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布迪厄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进行扩展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

布迪厄著述达340余种，涉及人类、社会学、教育、历史、政治、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等领域，其影响遍及世界，特别是欧美知识界。2000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他国际人类学最高荣誉赫胥黎奖章。

“文化资本”是布迪厄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进行扩展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布迪厄将资本具体划分成三大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文化资本是一种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而且转换过程是以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的。

布迪厄认为当代社会，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并取代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因素跃居社会生活的首位。也就是说，现代政治已无法仅凭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现代经济也无法只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活跃。假如没有文化的大规模介入，那么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缺乏活力的。布迪厄指出，文化资本包括三种基本形态：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制度形态。

文化资本的第一大形态是身体形态。身体形态文化资本通常指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品位及感性等文化产物。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积累不仅十分漫长，极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它最终也只能体现于特定的个体身上。它“是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当下传承的”。

文化资本的第二大形态是客观形态，即物化状态。具体地说，就是书籍、绘画、古董、道具、工具及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显然，这是一种物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是可以直接传递的。不过，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并不是一种与身体化过程毫不相关的完全“物化”资本。人们通常以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就可以立刻得到它们。但事实上，任何事物要想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发挥固有作用的话，那么它必然或多或少地具备一些身体化形态文化资本的特征。以古董收藏为例，我们知道一名真正的古董收藏家除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之外，还必须同时具备丰富的收藏知识和较高的文化素养。通过文化资本所能获得的利润“是与他（行动者）所掌握的客观形态资本以及身体形态资本的多少成正比的”。

文化资本的第三大形态是制度形态。制度形态文化资本就是将行动者掌握的知识与技能以考试等方式予以承认并通过授予合格者文凭和资格认定证书等方式将其制度化。这是一种将个人层面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转换成集体层面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方式。从这一意义上讲，制度形态文化资本是一种介于身体形态文化资本与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之间的中间状态。文凭是制度形态文化资本的典型形式。

文化资本的积累通常是以一种再生产的方式进行的。文化资本的再生产主要通过早期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来实现。家庭无疑是文化资本最初也最主要的再生产场所，在充分反映父母文化素养和兴趣爱好的家庭环境中，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孩子们竭力仿效的对象。孩子们正是通过这种无意识的模仿行为继承父母的文化资本并将其身体化的。

此外，文化资本的传承也经常发生于各种公共场域内。其中最典型的方式是教育市场的学历再生产。布迪厄指出，学校是除家庭以外最重要的生产文化资本的场所。通常情况下，家庭主要是培养“教养”和“规矩”等广义的品位及感性的地方。而学校则是一个传授系统性专业化知识与技能的场所。孩子们从学校获得的主要是系统性知识及社会技能等文化资本。这些知识与技能往往通过考试的形式正式获得社会的承认并通过颁发文凭的方式被固定与制度化。身体化文化资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转换成一种制度化形态的资本的。

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的概念非常类似于实际的经济资本和后者与劳动权力之间的关系，但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经济资本是一个相对客观的存在，并且可以“轻松地积累并迅速转移”，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资本的长期积累” 。然而，文化资本是比较主观的 ，不能轻易做出测量，这也使得文化资本积累和转移的过程变得微妙而模糊。当然，文化不能等同于货币资本，布迪厄在其中强调的是文化中所蕴藏的象征性的内涵。通过将文化看作是一种象征资本，它的价值或功能也因此得到强化，因为它有助于解释经济、 文化以及社会资本和社会阶层划分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经济资本的形成机制是通过利用剩余劳动力来积累资本的，而文化资本“关注不同资本（经济、社会和文化）作为划分但又链接人群之间相互转换的部分，而这一过程是通过分散的场域来完成的，它们的外围和它们 自身都是由竞争 性斗争来定义的”。布迪厄因此，如班纳特（Bennett）和席尔瓦（Silva）所描述的，“相比于马克思主义更偏向韦伯主义”。但是本文认为，文化资本的概念应该是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且结合了韦伯的想法。

