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光与热，构成叙事型采访的硬核。光是逼近真相，热是戏剧性。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张立伟和浙江教育出版社编审吴颖华在《传媒观察》2022年第7期刊文，指出戏剧性来自冲突，采访对象遭遇激励事件的冲突，记者质疑不可靠叙述的冲突。认为采访权的重要运用是“无处不在”，既探寻光，又兼顾热。新闻逼近真相有三大步骤：线索触动记者经验；记者采访报道事实；可信报道凝聚共识——共识造就真相。
“光就是真相，热就是戏剧性”，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创始人迈克·华莱士说：“光与热一起为坚实的新闻打下基础。缺少任何一项都不够理想。”华莱士被称为“采访之王”。光与热，是他对自己采访经验的总结。本文进一步将其理论化为：光与热，构成叙事型采访的硬核。
一、冲突的故事因果
热是戏剧性，戏剧性核心是冲突。冲突被认为是具有新闻价值的，但很少追问为什么，更少追问其在采访中的作用。
采访经常遭遇两难处境：要么事实太多，每一瞬间都有多得利用不了的事实，而任何一个都不可改变；要么事实太少，缺乏关键环节，又不能以推测来填补空白。厘清冲突的故事因果，一定程度能解决这两难。
事实太多时，要选择冲突事件，并追溯其原因。詹姆斯·贝尔认为有两种冲突：人物驱动的冲突与情节驱动的冲突。以报道中国生态建设、造林治沙的《“三北”造林记》为例：
从2007年起，他的树就开始成片成片枯死。林子里从前一锹就能掘出水的地方，现在挖六七米深也不见水。他说，是周边新建的工业园抽干了地下水。
邱建成潸然泪下，仰天呼啸。
——谁能救活我的树？谁能救活我的树？
这是情节驱动的冲突，是外部事件带来变化。由于某件事出了乱子，主人公被迫进入下一场。他不想进入下一场，因为没有人想进入动荡不安并可能失败的世界，但他迫不得已。与之相对，人物驱动的冲突，是人物内心世界在起波澜。触发因素可能是某种观念或情感，迫使主人公反思自身，或选择灵活应变，或选择岿然不动。动或不动，都使进入下一场的行动不可避免。如另一主人公顾芸香：
治沙，治沙，不断的投入耗光了原本丰厚的家底……
追债的人来了，她躲进林子，躺在那些一天不见就挂念、却又让自己一贫如洗的树下，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要种树？”……
后悔吗？面对我们的问题，此时已是一败涂地的顾芸香摇了摇头：“我不放弃，我没有别的选择。”
冲突是两股对立力量的相遇。为什么它具有新闻价值？新闻学语焉不详。故事与生活有重大差异：日常生活中，人们只要采取行动，或多或少会得到期望的东西。这是生活经验的主体，99%都如此。但在故事中，平淡生活环节要被摒弃。
在故事中，我们将精力集中于那一瞬间，且仅仅是那一瞬间，人物在那一瞬间采取行动，期望他的世界做出一个有益的反应，但其行动的效果却是引发出了各种对抗力量。人物的世界所做出的反应要么与他的期望大相径庭，要么比他期望的反应更为强烈，要么二者兼有。
冲突为什么具有新闻价值？新闻价值回答了什么引起受众兴趣，而冲突是故事的灵魂，戏剧性的核心，你说受众感不感兴趣？随之解决一个采访难题：事实太多时，要摒弃充满重复、老调重弹的日常生活，选择冲突并追问其原因，厘清是情节驱动还是人物驱动。有因就有果，“果”对应解决另一个采访难题：事实太少时，要注意不是任何冲突都有故事，得是“激励事件”才行。
何为激励事件？首先，它必须是一件动态的、充分发展了的事件，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或模糊的事件。邱建成的树成片枯死，如果原因是持续干旱，这就是静态模糊事件。沙漠种树，干旱是预料中的挫折。但原因是新建工业园抽干了地下水，这就成了动态发展事件，是要汽车产业还是要蓝天的冲突。理想状态自然是两者都要，但发生经济衰退时，环境意识会受到挑战；发生环境危机时，经济增长会受到质疑。这不是“对与错”的冲突，而是“对与对”的冲突！不是非黑即白，而是灰色地带，才会持续“动荡”，导致后续“发展”。
