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保论坛| 沈津：哈佛燕京图书馆庋藏古籍善本撷芳（下）
2022/6/29 14:28:57 阅读：320 发布者：
在“哈佛燕京”的入口处，悬挂着著名学者罗振玉于1936年为燕京图书馆所题的 “拥书权拜小诸侯”，这饱满圆劲的篆书大字，实在是“燕京”雄峙美国东亚图书馆的最好写照。这句话，出自《魏书》卷九十“李谧传”，原文是“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南面”者，指地位之崇高；“百城”者，喻土地之广大。罗振玉则用来以示“哈佛燕京”藏书之多，就像古代中央政权所分封各地的诸侯一样尊荣富有。此文以“撷芳”为题，盖因有采摘花草之意，唐杜牧《樊川集》卷三有《将赴湖州留题亭菊诗》，云：“遥知渡江日，正是撷芳时。”《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
《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三百二卷首二卷《姓名爵里》十三卷，清圣祖玄烨辑。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内府刻本。一百十二册。此书为研究宋金元明四朝诗学之重要资料。据玄烨序，云：“遂又命博采宋金元明之诗，每代分体各编，自名篇钜集以及断简残7章，罔有阙遗。稍择而录之，付之剞劂，用以标诗人之极致，扩后进之见闻，譬犹六代递奏八音之律无爽，九流并溯一致之理同归，然则唐以后之诗自今而传矣。”是本写刻，书法端秀清丽，悦目醒神，纸墨皆为上乘。今人之版本学著作，凡论及清代康熙间写刻本者，无不以林佶所书《渔洋山人精华录》《午亭文编》为例，推为范本，人云亦云，了无新义。实际上，清代康熙间写刻本精本当在百种以上，而《四朝诗》当属其 中之白眉。盖内府武英殿修书处人力、财力、物力，都是民间私家或坊间不可望其项背的，更不要说修书处写工高手如林，英才俊士，大有人在，故秉笔操刀，整齐划一，定为上乘之品。此本用开化纸所印，纸白如玉，薄而坚韧，细腻腴润，高雅可观，触手如新，有抚不留手之感。开化纸，为清代最名贵之纸张，也是最好的纸中的一种，以其产于浙江开化而得名。由于纸上常有一星半点微黄的晕点，如桃红色，故又称“桃花纸”。从另一种角度来理解，也可说是“书中自有颜如玉”。用开化纸所印之大部头书，更为难得。按，御制序作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越二年此书方才刻成，此可见顾嗣立《闾邱先生自订 年谱》，《年谱》是年载：“十月三十八日，《四朝诗》暨《历代诗余》《广群芳谱》成。《四朝诗》印出后，可能多是赐予近臣，如兵马司指挥、户部主事汪琬藏本，即为康熙帝所赐，外间甚少流通，现今国内外所存也仅十余部而已，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馆皆有入藏。
《观象玩占》
《观象玩占》，五十卷，题唐李淳风撰。明公纸抄本。有朱笔校。十册。是书明代 仅有明初刻黑口本（存卷十一至十五，为原北平图书馆旧藏，今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代管） 外，明清两代皆以抄本流传。此为公文纸抄本，所谓“公文纸”，顾名思义，是将废弃公文的背面用来书写自己需 要的文字，或节录文章，或抄写图书。废弃公文当为政府机构内失去时效的各种府衙文件，包括户籍、公牍、书状、启札等。就像今日某些单位撤销建制或合并他处，甚或迁移某地，数十年前的行政公文有些并无大用，又占空间，费人费时，后即自行处理一般。明代抄本有黑格、红格、蓝格、无格之分，在传世的明抄本中蓝格和无格者居多，而以公文纸抄者却寥若晨星。无论是明刻本，还是明抄本，用公文纸刷印或抄写者，皆属废物利用，但这类本子存世都非常稀少，而明代公文纸抄本较之公文纸印本就更属凤毛麟角般罕见。此本首四册以公文纸抄之，纸背公文内容为某县所判各类案件，如富豪吞谋基屋骗 价陷贫苦事、刁恶抗骂县衙官员事、谋恶凶党打死人命事等，并有判决。公文中可见有钱有粮者可以纳钱纳粮以减罪罚，如稍有力纳工价犯人一名，减等杖七十、赎罪稻一十四石，下各有名氏。我所见过的公文纸抄本最早者，当推上海图书馆藏的《增修复古编》，公文背面有 “景泰囗年正月”“天顺玖年”字样。“燕京”又有《明文记类》一种，用纸为明代嘉靖九年、 十年浙江海盐县官府之公文纸，记载有关海盐粮仓一类史料。但此本却无具体年份，公文纸用纸既薄且坚韧，有拉力。公文上的文字，当为府县衙门中文书一类人物所书，字体工整细小，笔画细若发丝，纤毫无误，此种公文当用毫尖所书。“燕京”又有明蓝格抄本《观象玩占》二部，一为明末董其昌旧藏，一为明钦天监官员所抄。明代抄本用纸多为皮纸、竹纸，而用公文纸者极少。