布迪厄在谈到审美能力时，指出文化资本有三种来源。首先是与某种特定的艺术形式长期的接触。文化资本的这一来源是比较肤浅的，但包含对相关艺术形式更全面的感知和了解。第二个文化资本的来源，是更大的审美能力，它是通过教育获得的。文化资本的这一来源为相关的艺术形式提供了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此外，通过教育获得的文化资本可能会产生一个观念，它可以作为各种形式艺术制作的基准，让文化资本在其中的转换成为可能。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 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会推动社会阶层以文化资本积累程度的划分。文化资本的第三个来源是父母。就像第二个来源，文化资本的这一来源也能提供对艺术或文化形式的审美能力。不同之处在于，相比教育，家庭的文化氛围开始得更早，对后代的影响也更深远。除了文化资本的上述三个来源， 布迪厄后来还提出了文化资本存在的三种不同状态。首先，它是个人通过社会化培养出的习性的集合。这一存在状态也涵盖了欣赏和理解文化产品的机制，那就是它们需要被明白和理解，才能得到欣赏或购买。其次，文化资本可以在物化形式中存在，如书籍、艺术作品和科学仪器，这个需要相关的专业文化能力来使用。第三，文化资本存在于制度化的形式，像教育认证制度即学校等教育机构或者其他文化机构。比如喜欢一种音乐形式的人，如西方古典音乐，会经常出席西方古典音乐会。音乐会这种社会形式会培养出更多爱好音乐的人士，而这些爱好西方古典音乐的听众又会偏向于社会某一特定人群，比如他们可能受到过更好的教育并且拥有更强大的消费能力，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拥有欣赏西方古典音乐的这一种文化资本。这种文化资本存在于第二种和第三种形式， 如音乐作品和交响乐团或音乐厅。但是，这些文化资本的形式也需要通过个人特定的能力来理解。文化资本的概念在几乎所有的文化研究领域都受到欢迎，因为它的结构清晰，可以用于分析不同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大量的研究已经运用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尤其是在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方面。他们都遵循布迪厄的想法，并将个人或社会团体按照其拥有的文化资本和从社会地位高的文化中习得的相关能力来分类 。此外， 在音乐研究领域文化资本的想法也是可行的。亨克（Henk）和范德（Vander）在比利时开展对公共和私人音乐消费的调查时发现，文化资本在这两个过程中特别是公众参与方面，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罗素尔（Russel）研究了歌剧观众的文化资本和不同的文化消费模式，在其中也结合了其他音乐社会学等理论。

然而，不管文化资本的概念实用性有多强，它也确实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中一个批判是指责其概念过泛， 并宣称布迪厄试图为与文化和社会有关的所有行为提供唯一的解释。班纳特和席尔瓦认为：“过泛的特征削弱了文化习性的社会分析和文化资本的形成以及传输过程， 因为它没有建立在广泛习性和文化天赋之间论证过的强有力关系的基础上， 而这一关系是由教育系统认可的。”此外，文化资本在研究流行文化和民俗文化形式的时候适用性并不强。然而，在对某些艺术进行具体研究的时候，补充更多相关艺术领域的学术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涉及布迪厄思想的第二个局限方面。简化主义（reductionism）这个缺陷在文化资本的想法中尤为明显：“（文化资本的）简化主义犯了一个社会学的错误，从理念的社会根源讨论到在所有除了社会根源以外的范围缺乏理念。”简化主义的批判还认为布迪厄在文化和艺术上附加了太多的符号象征价值和经济意识形态，从而文化艺术复杂的内在价值就化简为解码的过程了。此外，批判者们还认为完整的艺术和文化体系会因此而分割为不同的部分来流通和转换，就像不同的经济市场货币。然而，罗素尔指出，布迪厄在后期重新对艺术鉴赏理论做了部分修改 ，其中“他继续强调了审美能力对不同形式艺术感知的重要性。他否认了采用艺术和艺术历史种类及体系必须是一个有意识且需要智慧的过程”。对布迪厄文化资本的第二个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然而，布迪厄提出的是理解文化艺术的一个清晰的宏观结构，而具体的微观理论需要在特定层面采用，以弥补艺术相关的美学形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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