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新闻信息在最民主的背景下的情况:人们通过跟踪新闻,获取信息,帮助自己思考政治,形成舆论,采取更有效的政治行动。但是,正如之前以及本章“案例分析”所讨论的那样,很明显,人们跟踪新闻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好奇心和监测:搜集日常生活有用的信息(比如有关航班价格战、天气预报、通货膨胀、房贷利率等新闻)。
·娱乐和逃避:跟踪政治新闻中经常出现的各种有趣的闹剧,人们可以尽情欣赏政治生活百态。
·社会和心理调整:与社会保持联系并且立足于社会(我的世界如何?我在里面处于何种位置?)
新闻机构也知道人们利用新闻的方式很多,往往据此调整自己的报道内容和报道面。大众的口味和兴趣不断变化,新闻马上就紧随其后,这与民主社会理想化的公民参与导向的新闻背道而驰。批评家指出,那种迎合大众趣味的做法只能继续导致新闻价值的螺旋式下降。也有人反驳说,不管新闻或娱乐机构的标准如何变化,人们会自己进行选择并把信息转化成为自己所用的东西。比如说,一项关于美国流行电视剧的研究表明,电视剧在其他国家播放时,当地人对于美国观众不太可能认同的一些观念也能发现其意义,比如说,对一些甚至有点肮脏的信念的认同和肯定,比如贪婪、暴力、腐败以及其他一些美国社会的形象。[67]
针对新闻和娱乐节目进行的所谓“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研究有很多,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受众对媒体内容高度个人化的解码过程。[68]传统的新闻“使用与满足”理论可以归纳为以上列举的三个方面。[69]
好奇心和监测人天生好奇,好奇心既可以成为纯粹的愉悦之源,也可以促使人们探寻新的信息,帮助解决日常问题。研究证明,人类的好奇心是由同时包含熟悉和新奇两种特征的事物(如情境、观念、风景、电影、艺术以及新闻)所激发的。[70]一方面,反复接受完全熟悉的刺激可能形成潜意识里的精神“脚本”,从而在不需要考虑的情况下就对某一情景产生反应。[71]在存在“脚本”的环境下,好奇心和注意力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完全陌生的刺激又可能非常不和谐,令人难以消化吸收,所以人们容易忽视、逃避它们或者对它们进行错误解读。[72]
尽管新闻中的政治信息往往是可预测的,但是事件、情节和人物都在不断变化。新发生的事情以及旧主题的曲折发展都容易吸引人们的好奇心。并且,有些新闻事件本身对关注者可能就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很多人认为很有必要浏览新闻并将潜在的重要事件纳入自己的监控之下。新闻是熟悉和新奇两种特性的最佳结合体。当看到他们非常熟悉的事件有了新的发展或者旧的情节又节外生枝的时候,人们会油然升起一种满足感。举例说,选择的自由对每个美国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主题,但是它如何与堕胎、吸毒、色情、医改或者在公共场合禁烟等内容结合在一起呢?只要世界上不断有新的事件发生,人们就会被新闻吸引,将其作为应用、检验或者调整自己对现实理解的工具。
然而,当熟悉的政治脚本对我们思维中固有的信念以及看法做出肯定的时候,新闻就太容易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了。比如说,如果有些人本来就对黑人当选总统抱有偏见,那他们就很容易相信奥巴马不是“真正的”美国公民这种说法,如果推销这种说法的人再能够霸占一个新闻时段的话,那这种说法就更容易被接受了。再举一个例子,如果新闻在报道南半球的问题时总是千篇一律,指出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发展的目的就是要摆脱欠发达的耻辱,这种报道方式就让新闻受众很难关注到一些主导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有时,会有批评家指出,因为所谓主导发展模式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培养了穷国对富国的出口依赖,在一些专制政权下,容忍了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滋生的腐败,从而导致欠发达国家面临的核心问题长期存在。尽管有种种局限性,但政府官员和记者们还是把“发展”“发展援助”这样的魔法词汇写进了新闻的脚本。
