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含义
文化帝国主义是指不用军事暴力征占其他国家的领土或者控制其经济命脉和人民生活，而主要通过媒介传播意识形态、思维体系、行为准则、社会制度、身份人权等手段来征服和控制人的头脑和人的意识形态，以达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发达国家获得利益的目的。
美国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帝国主义有三种方法，即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军事帝国主义谋求军事征服，经济帝国主义谋求对其他民族进行经济剥削，文化帝国主义谋求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在他看来，文化帝国主义是最巧妙的，并且如果它能单独取得成功，也是最成功的帝国主义政策。它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也不是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心，以此为手段而改变两国之间的强权关系，文化帝国主义不同于军事暴力、经济制裁和政治手段的控制与渗透，它主要是企图通过文化传播和文化入侵的手段达到奴役和控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目的。
（二）实质
文化帝国主义是以一种自认为更高的文化和更吸引人的政治观念的说服力来实现对他者从心里到意识，再到行为的控制和导向性影响的。文化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入侵和侵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他要遏制别国的发展，而使世界大同一，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奉行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衡量标准，让文化变成单一化、西方化。
实质上，文化帝国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他国的新型途径。以文化渗透、文化入侵为主的文化帝国主义成为新型的入侵手段，它能打破国界的限制，并且隐秘性极高。与传统的暴力入侵相比具有成本低、效率高、传播快等特点，而且极能俘获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内心，使其“自愿”接受西方的文化。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又可以宣传自身的“优秀文化”来腐蚀其他国家和民族人民的内心，进而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以此来维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领先地位。
该主义是为了追求和实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最大利益。文化帝国主义就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和压制他国利益的一种手段和策略。
文化帝国主义是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很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利益，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强行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思维框架和行为准则，想让文化全球化变成文化西方化，这是与世界文化健康发展背道而驰的，这不仅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不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
（一）萨义德的”东方学“（后殖民主义理论）
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主要针对对西方文化而阐发的，在《东方学》（《东方主义》）这本著作中，他首次对后殖民主义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批判的声音。萨义德认为，西方人的传统观念中被西方中心的思维牢牢限制了，总是以一种高高在上的自我中心态度来审视东方文明，这就造成了后殖民时代的一种对东方文化的理解虚幻。这种由于历史上的西方对世界的领先导致的霸主思维，将东方文明进行了扭曲化，置于被支配地位后，产生了所谓的“东方学”。
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提到：“正是霸权，或者说文化霸权，赋予东方学以我一直在讨论的那种持久的耐力和力量。”“东方学”体现了西方政治霸权之下的西方式理解，并且这种话语权牢牢地为西方中心思维服务，在已有的西方霸权意识框架下形成文化互动体系。
“东方学”是形式上的东方文化表象，实际上它确是西方霸权文化的一个发展分支，能够迎合根植于所有西方中心主义者的创造思潮，其背后的意图、控制欲望隐藏得比较深。萨义德认为，文化研究其实是对于霸权控制的一种对抗形式，企图将自身的思想解除文化枷锁，达到无霸权、无偏见的理想状态。正如萨义德所说：“人文研究是以理想的方式寻求对强加的思想限制的超越以实现一种非霸权性的、非本质主义的学术类型”。
（二）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
汤姆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个笼统而发散的概念。总的来说，大致可以把文化帝国主义理解为国家利用政治霸权将一国的文化移植到另一个国家当中。汤姆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下，研究文化移植的四种形式，即文化能够由帝国主义媒介形式、“民族国家”代表形式、资本主义同质化形式以及现代性泛滥形式进行话语传播。
汤姆林森力图塑造出一个理性客观中立的形象，但本质上是在曲解和否定文化帝国主义的四种移植形式。例如，他的帝国主义媒介并不接近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其中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帝国主义媒介的研究普遍并未深入分析其政治经济上的不合理性，而是围绕着文化支配层面进行解释，从而给人以一种帝国主义单纯进行文化分析的印象。
第二，媒介不是现代化的本质，或者说媒介只是一种工具，不是目的。因此媒介不会决定文化的全部内涵。所以，汤姆林森的主张是媒介应当站在非意识形态的地位进行解读。
第三，汤林森认为，媒介不会产生多种文化形态，也不会造成文化的异化，而那些相反的观点总是将媒介作为一种可分析的文本对象来处理，这种情形下媒介传播价值遭到了误解。实际上，不同的族群、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对于媒介都有着不同的解读，而且十分杂乱，这种体验并非是一种单向的文化输入，而是文化之间的共同重理解。例如，观众不会受到电影媒介的单向牵引，而是各个观众都重新对电影媒介进行理解。
汤姆林森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解析是西方中心化和全球文化同质化的，对四种文化帝国主义传播形式的解读更是充满了霸权思维和殖民思维，对资本主义文化侵略产生的后果进行了辩护和曲解。所以，《文化帝国主义》一书，并非要消弭文化帝国主义，而是通过种种形势对它进行话语维护。
