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杰︱经典之外的一般思想——《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与侯外庐的明清社会思想史研究

经典之外的一般思想

——《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与侯外庐的明清社会思想史研究

        张俊杰，山西洪洞人。西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艺术思想史、中国艺术社会史等。出版著作有《天人秩序的重建：秦汉郊祀礼的思想史研究》等。

       《中国思想史研究》2021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第21-36页。

       摘要：《论汤显祖剧作四种》是侯外庐明清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该著作的写作外缘于“历史剧问题座谈会”及当时“文史互证”研究方法的启发，其内在驱动则源自他对明清启蒙思想的探寻。他化用了唯物史观中关于多样性社会意识的理解，将以“临川四梦”为代表的文艺作品视为“早期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强调它在“平等观”“历史观”“人性解放”“社会思想”方面构成了从“启蒙者的先驱”到“早期启蒙者”的过渡环节，找到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内生性的演变逻辑，不仅丰富了中国启蒙话语的思想资源，也为中国艺术思想史研究提供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治史方法的经典案例。

       关键词：《论汤显祖剧作四种》；早期启蒙；内生性

引言

       “启蒙”是西方社会向现代转化的重要动力和思想资源，伴随启蒙运动的成功，“启蒙”不仅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也被视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前置条件，使得找寻启蒙思想资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谋求现代化的一种普遍诉求。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形成了“理学启蒙说”“早期启蒙说”“五四启蒙说”三种典型的启蒙话语，其中：“理学启蒙说”以梁漱溟、朱谦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注重从中国文化传统自身寻找启蒙的思想要素，强调宋明理学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因此他们将中国启蒙的思想资源定位于宋明理学[1]；“五四启蒙说”以舒衡哲、李泽厚为代表，他们将启蒙理性的原型与资源追溯至西方，将西方的冲击视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2]；“早期启蒙说”则以侯外庐、萧箑父等人为代表，他们注重从社会历史和思想历史相结合的视角探寻中国启蒙的发展路径，并将明清之际的带有启蒙性质的社会思潮视为中国启蒙思想的源头。

       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源于他的近代思想史研究，体现着对唯物史观的科学运用。一方面他将社会经济的发展视为学术思想产生的根基，另一方面他通过对社会思潮的分析，阐释学术思想的发展脉络，由此分别形成有关社会史的“资本主义萌芽说”及有关思想史的“早期启蒙说”，此二者均被学界所瞩目[3]。相较而言，关于对其《论汤显祖剧作四种》的研究则稍显冷落[4]。然而侯外庐明确指出：“早期启蒙的思想表现形式，不一定是政治的表白，而多数是通过文艺、哲学以至宗教的形式，间接地具有政治运动的意义。”[5]对此，萧箑父曾撰诗评价侯外庐“发掘新芽续启蒙”“钟情四梦寄幽衷”[6]。显然侯外庐的早期启蒙研究并没有因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的出版而终结，而是不断深化，并将目光投向了经典思想学说之外的那些丰富多彩的文艺作品。李学勤指出侯外庐“早期启蒙说”立论的目的旨在“探讨中国传统社会怎样在走向衰亡中孕育了新的因素”，并呼吁学界对此加以研讨[7]。因此，有关《论汤显祖剧作四种》的写作背景、研究理路及其与“早期启蒙说”的关系亟待总结与深化。

       1962年，侯外庐撰写的《论汤显祖剧作四种》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该作品一经问世旋即受到学界关注，[8]实际上该著作的诞生既受当时学术环境的影响，更是作者自身学术旨趣的内在追逐，其初衷并不是针对汤显祖剧作的就事论事，而是将汤显祖的戏剧作品视为明清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旨在探寻明清时期早期启蒙思潮的渊源流变。针对后者，以往的相关成果多瞩目于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或“资本主义萌芽”研究，[9]关于《论汤显祖剧作四种》则鲜有涉猎。因此，本文将通过相关史料的勾陈，梳理《论汤显祖剧作四种》的写作动因，比较侯外庐的明清社会思想史研究与同时代相关研究的特色，考察该著作与侯外庐明清启蒙思想研究的内在关系，剖析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明清社会思想史的独特范式。 