《新刻全像点板张子房赤松记》
《新刻全像点板张子房赤松记》，二卷。明金陵唐氏刻本，二册。此书为明佚名所作，写西汉功臣张良之故事，穿插以楚汉战争时各种史实，如鸿门宴、楚歌吹散八千子弟兵等。又添有黄石公授兵书与张良等情节，剧本头绪较《千金记》简洁。因张良欲从赤松子游，故名。金镶玉装。有图六幅，甚精。此本甚难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未收。明代刻本中的戏曲多有题“新刻全像点板”“新刻出像音注”“新刻出像点板”“新刻 出像音释点板”者，盖皆为金陵唐氏、金陵唐氏富春堂、书林唐氏广庆堂、金陵书铺唐氏、金陵唐氏文林阁所刻，似唐氏一族所为。书中插图以及作为唱腔处理的节拍、音释等都是旨在向读者揭示和其他坊肆出版之戏曲图书不同。元明两代的杂剧在中国戏曲史上有着光辉灿烂的一章，明代戏曲流传极少，现代之藏书家如齐如山、傅惜华、周至辅等都着力收藏戏曲图书，所得颇丰。燕京馆藏明清两代善本戏曲图书五十二种，其中二十一种得自齐如山先生旧藏。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一百三十八种二千四百十六卷，清乾隆武英殿木活字印本。六百零二册。是清内府继《古今图书集成》之后，又一部以木活字排印的大型丛书。 武英殿，为清宫殿名。康熙十九年（1680）设置“武英殿造办处”，雍正七年（1729）更名为“武英殿修书处”，由监造处、校刊翰林处两部分组成，掌管刊印、装潢图书之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增设聚珍馆，是负责用木活字摆印书籍的作坊。馆内设摆书房、供事办事值房，设收掌一人、效力垫版收掌三人、摆事字供事六人、柏唐阿二十二人、匠役八十九人。直至嘉庆八年（1803），共摆印一百三十四种书籍，每种书前都有“武英殿聚珍版“六字，以及乾隆帝《御制题武英殿聚珍版十韵诗》。诗序云：“校辑《永乐大典》内之散简零编，并蒐访天下遗籍，不下万余种，汇为《四库全书》。择人所罕觏，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资考镜者，剞劂流传，嘉惠来学。第种类多则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简以活字法为请，既不滥费枣梨，又不久淹岁月，用力省乃成功速，至简且捷……顾埏泥体粗，熔铅质软，俱不及锓木之工致。兹刻单字计二十五万余， 虽数百十种之书，悉可取给，而校雠之精，今更有胜于古所云者。第活字之名不雅驯，因以聚珍名之。” 这套《丛书》，收书138种（其中《易纬》《汉官旧仪》《魏郑公谏续录》《帝范》为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刻本），自始至终断断续续刻字排印了20年，完成后，除以连史纸印20部 备宫内各处陈设外，还以竹纸另行刊印了300部，或颁发各省，或定价售卖流通。当年所印，今则流传不多，极为难得，存于世者也不过十多部。美国驻中国使馆海军武官吉里斯居然在北京搞到了四套，有三套运到美国，一套在哈佛燕京，两套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还有一套留在了北京他自己家中。抗日战争时，日本人也不管他的外交官身份，竟然把他家所存的《丛书》全都抢走了。这套《丛书》现藏日本的什么地方，则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国内所藏仅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入藏。日本内阁文库、静嘉堂文库及东洋文库也有入藏。陈清华先生生前曾留意收集《武英殿聚珍版》，先后觅得一百二十三种。
《明诸名人尺牍》
