错的范例。
阐释学派学者若想以声誉面临危机的政治家的公共传播为题进行研究,他(她)将会从选择一个或多个文本开始——小布什总统震慑伊拉克暴乱的增兵声明、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在狩猎中误射朋友后姗姗来迟的解释、在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事件期间的新闻发布会和白宫公报,以及其他任何能反映政治危机传播的文本。
好的阐释性理论帮助评论人理解文本。例如,肯尼斯·伯克对小布什总统增兵伊拉克的计划的分析,使我们理解小布什为什么强调自己是向该决定负责的唯一代理——“我是决策者”。费希尔的叙事范式令评论者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多数美国人不支持切尼对狩猎事件的解释。帕卡诺夫斯基的组织文化研究方法则揭示了克林顿对新闻媒体的回应显示出白宫文化有它自己的仪俗、仪式和神秘性。你将在本书接下来的部分一一学习上述理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复杂的传播现象,因此符合阐释性理论的第一个标准。
一些评论家担心如果过于依赖修辞理论,人们只会在文本中读到他们预先植入的主观想法,而不是文本本身的意义。这些评论家的建议是有些时候我们应该对理论“说不”。但是,博尔曼认为,修辞理论在揭示符号运用的一般模式时最具意义:“人文科学因有力的阐释框架得以历久弥新。” 16
自我指示规则:把你自己当作你的自我建构的一部分。
博尔曼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与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坚持理论揭示人们行动的根源的观点相类似。但是,它们也略有一些不同。科学要求实证解释,人文主义则寻求主观理解。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嫩伯格传播学院的克劳斯·克里彭多夫(Klaus Krippendorff)要我们认识到,作为理论学者,我们自身是我们所观察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在构建理论时,他的自我指示规则 (self-referential imperative)认为:“把你自己当作你的自我建构的一部分。” 17
在某种程度上,克里彭多夫的规则等于主动放弃超然、公正的立场。博尔曼的想象主题分析即为自我指示性的。博尔曼在著作《想象的力量》(The Force of Fantasy )前言中这样形容由发现和创造带来的个体悸动:
当我沉醉在小群体传播的这些令人振奋的新发展的同时,仔细琢磨我在书中选撷的宗教及改革演讲等历史素材,这会产生令人兴奋的启示。这个时候,我似乎明白,想象的力量在小群体互动中就像在大众传播中一样强大。将群体想象的发现与修辞批评的最新发展相结合,就构成了我的批判方法——修辞视野的想象主题分析。18
显然,这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观察者的叙述。然而,自我指示规则意味着学者能够且理应影响其研究的传播现象,因此,想象主题分析看上去依然是一种观赏性运动。
阐释标准 2价值澄清
好的阐释性理论能够揭示人的价值观。理论学者积极寻求辨别或揭示隐藏在信息背后的意识形态。想象主题分析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基础,即意义、情感和行为动机体现在一条信息的内容里,可以说,价值澄清正是符号聚合理论的特殊优势。
伦理规则:赋予你所建构的他人以建构理论时所产生的相同的自主性。
阐释学派的理论学者应该乐于公开其道德倾向。德州农工大学传播学教授埃里克·罗滕比勒(Eric Rothenbuhler)说:“理论的立场有道德意义。我们教授这些理论,倡议他人运用它们或者依据它们制定政策,这就会产生一定的道德后果。” 19 尽管阐释学派学者各有各的道德立场,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同其中的核心价值。例如,所有人文主义者都格外注重个人自由。克里彭多夫希望学者们对个人自由的推动能延伸至他们的研究对象。他的伦理规则 指引理论学者“赋予你所建构的他人以建构理论时所产生的相同的自主性”。20 理论学者若能遵守这一规则,学究式的独白就可让位于研究性质的平等对话,人们在关乎他们自身的话题中就会有发言权。这类公共评论要求报道多元的声音而不仅仅依赖一个或两个信息提供者。
许多阐释学派学者认为自由和平等同等重要。这个立场使得他们不断地检验在一切传播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关系。其中批判理论学者坚称,学者不能再对他们正在研究的对象以及其研究的政治和经济影响保持道德上的超然。“不存在让研究者躲避权力结构的安全港。” 21
说回符号聚合理论,博尔曼分析群体想象的方法看似秉持了中立的道德立场。他关于 19 世纪罗曼蒂克的实用主义的评述显示,他是赞成恢复代表自由、机会均等、辛勤工作、体面生活的美国梦的那种人。22 德桑蒂斯把存在于雪茄店的意识形态描述为公民自由至上主义——“让你的政府远离我的酒精、色情文学、枪支和雪茄” 23 ,博尔曼则同情百万非裔美国人为争取独立自主而在华盛顿街头游行的修辞视野。但是,总体来说,博尔曼并未在符号聚合理论中明确地表现他的道德立场。
阐释标准 3满足审美的诉求
理论学者表达思想的方式,和他(她)在理论中表现出的智慧和原创性一样,要足以抓住读者的想象。在任何类型的传播中,内容和形式都会制造差异。实证主义学者受制于科学论文的写作标准——命题、假设、可操作化的构造,等等。而阐释学派理论学者有更大的空间发挥创造力。因此,审美诉求就成为一个话题。理论的精致性固然也在于旁观者的欣赏,然而,清晰程度和艺术美感似乎早已成为满足审美诉求的两大必备要素。
