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发展决定着新闻信息传播的速度、范围，以及新闻事件与人之间的关联，进而决定着媒介的时间和空间以及新闻的相关性。基于媒介本体论的视角，依托基础设施在人与物、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所建立起的多重关系网络，来分析数字技术条件下新闻价值的变迁：首先，基础设施连接着不同的地理空间并决定着新闻的传播速度，由此能够影响新闻的时效性，以及由于不同传播速度所导致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变迁；其次，基础设施通过算法将不同的新闻内容与用户行为以数据的方式关联起来，影响着新闻价值中的相关性。数字时代从媒介本体论的视角对技术因素进行解析，探索新闻价值变迁的机制，能够揭示出众多之前研究中被忽略但却十分重要的内容，从而加深人们对媒介的认知，进一步思考技术在媒介与社会发展变迁中起到的作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深度嵌入，不仅改变了新闻行业，同时也使新闻的内涵与价值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在全球的普及使得各地新闻信息的传输实现了零差异，新闻时效性的重要程度不断减弱，当下已经鲜有媒体如电视时代那样，为提前0．1秒发布新闻而争分夺秒；全球也因为互联网的连接而实现了时间上的“共时”与空间上的“共在”。而随着时效性在新闻价值中的地位逐渐降低，新闻的相关性却因为新媒介技术而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新闻成为一种通过计算机语言的逻辑关联而产生的结果。智能技术的算法推荐将新闻内容转化为数据，根据数据符号所代表的语义进行切分和关联，并在关联结果的基础上追踪用户的使用行为特征和进行内容推荐，从而也改变着与新闻价值相关联的因素。从新闻行业的发展历程来看，“什么在决定新闻”这一经典议题一直都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新闻价值标准的变化也并非数字时代特有的现象，而是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变迁而进行的。
在不同技术条件下，新闻价值标准及每个标准对新闻的重要程度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其中受影响最大的便是时效性与相关性：在以邮驿和人传递信息的书写和印刷媒介时代，由于受限于传播速度，事件的发生与受众的接收之间时间比较长，时效性对于新闻传播虽然有重要意义，但是对新闻价值的影响并不大；自从电报发明以后，传播速度获得了惊人的突破，信息以光的速度传输，新闻的时效性也开始成为各家媒体竞争的目标，不断争分夺秒抢发新闻；此后的传真、电话，以及互联网都是电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电缆和光纤在世界各地遍布开来，新闻事件的发生、报道和接收之间的时间和空间被深度关联了起来，光速传播实现了上述三者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零差异，也让强调差异的时效性渐渐淡出竞争舞台。
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本身是一种聚合了不同的人和事物的关系网。通过计算机语义关系的处理，新闻内容被转化为数据并通过算法进行关联。新媒介技术造就的不仅仅是新闻时效性的降低、相关性的增加，更是新闻概念的泛化，新闻与资讯之间的边界日益淡化。从本质上来说，计算机语义关系所建构出的新闻是一种技术逻辑的结果，因其关联的范围远远超过传统新闻时代，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也发生了巨大改变。那么，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在时效性和相关性方面是如何变化的？媒介技术的发展变迁对新闻的时间、空间和相关关系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又如何理解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本文基于技术的视角，从媒介本体论出发，通过分析媒介技术的实体———基础设施所建立的时间、空间，以及事物之间的关联来探索新闻价值在数字新闻时代的变迁。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以及二者如何影响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进而考察数字时代新闻的变革。