（三）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福山是冷战后“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他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从根本上打败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这对“老对手”，而未来的敌人仍处于襁褓之中，没有形成威胁。西方民主主义的潜在敌人是原教旨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由于他们天生存在中种种缺陷，无法与强大的西方民主主义抗衡。历史终结在了民主主义的自由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之中，“战斗圈内的竞争者只留下一个人，即自由民主——个人自由和人民主权的学说”。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指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治现阶段以及将来无限期内的最佳形式，消费文化是全球化和西方化的主导，将来必将只有一个意识形态同质化却又精彩纷呈的世界。他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先后战胜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而且仍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塑造先进的文化，是人类普遍欢迎的政治理想。
福山用于立论其历史终结论的哲学前提并不十分准确，对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等思想家的观点的解释存在问题，其观点中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倾向，此外，福山用乐观的普遍主义对待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的态度在基础上即是不正确和有失偏颇的。福山的解释明显是在支持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在宣扬西方的文化霸权，因此他的理论并不能令人信服。
（四）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文明的差异及各种文明之间冲突是正常存在的，现代化并不简单指全盘西方化，西方的民主模式在其他的文明中并不普遍适用，且西方式的文明在亚非等国家看来更不如说是帝国主义和权主义。亨廷顿不承认经济利益的矛盾会简单地导致政治纷争，他认为宗教信仰、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等不同的精神因素，同经济、军事等物质因素相比，对政治结果会造成更大的影响。
亨廷顿将世界文明分为包括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非洲文明的八种文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由对民和国家的小范围认同逐步转变为对更大范围的文明的认同，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也从开始的按意识形态变成按照文明间的关联重新组织。
文明的冲突主要有宏观和微观两种情况，属于相异文明的邻近国家或一个国家中属于相异文明的群体互相存在冲突，这是在微观层次上；相异的文明中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之间存在冲突，这是在宏观层次上。亨廷顿认为，文化差异往往会受到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复杂影响，所以，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往往就比简单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导致的冲突在范围和规模上更大更剧烈，更难以调和，而且这种冲突往往是长期性的持续性的，很难轻易地结束。
与福山的乐观态度不同，亨廷顿对的西方文明的衰落心怀忧虑，他的“文明冲突论”一经发布，便引起了无数的纷争和批评。对其进行严厉批评的原因可能在于他认为只有文明冲突才是当今世界冲突的根源的观点大概不能令人信服。文明差异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很多大范围的冲突，但它只是诸多因素中的一部分。
（五）席勒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系统阐述
赫伯特·席勒是第一个系统阐述“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学者。其在《传播和文化支配》中首次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做出了定义，该书被认为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代表作。
在理论层面上，文化帝国主义表现为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不对称性和不平等的结构，也就是说，在两个文化体中存在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与19世纪存在的旧的帝国殖民体系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它们此时的载体不再是政治或军事，而是文化。
作为“文化帝国主义”术语首创者的席勒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也强调了这一特征，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过程”，通过它“一个社会被吸收进现代世界体系之中，而该社会的统治阶层或是被吸引，或是被强制，或是被贿赂，而使自身的社会体制适应于或是有利于该体系支配性中心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也就是说，文化帝国主义造就的依然是一种不平等的等级隶属关系。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今社会中，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活着的”和“未被终结的”理论，迄今仍处于“未成的状态”。
（一）顶着自由的旗号实行信息霸权
信息量的掌握很大程度与国家的发达程度成正比，发达国家人口数量不多却拥有全世界80%的信息量，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巨大却仅占了20%的信息量。信息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信息量决定着文化的影响力。发达国家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在文化传播上占据绝对的影响力，传播的不平衡容易损害文化的多元性，导致出现“文化同质”现象，顶着自由流通、自由传播的旗号，实行文化霸权主义。
（二）抢占新时代的话语权
新媒体时代，麦克卢汉的“全球村”不再是理论，而是成了现实。信息社会的文化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媒体。掌握了新媒体的话语权，在文化传播这一块就占领了制高点。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交网络的广泛应用，信息化社会的媒体布局已经形成。新媒体拥有门槛低、易传播、易接受、廉价等特点，多对多的传播形式、人人都有麦克风，都能在自媒体上发言，更能迎合受众的使用时间。新媒体传播快捷、便利的优势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平台。
（三）信息技术助长文化侵略
信息技术是中性的，是手段和工具，本身无善恶。技术的设计与理论的架构中就隐含着开发者的思维、价值取向。譬如，智能手机的键盘就是符合欧美人思维的26键英文字母。信息技术发轫并兴盛于美国，在发展中渗透着美国的痕迹，甚至表现出强烈的以美国为中心的特点也是无可厚非的。这种渗透是潜移默化的，极易造成巨大的“数字鸿沟”。
（四）对传统文化进行侵蚀改造
