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拉马雷及其他女权主义理论学者看来，女性话语在我们的社会里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女性的思想受到低估。如果女性试图消除这种不平等，男性对传播的控制会将她们置于非常不利的位置。男性创造的语言“有助于定义、贬斥以及排斥女性”。女性因此成为无声的群体。
女性是失声群体这一思想，最早由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家埃德温·阿登勒
（Edwin Ardener）提出。他在专著《信仰和女性的问题》中强调了一种奇怪的趋势，即许多民族志学者在未曾引述任何由女性构成的半个社会的文献的前提下，却敢于声称已“破解”了某种文化的密码。田野调查研究学者常以很难找到足以作为文化信息源的女性资料等理由来辩解这一类的疏忽。女性“年轻时爱傻笑，年老时怨念十足，拒绝回答问题，嘲笑研究主题”，通常会让接受科学（男性化）调查方法训练的学者无所适从。4阿登勒承认这是事实，但他也提醒他的同事们，一个把与女性的对话作为唯一基础来描述部落男性的人类学家，是多么值得怀疑。
阿登勒最初认为忽视女性经验是社会人类学独有的性别问题。但在跟牛津的合作者雪莉·阿登勒（Shirley Ardener）一起研究时，他开始认识到这种失声现象的根源是缺乏权力，这困扰着占据图腾柱底端的每一个群体。不具备影响力的群体很难表达他们的感受。埃德温·阿登勒表示，这些人的“失声结构是‘存在’的，但无法被主流结构的语言所‘认识'”。他们被忽视、被消声，最终被视而不见一“只是别人宇宙内的黑洞”。
雪莉·阿登勒警示说，失声理论不意味着失声群体总是沉默的。重点在于这些人是否在他们需要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自由地表达，还是他们必须“要对自己的想法重新编码，使得它们能够在公共领域里被人了解”？克拉马雷认为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权确保了公共表达代码不可能直接适用于女性。她延伸了阿登勒最初的概念，以解释为什么女性是沉默的，以及她们怎样才能解开男人对公共传播模式的封锁。
克拉马雷认为，一度盛行的、语言中的公私差异方便人们夸大性别之间的不同，据此划分两性活动各自的半球。当然，这是黛博拉·坦嫩已经踏入的陷阱。按照两性各自占据一个半球的逻辑，人们认为女性对话适宜的场地就是在家里一人际沟通的“小世界”。这一私人世界与重要的公共辩论之“大世界”一男性对话交流的地方一相比，多少显得不太重要。克拉马雷想知道假如有这样一个单词，兼指公共联系与私人沟通，情况又会怎样？如果每个人的词汇表里确实有这样的单词，人们就会认为两性活动的半球同等重要，而且两性之间的相似性远远比相异性更为重要。
克拉马雷最初的假设是，“女性与男性认知世界的不同方式，缘于劳动分工使两性产生不同的经验与活动。”克拉马雷反对弗洛伊德“解剖学即命运”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观念。她确信正是两性间的权力差异决定了女性会以不同于男性的视角看世界。尽管女性自身有很多不同，但在大多数文化中，即使不是所有文化中，女性对话受制于男性的控制与审查。法国存在主义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宣称，“我是女性：这个事实有必要再进一步讨论”，强调的正是女性这种共同的感受。在克拉马雷看来，女性面对的问题是，有关世界如何运转的深入讨论从来没有被放入公平的赛场。“男性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认知系统居于主流，这阻碍女性自由地表达对世界的另一种认识。”
克拉马雷强调的正是这个。男性占据公共表达模式，主导类似讨论的架构。假如男性想要为不公平的赛场一类的观点抗辩，他们可以借助体育领域类似的用语进行争论。但如果女性想参与这个有关竞技比喻的讨论，她们也必须用男性的语言模式来进行。
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认为，认知的程度就是命名的程度。如果真是这样，有能力命名的人，就拥有可怕的力量。克拉马雷指出，男人对主流表达模式的控制，已经制造出大量针对女性对话的贬抑之词一刁钻刻薄、恶毒、尖刻、饶舌、闲谈、说话尖酸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并不存在相应的贬低男性对话的单词。
你或许会认为这类词语偏向仅限于描述人际对话，那不妨考虑一下英语中用来形容个人性生活放纵的单词。仔细数下来，有22个与性别有关的单词指称行为放纵的男人一花花公子、种马、浪子、小白脸、吊儿郎当者、淫荡、好色之徒、色鬼，等等。而指称性行为放纵的女性，则有200个以上的单词一荡妇、淫妇、妓女、娼妓、堕落女、情妇、浪荡女、贱妇、妾、拉客妓女、婊子、顺从女，等等。"绝大多数与性行为有关的调查显示，拥有多个性伴侣的男性，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女性，因此，毫无疑问，女性如此之多的骂名是服务于男性利益的。