一、新闻时效性与相关性的建立：媒介基础设施与数码物
在媒介哲学和媒介本体论看来，媒介具有中介性和物质性的特征，传播其实是在原本存在时空差异的传播者与接收者之间，通过媒介而建立关联的过程。以交通系统、邮政和电信系统、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作为物质基础，在新闻信息传递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础设施可以定义为“各种大型的、具有力量放大的能力系统”。其既包含技术元素，也包含社会元素，具体体现在“硬件”和“软件”两个层面，前者涵盖了互联网的输入输出终端、数据库、网络基站、海底电缆、大型服务器和超算中心等实体工程，后者则包括与“硬件”系统相关的互联网公司、政府和技术组织、新闻媒体，以及网站（通讯）协议（protocolｓ）、相关法律和政策等由社会主体所建立的制度、价值和话语体系。基础设施强调了媒介的关联性，不仅连接着传播的主体与客体，还将二者所处的不同时间和空间联系起来，甚至能够直接影响传播关系与传播效果。这种基于基础设施所建立的关联，既包含着在不同时空基础上所造成的共时与共在，从而影响着媒介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也包括在物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形成的相关关系，从而建构出由人和物共同组成的关系网络。媒介技术的变迁不断改变着基础设施的形态及信息传播速度，从而也影响着新闻传播中的时空关系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网络。
从与媒介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形式上看，十九世纪之前的新闻传播主要依靠人力与马通过道路交通来实现连接，不仅速度慢，传播周期也比较长。进入电力时代之后，遍布各地的电缆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连接起来，由于传递速度非常快，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原本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差异也就消失了。数字时代到来之后，基础设施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传达世界各个角落成为可能，而建立在平台化基础上的数字新闻生产和传播，都需要通过基础设施平台来实现新闻内容的数据化及数据的收集、存储和运输。因为平台就是用来组织用户的互动的可编程的基础设施。多种来源的新闻内容在被转化为数据之后，通过基础设施传入平台的数据接口并在平台内进行整合。媒介的基础设施在此过程中将人与技术聚合起来，按照因果和相关等逻辑关系，通过计算机语义关系网，在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接收者之间建立起关联。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可以看作是微处理器和网络环境连接的结果，从而保证了算法能够以最小的时间间隔在全球信息网络上运行。基础设施对新闻价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首先，基础设施连接着不同的地理空间并决定着新闻的传播速度，由此能够影响新闻的时效性，以及由于传播速度所导致的时间和空间关系的变迁；其次，基础设施还通过算法将不同的新闻内容以数据的方式关联起来，影响着新闻价值中的相关性。
虽然在数字时代以前，新闻的相关性已经以地理或心理相关的方式影响着受众的新闻消费，但是数字时代基于高速传播信息的基础设施和计算机语义关系所建立起来的关联，远比数字时代之前的范围更广。数字技术在新闻生产中的普遍运用已经改变了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传统新闻生产中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主要依新闻工作者的个人经验而定，这种标准是建立在主体对客体事物的理解之上的，即以人类主体之间的集体意识为标准来对外界进行认知和感受。这样一种主体间性使得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科学知识、对问题的理解、理论思维和实际行动来诠释世界的实践与意义结构，对新闻事件进行关联和诠释，然而却忽略了技术的维度。