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溯源
戈夫曼是20世纪60年代著名加拿大社会学家，他是拟剧理论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他曾是符号互动论学者布鲁默的学生，在继承布鲁默的思想基础上，戈夫曼从更微观的角度切入人际互动、人际传播等社会机构内外互动研究。其主要著作有《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6)、《互动仪式》、《公共场所的行为》、和《框架分析》等。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 作为社会学三大主要流派之一互动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互动理论中有着突出的理论贡献和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戈夫曼充分利用戏剧原理将人们的活动视为在戏剧剧院里的演出，而社会场所就是戏剧剧院里的舞台，社会人员则是更具自身编制的剧本进行角色扮演。该理论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符号的互动，人们则是通过符号表演来展示自己的形象。
戈夫曼将世界隐喻为一个大舞台，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演员，会刻意打扮和包装，会有意或无意地控制自己的言语及行为，从而引导和控制他人形成印象，其实质就是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 。演员、观众、活动区域是戏剧表演的重要元素。个体的表演一定是基于固定时间地点限制的“现实场景”即前台，个体间面对面的真实互动。个体一旦离开前台回到后台，表演随之结束。
理论框架
1.表演情境
戈夫曼把“表演”所需要的情境分为前台和后台两个部分。
前台是“个体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包括舞台设置和个人前台。舞台设置是个体“表演”时的背景项目，即舞台设施、装饰以及道具等；个人前台指的是“个体表演中以一般的和固定的方式有规律地为观察者定义情境的那一部分”，是“个人在表演期间有意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达性装备”。
而后台是相对于前台的部分，是表演者“表演”结束后的区域，也就是与表演舞台相分离、观众无法进入和看到的地方，是个体得以放松和休息的场所，也是“那些被竭力抑制”、“可能有损于它所要造成的印象的那些行动”。
2.演员角色
当一个人开始“扮演”某种角色的时候，他是对观众有所期待的，他期望观众能够相信扮演者本身也具有他们所看到的这个角色的品质，让观众相信“这就是我本人”。
这种“相信”分为两种极端的情况：第一种是表演者完全进入到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当中，他和他的观众都真诚地相信“这就是我”；第二种是表演者未完全投入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中，这时的表演只是一种为了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表演者也不会在乎他的观众是否相信。
3.戏剧实现
戈夫曼根据表演活动是否形成某种印象，将其分为两大类：成功表演和补救表演。成功表演又具体包括理想化表演、误传和神秘化表演。
理想化表演：是指表演的一种“社会化”，个体并通过模塑和修改使表演与他所面对的社会的理解和期望相符合，即当个体在“表演”时，总是倾向于迎合并体现已经在社会中广泛得到承认的价值，但实际上他的行为可能并不具备这种价值。
误传：指个体的“表演”与现实情况不相符合，而是为了呈现出理想化的表演而“不得不做”的“表演”。
神秘化表演：这通常是指表演者与观众保持社会距离，使观众处于一种对表演者深感神秘的状态中。在保持社会距离这方面，观众本身也给予配合，对表演者表现出恭敬或敬畏的样子。
补救表演：这种表演具体可以解释为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一种措施——表演者用来保证自己的表演而使用的防卫性措施；观众为帮助表演者保证表演而采取的保护性措施；表演者为使观众采取的保护性措施得以运用而必须采取的措施。
拟剧理论在社交媒体时代的新变化
在当代，在互联网社交网络的参与下，基于计算机媒介交流技术而形成的人机虚拟互动生态环境，已经构建出新的“互动场景”，并且随着媒介技术和传播手段的提升，网络社交场景深化，用户自我展示的自由程度变高，人际互动方式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拟剧理论也产生了新变化。
（1）前台: 身体在线和理想表演
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最为知名的一对概念便是前台与后台。我们对于前台和后台的操纵，便是所谓的“印象管理”。
而日常生活中印象管理的失败则可以用戈夫曼的另一组概念加以解释：给予和流露。所谓给予，就是我们有意传达的那部分信息，而所谓流露，就是我们无意间传达的信息，比如一个眼神或者体态。
“身体在场”是传统的面对面交流场景的必要条件，是完成表演的重要因素。但是网络的发展，使得个体表演不再受限于物理时空限制而可共享“同一时空”，物理身体“缺席”离场，自我不存在于任何躯体上，逐渐转变为深刻嵌入于网络交往实践的修饰化的“身体在线”。在社交网络场景下真实的个体更像是导演，而非演员。简言之，个体给予强化、流露弱化使得表演者对自我的形象有了更强的掌控力。社交网络场景下以身体在线为基础的新自我剧本形成，个体开始逐渐形成相应的行为习惯。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特克尔在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了“人性游乐场”的概念。在互联网中，人们展示的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理想自我”，真实、复杂的一面被缩小了，完美、精致的一面则被放大了。在分享的过程中，人们满足了自己被重视、被认可、被崇拜的需要，甚至还会渐渐对自己产生了一种自带光环的幻觉，迷恋上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社交”。