为了把公众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全球化以及其他一些发展神话所带来的虚假承诺上,一场大规模的全球正义运动已经蓬勃发展起来。在发展和贸易组织举办会议的许多大城市里,人们都组织过游行示威活动。一些激进主义者还发起了“标识运动”来抵制国际上的知名品牌和公司,诸如麦当劳、耐克以及可口可乐,以唤起人们对环境变化、劳工虐待以及人权等世界性问题的关注。[73]如果新闻能够定期给公众提供一些与公众直接相关的信息,并且帮助公众进行以行动为导向的思考,这样的报道无疑是最令人满意的。这样一来,把全球化问题转化成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就能帮助人们理解政治和参与政治。
娱乐和逃避媒体可能自认为呈现给新闻受众的都是事实,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新闻借鉴了小说的各种表现手法:短小而紧张的场景,文学性而不是分析性的处理方式,几乎统一的故事格式,对戏剧性、感情冲突以及高于生活的角色的强调。新闻描述的可能都是真实的事情,但是这种描述方式让人没法把它所呈现的信息拿来分析或者当作工具来用。造成这样的结果可能不是叙事本身的问题,如果呈现方式合适,叙事可以激发一些具有启迪意义的反应和行动。事实上,当公众投入持续的全国性讨论时,一些新闻叙事的确具备了激发思考和行动的潜能。
但是大部分的新闻故事持续的时间不够长,同时也缺乏一个好的角度,能让大家有强烈的认同感,从而激发更多的思考和重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做的就只能是欣赏戏剧化的故事情节了。新闻会让这个世界上每天发生的事件看起来比现实生活更重要。大多数新闻报道能让我们暂时逃避现实世界,走进由痛苦、悲剧、道德教化、危机、悬疑、危险以及偶尔的异想天开组成的新闻世界中。特别是当这些事件涉及的是那些像我们一样的人,或者那些我们有着强烈好恶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为戏剧性的新闻世界所吸引了。
每天的新闻菜单为我们提供了品种丰富的新闻短剧供我们娱乐。我们能够暂时进入眼花缭乱的幻想世界,体验一下其他人和其他世界的生活,然后再进入另外一个幻想世界。前一分钟我们还是遥远国度中的游击队员,下一分钟我们又跟地震的幸存者站在了一起;突然之间,我们又穿越到了某个银行抢劫谋杀案的现场,而闭路电视捕捉到了这一切。最后,广告时段打断了高度紧张的剧情,给我们一点儿时间休整一下,吃吃点心,为我们晚间再次经历现实世界的探险做准备。
参与新闻剧并与剧中人物产生共鸣,这可比躲进传统的戏剧和文学中有趣多了。毕竟,新闻剧以真实、严肃和重要为主要特征,值得每个人关注。而小说描写的都不是真正的间谍、小偷或者地震。小说有时的确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很少能像新闻那样把强烈的感情、普适的吸引力以及现实性结合得那么完美。最畅销的恐怖小说即使长期占据畅销书排行榜也不过卖出一百万册,而在像“9·11”这样的日子里,一天之内可能就有上千万人同时关注一条新闻。
矛盾的是,新闻的严肃性或现实性正是其让人逃避现实、遁入幻想世界的关键所在。人们普遍认为新闻真实、重要、客观,因此更容易认认真真地介入其中。然后,人们就为比小说更奇特、更戏剧化的形象和观点所包围了。举例说,小说中也很少有这样的情节,即一伙伪装成警察的小偷为形势所迫意图逮捕伪装成小偷的警察,但在新闻中就有这样的事。没错,你猜对了,真正的警察正在调查一桩小偷伪装成警察的案子,所以卧底成为小偷。如果小说家将这样的构思交给出版商,出版商可能会认为太不可信或太不现实而拒绝。而一旦变成新闻,就没有什么情节会因为不可信而不能吸引人的。小说对政治权力和阴谋的描写可能会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很少有小说比得上水门事件期间新闻报道那么精彩,那段时间,新闻每天连篇累牍对白宫的权力和腐败进行披露。同样,“9·11”恐怖袭击那一幕幕可怕的景象经过新闻的传播也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脑海里。
实际上,新闻的戏剧性太强了,所以能不断为小说、电影、电视连续剧以及文献电视片提供情节素材。小说和电视脚本的题材离不开法律纠纷、谋杀、抢劫、劫机、人质——这些主题都是先在新闻中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和丰富想象的。记者对于有关恐怖主义、政治腐败、军事演习和间谍冒险等主题的处理已经催生出大批的电影。现在,在新闻现场,紧随记者之后出现的就是书商和电影出版商了,这种趋势只会强化新闻作为人们逃避现实介质的作用。可以说,娱乐化的媒体已经逐渐为基于生活的现实剧所控制了,一位观察家注意到这种趋势,把他的著作命名为《生活:电影》。[74]
正如沃尔特·李普曼许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大众眼中的政治世界永远是戏剧化和小说化的。[75]控制信息流向的政治人物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新闻加以改造,使之对己有利。但是,当媒体也积极主动地为乐于接受一切的公众寻找戏剧化的现实素材时,政治现实的呈现也就可以不受任何节制了。当政治人物、媒体和受众都以戏剧化的标准而不是更多地以道德标准来评判政治表现的时候,对事实的评估以及平衡性也就无从谈起了。