其次，激励事件必须打破主人公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平衡。任何人都有升降浮沉，生活仍相对平衡。但一败涂地的顾芸香绝不放弃，把生活的价值钟摆大力推向一边。小说或让主人公自己解决，但新闻正该插入时代。根据其他媒体报道，最无助的时候，她得到“幸福工程”的贴息贷款，“顾芸香重拾信心”。主人公+时代，这就是新闻。只是“重拾信心”说得太容易，像一块无趣木板压在钢琴的琴键上。要把无趣拿开，让钢琴唱起来，继续追问她的内心冲突：贷款之后，她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再也没有失败的退路了，她全力以赴，害怕毁了初见曙光的美梦……
再次，主人公必须对激励事件作出反应。“满头白发的邱建成，一只脚跺得尘土飞扬：‘总有一天，我要把树重新种起来！’”激励事件把生活推向混乱，激发主人公恢复平衡的欲望。他树立新目标，力图找到整饬混乱的抓手，并为得到它而采取行动。总之，遭遇采访两难，你在众多事件中选择冲突事件，冲突事件中选择激励事件，抓住激励事件追问前因后果……这故事不就讲下去啦？！
二、不可靠叙述者
采访还有一种特殊冲突，即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冲突——你会遇到不可靠叙述者。
记者与采访对象是竞合关系，根本原因在于：记者依靠新闻源获得事实，记者要警惕新闻源的欺骗或误导。前者导致合作，后者产生竞争。竞争为逼近真相，而真相是剥除歪曲之后留下的东西。
真相是光。由热到光，记者担任倾听者和质疑者双重角色。不可靠叙述根植于人性，不是只有“坏人”才歪曲。心理学证明，两三岁的儿童就会不可靠叙述。试验者将儿童放入特定情景，防止他人找到儿童隐藏的东西。两三岁的儿童就能对寻找者保守相关信息，或为其编造误导信息，把他从藏宝的地方引开。研究者指出，因为隐藏和寻找，“涉及到主体自身的利益，……与另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利益冲突普遍存在，不可靠叙述遍地开花。但社会需要真相，因而分化一个界别——新闻界——专职剥除歪曲。曾任《纽约时报》社长的马克·汤普森说：“‘新闻故事’的本质是什么？……所有年轻记者迟早都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新闻故事就是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不想你报道的东西。”这是新闻故事的独特价值、永恒价值之一。相对小说、电影的虚构，相对历史、传记的对从前的关注，唯有新闻叙述当下冲突（以采访对象的冲突为主，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冲突为辅），及时深入地逼近真相（光）。不可靠叙述普遍而永恒，记者的质疑也普遍而永恒。
质疑，现在多强调记者的受众立场、资料掌握、常识或直觉……甚至走向极端：“每句话都可疑。”这是悬疑剧的套路，不忠实于生活，也无法用于采访。怀疑要有可疑处。雅各布·卢特论“不可靠”有三大特征：1.叙述者对叙述对象的知识或洞察力有限。2.叙述者有强烈的个人沉湎，明显主观化。3.叙述者讲述的事情，与整体话语的价值系统相冲突。三大特征是可疑的客观标志。詹姆斯·费伦进而将“不可靠叙述”分为三大类型：知识/感知类，价值/判断类，事实/事件类。相应产生六种不可靠叙述的亚类型：知识/感知类的“错误解读”或“不充分解读”，价值/判断类的“错误判断”或“不充分判断”，事实/事件类的“错误报道”或“不充分报道”。
第一类，知识/感知类。叙述者对叙述对象的知识或洞察力有限，导致“错误解读”或“不充分解读”。2007年华南虎照片事件中，“周老虎”被广泛质疑。华南虎照片为真的结论来自陕西省林业厅，专家论证会的组长是陕西师大的教授王廷正。记者了解其专业背景，发现其研究方向为啮齿类动物，专著及论文都是有关田鼠的研究。
记：您没有发表过关于华南虎这方面的论文是吧？
王：我没写这个。
记：您也没有在华南虎的基地做过专项研究？
王：没有。
记：就是说您是在没有研究过华南虎，也没有实地考察的情况下，做出这个地方有华南虎的判断的。
鲁迅早就说过：社会崇敬名人，“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但名人不守本分，对陌生主题侃侃而谈。自媒体兴起后，这种情况比任何时候都变本加厉。质疑寻光，就该牢记鲁迅的话，假设他/她是个不可靠叙述者。
