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砖家：新媒体时代权威究竟怎么被消解的？
2022/6/27 14:55:30 阅读：640 发布者：
不知何时开始，浏览微博，“专家建议……”的话题频繁出现；转向微信家族群，“医生劝告：这种水果是祸根”的科普推文，总是出现却少有人回应；刷刷短视频，某位专家的“高光”发言，成为网络热梗被大量模仿引用。专家建议在各类媒介“无孔不入”，本该成为权威却遭受反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出现太频繁。近日，#年轻人反感专家建议#、#建议专家不要建议#的词条更是冲上热搜，从热评来看，网民苦“专家不食肉糜”现象久矣。一方面，这些专业人士不断利用身份、地位、知识等优势在媒体曝光，另一方面，他们的曝光过度却和大众对他们的反感成正比。或许，这样充满撕裂感的场面，早可以从专家媒介化的进程中窥见一二。在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开始介入媒体的内容生产中，为知识传播注入新鲜活力：从新闻节目中的专家评论员到竞技类电视节目的评委[1]，学者开始占据各类电视节目的话语地位。但是专家媒介化并不意味着理性话语的追崇。在追名逐利的商业逻辑下，知识分子完全依赖媒介，受其支配，进而遭到传播权力反噬也是常事。正如《百家讲坛》节目走红的“国学”传播者于丹，深谙用媒介讲故事的策略，获得大量追捧后，放弃深耕文化经典，而是沉溺于“国学赚钱”，遭到文化界联名抵制。新媒体的接近性让大众获取知识的成本大大降低，专家和传统媒体不再成为主要的知识来源，反倒是成为“跌下神坛”被批判的对象。因而，本文试图探究专家不断拥抱新媒体进行表达时，为何也会伴随着权威消解、信任不再，以及探讨专家话语解构对于新媒体话语环境的消极影响。专家群体在社会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来源于社会决策体系中科学和理性的需求。目前，社会决策已经形成了政府、专家、公众的三方主体[2]，媒体则是承担桥梁作用，促成主体间的沟通。下文将依据社会决策路径所涉及的多方主体，来探究他们对于专家话语权威消解的影响。
在短平快的传播需求中，只有关键的信息才得以在标题上前置。针对大众认知度较低的学者，以“专家”的名义比专家本人更有吸引力。因而，完整详细的专家信息就变得越来越隐匿，大多数时候，只是被简单地截取为“专家建议”。
更让人苦恼的是，为了在信息传播中抓人眼球、获得流量，新媒体人便在“专家建议”上大做文章。言之有理的正常发言，就用“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等招式；无所建树更有牛鬼蛇神之人，就冠以专家之名；而语焉不详甚是荒谬之言，就大喜特喜用之。此时，专家其实是一种抽象的话语，这种抽象的话语却又实实在在被受众与具体专家联系在一起。部分自媒体编造的不严谨甚至漏洞百出的专家建议，最后的锅也得由整个知识群体来背。不过，在社交媒体时代，只要掌握传播资源和运营技巧的专家，也可以成为新媒体人，更为积极地主宰自己被言说的命运。但这并非一劳永逸之举，专业人士如果处理不好自身与媒介的关系，不仅会遭受质疑和网暴，甚至会被网络淘汰。在21世纪10年代，以批判性知识分子为主的意见领袖，已经掌握了微博大部分话语权，但是非理性的网络环境使得他们的表现并不是很成熟[3]。正如2012年某大学副教授吴法天与四川台女记者的“约架”事件，可见一些专家也会陷入微博的口水战中，争得面红耳赤。这些令人咋舌的表现，不符合社会对于专家固有形象的认知，使得专家作为意见领袖的信任逐步被削减。在知识付费背景下所诞生的专家网红，他们能够生产高质量的知识产品，受到了许多网友的追捧。但这种追捧并不是无期限的，当这些专家成为网络红人的那一刻起，网民就会用更严格的标准审视他们：网红学者不能打广告、不能分享太多日常、不能频繁直播带货……这时的专家已经不再“高高在上”，其权威的消解就在任何一个令围观者不满意的理由中。正如，教授古代文学网红戴建业老师，曾为给老伴赚钱治病，就进行直播带货，接商业邀约。随后网络上就出现了许多攻击的声音，甚至痛骂教授“为了钱到处走穴，没有文人学者的风骨和风范。”
