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范式理论：提供充分理由更多的是指讲述动人的故事
2022/6/27 16:09:38 阅读：688 发布者：
费希尔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嫩伯格传播学院的教授。他在学术生涯中一直拒绝认同修辞学仅与证据、事实、论据、理性和逻辑有关，最适用于在法庭、立法院或其他审议机构加以表现的通行观点。1978年，他提出充分理由（goo reasons）的概念；1984年，他基于这一概念进一步提出叙事范式。他指出提供充分理由更多的是指讲述动人的故事，而不是指搜集证据或建构严密的论证。费希尔相信所有诉诸人类理性的沟通模式都应被看作由历史、文化和个性形塑的故事。当我们听到故事一词时，大多数人会联想到小说、戏剧、电影、电视连续剧及夜晚围坐在篝火旁交换的小故事。一些人会回忆起过去的经历—这是我们会向他人讲述的以自己为主角的故事。除了笑话、近来好吗一类的招呼用语以及寒暄的其他形式，费希尔认为，几乎所有类型的沟通都是故事。他当然注意到，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作、普利策奖得主安妮·泰勒（Anne Tyler）的小说、戏剧《李尔王》，与哲学论文、历史报告、政治辩论、神学探讨及科学专著，属于表现形式全然不同的两个类别。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是否应该相信上述任何一种体裁的文字所宣称的“真相”，费希尔认为所有这些表达都可以、也应该被视为叙事。他选用叙事范式一词来凸显他的信念，即任何思想的沟通都不会是纯粹的描述或教导。范式转换：从理性世界范式转至叙事范式。费希尔在其著作《作为叙事的人际沟通》中，引用了《约翰福音》的开场白“太初有道（理性”。他强调在希腊语中理性最初包括了故事、原因、理由、概念、论述、思想一即人际沟通的所有形式。想象和思想之间没有显著不同。因此，拿俄米和路得的故事就是理性。费希尔认为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能看到理性一词从泛指到特指的演化一即从故事到叙述。理性自此开始专指哲学论述，一种把想象、诗歌及其他审美问题降至次等地位的高尚事业。修辞学沦落至理性和神话间的某个位置。与抽象的哲学论述相对立，修辞学专指实用的演说一是纯粹的逻辑与激发情绪的情感故事二者在世俗意义上的融合。只关心真理的希腊公民应避开修辞学，去请教智慧领域的专家—哲学家。“充分理由的逻辑”关注以下5个与价值观有关的问题。费希尔认为，我们所关注的是：（1）文本中内嵌的价值观：（2）这些价值观与决策的相关性：（3）遵从这些价值观的后果：（4）它们与听众的世界观的重叠程度：（5）是否遵照了听众所相信的就是“理想的行为基础”的准则。最后两点一与听众最认可的价值观及行为保持一致一构成费希尔的理论基础，即人们更易于接受在他们看来真实和有人情味的叙事。然而，当听众评价一个故事是否真实或逼真时，有哪些特定价值观在引导他们呢？费希尔认为存在理想听众或永恒公众，这些人的口味可以决定好故事应拥有哪些具有人性的价值观：永恒公众似乎是存在的，它是跨越时间存在的真实的社群，笃信在“现实”。相对于亚里土多德式的分析这种统御传播领域的修辞学理论，费希尔的叙事范式提供了一次全新修订。费希尔的研究方法显然是民主化的。如果传播可以被视为叙事，人们通常不需要专业训练和专家指导，就能确定一个故事是否前后一致，以及是否提供了足以使人相信的充分理由。在专业领域里，专家们仍有提供信息和解释的必要，但是，如果只是评估一致性和逼真度，具有普通常识的人就能胜任修辞学评论员的角色。当然，费希尔的理论也是故事，或许你也想象得到，不是所有人都对他的理论表示接受。例如，许多评论人指责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过于乐观，认为人们的天性更倾向于真实和公正。华盛顿大学修辞学评论家芭芭拉·沃尼克（Barbara Warnick）挑战了费希尔的积极人性，呼吁人们要小心如希特勒《我的奋斗》那样邪恶、偏执，却又具有巨大传播能量的故事。费希尔回应说希特勒的自传“当然是个坏故事”，但是正如沃尼克所指出的，它“在一个疏离、分裂和绝望的民族中引起了共鸣”。”希特勒成功地让犹太人当上了替罪羊，这可谓是史上最臭名昭彰的修辞学行为之一，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时点，它却同时具备了一致性和逼真度。费希尔认为，沃尼克混淆了希特勒的有效话语和人们易于接受的充分话语。他坦承邪恶有时的确可以压制善的趋势，但这正是我们要辨识和推广叙事范式所描述的人性价值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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