一、“历史剧问题座谈会”：

《论汤显祖剧作四种》的写作机缘

       由于戏曲承担着宣传教育的重要使命，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便成为文化领域的重点工作之一，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部的重视，[10]1957年6月，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11]在这样的背景下，戏曲戏剧的创作与研究日渐繁荣。1960年9月，文化部邀请部分在京的戏剧家和历史学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历史剧问题座谈会。[12]此后出现了一个历史剧的创作高潮，涌现出《文成公主》《甲午海战》《海瑞罢官》《剑胆篇》等一批作品。因为历史剧涉及艺术和历史两个方面的问题，所以与会的学者不仅有田汉、矛盾、吴晗、李希凡等文学家、戏剧家，而且吕振羽、侯外庐等一批历史学家也参与其中。[13] 

       “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关系问题是当时“历史剧座谈会”讨论的焦点，引起与会各方的争鸣。以吴晗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强调历史剧中的人物、事件要以历史事实为据；以李希凡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突出历史剧的艺术属性，认为历史剧是通过适当地艺术虚构，创造符合历史本质的艺术形象。[14]这些论点均立足于文学戏剧的范畴，侧重讨论历史剧创作中的艺术形象、戏剧背景的再现与虚构的界限问题。对此，侯外庐撰文《从“兄弟”谈到历史剧的一些问题》《从历史剧〈文成公主〉谈谈民族间的通婚》予以回应，他的论述则凸显了历史剧背后的历史史实，他强调要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剧的创作。[15]据侯外庐回忆，他在1958年养病期间阅读了明代著名藏书家毛晋所辑的《六十种曲》，并对其中汤显祖的戏剧作品产生浓厚兴趣，后来受田汉之邀参加“历史剧问题座谈会”。不久，他先后发表《汤显祖〈牡丹亭还魂记〉外传》《论汤显祖〈紫钗记〉和〈南柯记〉的思想性——从歌颂自然情景的“春天”到政治倾向的“乌托邦”》《汤显祖〈邯郸记〉的思想与风格》《汤显祖著作的人民性和思想性》，[16]其后他又将这四篇论文加以修订结集为《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于1962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发行。

       单以此看，《论汤显祖剧作四种》的写作动机，似乎是侯外庐因应六十年代“历史剧问题座谈会”的命题作文，实际上，他的这种“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并非个案，例如吴大琨、邓拓、翦伯赞、陈湛若等人通过《红楼梦》考察十八世纪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情况。[17]侯外庐则主要受到郭沫若的启发，他说：“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我已经把郭沫若同志看作是指引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18]抗战期间，郭沫若发表多篇论文讨论屈原的文学作品与战国社会及思想的关系。侯外庐亦撰文予以回应，[19]他说：“我完全理解，剧作家郭沫若服务现实的目的，这样做不仅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但是，我不同意史学家郭沫若把他热爱的人物过于理想化，为儒家人物的头脑塞进法家思想，以致有损历史的真实。”[20]可以说，自此，侯外庐开始关注文艺作品中的“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问题。此后他又相继发表《阿Q的年代问题》（1941）、《鲁迅与中国传统思想》（1948）、《鲁迅笔名索隐》（1948）等文章，通过分析鲁迅小说中的艺术形象解读辛亥革命之后的社会思想。[21]由此可见，《论汤显祖剧作四种》贯彻着作者持之以恒的学术旨趣，是其明清社会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寄托着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探寻中国早期启蒙思想的美好希冀，对此，萧箑父撰诗颂扬侯外庐“发掘新芽续启蒙”“钟情四梦寄幽衷”。[22] 

二、作为社会意识的艺术作品：

《论汤显祖剧作四种》的理论定位

       《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以明代中晚期戏剧大师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为中心，旨在梳理汤显祖与泰州学派的思想渊源，以及剖析泰州学派的相关思想在汤显祖戏剧创作中的体现，可以说，该著作构成了侯外庐明清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单元。对此，我们需解决如下问题：一是还原侯外庐明清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情况，探寻《论汤显祖剧作四种》写作的内在动因；二是分析侯外庐的思想史观，重点讨论文艺作品可不可以作为反映社会思想的客观材料？三是进一步阐明《论汤显祖剧作四种》在侯外庐明清思想史研究中的具体定位。