即便公共表达模式提供充分的描述女性经验的词汇，如果女性的表达方式被忽视或遭到嘲弄，她们仍有可能保持沉默。事实上，被克拉马雷形容为“随性男孩”的文化机制将女性的艺术、诗作、戏剧、电影剧本、公共演说及学术论文统统排除在社会主流传媒的视线之外。历史上女性在长达500年的时间里无法涉足出版业。直到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了女性传媒，女性才能通过印刷品持续行使其影响力。因此，克拉马雷认为传统主流媒体是由男性主导的表达。
早在埃德温·阿登勒指出女性角色缺席人类学研究很久之前，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 Woolf）就因女性在历史上缺乏地位而提出抗议。这位英国小说家发现男性在虚构类作品中刻画的女性，与同一时期出现在历史书上的女性很不一致。
“在想象的世界，她至高无上；在现实的世界，她无足轻重。她的气息浸满了一页又一页的诗篇；在历史上却从来看不见她的身影。”女性主义作家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认为女性在历史上的缺席，是男性学术圈的封闭造成的。
人们一度认为网络的到来会终结男性守门人的角色，至少从接入网络的便利性来看。然而，克拉马雷进行的研究表明事态并非如此。她指出：“就在我们发展用于研究男性的必要工具时，女性与男性传统的权力关系得以迅速地在网络空间建立起来。”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互联网早期的设计者与使用者几乎全是男性。在2000年，网络的使用者中有半数是女性，但“如果考虑到使用电脑的时间、设备类型以及编程影响等因素，各个方面的精英几乎一面倒的全是男性…”。例如，虐待女性是被广泛研究的主题，但网络中有大量的数据库没有为暴打一词设立独立标签。搜索“网络中的女性”一词时排名第一的链接是《花花公子》的裸照，这时你会意识到你使用的网络类别搜索绝不是由女性设计的。”克拉马雷认为，尽管网络能增加女性之间跨越时空互动的便利性，但它看上去更像是男性的论坛与游乐场。
克拉马雷确信是对话造成了性别差异，因而要人们特别注意用来描述网络的比喻。以下4种常见的比喻表明了女性为什么在网络中依然保持沉默，以及两性间的平等尚有待实现。这些比喻能够说明问题；每一种比喻都勾勒出一种对应的思考方式。
信息高速公路。这一早期乌托邦式的比喻忽视了现实的社会及经济结构。接入网络的启动成本使得早期的网络成为所谓的付费“公路”，全世界只有很小比例的女性负担得起。数字鸿沟还在增大。付得起费用的女性将会发现“互联网的基本概念、分类系统及内容反映出，它基本上既不欢迎现实中的女性，也不在意她们的兴趣”。
新疆界。克拉马雷指出这一比喻让人联想到冒险者可以为所欲为的荒野。针对初级教育的研究显示，小男孩们很快就知道他们可以而且能够把女孩子从学校的电脑旁推开。在许多女性看来，网络上混乱的无政府氛围不具吸引力，尤其是当她们每次在论坛上发贴都会遭到谩骂时。为了避免网络骚扰，一些女性在参与讨论时会假扮成男性。
民主。个人在网络空间可以匿名表达意见，就像是在保护隐私的投票亭里一样。这种隔离对女性而言是有好处的。“与喧哗、浮夸、自我驱动的谈话性广播节目不同，安静的网络使女性获得真挚的坦露自我的空间。””但是，作为个体，她必须熟悉网络表达，而且最好能流畅运用网络通用语一英语。克拉马雷指出网络民主化的负面影响是任何人都可以上网发贴，哪怕是发一些没有事实基础的内容。她又补充说：
当然，对女性而言，试图弄清真相将是终其一生的工程。我们从来不是知识的制造者。但我们已经学会对被告知的“真理”保持怀疑。现在，我们对于猜想必须更加小心翼翼，这对我们来说不再是新的问题。全球社区。在克拉马雷看来，网络有可能成为一个便于全世界志同道合的女性互相联系、用户界面友好的地点。女性可分享对乳癌、饮食失调、育儿、同性旅游、生态、和平、灵性等全球性题材的信息和想法，或者仅仅是她们对老板的怨念，特别是在某些不便当面表达的时候。不过，网络似乎只能为在线的网友提供社群交流，而无法鼓励那些不在线上的人参与。而且，经过伪装的男性闯入者总是破坏那些试图建立信任感的“女性专属”网络空间。
互联网规范已经确立了它的男性指向，但克拉马雷认为由于技术的互动性，网络空间仍有很大潜力成为适于女性的人性空间。在她的想象中，“计算机终端将连接诸如自助洗衣店、庇护所、日托中心等等社区系统一它们提供足够的支持，大多数人利用互联网就可获得服务。””而在这之前，许多女性还会持续保持沉默。
克拉马雷列出了许多女人用来讨论其感受的备用渠道—数百年来一直被女性所采用的日记、日志、信件、口述历史、民间传说、八卦、吟诵、艺术、涂鸦、诗歌、歌曲、非语言行为的模仿、妇科医学手册，以及一大群“有待于我们了解其丰富性与多样性的‘非正统'作家”。”她称这些表达是掩藏在男性正统性下的女性“颠覆”。