从以印刷技术为代表的纸媒时代，到通过光电模拟信号来传播的广播和电视时代，乃至当下由电缆和光纤组成的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媒介技术都直接影响着新闻信息的传播以及新闻的价值标准。特别是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行业中成为主流技术后，算法通过计算机语言进行意义的拆分、识别和储存，将内容演化为数码物并在不同的客体间进行关联，从而在作为主体的人之外建立起关系网络。在此过程中，数据作为一种客体物，在基础设施上通过聚合的方式产生了关联。数字技术使得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已经突破了人的主体经验的限制而更多强调客体间的关联，这便是新媒介技术所造成的结果。因此，数字新闻时代需要通过客体间性的概念来理解媒介技术系统及其内部的新闻生产与传播机制。
由计算机语义关系所建立的数据之间关系正是客体间性的基础。在许煜看来，数据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一种数码物，其建立的客体间性既包括客体内部与外部关系的物质化———“技术将不可见成分或方面变为可见和可测量的形式，从而实现各种关系”，这个过程亦即将事物转化为数码物的过程；也包括物质化之后的个体间性创造出的一种自身环境，将自然的与人造的事物连接起来。在物质化的过程中，计算机语义系统将事物转化为数据后便建立了各种关联，其间以因果和相关的方式形成了数据库与网络。媒介本体论的视角将新闻的生产与传播的过程抽象为内容被物质化为数码物的过程，而数码物所构成的网络本身就是一种关系网。在以数码物为核心的数字新闻时代，关系取代了内容而成为新闻中的关键问题。数码物所建构的周遭环境，同时将人与技术物都纳入媒介系统中，并决定着媒介中人与人、人与物，以及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内容并不是数码物的关键问题，真正重要的是关系，数码物所构成的网络同时也是一种关系网；技术物本身包含了周遭环境，也就包含了人的因素，从而也决定了媒介中人与人之间、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等。在数码物与媒介基础设施的关联下，贯穿全球的电缆和光纤所组成的通信网络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关联起来，这样就用时间消灭了空间，也造就了共时和共在。海德格尔在观察了电视、收音机和飞机等能够以较高速度进行传递的新技术之后，发现新技术正在让物理地点、人和时区之间的距离消失，所有物由此聚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同一的无距离”。通过聚合所形成的人与物的关系网，以及时间与空间的关联，正是客体间性的体现。
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通过长期隐藏在媒介背后的数码物和基础设施来分析媒介的时间、空间和相关的本质，可以进一步帮助人们理解技术是如何影响新闻内容和新闻价值的。数字化或者是算法化意味着人生活在基础设施之中，并通过这些基础设施来生活，而这些基础设施本身又受到更深层次的数据基础设施的监督、维护和控制。从基础设施和数码物的物质性视角审视技术对媒介的时间性和相关性带来的影响，则能够在新技术环境下深切认知新闻价值的变迁。
不同媒介技术条件下的基础设施决定着新闻信息传播的速度，以及时间与空间的关联。时间性是基础设施的核心问题，并且决定着空间。纵观媒介技术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信息传播的速度如何影响媒介的时间性与信息在地理空间层面的传受关系，以及时效性在新闻价值判断标准中的地位是如何变化的。信息生产和传递的周期决定了新闻的时间性。纸质媒介时代的新闻主要由人力、马车、铁路、轮船等交通运输系统传递，传播速度慢，从事件发生到传播对象接收的过程也非常漫长，少则几日，多则几个月甚至半年。因此，电子时代以前的新闻生产建立在延迟性的基础之上，事件从发生、报道到接收之间存在的时间差决定着新闻的价值。报纸的本质是“日历上的巧合”，因为日报上所有的新闻故事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发生在昨天。定期和新近、普遍、公开一同构成报纸的四大重要特征。在世界上报刊最早起源于德国，其报纸（Zeitunｇ）一词在意义上表示的就是“时间化”，而杂志（Zeitschrifｔ）也是“时间（Zeit）”和“文字（Schrifｔ）”的组合（Ｐ38）。