《明诸名人尺牍》。“哈佛燕京”的宝贝实在很多，最重要的收藏之一是《明诸名人尺牍》。这部从日本购得的尺牍，分日、月、金、木、水、火、土七集，每集一册，计七大册，共 733通、名刺190通、账单1件。收信者为方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安徽歙县人。国学生，博学能文，胸无今古，工书法，擅篆刻，为一时所钦为贤豪，是身跨士、商两界的儒商。写信人都是明嘉靖、隆庆、万历间大名士到小知识分子致方用彬的信札，涉及400余人，如明宗室八大山人的祖父朱多炡，“天下称两司马”的王世贞、汪道昆，书法家周天球，书画家詹景凤，编《元曲选》的臧懋循，修《神宗实录》、官至礼部尚书的李维桢，世人比之杨慎的田艺蘅，东阁大学士沈鲤，明代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以文字受知于张居正的申时行，广东潮州知府丘齐云，抗倭英雄戚继光，与戚继光齐名的谭纶等200余人。也有当时的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文人。像这么多的明代名人手札，就是在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的大型图书馆或博物馆也是不多见的，何況是在美国。据我所知，国内图书馆等收藏单位收有明清人尺牍最多者为上海图书馆，计十四万通，但其中明人手札不足五百通，而此方氏友朋手札竟达七百余通，其写信人分布的地区，除北京、南京外，东至苏杭，南至广东，西至湖广。从信的内容看，有文人间吟诗结社，书画鉴定，生意买卖、宗族祭祀等。有道是言以人重，寸楮片缣，弥足珍贵，由此也可见数量之巨，文献价值之高。这批手札最早的一通是明嘉靖四十三年 （1564），最末一通作于万历三十六年 （1598），历时三十四年，距今四百余年。据方用彬识语云：“余自少迄今三十余载，所游南北京省，历览名胜而交诸文士大夫，结社题咏及往来书翰，不啻盈几箧矣。久之，虑将湮没为蠹鱼残食，于是兴怀感事，遂检点分类校定。其柬牍诗词，凡文字俱妙者，装为数帙，其短刺手札，简约精绝者，亦裒成数帙，至夫礼请辞谢之帖，皆名公高士之讳，犹不可弃，亦编成集……异时传诸后代，使之知余生平重交谊，宝翰墨之谆切也如此，宜深念之，当保惜之。” 《尺牍》似在十九世纪末流落日本，每册封面上皆钤有“铃木烟云藏书之记”，封里则钤有“铃木氏”“乐山堂文库”等。而后又为“哈佛燕京”所得，时间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而正式入库标明的日期为1955年12月3日。这批尺牍的真正价值可参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智超先生的《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因为他于此书作出了最真实的诠释。
《潞城县志》
《潞城县志》，八卷，明冯惟贤修、王溥增修。明万历十九年（1591）刻、天启五年 （1625）增修、崇祯再增修本。六册。潞城，今属山西省长治市，地处山西省东南部。2018年6月，撤销潞城市，设立长治市潞城区。潞城旧有方志仅四，一即此本，乃现存最早之志。二为康熙四十五年（1706）刻八卷本；三为光绪十年（1884）刻四卷本；四为民国间所修，为抄本。此志乃在旧志基础上增修，故其凡例有“旧志门类颇多，今删繁就简，釐为八卷”之语。其志之内容甚简朴，据事而直书，亦野史之遗意。冯惟贤于万历十四年（1586）任潞城知县，至二十年止，其官声在民间至佳。此本有冯氏后序，序末刻“供给该吏王安国，缮写书办王国儒，对读书办牛尚直，比畿梓人裴九垓、裴一元、裴国翠、裴一鹗、裴国明。”据此，可知前三人都是县衙内的工作人员，王安国当为负责刊刻者，王国儒主管全书之写工及写样，牛尚直应为校对。而裴氏五人俱为刻工，乃一族之人，似为潞城或周边地区之手工艺者。明代方志中署有如此明确分工者甚少见，录此也可为研明代出版者之一助。方志之刊刻乃政府行为，潞城为弹丸之地，万历十八年（1590）时，潞城计人户17083丁，但截至2020年11月，潞城区常住人口为219256人，四百三十年间，潞城人口增加了二十余万人，可见变化之大。“哈佛燕京”藏方志2922部左右，乾隆之前刊印的有725部，如若加上各种影印本、 胶卷等，其数量可达4521种左右。