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阗语或称于阗塞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的东伊朗语支，是用中亚婆罗迷字母书写的塞语方言之一，所以又称于阗塞语，以便与其它方言如图木舒克塞语相区别。其使用年代据英国梵语、伊兰语大家贝利（H. W. Bailey）教授的说法，是从公元300年到1000年，其中分为早期和晚期两种形式。早期于阗语字体规范，语法严谨，年代为4至6世纪，大部分抄写的是佛教经典，多出土于和田附近。晚期于阗语字体由规整变得潦草，有些合体字更难辨识，年代为7至10世纪。晚期于阗语文献保存较多，而且在和田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都发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世俗文书。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于阗塞语文书总数在120份以上，大部分为佛教文献，现分藏在巴黎国立图书馆、伦敦英国图书馆和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对于这种已经灭绝近千年而重新出土的文字材料，经过霍恩雷（A. F. R. Hoernle）、洛伊曼（E. Leumann）、斯坦·柯诺夫（Sten Konow）、贝利等学者八十多年的艰辛努力，已经解读出来。这些学者还做了许多转写、考释、翻译工作，使这批珍贵的于阗史料可以为学界所利用。
如上所述，现存的于阗语文献以佛教文献居多，特别是大乘佛教的经典最为丰富，如《僧伽咤经》（Saṅghāṭa-sūtra）、《维摩诘经》（Vimala-kīrti-nirdeśa-sūtra）、《佛说首楞严三昧经》（Śūraṇgama-samādhi-sūtra）、《佛说阿弥陀经》（Sukhāvatī-vyūha）都有发现[1]，这些文献本身就是法显、玄奘对于阗大乘佛教盛行情况记录的强有力的注脚。晚期于阗语书写的佛教文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过去我们从其它文献所不知道的史实。我们知道，从曹魏时朱士行西至于阗求法，到武则天聘请实叉难陀东来译经，汉地一直受于阗大乘佛教的影响，可是，敦煌卷子P.3513号文书第59叶背1行至72叶背2行所写的晚期于阗语之《金光明经》（Suvar- ṇa-prabhāsottama-sūtra），却不像用早期于阗语抄写的《金光明经》那样可以和梵文原本一一对勘，反而和义净于公元703年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极其相似[2]，考虑到敦煌出土的汉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数量之多，不得不使人们认为，在唐朝，于阗佛教也受中原的影响。此外，唐宋时期于阗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翻译梵文经典，而且开始有自己的某些解说和加工，其中最好的例证就是于阗王Viśa’ Śūra（967－977年在位）赞助完成的《佛本生赞》（Jātakastava，阇陀伽赞），这件保存在敦煌的长卷（斯坦因编号Ch.00274，共39叶）是由51个佛本生故事所组成的，这些故事多是人们熟知的，除了约9个故事外，都可以从梵、藏、汉文本找到出处，但是，这个于阗文本并非仅仅是从另一种语言转译而成的译本，而是经过作者的缩写加工，以韵文的形式完成的新作[3]。又如，现存的于阗塞语最长的写卷《赞巴斯塔书》，是以印度史料为基础而写成的一部独特的于阗塞语的韵文体宗教著作，书中有些作品是对已知的佛典的解说，第六品自称包括每一部佛经的一首诗偈，现已对证出来有采自《妙法莲华经》（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金光明经》、《金刚经》（Vajracchedikā）的偈子。在古代于阗，这份长诗的抄本份数之多，表明它在当地的风行[4]。此外，于阗人写的一些《赞文》（Ch.00267; Or.8212.162）[5] 使我们对于阗佛教史的认识更进一步。晚期金刚乘（Vajra-yāna）文献（Ch.ii.004; Ch.i.0021b,a2; Ch.i.0021b,b）[6] 以及多种陀罗尼咒（dhāraṇīs）则反映了于阗早期密宗的发展情况。
历史价值更大的是世俗文书，在今和田地区多摩科（Domoko，现称达玛沟）、哈达里克（Khadalik）、巴拉瓦斯特（Balawaste）、丹丹乌里克（Dandan-oilik）及麻扎塔格（Mazar tagh）等古代遗址中，出土了一百余件相当于唐代吐蕃占领于阗以前和部分占领时期的于阗语文书。这批文书主要被斯文赫定（S. Hedin）和斯坦因（M. A. Stein）拿走，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人种学博物馆和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其内容有诏令、账簿、契约、书信等等，根据这些文书，我们可以考察于阗王国的地方各级官制、供奉制度、徭役制度和兵制等许多问题。又因为这批文书或许就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于阗镇下某个地区的官私文书，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唐代的制度对于阗的影响。而一些双语诏令文书，也向我们揭示唐朝是如何与当地官府一起管理这个在军事上具有十分重要地位的丝路王国的。
