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一封造假的胡耀邦信札

刘新岗主编的《衡水学院书画艺术博物馆馆藏精品集 下》（河北美术出版社 , 2016.08。以下简称“衡水馆藏”）第368页，收录一封胡耀邦信札，现据信札照片录于下：

轶青、庆芳、云龙同志：

请你们看看《光明日报》这一版。我认为这个讨论对青年很有教育意义。希望不断地运用。

胡耀邦

七月十六日

该书编者“备注”曰：

此信写于1979年7月16日。上款人孙轶青（1922-2009），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另一上款人刘庆芳，时任《北京日报》党委副书记、副总编辑。

这封信的第三收信人，该书编者未“备注”，想来不知道。云龙，应该是纪云龙。原名刘嘉祯，学生时代参加抗日活动、从事写作，一直用纪云龙的笔名，后来就一直沿用下来了。1944年赴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学习。1945年任沈阳《东北日报》记者、《文化导报》编辑，后任《知识》杂志、《生活知识》、《东北青年报》副总编辑。五十、六十年代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中国青年》杂志社社长，主持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延安作风万岁》、《我的一家》的宣传报道，参与撰写《论雷锋》等论述青年成长教育问题的社论，在全国青年中产生深刻影响。粉碎“四人帮”后任卫生部宣传办公室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健康报》社长兼总编辑（见鲁果编：《文化导报回忆录》，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2-43页）。

从信札内容看，胡耀邦是要这三个人关注《光明日报》讨论的一个与青年有关的话题。

可是，查1979年7月16日（及7月15日）的《光明日报》，并没有讨论有关青年的话题。且，信札上的三个收信人，孙轶青、刘庆芳、纪云龙，在1960年代有同在《中国青年》或《中国青年报》任职的经历。因此，我觉得，这封信的时间断年不应该是1979年，而应该是1960年代某一年。

有了疑问就去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还真找到了这封信的出处。不过，查到了倒让我大吃一惊：“衡水馆藏”收录的这封信，应该是造假之作！

2000年6月，“《中国青年》杂志社宣传发行处”编印了一本《中国青年杂志社社藏重要文稿、名家书画集》（以下简称“社藏”）。这本书是该社自印本，看到的人应该不多。“社藏”16页上，收有胡耀邦信札一封。这封信的内容，居然与“衡水馆藏”收录的信有高度的重合。

“社藏”刊发了这封信的照片，并标有时间：“胡耀邦的信（1964年7月16日）”。信是横格纸上竖写，且应该是三页（照片应是三页叠排），不是一页；即使如此，也能看得出来，“社藏”这封信的内容比“衡水馆藏”的信要多得多。在“请你们看看《光明日报》这一版。我认为这个讨论对青年很有教育意义”一语后，还有“请你们指定人注意这个讨论的反映和进展。抓住青年中一些最关心的大问题，也是提高我们报刊人员思想水平”等。最后一页的两个字虽然半边，但也能看出是“运用”两个字。

查1964年7月16日《光明日报》，第三版有“什么是青春的光辉和怎样才能放出青春的光辉？（附编者按）”的讨论。这可证明，“社藏”对这封信断年为“1964年”没有错。

如此，问题就来了。内容有重合的信，同一个写信人，相同的三个收信人，会在15年后再重复一次？从常理上来说，应该不会。因此，基本上可以断定：“衡水馆藏”的那封信，是造假之作！

造假者显然看到了全信的内容，全信造假不易，也就只好拎出原信开头和结尾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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