与此相似的是，在我国的近代新闻实践中，戈公振也把“定期性”看作是报纸的重要特征，在特定的时间间隔内新闻的公开过程不断地有规律地重复着。然而，无线电的发明开启了人类信息传播的新时代，媒介的基础设施和传播速度彻底发生变革，从而也改变着时效性在新闻价值中的地位，产生于十九世纪的电报技术则彻底打破了新闻的传播格局。至此以后，人类社会进入到了声光电的时代，并因此带来了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巨大变迁。信息以光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传输，无论物理距离相隔多远，都能够实现“共时”与空间上的“共在”。遍布于各地的电缆在高速传递信息的同时，让符号的流动不再受到交通的局限，电报的发明第一次让信息传输在技术上摆脱了对物理交通的依赖，远远超过了书写和印刷文字的传播能力，也将传播从地理局限中解放了出来。新技术不仅仅带来了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新体验，也因为传播所建立的新的连接，使事物之间产生更多的新关联。
对于新闻行业而言，电报和遍布于各地的电缆使得本地新闻和那些没有时效性的新闻失去了在报纸上的中心位置。“报纸的财富不再取决于新闻的质量和用途，而是取决于这些新闻来源地的遥远程度和获取的速度”。当时，电缆所铺设的范围和发布信息的费用还比较高，尚属于竞争性资源，也是每家媒体竞相争逐的资源。当整个行业为了寻求信息传递的速度而普遍使用电报时，信息的传播速度变得比信息来源更加重要。受制于基础设施的新闻传播速度越来越成为影响新闻的首要因素，新闻时效性的地位也达到从未有的高度。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传播速度的提升，时效性成为一种新的媒介商业价值被发现。1834年，世界首家通讯社哈瓦斯社开始开发信息的工业设施，并开始使用电报网。而伴随着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和四大新闻通讯社对全球新闻市场的划分，对新闻传播速度的竞争已经遍及全球。信息在本质上是把时间与价值联系起来的一种商品，决定着媒介在工业时代特有的时间性。因此，时事新闻和信息都成为了商品，而作为商品的新闻其价值高低是由其传播时间来决定的，越不为人所知越是信息，各家新闻社都竭尽所能缩短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时间，杜绝任何中间环节的耽误从而保证新闻的“新鲜”。电报技术保证了新闻以光速传播，其速度之快已经超越了人类感知的阈限，实现了无延迟的传播。
如果说传递电报的电缆造就的是全球电子通讯的基础网络，那么数字时代的光纤和互联网所造就的数字信号传输则是电报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另一种变迁，虽然二者之间传输原理近似，但是前者只能传输信息，而后者还能储存信息。从新闻生产和传播的角度来讲，互联网消灭了新闻事件的发生与输入之间的延迟。新闻事件通过数字技术快速转化为数据，再通过基础设施快速储存和传输，及时送至接收者。“三个时段巧合于同一时空中，这就把它们之间的所有的时间延迟和空间距离都消除了，这也消除了所有的区域性，因为区域性来源于各区域的差异性，比如不同的日历性和空间性。”这些计算组件和它们的基础设施所构成的巨大信息网络，创造了一个新的时间范围，造成了“即时报道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输入的真实效果已经与实时传播合而为一，所以事件的发生、输入和传播构成唯一的，也是同一的时间实时（real－time），从而开启了全然不同的“时间效应”。
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传播速度已经超越了人的感知，但每一次传输都是有中介的，位于基础设施两端的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在物理空间上仍然存在差异，其中存在的延迟虽然非常短暂，但是仍然是不可忽略的。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是通过这种延迟来运作的。所以在媒介的物质性视角下，这种由媒介技术所造成的实时并不是一种人的感知，而是选址（addressing）的结果。虽然在传播者和接收者之间所传递的实时信号速度非常快，但这样的实时并不是瞬时（instantaneouｓ）。这种由媒介的物质特性所造成的瞬时性（instantaneitｙ）不再仅仅是人们以感官就能感受到的当下，而是一种传播在空间中的扩展。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接收者都被分配到电缆或者光纤两端的某个位置，其形式包括电台的呼号、电话号码以及IP地址等，这个位置成为一个新的空间结构中的位置，从而在传播参与者个人中创造出一种新实体。数字时代的传播所连接的并非个人而正是这样的新实体。