在晚期于阗语书写的佛教经卷前后，往往有史料价值很高的序或跋，如P.4099汉文失译的佛经《文殊师利无我化身经》（Mañjuśrī-nairatmyāvatāra-sūtra）的题记，使我们得知Viśa’ Śūra是继Viśa’ Saṃbhava（李圣天912－966年在位）之后登位的于阗国王[7]。Ch.i.0021a卷首之汉文《燃灯文》（即所谓C.109）及其后面的于阗语《证记文》告诉我们，继Viśa’ Śūra即位的Viśa’ Darma（978－982年在位）曾派出百人使团，由杨节使（Yam thye-si），Sera副使（Sera hvum-si）、张监使（Ca Kama-si）三人率领，前往敦煌向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976－1002年在位）请求降嫁公主[8]。这里的张监使当是在于阗语文书、敦煌汉文文书中有名的张金山。
由此可见，这批敦煌文献主要是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在沙州和于阗的统治垮台之后，于阗和沙州相互交往的产物。在张、曹二氏掌握沙州归义军政权的一百多年中，敦煌、于阗的使者、僧侣在沙州、于阗之间往来不绝，特别是曹议金（914？－935年在位）女下嫁于阗王李圣天（Viśa’ Saṃbhava）以后，双方的交往更加密切。在敦煌出土的汉文文献中，不论是归义军政府衙内的收支账中，还是沙州大寺院的入破历里，都有许多供应于阗使者或僧侣酒食、纸、布的记载。与此同时，于阗的使者和僧侣也在敦煌留下了许多用他们自己的文字书写的书信、愿文和佛经，其中历史价值最大的是一些使者上给于阗王府的报告的副本，这些使者有些是到沙州的，有些则是出使中原、西夏或河西的甘州回鹘的，他们肩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刺探各地的军政情报，并及时报告给于阗王府。这种报告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就有七、八件，如Ch.00269、P.2741、P.2790、P.2958等[9]，根据这些使臣报告，并参照其它于阗语和汉语文书，人们纔对中古后期，特别是吐蕃占领以后直至灭于穆斯林为止的于阗尉迟氏政权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多少弄清了它的世系、国号、年号以及沙州于阗间的交通路程和民族分布情况[10]。特别是P.5538a号文书，保存了于阗王国的一件比较完整的官府文书，这是天尊四年（970年）于阗王Viśa’ Śūra给其舅沙州大王曹元忠（944－974年在位）的一封信，在纸缝和文书的末尾钤有数方同样的印，文曰“书诏新铸之印”，文书末尾印旁大书汉文“敕”字和相应的两个于阗词Parau（敕）。这件官文书不仅为沙州于阗两地的友好交往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其中记载了当时西域的一场十分重要的宗教战争，即于阗佛教王国和疏勒的大食（当指黑汗王朝）的对抗。信中讲到Viśa’ Śūra率军进占疏勒（于阗文作Khyeṣa）地区的三座城池，取得辉煌的胜利。过去，我们只是从《宋史·于阗传》和一些稍晚的穆斯林史料或传说中得知一星半点有关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初期的情况，而我们这里举出的这件文书则是战争当时所写的战报，虽然可能有于阗人的渲染夸大之词，但它不失为研究于阗佛教王国灭亡前和黑汗王朝早期历史的珍贵史料。又，P.5538背面还有僧人前往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的对话，反映了宋代远在边陲的于阗僧人经常往来宋地，这也应当引起研究东西文化交流的学者们的注意[11]。敦煌于阗文献中，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如罗摩的故事（P.2781，P.2783，P.2801）[12]、阿育王的神话（P.2798，P.2958）[13]、迦腻色迦的传说（P.2787）[14]，以及一些抒情诗（Ch.00266，P.2022，P.2025，P.2896，P.2956）等等，对于研究于阗文学以及音韵学都是宝贵的材料。此外，还有于阗文的医药、行纪和双语词汇表，也是十分重要的文献材料。
[1]参看恩默瑞克（R. E. Emmerick）《于闐文献指南》（A Guide to the Literature of Khotan），东京，1979年，15－36页。
[2]同上书，34页。
[3] 德莱斯顿（M. J. Dresden）转写译注《佛本生赞》（The Jātakastava or “praise of the Buddha’s former births”），费城，1955年，《美国哲学学会丛刊》新辑第45卷第5册。