第二类不可靠叙述，价值/判断类。叙述者有强烈的个人沉湎，主观卷入，导致“错误判断”或“不充分判断”。理论上讲，这很好发现，因为新闻从来要求准确、强调证据，避免情绪冲动。但实践中往往难以避免，记者也是人，看人家讲述苦恼或冤情，漠不关心是没有良心；但讲什么你就信什么，照单全收就是没有头脑。
把不可靠误认为可靠，这就产生第三类不可靠叙述，事实/事件类。叙述者讲述的事情，与整体话语的价值系统相冲突，导致“错误报道”或“不充分报道”——别以为只有“不可靠受访者”，还有“不可靠报道者”！
21世纪初，英国小报“反对三联疫苗”的报道，就是由第二类进入第三类。三联疫苗是指防治麻风病、腮腺炎和风疹的疫苗。先有家长爆料：玛丽·罗宾逊确信三联疫苗造成她的4个孩子患自闭症。痛苦家长的亲身叙事，确实让人同情，也迎合了媒体求热。但其叙述是否可靠，即是否有医学证据支持玛丽的话？缺少这个环节，报纸就给假新闻“背书”了，如《太阳报》隔几天就发表一篇“反对三联疫苗”的报道。
之所以把第二、第三类不可靠叙述一起分析，是因为互联网兴起后，媒体背书的“错误报道”或“不充分报道”愈来愈多。甚至有记者不到现场，“整合”网络信息成文。你就不怕遇到不可靠叙述者？你就不怕给假新闻背书，负连带责任，把媒体拖入泥淖？两类一起分析，更重要的原因是寻光。采访对象可以情感卷入，记者也可以情感卷入，但叙述者所讲是否与“整体话语的价值系统”相冲突？厘清这点是关键。也就是将所讲述的事，放入更大语境交叉印证。美国、日本的主流研究提供了大量证据，认为三联疫苗并不能导致自闭症，它是安全的。那么多家长讲述，虽也有一些事实根据，如自闭症往往在儿童两岁显现，这正是接种“三联疫苗”的时期。但两者只是时间的巧合，因家长强烈的个人沉湎，导致“错误判断”，进而导致媒体“错误报道”。
三大类不可靠叙述，也许是平行关系——叙述者可能在一个层面可靠，如事实可靠，而在另一个层面不可靠，如判断不可靠；也许是递进关系，由事实不可靠而判断不可靠，进而媒体报道也不可靠。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几种不可靠在一个因果链中的共同作用。注意其间的微妙复杂，了解不可靠叙述的丰富多面，建议记者在自己的采访本上写一句话：“当他们发誓自己讲真话的时候，你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正如医学很难界定健康，但较易发现疾病。识别不可靠叙述有客观标志，没找到标志时，就先假定他是可靠叙述者。
三、无所不在的权利
光与热，说了从热到光，再说从光到热。摩擦生热，没有冲突就没有热。冲突总在特定时空，而采访还能扩大时空找冲突，因为记者“无所不在”。
西摩·查特曼说：“‘无所不在’是叙述者从人物所不易获得的优势地位进行报道的一种能力。”不光是能力，它还是记者的法定权利，即采访权。讨论采访权，似乎极少关注“无所不在”，只有讨论暗访时略有涉及，与其重要性太不相称。记者“无所不在”地拓宽采访时空，既探寻光，又兼顾热。
——从一处到另一处，追踪一条线。新华社记者搞“菜价追踪”——当时北京菜贵，群众意见很大，原因出在哪儿一时谁也说不清。记者从大钟寺菜市场开始，一点点往前追，菜从哪儿来的，从寿光来的，记者来到寿光，然后从地头到市场一路追踪。萝卜在寿光只要1角钱一斤，到大钟寺成了2块。从一处到另一处，记者清楚了，读者也明白了，知道菜价怎么涨的——被中间环节扣走了，菜农并没有多大收益。这采访引出一批采访，现在还有媒体以类似题目写物价，以类似思路搞追踪。
——集中调查多处，监督一个面。2018年7月25日，《大众日报》聚焦报道“一次办好”改革。山东17个地级市，同一天同一时段，17路记者暗访17市政务中心。面上还有重点：“17路记者暗访17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点面结合，暗访出“私设前置程序、利用既有测绘成果重复收费、让群众开‘我爹是我爹’的奇葩证明”等一系列问题。“集中使用兵力”是军事法则，也是采编法则（所有“专题报道”，无不遵循此法则），更是舆论监督法则。媒体之间，总体的数量优势，甚至质量优势，并非先决条件。在出其不意的时间和地点，集中监督可使劣势一方获胜。
——从外围逼核心。核心即关键信源，正面难以突破，先从外围逼近。这点揭露“水门事件”的鲍勃·伍德沃德尤其擅长。他先采访次要人物，挖出尽可能多的信息；再采访主要人物，“当他和最关键的人物谈话时，他们意识到，‘哎呀，他对这事的确知道很多。我要确保他不会歪曲他所知的事情，从而来抹黑我’。”外围与核心相对，也许是其下属，也许是其老板，也许是竞争对手或路人甲……核心信源不愿接受采访，那就告诉他，别人，包括媒体A、媒体B……有各种说法，我们想听听你的。如果对方想替自己辩护，应该给一个机会；如果不愿，那也是对方的选择。
