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决定论不是简单的“媒介乌托邦”，媒介即万物，万物即媒介！
2022/6/27 17:15:29 阅读：770 发布者：
麦克卢汉是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师从英尼斯，被称为20世纪最富有原创性的媒介理论家、思想家；他的主要著作有《机械的新娘》、《人的延伸：媒介通论》、《媒介即是信息》。
技术的任何进步都会使人类更有效地生活和劳动，媒介具有有机体的性质，它的任何发展都能够延伸人类的五官功能。文字是视觉的延伸，无线电通讯是听觉的延伸，计算机是人脑的延伸……每一种媒介发出的讯息，都代表着或规模、或速度、或类型的变化，所有这些都会介入人类的生活。因而这里的讯息，从技术特征上看甚至显得比内容更重要；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不是传播内容，而是时代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和带来的社会变革。总之，新媒介一旦出现，这种媒介形式本身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信息，并引起社会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介本身就代表着某种时代的信息，媒介就是讯息，传播工具就是传播内容。热媒介指讯息鲜明度高的媒介。通过这类媒介，受传者不需要维持感觉平衡，任由某一感官单独承担接受讯息刺激，不必补充和想象即可参与来完成接收讯息的活动。如广播，无声电影，照片。冷媒介指讯息鲜明度低，受传者必须平衡使用多种感官，进行想象补充来完成接收活动的媒介。如电视，漫画，卡通画，电话，口语等。媒介的发达使地球成为一个全球村，电子媒介使信息传播瞬息万里，整个地球在时空范围内缩小为弹丸之地，结成相互作用的小社区，人不再只专精于一门。全球经济趋同、整合，游戏规则走向同一；网络生活同一，世界结为一体；时空差别不复存在，昔日遥不可及的海角天涯刹那可达。谁不说这就是弹丸之地？这是一个著名的公式，他从媒介演化历史的角度去概括人类的历史，为解读历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他认为，人类历史上一共有3种基本的技术革新。其一是拼音文字的发明，他打破了部落人眼耳口鼻舌身的平衡，突出了眼睛的视觉。其二是16 世纪机械印刷的推广，这就进一步加快了感官失衡的进程。其三是1844年发明的电报，他预告了电子革命的来临，电子革命将要恢复人的感官平衡态，使人重新部落化。
1、强调媒介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初步形成媒介技术论；2、媒介即人的延伸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的媒介作用机制；1、媒介决定论：媒介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唯一因素，忽略了信息内容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等其他复杂因素——唯一性；2、媒介延伸论：强调人体与媒介工具的关联，并以此解释人类社会的全部行为——片面性；3、媒介二分论：热媒介与冷媒介的分类很不科学，甚至前后矛盾——矛盾性；4、泛媒介论：将媒介的外延无限扩大，甚至认为“石头”等都是媒介——绝对性。长期以来，“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污名化的标签，常被用以攻击强调技术重要性的一切理论观点。然而这通常批评的是来自政界、业界和智库式学者的“媒介乌托邦”思想，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远非实证研究的学者们想像得那么狭隘，也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推论。所谓的媒介技术决定论是指人类被悬置于媒介技术营建的环境之中，其观念和行为受制于媒介化环境的限定，因媒介技术的变革而重构。这种视角对传播思想史研究特别有启发。事实上，任何一种成功的新媒介在登上历史舞台时，都会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社会观念产生冲击并进而发生观念与文化的变迁。传播思想史的历史使命便是将传播技术作为一种整体介质和生存环境，并以此为起点来讨论它如何建构公众与世界尤其是公众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如何不断建构公众头脑中的观念，媒介技术系统与社会文化系统之间是如何调校彼此关系的。在这个传播技术发展已经严重失控的时代，正视和重估传播技术决定论理论价值的那一天终将来临。技术决定论不是简单的“媒介乌托邦”，在媒介环境学尤其是麦克卢汉看来，媒介即万物，万物即媒介，凡是可以中介某种人类传播的介质均可以看作是传播媒介。一张餐桌、一个教育系统、一杯咖啡、一个教堂里的讲道台、一个图书馆的阅览室、一个油墨盒、一台打字机、一套集成电路、一间歌舞剧场、一个议会都不是为‘散播信息’而造的。它们不是‘媒体’，但是它们作为散播的场地和关键因素，作为感觉的介质和社交性的模具而进入媒介学的领域。没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渠道，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就可能不会有我们所了解的社会存在。因此，如果将“魔弹论”理解为一种媒介如广播或者是电视造成的后果，这毫无疑问是很难成立的。但如果将“魔弹论”看作是整体媒介场域或者是整个世界媒介化的后果，那就比较容易理解。在现代性的社会关系中，技术从帮助人们开发和呈现世界转变为促逼人类在其设定的关系中生活。以今天的媒介技术为例，社交媒体的媒介化生存方式已经成为一种现代人无法躲避的生活方式，完全由不得个体选择，除非个体想远离其社会关系。面对如此强大的媒介技术，连媒介乌托邦所说的因果关系式的“决定”都不存在了，因为人类已经无法预测和言说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进化速度，更无法断言人本身可能会受到的影响。如果是这样来理解传播学，那毫无疑问是发现了传播研究的另一片天地。所以，为什么不能以直面的态度来应对媒介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要对媒介决定论进行污名化，这种污名化无疑在驳斥了“媒介乌托邦”思想之后，阻断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思路——一一种真正用传播学的方式理解世界的独特路径。事实上，有很多传播思想史研究就因为担心被攻击成技术决定论研究而不敢鲜明地呈现自己的观点，于是其研究就成为了缺乏想象力的档案说明。这对传播思想史研究是一种重大的伤害，如果不持有媒介技术决定论的视角，传播思想史很难将现象和问题说清楚。因此，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正名，应当是传播思想史研究者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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