无论一个理论涵盖的思想如何深远,如果陈述它们的文章杂乱无章、繁琐冗长或艰涩难懂,理论学者的观点就很难清晰地呈现。我的一位学生觉得某位理论学者的专著里充满晦涩的行话,仿佛是“在胡言乱语中潜水”。博尔曼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理解想象连锁、修辞视野和群体凝聚力这些概念。博尔曼和他的追随者的论文当然不可能像《大西洋月刊》 和《纽约客》 的专题那样文采横溢,但是他们善于用人们可以理解的语言来阐述理论的主要观点。博尔曼曾用美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⑦ 的诗句强调想象的重要性,“社会永远无法理解;直到行动者用行动将它们演绎出来。” 24
华盛顿大学教授芭芭拉·沃尼克(Barbara Warnick)认为,修辞评论家可以扮演以下 4 种角色中的一个或几个——艺术家、分析家、受众和倡导者。25 作为艺术家,评论家的主要职责是激发鉴赏力。与清晰度一样,艺术性是构建一个具审美诉求的阐释性理论的另一种方式。理论学者必须有技巧地把想象、隐喻、说明和故事整理成理论的核心思想,使他(她)的创造力在他人面前得到鲜活的体现。
我着迷于博尔曼在哈雷—戴维森⑧ 飞车族、未婚母亲和嗜酒者互诫协会《大书本》 (The Big Book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⑨ 中出现的对想象主题的描述。他对嗜酒者互诫协会文本的分析展示了一个极具个性的修辞视野,“从困顿中赢得美好未来”——这是博尔曼引入的贴切表达。26 只需几个如此生动的短语就能凸显一个理论的审美诉求。
阐释标准 4一致认同的社群
观察某个理论在对同类传播现象感兴趣和有见地的学者社群中获得的支持度,我们就能确定它可否被看成好的阐释性理论。意义的阐释虽然是主观的,但学者给出的解释是否合理则要由这个领域的其他人来决定。他们的接受与否,作为客观事实,有助于评断这位理论学者的思想。
有些时候,阐释性的理论学者只向他的忠实信徒——那些预先同意作者观点的人——抛出有争议的论题。然而,一个阐释性理论不经广泛的分析,就不可能符合社群一致的标准。美国传播协会前任主席大卫·扎雷夫斯基(David Zarefsky)曾告诫说,一本专著只有在广泛的思想市场上被争论过,才能确立它在修辞意义上的有效性。扎雷夫斯基,这位西北大学的修辞评论家认为,论据是否合理的区别在于:
合理论据在一般性的批判读者中发表,而非仅仅针对某一特定学派或观点的追随者发表……它们公开自己的推理过程并接受检视。27
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ewart)是《桥,而非墙》(Bridges, Not Walls )一书的编辑,这本书发表了人际传播领域中一系列人文主义的论文。斯图尔特指出,直到修订该书第 10 版时,他才有能力做出保留、剔除或加入某篇论文的判断,这是因为阐释性学术研究“不是在真空状态下单枪匹马的事业”,而是“习惯于让研究成果接受编辑、评审者和读者检视的学者群体的共同努力”。28
博尔曼的理论接受了充分的检视。他把他的观点发表在修辞研究领域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如《演讲季刊》《传播理论》和《传播学刊》,等等。不是所有的传播学者都对他的理论表示赞赏,但大多数学者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在遭遇批评时,博尔曼会公开且有说服力地回应对方。29
想象主题分析现已成为符号学研究的标准法。该方法基于一个与人类本性有关的假设,即人们通常是符号的运用者,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成为故事的讲述者。教材中涉及的其他几个理论不谋而合地使用了同样的研究法。30 正如你看到的,支持符号聚合理论的群体一致既广泛,也十分明确。
阐释标准 5推动社会改革
好的阐释性理论通常带来变化。人们往往把呼吁社会正义和解放看作纯修辞 (mere rhetoric)性质的行为,但批判性的阐释学者应该是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变革者。索思摩学院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认为:
理论有能力挑战文化的主导性假设,提出与现代社会生活相关的基本问题,鼓励人们对“理所当然”的事情重新思考,因此可以形成社会行为的新的替代方案。31
想象主题分析忠实地记录了含有向公众揭示、赢得转变以及借大众传媒传播真相等动机的修辞视野,但符号聚合理论自身并没有提出改革议程。该领域的学者更乐于以探索方式而非说教方式来确认想象连锁。
博尔曼试图达成相对温和的变革。正如第 2 章所强调的,在传播领域实证主义学者与阐释学派学者一般各行其是。博尔曼希望不要这样。他精心建立的理论将想象主题分析理解为“一种开明且人性化的艺术,一种致力于解释人的境况的学术研究”。32 这一描述绝对是阐释性的。同时,博尔曼也认为,把人们(不管他们是谁)聚合起来的想象连锁(不管是什么样的想象连锁)是一种一般性的预测。这又绝对是科学式的。博尔曼的理论糅合了传播学的阐释性与实证性两种研究方法,而作为一种模型,它也鼓励修辞学家和实证主义者共同携手研究。这个理论也许会在从来不会欣赏其他类型学术价值的学术界引发良性变革。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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