公众与专家是社会决策的两端，它们所代表的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之间存在着先天的隔阂。如今，这种区隔不仅没有缓和，反倒是愈演愈烈，并对专家的社会角色进行了道德绑架，限制了他们的发声。
新媒体赋权让许多专家跳出专业领域，转向生活场域进行表达，试图拉近与公众的关系。但不是所有的转向都能带来成功，有些专家总是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大胆发言，也没有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这种本末倒置的策略注定会引起普遍的反感。除此之外，某些专业人士在认知和情感上仍与公众保持距离，提出的建言丝毫没有人情味和烟火气。譬如“专家建议低收入者出租闲置房子”的热搜，足以窥见某些专家远离真正的生活太久。此类事情的频繁发生，次次失望，则使得专家的话语权威被排除在公众的日常生活之外。就算面对严肃的争议性事件，专家权威的消解依然只增不减。新媒体时代，公众的信息获取途径更为多元，对于争议性事件的感知大多是基于个人经验、情感和价值的维度，因而专家知识不再先形成权威[4]。但这些事件往往存在一定的社会风险，与个体的利益息息相关，公众更易被谣言蒙蔽。如此一来，专家只能短暂放弃自己认为重要的信息，认真面对公众的怀疑和顾虑，否则权威的消解则会更加明显。专家常被误认为一种“官方”的存在，这既来自于知识垄断时所获得的权威，也来自于政府赋予决策权利时，两者在立场上保持一致。不过，随着新媒体不断赋权，专家与政府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在一些热议的新媒体事件中，由于官方应对的差强人意，导致政府公信力反复流失，专家话语也会失去威信。在这种尴尬处境下，专家和政府也会保持一定距离，一些专业人士会对政策制定保持缄默，但这也会降低其社会决策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而且公众对于专家与政府关系的联想，决定了他们对于专家角色的理解：专家亲近政府，但应站在公众立场上，不能只替政府讲话。如若专业人士对公共议题进行逃离，对官方行为保持沉默，公众必然也不买账，这些专家更会被打上“缺乏公共性”的标签。由此来看，沉默也不是专家权威的自救之路。
专家言论对于公众来说早已不是金玉良言，大众更愿意被舆论牵着鼻子走，轻信不着边际的夸张言论。如此一来，公众对于理性声音的主动规避，使得他们不可避免地落入后真相的圈套中，与事实渐行渐远。
专家权威的削减同样也不利于虚假信息的证伪。随着“专家建议”不再发挥作用，专业可靠的建言没有施展的空间。甚至部分网友还会对专家的发言进行有组织的攻击和反抗，包括滥用举报机制，进行网络暴力等，致使一些专家长久不能发声，由此导致理智和科学的呼喊被迫闭麦。因此，想要公众从后真相的虚假中走出来，必须要重新树立专家的威严，形成双方的正向反馈。
当具象的某位学者，沦为抽象的“专家”这一词时，那么实在的真知灼见只是他们应有的责任。而某些不中肯甚至是让人颇感“离奇”的发言，却能让人毫不犹豫地为“专家”这个词语泼上脏水。所以，专家便处于不可知的旦夕祸福般的命运审判中。
可是，专家不应该成为抽象的概念，而应当指向具体的个人，也代表多种不同的声音。毕竟只有兼听才明真相，只有多给他们一点自由表达的空间，让不一样的言论交流碰撞，才能让失常的观点不攻自破，让理性的表达重获新生，实现专家、公众与政府的良性互动。
在这个情绪先被点燃的时代，如果专家话语依然被无差别地消解，专家发声依旧需要小心翼翼，那么我们寻求真相的道路也将愈发难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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