例如，大家会下意识选择能展示自己积极生活状态的内容发朋友圈进行展示，实际上就是在隔着屏幕管理自己的形象。
（2）剧班: 圈子共谋和集体缄默
戈夫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表演者需要与许多参与者进行合作才能维持表演需要的社交场景，并将其称之为“剧班”。但是网络的公开性使得表演者并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那些点赞、评论的观众无意间也兼职了“演员”和表演者，组成“剧班”互动表演并影响表演者的自我呈现。
这些互动与表演最初的发起者成为表演的剧班，并对后进场的观众产生影响。但是网络的公开性和痕迹性，也会使得局外人等不协调角色出现而导致表演崩溃。只不过由于网络表演的非同步性，表演者完全可以进行适当的补救和完善。
此外，出于兴趣、爱好聚集的个体也会组成一个个剧班。他们因为“熟悉”而联结在一起，达成心照不宣的默契，成为共同维持某种特定外表的共谋者。为了合作完成“集体呈现”，他们会对一些事情采取相似的立场和默许。
例如，在某些vlog博主的评论区，粉丝会点赞、评论，进而影响普通观众的第一印象，并可能默认视频展现的内容是进行过剪辑美化的。
（3）后台: 隐私掌控与人设塑造
按照戈夫曼的理解，对后台的控制是影响前台呈现的关键。因此后台属于观众不会轻易进入的地方，那些被隐藏的可能有损于前台形象的行为活动和事实就会在此真实的还原。
在网络空间的虚拟屏障作用下，使得个体对前台、后台的把控能力加强，观众隔离作用更加明显。在社交网络情景下，自我和本我都将会隐藏于绝对隐私的后台。在对原始资料进行深度解构和重构后，理想化的“超我”才在前台进行自我呈现。
但另一方面，伴随着直播、真人秀等兴起，前台后台区隔逐渐模糊，这种“前台呈现”的“后台表演”其实是一个塑造人设的机会。在戈夫曼看来，表演者可以利用“后台表演”来呈现更为积极和美化的自己，因为观众可能会更加相信“未被操控”的面，因此，表演者能够以弱化表演的形式，将想要强调的积极一面呈现给观众，展示自己的真性情，而观众可能察觉不到这种表演，认为是其真实的行为和自然的情感流露。
例如，明星可以在微博po出自己精心挑选的照片来展现自我。而最近的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中，言承旭在台下的“社恐”人设其实就是将后台置于前台的一种“表演”。
（4）印象管理: 自我陈列与观众把关
在早期自我呈现的研究中，戈夫曼聚焦的是一种面对面的身体呈现。也就是说，人与人借助语言符号或非语言符号，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彼此相遇。它往往具有“现场直播”的性质。
如果我们把本雅明的“光韵”这一概念类比到自我呈现的研究领域，便会发现，现实生活的自我呈现更类似于本雅明所说的歌剧表演，但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则更类似于唱片。换言之，戈夫曼意义上的自我呈现是一种日常表演，但在社交媒体中，自我呈现更接近于一种“陈列”。牛津大学研究者伯尼·霍根宣称，互联网中的自我呈现已经从一种舞台表演变成了一种“自我”的展览会。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必须放置在具体边界中进行考量。理解这一点，便可以引申到戈夫曼的另一个关键概念：观众隔离。所谓观众隔离，就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或一群人进行自我呈现时，并不希望另一个或一群人毫无预兆的闯入。
然而，在社交媒体中，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观众，无数个活生生的人，被浓缩成一个数字。我们在社交媒体中面对的是一种想象的观众。与此同时，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又往往是缺少具体语境的，有学者称其为“线索隐褪的环境”，也有学者借助梅罗维茨的思想，为之命名为语境坍塌。为了避免社交的负面评价，观众把关行为便往往会降格为一种最小公约数原则。
例如，为了减少在社交平台可能收到的负面评价，有些明星会在使用中尽量避免真实复杂的情绪流露，多倾向于分享生活而非谈论自己在某件事上的观点。
理论困境
（1）二元对立
戈夫曼“拟剧论”中提到的概念具有二元对立的嫌疑。比如“前台”和“后台”，这两个概念明确划分了表演者进入角色和离开角色时的所在区域。而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人际互动时，要进行多角度的、全方位的、具有灵活性的思考。
（2）追求完美
其次，戈夫曼的“印象管理”理念传递出一种个人过分追求完美的需求。“印象管理”的理念加重了现实生活中的虚伪传播。可是现实生活是客观存在的，社会需要更多来自真实自我的声音。
（3）现实差距
最后，戈夫曼仅仅用戏剧的概念去诠释社会上繁杂的互动传播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传播和舞台上的戏剧表演存在很大差别。戈夫曼的“拟剧论”很大程度上被约束在了现实社会的制度结构中，人的主观性被放大化，缺少了整体上的连贯性和客观性。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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