——盯盲点出独家。盲点，即“错误报道”或“不充分报道”。因其不可避免，独家新闻永远有机会。20世纪90年代前期，西方媒体大量关注南斯拉夫内战，特别是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袭击。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中，黑人的死亡人数是波斯尼亚白人的4倍，却很少被关注。菲利普·古里维奇看到这样一张照片，被屠杀的卢旺达人的尸体在瀑布上漂荡，“这种无脸无名的人，忍受着灾难。”按照媒体的标准说法，这是源于年代久远的氏族仇恨。古里维奇认为这说不通，“100天内就有80万人被杀。在我看来，这既不是无政府状态，也不是骚乱。这种大屠杀是需要大规模组织的。”
新闻逼近真相，积淀为行业传统，内化为记者追求。追求不变，出了错就会有人纠错。古里维奇6次到卢旺达采访，写出不少独家报道：大屠杀绝不是混乱的、隔代遗传的返祖行为，而是政府害怕失去权力的蓄意安排。其报道汇集成书：《我们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全家将遭到杀害》，控告了卢旺达大屠杀，纠正了同行的错误，捍卫了新闻界的职能和荣光！
——场所陪衬与反衬。摩擦生热，场所亦然。场所是边界清晰的空间，与人物、事件相结合，还是保存历史记忆或文化精神的地方。记者“无所不在”，就要东奔西走寻场所，通过陪衬或反衬，让其凸显戏剧性。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解放时，记者选择一个核心场所——电台。“法国电台一个小时以来就一直像发疯似地在播放一系列报道、谣言和自豪的法国歌曲。”“巴黎人，庆祝吧！”主播皮埃尔·谢弗尔高叫：“我们现在向你们广播我们得救的消息。……我们欣喜若狂！”进而由电台联通更大的空间——城市。
电台不断播放激动人心的《马赛曲》。这时，一件极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在成千上万个家里，巴黎人自发地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他们还打开了窗户。
从阳台上，楼道里，窗户里，从人行道上，街道上，街垒后，整个没有灯光的城市又恢复了生命，骄傲地跟着电台高唱。
……《马赛曲》一歌未了，谢弗尔又抓过他的话筒。“告诉能够听到我广播的所有教区的神父，告诉所有可以通知到的神父”，他这么要求，“请他们敲响教堂的钟，宣布盟军已经开进了巴黎！”……
（巴黎）圣母院……十四吨的大钟就已经开始发出欢悦的钟声了。从蒙马特尔高地，圣心大教堂的那座十九吨的大钟……也响了起来。
一个接着一个，从城市的这一头到另外一头，巴黎的各个教堂都加入进来，响起了钟声。在几分钟之内，巴黎的整个天空都震荡着庄严的钟声的雷鸣般合奏。巴黎人倚在窗口，在黑暗中听着钟声，泪流不止。
新闻采写有老生常谈：七采三写。深层思维是重素材、轻制作。反驳它，只需指明一个朗若白昼的事实：如果写不好，所有采访都等于零！采是为了写，采写一体化，三七开、五五开未免瞎折腾。为写而采，场所比人物重要，因为体量大得多，可容纳很多人、景、事。一处场所不热，拉其他场所陪衬加热。仅电台播音能有多热？但从电台联通城市：《马赛曲》→巴黎人打开窗户→跟着电台高唱→敲响教堂的钟→钟声雷鸣般合奏→巴黎人听着钟声泪流不止……层层铺垫、笔笔加热，几十年后，我们还耳闻目睹巴黎解放的高潮狂欢。
场所凸显戏剧性。冲突的另一方是占领巴黎的德军，接希特勒密令，埋好炸药，要把巴黎炸成一片废墟。记者拉德军司令部作反衬：“全市没有哪个地方的钟声比莫里斯饭店第一层烛光中的小房间里听到的震撼力更大了。……钟声像向海滩袭来的海浪一样，涌进了他们开着的窗户，深度和密度不断增强。”德军上将冯·肖尔铁茨对部下说：“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已经输掉了……”宴会上残存的欢快气氛一扫而光。为凸显戏剧性，记者选择了三处场所，即电台、巴黎、莫里斯饭店。电台与巴黎，是以热衬热，层层垫高拽满；饭店与巴黎，是以冷衬热，对比抬高跌重。陪衬与反衬，本是叙事普通手法。近20年，全球新闻界有股潮流，以常识为守旧，视颠覆为时尚，“试错”多如牛毛，“试对”只取得了可怜的进展。在同一面墙上接连撞头、同一条死胡同里急急追寻之后，仅仅出于心理上的考虑，我们也应当欢迎在策略上来点变化。