在分析数码物的特性时，许煜也发现了这种由基础设施的关联所造就的技术实时。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时间并非感知，而是在技术基础上所建立的事物间的一种关系。古代通过水滴或者太阳高度来计算时间，将时间与外在自然物关联起来；钟表发明以后，时间变成了钟表内部大小齿轮之间旋转的关系，时钟也成为具有同步功能的技术系统中时间存在的一种方式。“时间本身就是一个网络，换而言之，是通过不同物体且在它们之中表达的关系。”然而，技术系统的变化使得某些客体间关系过时或者被取代，同时数字技术的运用也促逼着时钟时间为拓扑时间所取代。拓扑时间关系所建构的是一种物体与此在连接时所产生的客体间关系，即指定事件的发生及其顺序，是一种基于之前、之后和期间的逻辑顺序关系。拓扑时间必须建立在物质性的基础上，之前需要通过笔记本、日历或者记忆来记录这些关系，而今无处不在的数码物以及媒介基础设施，正是拓扑时间的记录载体。所以可以说，数码物所建构的客体间关系之一，就是时间关系。数字新闻的时间性，正是建立在基础设施所具有的物质性特征和数码物所建立的时间关系之上。数字时代的时间也决定着空间并创造着人们与空间的关系。譬如人们在表达地球上的某个地理位置的时候，所使用的GPＳ全球定位系统正是由分布在全球49个地点的260个原子钟决定的，每个地方也会根据抽象的格林威治时间来划分时区从而进行地理空间定位。“在任何情况下，空间都是源于抽象时间，并表现为经度和纬度两个值；这种地理信息也经常被形式化为数码物。”基于数码物和传递数码物的基础设施之间的关联，数字新闻从而也在全球内消除了时间和空间的差异。
媒介的物质性特征强调了基础设施在传播速度和客体间关系的建构上对新闻时效性的影响。媒介技术和基础设施本身就代表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性，而媒介中的时间和空间又是高度相关的。从媒介技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发展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是一个典型的技术话题，而时效性在新闻价值中的地位变化也是由媒介技术———其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所决定的。媒介的基础设施既包含新闻生产所需要的具体设备，也包含新闻传播中必不可少的信息传递渠道。因此在纸质媒介的时代，新闻的时效性是由印刷机（之前为人力，之后发展为蒸汽机和电力）与邮政系统（包括人力、动物、汽车、轮船等）的时间性来决定的，因为发行周期长、传播速度比较慢，时效性的影响非常微弱；而当人类社会进入电力时代之后，新闻内容的输入和传播的速度都已经实现光速，基于电缆、无线电基站、有线电视和光纤等基础设施的高速新闻传播用时间消灭了空间，让新闻接受者能够接触实时的信息，但这种实时并非一种人的感知，而是基于基础设施的物质性特征所产生的特殊效果。虽然时间与人的感知高度相关，但仅仅从感知角度来讨论媒介的时间性，仍然难以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互联网中实现了实时，但是时间和地理空间的差异却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实在性是无法因为人的感知而忽略的。因此，位于基础设施两端的传播参与者之间在时空差异的基础上，通过选址的过程被赋予了新空间结构中的新位置，从而成为一种新实体。这种实体在本质上是一种数码物，而非感知。在共时的基础上，全球各地也因为基础设施的链接和数码物所建构的关联而实现了空间上的“共在”。
在这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基础设施在新闻传播参与者中间所起到的重要连接作用，连接既是产生时间关系的基础，也是实现时间实时和空间共在的基础。无论当今传播速度多快，新闻的延迟性从物质特征上说是无法被消除的，延迟性也决定着新闻价值。特别是在数字时代，新闻的生产和传播都是通过基础设施而转化为数码物，数码物在连接不同时空的同时还让客体物产生了更多的关联，从而造就新的时空环境。连接已经成为数字时代难以忽略的特征，当基础设施出现故障而发生断连（disconnectioｎ）时，我们很难想象会发生什么。因此，数字时代的新闻传播不可忽略基础设施所具有的物质性特征及其对新闻价值的影响。