       侯外庐的明清思想史研究始于1943年。[23]在此之前，有关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为代表。上述著作的理论特色是以“理学”与“汉学”的承继关系作为评判依据，[24]梁启超、钱穆的贡献在于扬弃了传统“学案体”的研究范式，从政治史与文化史相融合的方式，开拓了近代思想研究的现代转型，其不足在于“仍局限于学术传承的窄小圆圈内打转”，[25]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经济变迁对于思想学术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对此，侯外庐跳出“汉宋之争”的窠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完成《中国学术的传统与现阶段的学术运动》（1939）、《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4）、《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1956）、《十七世纪的中国社会和启蒙思潮的特点》（1957）、《李贽的进步思想》（1959）、《十六世纪中国进步的哲学思潮概述》（1959）等多部论著，力图从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本质。

       依据生产方式（城市手工业的发展与雇佣劳动的出现）、土地所有权（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变化与土地私有化商业化的发展）、阶级关系（市民阶级的崛起）三个维度的历史变化，侯外庐将明清的社会性质定义为在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又将该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定性为“早期启蒙思想”。[26]这一论断建立在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运用的基础之上，使其学术视野跳出了“理学”与“汉学”学术评判的内在循环，为明清思想史研究找到了广阔的社会史背景。另一方面，侯外庐通过观察社会阶层的流动、社会集团的分化，剖析明清社会思想发展的历史走向，王学典称该研究的特色是“将思想史上的问题作了社会学的处理，类似于‘知识社会学’的方法”。[27]这也是当时侯外庐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同志趣，如：尚钺、邓拓均将明清社会思想视为“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萌芽时期”社会意识的反映，并将李贽、何心隐、李梦阳、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视为“市民的中等阶级反对派的民主思想的萌芽”。[28]但相较而言，侯外庐的论述更加缜密，呈现出“立体化”与“动态化”的统一。

       从“立体化”的方面来看，侯外庐化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社会意识”的定义，将经济基础之上的哲学、宗教、政治、道德、法律、艺术等方面的上层建筑均视为思想史的研究材料。1927年，为翻译《资本论》，侯外庐远赴法国留学，并在巴黎大学聆听布克莱讲授的唯物史观课程，通过翻译和学习，使得他对《资本论》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侯外庐强调《资本论》凝聚了马克思毕生的智慧与心血，是一个容纳了西方古典哲学、政治经济学、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歌、数学、机械等内容于一身的知识宝库。[29]在《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一文中，马克思深入分析了施里加论述的《巴黎的秘密》（欧仁·苏的小说），并强调社会经济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30]而列宁的《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也是藉由托尔斯泰的小说剖析俄国特定时代的社会意识。[31]此外，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32]由此可见，将“艺术作品”视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涵。

       从“动态化”的方面来看，侯外庐进一步缕清了唯物史观中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深刻地揭示出“社会思潮”正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联结点。张岂之进一步指出，只有“通过（社会思潮）这样的中间环节才能发掘出个别思想家与社会历史的联系”。[33]侯外庐认为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就应既注意每种思想学说的“横通”，又注意它的“纵通”。[34]所谓“横通”，就是将某一历史时期思想家个人的思想体系置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来考察，[35]而“纵通”则是要考察思想发展的源流演变，主要解决“人类的新旧范畴与思想的具体变革结合何存？”的问题。侯外庐强调要注意把握同一时代思想家们对其时代问题的思考，其中立场观点相近者往往构成某种学派，学派之间的思想争鸣彰显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36]

       根据上述原则，侯外庐从社会史的视角出发缕清了明清社会思想发展的趋势，将明代中后期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三百年的中国思想史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强调“启蒙思潮”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此外，他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科学理解，明确了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的史料价值，并将该剧作视为明清启蒙思想发展环链的一个重要组成。