四、经验＜事实＜真相
华莱士说“光是真相”。一篇报道就能抵达真相？一篇不行。多篇呢？还是不行——因为真相不是报道决定的。
真相来自共识，是“共识造就真相”或“协议（协商）造就真相”。首先，真相不在客观事物，也不在主观个人，而在“群体”，是一群人的集体共识。其次，真相不是唯一的。陈嘉映教授论真理（真相、真理，英文都是truth）：“尼采之后，到这个世纪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像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开始松动真理唯一性的传统。……海德格尔说，永恒真理是基督教思想的残余。”再次，否定唯一真相不是肯定“后真相”。“仍然有实质性的讨论、对话、争论，我们可能实质性地被说服，获得更富真理性的见地。”最后，“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引者按：即真相、真理），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
执这样的真相观，再好再多的报道，也只能逼近真相。这不是贬低，而恰恰是肯定新闻的作用。新闻逼近真相，是“用事实说话”，对内凝聚共识，对外与其他群体进行真相交流或竞争。罗伊·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指出：现实分为三个领域，即经验、事实和真相。人们也从三个层面来理解现实，分别对应个人经验、事实本身和达到真相的机制。经验＜事实＜真相。新闻逼近真相，相应也有三大步骤，以“现代环保之母”蕾切尔·卡森写《寂静的春天》为例。常介绍她是海洋生物学家，但其传记说：“卡森的职称有些蒙人”，她没有做过水生生物学研究，也没搞过其他调研，“她的工作就是写写小册子和新闻稿”。卡森是我们的同行。向改变历史的卡森致敬。抽象其三步骤，可建构“新闻逼近真相”三命题。
命题一：线索触动记者经验。1957年秋，卡森得到新闻线索，长岛居民提出诉讼，要求禁止联邦政府在长岛喷洒杀虫剂。她告诉《纽约客》编辑怀特，希望报道此事，同时讨论杀虫剂的滥用问题。她关注这一问题十几年了，认为滥用杀虫剂正在毁掉自然。怀特建议卡森自己写，并以丰厚的稿酬支持她。这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新闻线索，激活记者的经验积淀，内外碰撞即新闻敏感。二是新闻业的体制机制，记者不是单枪匹马，有新闻敏感的人脉互动，也有真金白银的物质支持。
命题二：记者采访报道事实。记者为新闻而生！一旦被线索驱使，采访满身灰迹，报道披星戴月。新闻敏感宽泛模糊，可能代表很多东西。卡森就曾踌躇：“我不知道关于生命，自己想说的究竟是什么。”报道要提炼主题，提炼要采访事实——两者交替推进。她决定写，先由《纽约客》连载，然后成书。书名初定《控制自然》，再定《人类斗地球》，均被否定。这俩标题把人类与自然分开，与该书的大前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正好相反。几经波折，报道主题明确：滥用农药，特别是杀虫剂危害环境与人类健康。围绕主题，无处不在地采访，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天空，全方位揭示滥用杀虫剂的悲剧。
命题三：可信报道凝聚共识。真相由共识造就，共识来自事实。美国有个工程师协会，协商把π定为4，免除3.14的计算麻烦，实施工程就碰壁。与事实相悖的共识，终究要被拨乱反正。记者，广义地说，新闻界，无处不在地采访事实。主题统率的报道文本，是公众可验证的。不同于小说、电影的虚构，也不同于历史、传记的同行评审，只要公众愿意，绝大多数报道都“可以”验证：事实是否可信？叙事是否可信？可信是新闻凝聚共识的关键所在。
