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办关于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出台后，如何将科技向善理念和科技伦理五大原则落到实处，成为参与治理各方思考的重点。
总体上有三种动向值得关注：
以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伦理学研究者为代表，认为科技伦理学分支迎来高光时刻；以自然科学特别是从事前沿技术的科研人员为代表，认为伦理监管是好事但对能否管好心存疑虑；以科技监督工作者为代表，认为应尽快从伦理审核或备案入手，推进实质性治理。
笔者以为，应就当前科技伦理治理的领域和阶段进行再确认。目前引发担忧的多为处于新领域、新阶段的技术，例如人工智能、干细胞研究、基因编辑等。这些研究在国内属于无人区或处于领跑阶段，应是当下伦理治理重点关注的对象。
而一般意义上的科技及其应用中的伦理治理，盖由现代科技诞生以来积累的众多治理经验予以调节，反倒不是担忧的重点，不必事事上纲上线。
对于无人区或领跑阶段的伦理治理，单单从以往的经验主义或原则主义出发是远远不够的。新的实践往往是对旧原则的颠覆或突破，也有助于新原则的萌芽和确立。
另一方面，伦理问题和伦理治理属于两个层面，两者不完全等同。以2018年底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为例，在治理层面已经解决，但伦理反思仍在继续。
进一步，由于伦理的治理除使各方遵从相关红线外，更侧重复杂的权衡设计且并无绝对的对错之分。因而对于当下前沿领域研究的伦理反思和治理策略，需要科技精英、治理者和伦理学家的协同行动。
换言之，当下的治理不仅要完成类似当年“电车实验”提出的伦理选择，更要帮助顶尖科学家走出新技术带来的伦理困境。
要实现以上目的，就要将意见中的五大原则具象化，走一条从实践到原则的治理之路。其中，第一条治理原则可称之为中立性原则，或叫无困境、不伦理原则。
面对新技术的“双刃剑”特点，治理者不妨先以中立的姿态来做认真的研究，伦理有态度，治理不偏颇，避免将治理问题泛化。
第二条治理原则是整体性原则，或者叫局部高于整体原则。就如同定解密，密级的确定要看同一批文件中的最高级，解密要看其中的最长限。
尤其对于合作研究中涉及伦理问题的，无论国内外项目，需要参与各方都进行伦理审批，而不是某一团队某一阶段且只审批其中一部分。
第三条治理原则是多样性原则，也可以叫尊重少数原则。伦理治理不是非此即彼的盯防拿捏，不是“卡脖子”工程，而是基于大好或小好、利多或利少做出选择判断。
对于专家意见不一的，建议将多数意见和少数意见连同表决结果一并写在伦理审批意见中，交给一线科研主体进行再权衡。
第四条治理原则是合规性原则。按《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的规定，不符合伦理规范的行为，属于科研失信行为，要用第二条第五款进行认定和处理。
这主要是针对那些违反已有伦理规范的行为。需要明确的是，这属于轻微的失信行为，不在第一至四款的严重失信行为之列。当然，违法的除外。
第五条治理原则是相称性原则。考虑到各国法律、文化和传统的差异性，有时并非所有不符合已有“伦理规范”的科学技术活动都是不合规的。
在治理实践中，与其提超出承担者所在国或地区法律法规、传统习俗、文化习惯的指责，不如尽快修改补充完善相应的制度规范。
第六条治理原则是豁免性原则。常见于突发公共事件。例如新冠防治中，那些通过紧急审批投入使用的疫苗品种和救治措施，其伦理审批更多考虑了科技向善的价值判断。
如果后期获益性低于审批时的认知和判断，该不该追责呢？有了豁免条款，不拿后来的事实否定当时的判断，可以保证专家们一门心思进行审核，而无需承担未来的责任。不然常常会审批变否决、治理变阻滞。
于监管者而言，或不必心心念追究责任，提高科技主体的伦理意识似更为紧迫。
转自：科研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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