数码物和基础设施不仅仅影响新闻的时效性，而且还能够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在不同的客体物之间建立关联。从媒介本体论的视域来看，新闻生产的过程就是一种将资料文档、调查报告和数据库等事实和证据进行社会聚合（socialassemblage）的过程，并在聚合中建立相关关系。在互联网技术普及以前，新闻从业者主要通过个人经验来判断新闻价值是否与受众相关，所以新闻的相关性是基于个人认知和社会建构的结果。但是，当下普及的互联网通过算法和大数据，将不同的客体事物转化为数码物，再经过语义关系网在用户与内容、数据和事物之间建立起关联。通过互联网平台端口的转接和传送，客体物和数据之间能够进行快速的转化、输入、存储和传输，最终通过手机APＰ或者新闻网页等交互界面，实现了新闻内容与用户之间的关联。互联网造就的是一种基于人和机器协同使用的标记语言（如HTML，MARC，GMＬ）所构成的语义关系网络，因而其所产生的关联范围要比之前基于记者经验所做出的判断大得多。就新闻的相关性而言，数字新闻的生产和传播通过互联网将进一步扩大与新闻相关的人与事物的范围，计算机网络的引入造就了一种新的相关和链接。
大数据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来实现数据的采集、存储和计算，当下数字新闻的生产和传播建立在基础设施所搭建的平台基础之上。《人民日报》的中央厨房、新浪微博平台，以及头条的新闻处理平台，都是内容平台的典型代表。新闻内容生产者首先通过平台端口将内容输入平台，平台的算法系统继而根据语言处理的语法规则，将内容拆分和转化为能够为计算机所读取的数据，再进行关联、存储和推荐。由于数据量很大，要让推荐算法有序运行就需要建立起关联规则推荐算法，进而从数据库中提取存在相关关系的对象。关联规则推荐算法建立在计算机语义关系网络之上，其中的语义关系逻辑假设不同事物之间具有相关性。于是，通过对用户行为的大量监测，计算机首先把频繁出现的事物找出来，再考察其关联性并进行推荐。传统新闻价值的相关性主要根据记者和编辑的个体经验来判断，即新闻事件是否与受众的利益、兴趣或地理等因素相关，而算法推荐系统则在收集用户的点击、阅读、评论或点赞等行为基础上，按照兴趣类（兴趣的类别、主题、关键词，内容的来源，基于兴趣用户的类别标签等）、身份类（性别、年龄、常住地点）、行为标签（用户行为特点）等相关原则来确定语义标签，从而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信息分类池。在新闻内容分发阶段再建立一个用户分类池，并通过计算机对两个池子中的类别进行匹配。关系数据库与关系演算是计算机进行分类的基础，算法通过比较数据的标签名称而创建关系，所以标签名称本身就代表着某些关系。计算机能够生成和梳理大量的数据和关系，而数据本身既是关系，也是关系的来源。数据的追踪和查询将新闻内容与潜在的内容接收者关联起来，进一步拓展了新闻相关性的范围。这样的改变正是基于基础设施的媒介技术所带来的结果，计算机语义关系网络实现了用户与新闻内容之间的多元关联，而新闻传播也不再只是一对多的大众传播过程，而是在用户个人行为追踪结果与新闻语义分析之间建立的个体化关联，内容的分发从而也实现了去中心化。
语义关系所构成的算法关联和选择其实也是大数据涌现的结果。而在现实操作中，数据冗杂、相关性差、逻辑关系不明是困扰数据处理工作人员的一大难题。大数据只有在搭配了智能技术之后才拥有了分析和趋势预测能力，其中建构的模型也是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难以企及的，这正是数据的相关性所具备的特点。因此，在海量信息中所进行的新闻生产和传播必须建立在计算机语义关系网络的基础上，这样，信息数据池和行为数据池在语义关系的建立中才能不断创造内容意义和新价值。
那么，数据之间的关系如何建立，不同的数据如何储存，结构如何，则成为物质意义上影响算法关联的重要因素。不同的结构决定不同的关系，而平台的基础设施架构决定着数据的结构与关系。社交媒体普及之前的互联网时代，用户不参与信息生产，因此数据的来源比较单一且主要基于特定的计算机（如HTML等）语言，数据本身就是结构化的，数据处理只需要由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RDBMＳ）来完成即可。但是社交媒体的运用大范围地拓展了数据的生成和来源渠道，这些来自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原始数据通过网络、手机和芯片等基础设施得以传输和储存，除了部分结构化数据外，主要是非结构化或者半结构化的，这些结构形式超出了原有系统的管理能力，而且数据的数量又进一步膨胀，对基础设施提出了更多要求———需要大型处理系统以及分布在各地的计算机组群。所以Google采取了大规模分布型文件管理系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发出的Hadoop系统。在社交大数据中建立关联，需要来自全球范围内的大量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及遍布全球的互联网通讯设备，这进一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的关联。