三、明清启蒙思想的发展环链：

《论汤显祖剧作四种》的思想史坐标

       要了解侯外庐所论述《论汤显祖剧作四种》的思想史意义，就必须将该著作放置于他提出的明清启蒙思想的发展环链之中，而还原他对“启蒙”内涵的定义，则是开展上述工作的一个基本前提。“启蒙”一词古已有之，初义是指孩童的开蒙教育，如：“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易·蒙》）；“每辄挫血刃，亦足以祛蔽启蒙”（《风俗通义》），古典语境中的启蒙强调“蒙以养正”“果行育德”的道德教化。近代意义的“启蒙”则源于西方，泛指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爆发的以传播理性知识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词源来看，英语中的“启蒙”（Enligtenment）是法语（Lumières）的翻译，意味“光明”，该词由欧洲启蒙运动早期阶段（十七世纪）的知识分子提出，他们以此作为“智慧”的象征，并以批判地眼光分析欧洲的政治传统、社会和经济结构、看待过去的态度、人性思想、知识、科学、哲学、美学和道德理论，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的教义和机构，强调启蒙的目标是推翻旧有结构，重建人类社会、机构和知识，并用所谓的自然秩序为新社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37]

       侯外庐将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傅山、唐甄等人视为“早期启蒙者”，认为他们是历史的觉醒者，强调他们在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学诸方面的思想“别开生面”，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绝对要求。[38]此后，他又将“早期启蒙思想”溯源至十六世纪，提出“启蒙者的先驱”的命题，他说，“在十六世纪，特别是十六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初的中国，哲学思想呈现出了创造性研究的活跃氛围”涌现出一批“启蒙者的先驱”，呈现为“四种进步的哲学和社会思潮”，即以王廷相、黄绾、吕坤为代表的反道学和神学的思想；以王艮、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的反封建的异端思想；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的文化革新思想；以方以智为代表的和自然科学联盟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39]侯外庐认为“早期启蒙思潮”的重心并不是论证社会历史演进的方向，而是对宋明理学“无人身的理性”的批判以及对“人的重新发现”，围绕该主题，“启蒙者的先驱”、汤显祖的“四梦”、“早期启蒙思想”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连续的思想发展环链。

       以此来看，《论汤显祖剧作四种》正是侯外庐明清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旨在是通过客观而丰富的史料，条分缕析地梳理汤显祖与“启蒙者的先驱”之间的渊源关系，[40]深度剖析了《四梦》在“自然观”“人性论”“平等观”“历史观”等方面所蕴含的“反封建”的启蒙精神。[41]

       （一）“四梦”的自然观与早期启蒙的唯物主义思想

       侯外庐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启蒙历程做参照，从启蒙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相结合的立场出发，给予早期启蒙思想以客观评价。他指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新世界观，大都倾向把“超自然”的神融于“自然”，与“正统神学”把世界万有“归之于上帝的创造、上帝的主宰不同”，“自然神论”把世界“看成是由同样的自然规律所支配的，从而引向机械的唯物主义”。[42]与此相似，在中国十六世纪“启蒙者的先驱”中，王廷相、吕坤分别以“元气自然论”“自然之天”抨击封建社会的神学与道学。侯外庐指出，“启蒙者的先驱”的自然唯物论被汤显祖继承，并通过“泛神论”性质的艺术构思转化为以“花神”为代表的艺术形象贯穿于“四梦”之中。近代欧洲的“泛神论”以斯宾诺莎为代表，特点是“反对上帝或神超越世界之上而存在，认为神即自然，神泛同于世界而存在”。[43]侯外庐指出，“四梦”塑造了以“花神”和“钱神”为代表的两种美丑相对的艺术典型，前者包括《紫钗记》中的豪侠黄衫客、《牡丹亭》中的花神等；后者包括《紫钗记》中的卢太尉、《牡丹亭》中的腐儒陈最良、庸父杜宝、隔绝生死的冥府判官等。他说，“汤显祖鄙视并咒骂的‘钱神’是隔断他所理想的‘春天’的大神物，而‘花神’才是‘春天’的使者，我以为花神在理论上是一种泛神论，即大地缝隙的花木里到处寄存着的一种笑神”。[44]据戏剧史家徐朔方考证，“花神”首次出现于《紫箫记》第二出《玉芙蓉》李十郎的唱词：“愿花神作主，暗催花信”，此后“花神”又在《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中再次出现，反映出汤显祖对“花神”艺术构思的连贯性，该艺术典型的历史意义在于打破了传统戏剧中才子佳人、状元及第与姻缘合美的叙事结构，而是将杜丽娘获得爱情的条件置于虚构的超凡力量——“花神”的助力。[45]侯外庐强调，“花神”承担着着汤显祖“寄托于自然”，冲开黑暗世界、深冬残腊，迎来光明春天的美好夙愿，[46]该艺术形象的塑造，深化了早期启蒙的自然唯物论思想。