[4]《赞巴斯塔（Zambasta）书》，学界过去因洛伊曼的编号而通称之为“E”写卷。贝利根据此书系一位名为Ysambasta的于阗官员下令撰造而为之拟名为《赞巴斯塔书》，现已为学界所接受。原书当有440叶之多，现存207叶，24品，4000颂。1965年，苏联学者沃罗比耶夫－捷夏托夫斯基夫妇刊布了其中一部分，称之为《术士跋陀罗皈依佛法故事》（Skazanie o Bhadra），即《赞巴斯塔书》之第二品。1968年，恩默瑞克刊行此书，并附译文，名《赞巴斯塔书：于阗文阐扬佛法的颂诗》（The Book of Zambasta, a Khotanese Poem on Buddhism，牛津大学出版社，1968年）。贝利教授为此写卷原文作了语汇索引（prolexis to The Book of Zambasta，剑桥，1967年），即贝利教授刊行之六卷本《于阗语文书集》之第6集。
[5]贝利《于阗语杂考（四）》（Hvatanica IV），《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以下简称《学报》BSOAS）第10卷第4期，1942年，891和893页；贝利《塞语文书：原文转写卷》（Saka Documents, Text Volume），伦敦，1968年，17－33页。
[6]贝利《瞿萨旦那国的金刚乘文献》（Vajrayāna in Gostana-deśa），《国际佛教研究协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第1卷第1期，1978年，53－56页。
[7]蒲立本（E. Pulleyblank）《钢和泰杂卷年份考》（The Date of the Staël-Holstein Roll），《泰东》（Asia Major = AM）新辑第4卷第1期，1954年，90－97页。
[8]金子良太《敦煌出土张金山关系文书》，《丰山学报》第19号，1974年，109－118页。
[9]贝利《七王子》（The Seven Princes），《学报》（BSOAS）第12卷，1948年，616－624页；贝利《关于甘州回鹘的一件于闐语文书》（A Khotanese Text Concerning the Turks in Kanṭṣou），《泰东》（AM）新辑第1卷第1期，1949年，28－52页；贝利《室利尉迟输罗和大王》（Śrī Viśa’ Śūra and the Ta-Uang），《泰东》（AM）新辑第11卷第1期，1964年，1－26页；贝利《金汗》（Altun Khan），《学报》（BSOAS）第30卷第1期，1967年，95－104页。
[10]蒲立本《钢和泰杂卷年份考》；井之口泰淳《于阗语资料所记之尉迟王家的系谱和年代》，《龙谷大学论集》第364册，1960年，27－43页；哈密屯（J. Hamilton）《公元851至1001年于阗年号考》（Les Règnes Khotanaisentre 851 et1001），载苏远鸣（M. Soymié）编《敦煌学论文集》（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日内瓦-巴黎，1979年，49－55页；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末宋初于闐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载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北京，1982年，179－209页；贝利《钢和泰杂卷》（The Staël-Holstein Miscellany），《泰东》（AM）新辑第2卷第1期，1951年，1－45页；哈密屯《钢和泰卷子研究》（Autour de manuscrit Staël-Holstein），《通报》（T’oung Pao）第46卷，1958年，115－153页；哈密屯《10世纪仲云考》（Le Pays des Tchong-yun, Čungul, ou Cumuḍa au Xe siècle），《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第265卷，1977年，351－379页。
[11]参看贝利《室利尉迟输罗和大王》，《泰东》（AM）新辑第11卷第1期，1964年，7－26页；贝利《于阗语杂考（三）》（Hvatanica III），《学报》（BSOS）第9卷第3期，1938年，521－542页。
[12]贝利《罗摩》（Rāma），《学报》（BSOAS）第10卷，1940年，365－376、559－598页。
[13]贝利《阿育王故事》（A Tale of Aśoka），《藏学通讯》（Bulletin of Tibetology）第3卷，1966年，5－11页。
[14]贝利《迦腻色迦》（Kaniṣka），《英国王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42年卷，14－28页；《Viśa’ Saṃgrāma》，《泰东》新辑第11卷，1965年，107－10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