互联网技术及其数据所建构的不只是一个网络，也是可以通过不同的算法机制来建立不同关系，从而建构多样的网络。数字时代的数据结构与相关关系是丰富多彩的，新闻相关性也因此变得更加多元。同时，算法使得这些关系可以被计算和被操控。数字新闻的数据以分析性和连接性为前提，通过数据所呈现出的兴趣、身份和行为特征，互联网在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所造就的关联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而是数字化且可计算的。如果休谟所说的万事万物间存在的七种关系，包括相似性、统一性、空间和时间、数量、性质、对立性和因果关系是基于象征的一种话语关系（discursiverelation），那么，许煜则强调数字时代这些关系已经转变为一种存在关系（existentialrelatioｎ）。前者只能以我们对现象的感知为前提，是一种具身的、以人体器官和认知为基础的关系，而后者则通过关系来描述事物并与其相互关联，这是就数字时代的技术及其物质性特征而言的，数字时代基于数据的存在关系所形成的新闻相关性，从而也更加具有一种媒介本体论的特征。而对新闻内容生产者来说，数码物的可计算性实现了对新闻内容分发和接收行为的计算与控制，能够从个体层面更加精确地把握新闻的特征。当然，这种数字技术带来的可控性也成为西方新闻传播理论所反思和批判的对象，甚至被认为会损害媒介的公共性。
数字时代新闻的相关关系，从媒介本体论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一种客体间性关系。它打破了传统新闻生产中以人为核心的主体性视角，而将作为技术物而参与到新闻生产和传播中的数码物与基础设施纳入考量。数码物所建立的关系网络包含了周遭环境，正如我们的脸书个人页面或微信朋友圈一样。在社交媒体背景下，这些关系几乎决定了关于我们的一切，从朋友、日常生活到时空关系（时间轴，发布地点标记）等无所不包。新闻的相关性再也不仅仅是新闻从业者个人的判断，而存在更加多元的可能性，这也是导致新闻概念泛化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基础设施创建了人与机器可以通过物质化关系进行交互的环境，技术逻辑也参与到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来，人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所以，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不仅需要关注人，也需要关注媒介技术、基础设施和数据在其中的作用。在技术与人的“共生”中，“智能推荐系统和用户在不断改变和‘驯化’对方。
四、结语与讨论
在互联网与社交媒体普及的当下，大量的新闻接收都是通过手机APＰ进行的，用户也主要依托算法推荐来阅读新闻，甚至觉得算法“比自己更了解自己”。手机或电脑装置、无线网络和光纤等基础设施打破了新闻事件的发生、生产和传输之间的时间与空间距离，并且通过推荐算法生产出更多的相关新闻并推送给用户。新闻的时效性在降低，而相关的程度与范围在不断扩大。这都是媒介技术发展及基础设施变迁所导致的结果。传统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主要以新闻生产者为中心，新闻价值也主要是建立在人的认知和经验基础上的判断，并据此对外界进行解释。然而，数字时代的新闻生产已经实现了人与技术的协同运作，人的逻辑和技术的逻辑共同参与到新闻价值的判断中。时间与空间、人与事物在基础设施之上所形成的聚合产生了一种新的时空关系及客体间性，虽然人的主体性地位在其中仍然举足轻重，但是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已经无法忽略。