       （二）“四梦”的至情论与早期启蒙思潮的人性解放思想

       西方自宗教改革后，启蒙学者多建立“自然法”的前提，由“自然法”的健顺常性，而推证理想的人类社会。[47]在中国，则是由“启蒙者的先驱”将宋明理学的先验人性论还原为现实的自然人性论，肯定人性欲望的满足与伸展，把伦理道德建立在个人欲望、利益的满足与个性解放等现实社会生活基础上，从而为新兴市民阶级追求财富与现实利益提供理论依据。如黄绾提出“天性人情之真”，主张“情”“欲”不能去，反对封建主义的禁欲的伦理思想；泰州学派的何心隐提出“赤子之心”的“人性自然论”，李贽提出“童心说”，他们把心之本体作为生理的自然要求来考察，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提出“利欲”“并育”的命题，倡导天性的发展和个性的自由解放。侯外庐指出“以情驱理”的思想贯穿于“四梦”的艺术创作之中，如《牡丹亭题词》中“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及《赴赵帅生梦作》中“理绝有连气，况乃在人伦”等诗句，皆反映出汤显祖反对天理对人性的压制，主张真挚情感的自然迸发。此外，汤显祖在“四梦”中通过精准的笔触刻画了以陈最良、石道姑、癞头鼋、郭橐驼等人为代表的封建礼教桎梏下的具有生理或心理缺陷的反面典型，与之相对，虚构了以杜丽娘、柳梦梅、黄衫客等人为代表的追求真挚情感，以及作为侠义化身的正面典型。可以说，汤显祖继承并发扬了李贽所主张的“任物情”的思想，即充分肯定个体自由的合法性。因此，“以情驱理”是“四梦”至情论的主旨，剧作生动阐释了专制主义的“天理”和人文主义之间的矛盾，拆散了封建礼教的精神枷锁，呼唤个体自由与解放，并由此衍生出对社会平等的呼唤。

       （三）“四梦”的平等观与早期启蒙的社会思想

       对旧命题的拆散是中西启蒙的共通特征，西欧启蒙学者多围绕宗教神学发出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因此往往被视为神学异端。在中国则表现为“启蒙者的先驱”对理学所宣扬的社会秩序予以批判和拆散，他们被视为理学的异端。“封建社会的政教风气按照道学的原则来处理。巍峨耸立的节孝牌坊，金碧辉煌的义门旌表，到处标帜着道学原则对人类精神生活以及世俗生活的独断统治”。[48]对此，泰州学派的王艮提出“天性之体”的命题，强调人的饥思食、渴思饮、男女之爱，都是人的天性的自然权利。[49]何心隐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以“五伦”为中心的社会秩序，提出建立一种以师友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会”，并在家乡试行以“聚和合族”为目的人道主义社会空想的实验馆。李贽则从道德论出发，以人的物质生活作为整个道德的基础，以穿衣吃饭为“人伦物理”，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自然要求、以功利作为正义明道的目标。[50]上述平等观念均被汤显祖承袭，凝结为一种“大体上是幻想着人们在生活上、生存上的一种平等观”。[51]汤显祖早年曾希望效仿管仲、子产、王安石、陈亮等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在遂昌任知县时通过修缮书院、整顿政务将上述思想付诸实践。面对明朝当局搜刮民脂民膏的“矿税”之举，汤显祖说道“搜山使者如何，地无一可以宁，将恐裂”，[52]提出“若吾豫章之剑，能干斗柄、成蛟龙，终不能已乱之世”（《玉茗堂全集》文集卷四《李超无问剑集序》），这些思想均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其后由于仕途受挫，汤显祖遂转至文艺创作，企图“用笔去砍伐旧世界”“吾将洗浮氲于自然，悟空明于一切。朱陵之花靡谢，曜真之气长结。……吾以观日出”（《玉茗堂全集》赋集中卷二《游罗浮山赋》）。上述思想均反映在他的“四梦”创作之中，如《牡丹亭》描写的南安太守杜宝的田园生活就是汤显祖在遂昌施政的原型，在《邯郸记》中汤显祖的这种社会批判思想又表现出一种怀疑主义的倾向，将唐宋盛世称为“桥道断绝，泥途积染”，认为这样不可救药的社会将要崩溃决裂。[53]侯外庐指出，汤显祖所追求的平等世界或乐土往往具有幻想性，或是从生活权和生存权方面表现出的平均主义观念，或是从慈善角度表现出来的万年乐土的平均思想，但不论如何，这些具有平等诉求的观念属于历史上的民主思想的精华。[54]