如果说政治现实的戏剧性是理解公共生活命运沉浮的钥匙,它对于了解公民的私人政治世界也同样重要。间接获得政治经验虽然与直接参与不同,但毕竟也是获取经验的一种有效形式。因此,逃避和娱乐并非毫无意义的追求。不管还有什么其他作用,政治戏剧至少可以帮助人们张开幻想的翅膀,正视潜意识里的感受,帮助他们缓解心理和社会压力。用这种方式,新闻的逃避和娱乐功能为人们进行重要的社会和心理调整铺平了道路。
社会和心理调整当人们遁入新闻戏剧世界的时候,他们并非把自己的关切都抛在脑后了。尽管单向的大众传播方式可能妨碍了我们采取直接行动,但我们从心理上还是会对新闻报道中的人和事产生反应。实际上,我们很容易认同新闻中的角色,从情感上对他们做出回应,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会把自己想象成他们经历的一部分。在一个很有趣的有关大国崛起的讨论中,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我们日常生活之外的那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其实是我们想象出来的,而媒体就是这种想象的催化剂。[76]
无论在睡梦中还是清醒状态,人类的很多时间都花在创造一个幻想的世界上,在其中,他们探索梦想、希望、恐惧和欲望。通过幻想,我们能够预演我们不熟悉的社会角色,期待与他人相遇。幻想可以帮助我们在不适合公开表露强烈情感的特定场合下控制我们的情感,诸如气愤、性欲或者害怕等。而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幻想可以帮助我们决定如何更好地在公众面前表达这些感情。
健康的幻想对于我们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和人物相当重要。由于包含具有强烈视觉冲击的图像、情感化的主题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新闻可以为人们的幻想提供丰富的材料。我们可以进入新闻情节,想象如果变得富裕、贫穷、强悍、弱小、性感、勇敢、聪明,或者变成男人、女人是什么样子。新闻将外部的真实世界带入我们的私人精神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宣泄感情,与他人建立某种认同和联系,而这些在现实世界是不方便甚至不可能的。
对戏剧性、情感主题、强有力的形象以及鲜明人物个性的强调使新闻成为解决心理紧张和社会矛盾的方便介质,人们甚至不必离开起居室就能遇到那些他们对其怀有强烈感情的人,那些似乎影响他们幸福的事。在与幻想世界的邂逅中,人们可以形成对社区、国家以及个人在社区和国家中位置的印象。通过将个人关切与新闻中的事件和人物联系在一起,人们就可以不受约束地甚至是愉悦地尽情表达情感,思考问题。新闻故事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与人们真实的生活距离太远了,很难直接经历,所以,人们在跟踪新闻时产生的情感和理解也很少需要通过现实的检验,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利用共鸣的间接方式对于解决社会和心理压力更加有效。
幻想不需要植根现实就能够枝繁叶茂。实际上,从定义上讲,幻想是现实的中止,因此,几乎不需要什么暗示或什么有实质内容的意象就能够生根发芽。只要我们的幻想世界继续存在,我们最喜欢的新闻评论员在现实的私人生活中是什么样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举止大方,彬彬有礼,我们就会感觉很舒服,就会欢迎他进入我们的家中,像对待值得信赖的朋友一样,听他与我们分享自从上次一别之后发生的新闻。
因为幻想不需要以大量的事实信息为基础,再加上新闻传递的都是一些经过压缩的、模棱两可的形象,因此,从同一个故事中,人们产生不同的幻想,也就不足为奇了。有谁知道在灌木丛中飞奔、为了国家的自由而进行生死斗争的游击队员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一些人可能把他想象成一个浪漫的形象,勇敢、聪明、充满道德感、魅力四射,如果可以选择,他们也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有的人可能认为他是一个嗜血的杀人狂——是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产生威胁的、毫无道义感的敌人。同样的新闻故事,由此产生的幻想却大相径庭。