男性通常会忽略女性通过备用渠道进行分享的意义。事实上，克拉马雷深信“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在理解异性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9她认为这既不是由于两性间的生物差异，更不是因为女性试图隐藏她们的感受。克拉马雷指出，男性对女性所思所想浑然不察，只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曾试着去了解。英国作家戴尔·斯彭德（Dale Spender）担任《国际女性研究季刊》主编时，对于男性的无知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她建议说，男性必须要认识到，倾听女性的意愿必然伴随着对特权地位的放弃。“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女性停止沉默而男人不再支配，某些男性就觉得这很不公平，因为他们丧失了许多权利。”男性可以故作无辜地宣称，“我从来理解不了女人”，这样就能回避对平等的要求。
克拉马雷与保拉·特莱切勒（Paula Treichler）于1985年编撰了一本女性主义词典，为未被收入《韦氏新国际大词典》的女性词汇提供定义，而对某些被收入《韦氏》的词汇则给出了女性视角的解读。该词典于1992年再版，它“将女性置于中心地位，从全然不同的视角重新思考语言”。当然，克拉马雷与特莱切勒不认为所有女性都以同一种方式使用这些词汇，更不认为女性是一个单一性的集体。她们在词典中纳人了由女性定义的大约2500个单词，足以说明女性在语言方面的创造力，这一努力有助于改变女性沉默的地位。
克拉马雷与特莱切勒的词典里可能再找不出一个单词像性骚扰那样，足以说明女性主义传播学者的重大成就一为女性经历编码，使其进人被社会接受的主流语言。尽管工作中使人不快的性关注数不胜数，但直到近些年来，女性才创造了这样一个通用语，以标注女性生活中的既成事实。
1992年，《应用传播研究学刊》刊载了30个发生在传播系教授与学生身上的故事，故事的主角都曾因受到某个具有学术权威的人的性骚扰而饱受羞辱和创伤。
其中只有两个事件与女性无关。正如克拉马雷所指出的，“性骚扰的现象无处不在，并非随机发生。”
克拉马雷指出，性骚扰一词首见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场官司，它是唯一一个由女性定义的法律术语。参照1991年女律师安妮塔·希尔（Anita Hil）因指控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性骚扰而在国会听证会上陈述证词时参议员们的反应，它足以说明女性如果想获得定义权，还有待更多的努力。而失声群体理论也将继续它对抗男性话语权的斗争。
女性主义学者坚持认为“女性经验中最重要的传播活动一仪式、词汇表、比喻与故事一是重要的研究资料”。”克拉马雷主张权力问题是一切人际关系的核心。在本书第二部分的“关系维持”，关系辩证法和互动观点两大理论都支持克拉马雷的论点。巴克斯特与蒙哥马利的关系辩证法认为，放弃一部分个人权力的意愿是分离与联系这场拉锯战的关键。瓦茨拉威克的互动观点则指出所有沟通或为对称或为补充。
至于男性的动机显然更难确认。坦嫩指责克拉马雷等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男性有意控制女性的观点。尽管坦嫩认为两性沟通风格的差异有时会导致权力的不平衡，然而与克拉马雷不同，她倾向于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两性之间的“不同风格”造成的。坦嫩警告说，“即使不存在支配或运用权力的动机，也会导致不良情绪以及对恶意动机或品行的指责。”克拉马雷则斥责坦嫩为男性滥用权力提供辩护的行为，即使从最善意的角度去看，也是过于天真的。她指出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男人们经常无视甚至嘲笑女性对某些问题发表看法。克拉马雷不认为这是风格差异。她把研究焦点放在政治、教育、宗教、法律和传媒等体系上，它们正是那个涵盖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的层级结构的支撑。个人对失声群体理论的反应，取决于你是这些体系的受益者还是被害人。
对于那些愿意倾听克拉马雷主张的男性及女性而言，由失声群体理论培育的意识会促使他们停止使用那些代表着权力不对等的语言。性骚扰一词显示了女性语言如何被纳人公共词典，代表女性共同体验而发声。克拉马雷与特莱切勒1985年编撰女性主义字典时，诸如约会强暴、玻璃天花板与描述职业女性生活变化的二次换挡等词甚至还不曾出现，而现在它们常常被用来表示女性直面的社会与职业上的不平等。克拉马雷提出的女性是由男性制造出的失声群体的观点，有助于改变两性之间传统的沟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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