       （四）“四梦”的反道统思想与早期启蒙的历史观

       欧洲的启蒙思潮源于对中世纪教会的反叛。在中国，“启蒙者先驱”则是对封建礼教、理学道统的批判中逐渐形成的。李贽的《焚书》即表现出焚毁礼教教谕的历史意义，《藏书》则是对传统的圣贤、道统进行批判，把理学家奉为偶像的孔子还原为俗人，强调“圣人亦人耳”。汤显祖自居于李贽的继承者，他说：“有李百泉（李贽）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玉茗堂全集》尺牍卷一《寄石楚阳》）汤显祖笔下的“四梦”将传统盛世、圣贤还原为一幅虚伪、险恶、阴险、欺诈、名利、权威笼罩、阴风沉昧的社会景象，以此反讽封建社会在“科举”“婚姻”“人伦”“名教”“天理”等方面呈现的整体虚妄。如在《牡丹亭》中通过杜丽娘对《关雎》情感化的解读，批判了陈最良对经学思想的腐朽理解；在《紫钗记》中通过“开元”将皇帝年号与流通的货币相统一，使得道学先生礼赞的神圣尊号，从神奇变为腐朽；在《南柯记》中通过瑶芳公主的艺术形象抒发了对理学教化思想的讽喻；在《邯郸记》中通过卢生发迹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病入膏肓、气息奄奄。汤显祖将封建社会的人伦大化描述为浮生若梦的虚境，引渡人们从乾坤逆旅中挣醒，冲决虚伪道德网罗的旧世界。[55]侯外庐分析指出，由于“四梦”对于启蒙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前途的探寻不能从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予以解答，只能从传统的异端思想、佛道思想中寻找解脱，以“神农之世”的幻象寄托理想世界的景象，因此是“拆散有余，建设不足”。

结论

       综上所述，侯外庐的汤显祖研究汤显祖剧作并非单纯地外缘于“历史剧座谈会”的影响，而是其明清社会思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四种》的完成，反映出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没有拘泥于以“精英思想”“经典学说”为中心的程式化的论述，而是通过化用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将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哲学、宗教、艺术、法律等各类上层建筑视为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此外，他还克服了“社会经济”与“社会意识”公式的简单处理，提出了“社会思潮”的中介作用，[56]通过中西启蒙历程的比较，他将明清社会思想所表现出的对传统社会（帝制时代）强烈地怀疑与批判精神定义为“早期启蒙思想”，强调该思想的性质与欧洲启蒙运动早期阶段相类似。他通过大量客观的史料，深度剖析了“四梦”在“自然观”“人性论”“平等观”“历史观”等方面所蕴含的启蒙思想，缕清了汤显祖与“启蒙者的先驱”之间内在的思想渊源，还原了从“启蒙者的先驱”（十六世纪上半叶）到“汤显祖的四梦”（十六世纪下半叶），再到“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十七世纪）之间社会思潮的发展历程，勾勒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内生性的演变逻辑。[57]可以说，侯外庐的汤显祖研究延续了他一以贯之的“横通”与“纵通”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即强调社会经济结构与思想文化的结构的有机统一，为中国艺术思想研究提供了一个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经典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