在融合了传统新闻对人的主体性和内容的关注之后，媒介本体论进一步将作为客体物存在的数据以及基础设施引入，并以人与技术、内容与物质的多重维度来重新思考媒介技术变迁对新闻产生的影响。技术“充满了人”，它们将人类的专业知识具体化，并发挥着促进人类目标实现的作用；同样，技术也充满了时间。因此，媒介的发展及其所蕴含的空间、时间和关系的变迁，都属于技术性话题，也都是以基础设施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媒介的发展一直与基础设施相关，各种数字终端、新闻媒体、社会机构及相关政策不仅仅决定着新闻的内涵与价值标准，更是人们栖居的环境。而长期以来，新闻传播研究对这个与我们无法分离却又藏匿起来的环境有所忽略。媒介本体论从物质性的视角来探讨基础设施对媒介的时间、空间和相关关系的重构作用，并进一步探讨技术对新闻价值判断标准带来的影响。基础设施决定着新闻信息的传播速度，继而影响媒介的时间和空间及其关系。新闻本身与时间的观念高度相关，更不用说印刷出版物的周期与日历同步。但是这些都发生在信息传播速度较慢的时代，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之间存在延迟，而新闻事件从发生、报道到接收之间的时空差异产生了新闻价值。人类进入电力时代以后，电报、传真、电话、广播、电视以及今日的互联网，都实现了信息的光速传播，符号的传递已经打破了地理的局限，传播和交通首次发生了分离。技术造就了一种新的时间和空间体验，新闻的延迟性和空间距离被消除，数字新闻实现了“实时”传播，时间决定着空间。
但是，媒介本体论强调由于物质的中介性所带来的效应，也就是说，传播的参与者通过基础设施产生了关联，即使传播速度很快人们无法感受到时间差异，但二者间的空间差异仍旧存在，无法实现瞬时。从物质性的视角来看，这种实时也并不是基于人的感知，而是“选址”的结果。通过数字地址的分配，数字时代的传播建构了一种新的空间位置。然而，长期以来基础设施沉默无言，隐藏在新闻传播者与接受者背后，也只有在发生故障、信息的链接断裂和停止时，人们才能意识到媒介的存在。这便是彼得斯在《奇云：媒介即存有》中所说的“基础型倒置”，只有发生故障才能让隐藏之物得以从幕后显现，虽然情况不妙但事物的本质却能够得以彰显。我们强调基础设施本身因连接而产生的空间差异并不会因为信息的高速传播而消失，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去彰显媒介的中介性特征，而这一特征，正是媒介的本质，也是基础设施在新闻传播中产生影响的机制与根源。“本体论只不过是被人们忽略的基础设施而已。”特别是在当前网络技术和智能传感器有了突破性发展的前提下，我们有必要打破人类基于身体与器官所建立起来的认知与媒介效果，而重新审视作为物的基础设施和数据在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与事物之间所建构的关系。
同时，基础设施实现了人与技术的融合，新闻内容被转化为数据，并进行标签分类，进而根据语义关系在新闻信息之间，以及信息和用户之间建立关联。计算机语义关系网所产生的关联范围大大突破了传统新闻生产中新闻事件基于重要程度、地理和心理因素所建立的相关关系。正是因为有了建立关系的语法规则与推荐算法，海量的数据才具有了意义，所以数据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关系。建立在数据意义上的关系，摆脱了传统新闻生产中基于人的主体性所建立的关联，转而强调客体物之间所形成的客体间性。新技术在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不断渗入已经使得技术逻辑不可忽略，因而数码物和基础设施等建立起的关系网，是一种形式多元，并且将人与事物都共同纳入到其中的网络。数字新闻的相关性是人与技术、主体与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基础设施和数据本身的可计算和可操作特征也使得数字新闻更容易受到控制，这些都是我们理解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媒介本体论视角下，媒介的中介性和物质性特征被引入新闻价值要素的分析中，共同强调人与技术在数字新闻生产和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新闻价值变化。无论何种技术条件下，新闻都具有媒介的中介性特征，同时其物质性特征也会影响着传播效果。新媒介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将原本隐藏在传播参与者中间的技术物显现出来，当下在讨论新闻价值时，虽然人的经验与判断继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技术的因素的确不能忽略。其实，无论那个时代，何种技术环境，媒介技术都或藏匿、或显现地在新闻传播中发挥作用，决定着人们的境况。数字时代从媒介本体论的视角对技术因素进行解析，进而探索新闻价值变迁的机制，能够揭示出众多之前研究中被忽略但却十分重要的因素，从而加深人们对媒介的认知，进一步思考技术在媒介与社会发展变迁中起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