新闻中一部分的幻想元素是因为新闻故事过分强调政治的幻想主题而产生的,比如说权力、团体精神、秩序以及安全等等。[77]对于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质量和情感健康来说,这些都是他们的重要关切。如果一篇政治演说不强调权力、团体精神、秩序以及安全等主题,就不能被当作一篇很典型的演说,可能只能算一篇没有任何意义的声明。通过新闻,政治表演的幻想主题被传递给大众。实际上,大众传媒愿意把焦点放在这些幻想主题上,因为它们代表了政治表演中最具有戏剧性和最令人感动的成分。想要通过媒体把冗长的政治表演浓缩在简短而有意义的新闻胶囊里,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其幻想主题。
比如说,我们来设想一下总统就职的电视新闻报道该怎么做。要想看到幻想主题是如何被宣扬的,那诸如就职典礼、竞选、葬礼、国情咨文讲话这样神圣而庄严的国家仪式是最好不过的场合。这类仪式的设计就是为了以力量、团体精神、安全和“新开端”等意象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就职典礼的目的就是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提醒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被一个共同的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呼吁他们重整旗鼓,为了实现繁荣、和谐、和平和安全的目标而努力。因为大部分人会在不同程度上对繁荣、和谐、和平、安全这些问题感到担心,因此,当每个新当选的领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承诺要保护这些美国幻想(人们通常称之为“美国梦”)的基本元素时,大家就会感到安慰。就职演说给新总统们提供了一种机会,让他们使出浑身解数点燃深藏在美国人民心中的激情和政治幻想,重新定义政治社会。
1980年里根上台时面临一个严峻挑战。当时,整个国家陷入衰退,国家自豪感处于最低谷,人们对未来前景的预期暗淡。在发表就职演说时,里根借用曾经令自己当选的那个主题,恳请大家回到过去,寻找美国的价值和精神,并以此武装自己,面对未来。他为自己的演讲选择了一个完美的舞台。站在国会大厦西阶,里根指向华盛顿特区一座座历史纪念碑,历数当年的英雄人物和往事,仿佛他们就站在大家面前。提起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名字当然很重要,但给大家展示华盛顿纪念碑和映影池的震撼场景更能激发听众的想象力。
为了把演讲中所提到的意象运用到极致,里根还需要媒体的一点儿帮助。他当然可以谈谈周围的纪念碑和国家象征,但是如果媒体能将所有这些画面整合起来,使它们浑然成为表演剧本的一部分,效果不是更好吗?里根和他的媒体顾问可能早就料到记者会怎么做。白宫需要做的就是宣布表演的时间和地点,并提前发放演讲文本,剩下的就交给媒体了。欧内斯特·鲍尔曼(Ernest Bormann)分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关于里根就职演说的电视报道。他指出,记者和政治演员携手把新闻事件中的幻想元素发挥到了极致。以下是分析的摘录:
在演讲即将结束时,里根说,这是第一次在国会大厦西阶举行这样的仪式,他说:“站在这里,眺望着雄伟壮丽的景色(导演命令对远景进行长焦拍摄),让我们想起这个城市特殊的美丽以及她悠久的历史。在开阔的林荫道的尽头(导演命令将摄像机对准开阔的林荫道)矗立着伟人们的纪念碑、纪念堂,我们站在他们的肩上。我的正前方是一位不朽人物的纪念碑(为华盛顿纪念碑来一个特写镜头),乔治·华盛顿,我们的国父……”对华盛顿进行盛赞之后,里根接着说:“旁边是庄严的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堂(镜头转到杰斐逊纪念堂)。”赞扬过杰斐逊之后,里根继续说:“映影池的那边,林肯纪念堂的巨大圆柱庄严肃穆(摄像师把镜头推到林肯纪念堂)。”当里根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阿灵顿国家公墓斜坡上一排排朴实无华、刻着十字架或者大卫王之星的白色墓碑……”时,导演命令将摄像机的焦点对准公墓。[78]
在政治意象和新闻强调的共同作用下,毫无疑问,新闻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幻想素材。这种幻想剧有两个特征,一是强烈的情感和观点表达(比现实生活中大家普遍能接受的更加强烈),二是与新闻故事中演员产生共鸣。传播理论学家用“类社会关系”来形容人们与媒体世界中遥不可及的演员们建立起的那种亲密的情感纽带。[79]林赛[1]还在戒毒所吗?Lady Gaga放弃禁欲行为了吗?(或者她真的尝试过禁欲吗?)萨拉·佩林和她的“妈妈熊”团队会赢得选举吗?茶党支持者们下一步打算干什么?