如今中国存世方志共8343种，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6066种、上海图书馆藏有5400种，（两馆均含影印本、胶卷及新补充之抄本），美国国会图书馆2939种，中国台湾地区所藏方志总量应为3100种。众所周知，历代方志中明刻本极为稀少，“燕京”藏有明刻本29部，若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比较，“国会”馆存27部。北京中国科学院藏明刻本数量与“燕京”相当，但该馆残本占一半，且无孤帙，而“燕京” 藏崇祯本《江阴县志》不见著录。崇祯本《乾州志》，国内无收藏。嘉靖本《宣府镇志》，国内仅辽宁省图书馆有残帙。嘉靖刻蓝印本《广西通志》，仅中国国家图书馆入藏。崇祯本《玉田识略》，国内仅南京图书馆一帙。由此可见，“燕京”馆所藏地方志在数量及质量上都为学界所看重。
《钦明大狱录》
《钦明大狱录》，二卷，明张孚敬撰。明蓝格抄本。二册。清汪宗沂跋。是书乃嘉靖六年九月，署都察院事侍郎张孚敬以张寅（李福达）先后狱词及上所裁定并所赐敕谕辑 录成书。嘉靖五年七月至嘉靖六年九月，张璁、桂萼等人利用嘉靖帝朱厚熜的昏愦和专断，借李福达之狱，制造了一起株连四十多人的重大冤案。冤案经四十年之后，直到隆庆初年才彻底得到平反。此书除颂扬嘉靖帝之“英断”外，其余主要为马录、颜颐寿等人“罪状”，并炫耀张、桂等人特别上疏陈情之事。此书在明代曾刷印一千余部，据张孚敬《张文忠公集》奏疏三：“臣随将臣等捧到敕论四道及先后会问招稿节，奉钦依发落事理缮写成书，上下二卷，刊印共一千七百部，其名曰《钦明大狱录》。夫大狱一榜，固足以示刑罚之公，要之先后招词之参考，情理曲折之攸归，则惟此录为详备耳。茲谨进呈御览，其余欲候命下，分送在京各衙门大小官员各给一部，仍发仰各该巡按转行都、布、按三司，如式翻刊，分布所属衙门，一体颁给，俾中外臣工咸知圣明钦恤之仁，共摅怀德劝忠之念。”又《明史》卷二百六马录传后有“遂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时嘉靖六年（1527）九月壬午也。” 按：雕板印刷的书籍，其数量很少有记载，据我所知官家所刻的元后至元五年 （1339）杭州刊大字本《农桑辑要》七卷，在元世祖时就诏修刊行，至仁宗延祐二年（1315），因旧板雕椠不精，诏浙江行省，端楷大书，开板印造了一千五百部。从天历二年到至顺三年（1329－1332）再次印造颁发。直至后至元五年又申请续印，先后印了一万部。那是因为《辑要》为官书，乃用于应付各省农事部门的需要。但是，经过明、清以来的六百余年，流传至今已如凤毛麟角了。至于明永乐内府刻本《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当时书成刊印仅数百本，颁诸学宫，而藏版禁中，世颇希有。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为《清龙藏》，当年所印一百四部。清康熙内府刻五色套印本《古文渊鉴》用连四纸印百部、榜纸印六百部，亦即七百部。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内府刻朱墨套印本《御选唐诗》，据玄烨朱批印一千部。而《佩文韵府》的刊刻，是清廷内府操办的事，朱批：“此书刷印一千部。”至于民间雕板印书，则多数在百部之谱。据此，可知《钦明大狱录》是详尽记录此案之秘籍，但此书的印刷量在明代来说，是最多的一部书，除印一千七百部外，又有内外各衙门翻刻，如全部相加，似在二千部以上，然近五百年，世间并无一部刻本流传，堪称奇事。故此明蓝格抄本当为硕果仅存、延其一脉之稀秘之本。
《皇氏论语义疏参订》
《皇氏论语义疏参订》，不分卷。清吴骞撰。稿本。清吴骞校，清周广业、鲍志祖校，清唐翰题跋。四册。“燕京”藏秘笈之一。吴骞，字葵里，一字槎客，号兔床山人，浙江海宁人。诸生。笃嗜典籍，遇善本辄倾囊购之。校勘精审，好学之勤，鲜有其匹。所得书籍五万四千余卷，宋元版数十种，皆世所罕见者，筑拜经楼藏之，骞的“千元十驾”即是指藏书之富。乾嘉间藏书家，如黄丕烈、鲍廷博、顾广圻等多达百人，但若以“重望所归”“年高德劭”而言，则非吴骞莫属。是稿例言为骞朱笔修改，书中夹签间有吴氏手笔。此殆骞之初稿。三十年前，津尝整理吴骞《日谱》及其他著作，发现有“未见书”一纸，而此书不在其中。潘师景郑先生告之，三十年代后期，日人曾有油印之本。