——事实的可信。文章发表后，卡森得罪了许多方面，包括生产杀虫剂的化学工业、使用杀虫剂的农业部门等，有人指责卡森是歇斯底里病人与极端主义分子。由于舆情汹涌，肯尼迪总统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书中的结论。委员会证实：卡森对农药潜在危害的警告是正确的。正因为“新闻故事就是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不想你报道的东西”，硬事实来不得丝毫虚构。光与热不可兼得，弃热取光可也。
——叙事的可信。卡森并不是呼吁环保的第一人。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公共卫生学家、城市环境学家、公众健康的改革者，不断警告被污染的水源、不恰当的废污水排放、糟糕的通风设备、充满烟雾的空气……他们都有事实可信，但没引起广泛注意。直到卡森的著作面世，“协调统一、拥护者众、有声的、具备影响力的、积极的”环境保护运动才出现。因为卡森在“事实可信”的基础上叠加了“叙事可信”。
看她如何讲述超越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建构“生态整体主义”。这些专业术语，解释都要半天；要得要不得，只有专家们讨论。卡森的故事讲得真好，连专家都要吓一跳！
（滥用杀虫剂）提出了一个不仅是科学上的，而且也是道义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即是，任何文明是否能够对生物发动一场无情的战争而不毁掉自己，同时也不失却文明应有的尊严。
……家庭驯养的可爱的猫、农民的耕牛、田野里的兔子和高空飞翔的云雀。这些生物对人是没有任何害处的。实际上，正是这些生物及其伙伴们的存在，才使得人类的生活更为丰富多彩。然而人们却用突然的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来酬谢它们。……
（快要死去的地松鼠）背已经弯下了，握紧的前爪收缩在胸前……它的头和脖子往外伸着，嘴里常含有脏东西，使人们想象到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动物曾经怎样地啃着地面。
居然能默认对活生生的生命采取这样使其受苦的行动，作为人类，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不曾降低了我们做人的身份呢？
科学与道义双镜映照，互文见义。假如只讲科学，以数据论证人类不居于宇宙的中心、人类在危害环境，并不能得到公众感知的支持，以至今天，很多人还拒信“气候变暖”。但卡森将科学事实诉诸拟人化描写：可爱的猫、飞翔的云雀、可怜的地松鼠……唤起公众的切身经验，引发普遍共鸣。卡森实际讲的是“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定律：生态系统相互联系，获得的都要付出代价。专业术语能教给我们知识，但永远不会是新闻话语的主体。卡森才不纠缠术语，她反复叙述的是：人类所作所为损害了环境，却摆出一副傲慢不屑的样子。这样子我们太熟悉了！如果你认为这就代表“文明”，你就滥用了这个字眼。“作为人类”，卡森轻声细语地问：“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不曾降低了我们做人的身份呢？”对“生态整体主义”，卡森阐述得如此灵慧生动、清晰有力——作为人类，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不愕然四顾、锥心自省？！
《寂静的春天》出版时，公众政策并没有“环境”的条款，那时的共识真相是“征服自然”“战天斗地”。回顾真相的两种定义：真相由协商与共识造就（正题），真相是剥除歪曲之后留下的东西（反题）。协商与共识，隐含犯错与歪曲的可能。新闻剥除不可靠叙述，揭露旧真相的弊端，与旧真相信奉者交流与竞争；当其被公众双重验证、确定其“可信”时，即可凝聚新共识。新共识造就新真相（合题），新真相胜过旧真相：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经常被问：“未来10年，会有什么变化？”
他吐槽，自己很少被问：“未来10年，什么是不变的？”
未来10年，光与热作为好新闻的基础是不变的。
来源：传媒观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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