显然,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信念与对这些问题的个人兴趣交织在一起,使得个人关注汇聚成了公共舆论,其特点是有着显著的群体与人口统计学差异。比如说,比尔·克林顿与年轻的实习生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的性丑闻就引起了公众个人层面的广泛关注,不仅仅因为其戏剧性和娱乐功能,而且还涉及情感和社会身份认同的问题。同时,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对丑闻的社会层面和情感层面的反应表现出惊人的差异。皮尤中心(Pew Center)的调查结果表明,低收入阶层更倾向于肯定克林顿的工作表现,也更倾向于认为他不该被弹劾。这仅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吗?可能低收入群体觉得经济上受益于克林顿的政策,所以选择支持克林顿,而忽略他与莱温斯基的丑闻。但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是,这种差异恰恰印证了美国两党的党派之争。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利益和党派忠诚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公众对克林顿担任总统一职的工作表现还是相当肯定的,但对于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公众感情普遍不认可,但这两者应该如何区别对待,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阶层对此看法大相径庭。皮尤中心在调查中给了受访者以下几个选项:“就个人而言,我喜欢克林顿,并且我认同他的政策”“我不喜欢克林顿,但我认同他的政策”“我既不喜欢他的政策,也不喜欢他个人”。对于这几种说法,不同收入阶层的选择也有很大差异。只有19%的高收入阶层和24%的较高收入阶层表示他们既喜欢克林顿又认同他的政策,而在两个低收入阶层的回答中,43%和47%的受访者对两方面都作出了肯定回答。相反,76%的收入高于5万美元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喜欢克林顿个人,而收入在2万美元和3万美元之间的受访者中,有53%的人表示不喜欢克林顿个人,在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受访者中,有44%的人表示他们不喜欢克林顿个人。[80]
对于许多低收入美国人来说,克林顿尽管性丑闻缠身,但还是一个令人同情的人。毕竟,他出身贫寒,并且他也不断地在公开场合利用这一点打造自己的政治形象,把自己定位成“希望之子”。对于美国的穷人阶层来说,克林顿从一个穷孩子一跃成为白宫主人的象征意义可能比性丑闻更重要。所以说,美国的穷人阶层在对他与莱温斯基的丑闻作出反应时,显然有对克林顿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同情成分。这显示出,不仅不同收入阶层的人对政策层面的意见不同,就连对事实描述的情感构建也不一样。虽然后来国会中的共和党领袖对克林顿发起了弹劾议案,并且操控媒体对他的人格和领导力都提出了很多质疑,但在克林顿最终渡过弹劾危机之后,他的支持率反而上升了。
对政治报道中的人和事作出相应的反应,这对于受众的情感调节以及在这个辽阔且充满矛盾的社会中保持一种归属感,是十分重要的。人们在真实的环境中往往迫于压力,不能表达真切的感受,但在与媒体的私密互动中,他们可以尽情批判和谴责社会不公和政治愚蠢。在新闻中,每天都有很多旗帜鲜明的、简单化的、门槛不高的社会结盟和社会对抗在上演。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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