然津未见，似此稿后来并未刊行。此本书口下刻“拜经楼钞本”。骞博学多能，经天纬地，其学问被时人多所赞誉。此书骞之自序云：“前岁武林王君 航海至日本，得其本（《论语义疏》）以归。予友鲍君以文，读而异之，亟为开梓，以广其传。数百年湮晦之书，一旦可使家学而人习之，谓非治经者一大幸欤！既汪君复从日本得《七经孟子考异补遗》一书……予观其中《论语》，知彼国《皇疏》亦有数本，曏汪君所获者，将其新锲之定本欤？《七经孟子考异补遗》卷帙既繁，未有踵鲍君而授梓者。暇日，因取以校勘《皇疏》之同异，并平昔肄业所及，或闻诸师友谈说者。辑而录之，釐为十卷，曰《皇氏论语义疏参订》。掇拾补苴，无关著述，藏之家塾，以备童观可尔。” 此本为同治十年（1871）唐翰题以番银叁饼又陆角得之于沪估，唐氏跋有云：“此从沪估吴 老得于书船，补遗中之一也。《义疏》全文，知不足斋已刊于《丛书》中，故不复录，但据十卷中校勘之经注疏标出之，精密详审，读《义疏》之宝筏也。自序云藏之家塾，以备童观， 则固未尝刊布矣，可不宝诸？”“此槎翁书签。书中书签志祖云云，乃渌饮先生之伯子也。槎翁补校各条皆手书，宝之宝之。字迹较大者当为周耕厓学博所校”“是本为拜经初稿， 改易再三，审矣。”翰题，字鹪安，浙江嘉兴人，贡生，官吴县知县。据津所知，美国的东亚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古籍善本数量不在少数，有些馆甚至可以 与国内的省市一级的重要图书馆分庭抗礼。但善本中以刻本为最多，抄本次之，稿本再次之。吴骞稿本，传世不多，国内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居首，上海图书馆次之，合之几近二十种左右。然而在美国，除“燕京”外，津仅知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有 《拜经楼诗话续编》二卷（作手稿本，非也，应为稿本）而已。
《皇明资治通纪》
《皇明资治通纪》，二十卷，明陈建撰，岳元声订。明刻本。三十册。明张名振批点。是书为编年史，始太祖高皇帝纪，讫穆宗庄皇帝隆庆六年（1572）。此本为明张名振批点，名振，字侯服，江宁人。少时弃文习武，一度从商，后又弃商从戎。伉爽有大略，壮游京师，东厂太监曹化淳延为上宾。奄人中，惟化谆以王安门下，故与东林亲。名振亦遂得与复社诸人通声息。崇祯十六年（1643），授台州石浦游击。后鲁王监国驻绍兴，加名振为富平将军。钱塘师溃，扈鲁王入闽，封定西伯，进封侯。名振卒于顺治十二年（1655），遗言令以所部归张煌言，悉以后事付之。煌言为葬于芦花嶴。张名振批点计四百十条。批语针对明代前期历史而发，鲜明地反映张氏的政治观点，即以评点前朝人物举例，如对陈祚上言辽王不轨数事，触怒英宗，下之诏狱。张批：“真好汉，真铁汉！本朝惟杨椒山可与比隆。”他高度评价于谦“镇静有谋”“仓卒数言而天下事已定，真得随时济变之方。”他称赞海瑞：“海刚峰固是近来第一诤臣，卓不可及。” 卷三十末有张氏手书：“予以接济秦藩，泊师金山，遥拜孝陵成赋。”又云：“十年横海一孤臣，佳气锺山望未真。鹑首义旗方出楚，燕云羽檄已通闽。王师枹鼓心肝噎，父老壶浆涕泪新。松柏载陵兵缟素，会看大纛祃龙津。总督定西侯张名振题。”手书所言，乃为顺治十年（1653），名振与张煌言以军入长江，获金允彦磔之，遥祭舟山死事诸臣，札营崇明，直抵金、焦，遥望石头城，拜祭孝陵事。此本，乾隆间列为禁书，乃“语多违碍”。盖开篇即有“胡虏无百年之运”“自胡元入主中国，人心痛愤”等语。“哈佛燕京”收藏的禁书，在美国各东亚图书馆（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中名列第一。明刻本中即有77部之多，其中不少是很难得的，如《抚津疏草》《周忠毅公奏议》《皇明辅世编》《注释评点古今名将录》等。而《新镌李卓吾先生增补批点皇明正续合并通纪统宗》则是存世唯一的全帙。然此虽为“禁书”，但国内却至少有二十馆入藏，流传尚多，只是津以为明代武将批点史书，则极为罕见，更不要说张将军留下的诗文（除了上述金山题赋外）几乎未见任何文字，而今存世唯一手批万余字的真迹，您说能不珍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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