随着全球化的进度不断加深，中国传统文化也在积极地向世界传播，积极地“走出去”。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走向世界的同时也成了“文化帝国主义”利用的对象，尤其是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包装后再转向国内进行宣传。例如，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等美国大片，借用的是中国文化，但传递的深层次意识还是美国价值观。
（五）利用高新技术侵蚀本地语言
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语言和文字是一个民族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特征。发达国家利用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加速语言的侵蚀，推广国际语言，重视英语的运用，压榨母语使用空间，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正在消失。
（一）捍卫信息主权，维护文明多样性
积极发挥民族国家在文化发展与保护方面的作用，确保信息主权和文化主权不受侵害，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民族国家是现今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主要载体，因而也是抵抗文化帝国主义的主力与后盾。所以，从国家层面加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重视和保护是首要的、根本的方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无不意味着中国维护文化安全已形成系统化的战略举措。只有在与世界各文明交流对话的过程中，架起民心相通的有效桥梁，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帝国主义，才能确保民族国家的文化独立和主权完整，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及文化生态环境的良好发展作出贡献。
（二）提高网络建设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国家的网络信息安全
网络信息内含高科技的核心技术，是当代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核心媒介。作为现代信息技术领域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产业发展、网络文化产业创新、制定规则规范网络运营、互联网领域的应用等方面还需完善。要提高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不仅在国家层面上将其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要不断地宣传、教育和引导民众，使其养成注重保护网络个人隐私、网络知识产权以及国家网络安全的习惯与思维。确保网络安全是抵制文化霸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实现这一点不仅依赖于国家和政府的努力，更依赖于广大网民个人素质以及责任心的提高。
（三）推动话语创新，提升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
美国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也从“软实力”“巧实力”到“锐实力”的概念嬗变中体现出来。利用软实力作为实现美国利益的手段或工具一度是有效的，如“民主”作为价值观的核心，通常被用作软实力向全球推广。为此，我们不仅要揭穿其霸权意图，还应不断推动话语创新，提升我国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全面加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国际竞争力，避免陷入西方的话语陷阱，确保自身文化和意识形态应有的权益。
（一）网络文化帝国主义
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主要得益于互联网媒介本身自由、开放的特性。任何国家、区域或群体的权威机构都很难完全阻塞或封闭互联网的信息流通。有人认为，互联网是一个中性的媒介，这些特点只附属于互联网本身，并不应该用意识形态来衡量它。但问题在于，任何科学技术本身都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概念，人要将自己的属性加于其上，因此，作为工具的科技往往会体现出人的社会属性的内涵，如价值观、伦理观等。著名的国际传播学学者H·莫拉那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实际上，认为信息及其传播在文化层面上是中性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神话。”
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对“网络帝国主义”的批判矛头直指美国，因为美国在互联网领域占据霸权地位，并将网络作为推广其国家意志的核心武器。美国是互联网的创立者和主导者，在电脑硬件和软件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拥有全球最多的网络运营商、网络信息提供商等。另外，在网络标准和运营规则制定方面，美国也拥有国际话语权优势。例如，2019年，由于华为研发的5G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挑战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网络信息技术霸权，美国不惜破坏国际商业自由运行规则，动用国家机器，以举国之力，乃至借用全球外交资源，对华为进行全方位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打压，尽显了美国网络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
（二）文化全球化
学界也出现解构文化帝国主义合法性的声音，这些观点认为，文化帝国主义过分强调传播者的绝对主动地位，不承认文化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相互接收与包容的关系，它们的碰撞会形成新的文化，而非文化帝国主义认为的侵蚀与被侵蚀的关系。
学界认为，文化全球化打破了文化帝国主义“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视角，全球化使“文化杂糅”的协调平衡状态成为可能：人们通过有创造性地、批判地解读不同文化，进而形成文化共识。因此，文化全球化将取代文化帝国主义，全球将实现“文化同质化”。
但正如霍尔指出，文化全球化是全球资本主义通过“全球大众文化”实现去中心化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并非是摧毁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多样性，但他并不否认美国和西方在此过程中的霸权地位。因此，文化全球化事实上还是基于西方模式，是西方文化以更加隐晦的方式冲击他国文化。
许多“反文化全球化”的声音认为：文化全球化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之一。其实质是通过建立以美国文化为主导的所谓文化的“全球化”，从文化上进而从整体上肢解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是典型的“文化帝国主义”。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正在以更加快速、隐晦且丰富的方式传递着西方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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