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荣有 | 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建构三策
2022/6/22 16:08:55 阅读：227 发布者：
摘要：艺术史最难做，是多年来束缚艺术学界同仁的一道魔咒。经长期探研求索，文章提出三种策略：一是坚定以中国艺术文化传统为主导的理论自信，通过考古发现近万年以来艺术的实证史料，深度发掘中华民族艺术文化的传统精髓；二是运用综合性艺术文化传统理念整合其学科研究对象，将数十个门类艺术的学科按其血缘关系重组为乐（表演艺术）、图（造型艺术）、文（文字艺术）三部分；三是在多元融通视域下重构其学术研究方法论体系，吸收各“交叉学科”的优长，加强对遗存艺术的图像、实物和民俗等三大类史料的实证研究，构建“艺术实证学”。基于六艺相通的原理，此法可普遍用于所有人文艺术学科的学术研究。
关键词：艺术史；艺术史学；艺术实证学；多元一体格局
作者简介：李荣有，哈尔滨音乐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浙江音乐学院教授，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副秘书长、艺术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2年第3期“艺术学理论”栏目刊出 2022年6月28日出刊
昔司马迁立下“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1]之志，《史记》得以成千古绝唱。当下，正直面全球文化转型发展的历史契机，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伟大使命，为扭转百年沉浮所造成人文艺术学科的失语，中国高校掀起了以母语文化主导学科理论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重构的巨大浪潮。今艺术学界同仁齐聚一室，欲究上下五千年艺术历史及其深邃学理，探寻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建构路径，堪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之浓墨重彩。同时，若不行此道，就无法建设中国的艺术学和艺术史论体系。在此，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汇报近年来在此领域探讨研究的点滴感悟，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坚定以中国艺术文化传统为主导的理论自信
为弥补《史记·三代世表》中夏、商、周三代“有代无年”的缺陷，也为了驳斥近现代以来西方人矢口否定中华5000年国史的不实言论，中国学界一直致力于通过考古发现各种实证史料和文献史料的互证还原历史文化的脉络。包括举全国学界之力，由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200多名专家学者共同完成的“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其《夏商周年表》（2000年11月9日公布）将历史纪元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一并提出了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应该说是以详实的物证链捍卫了国家过往发展史的主权。
中国史前5000年艺术与文化孕育发展的历史，则以远古先民口口相传伏羲氏“兴礼乐”“画八卦”“造书契”等十二项伟业为线索。尤其是伏羲据“河图”“洛书”画八卦生发“图谱之学”和“书籍之学”之说，经《周易》《尚书》等上古典籍的著录，遂成为后世学人千载百代探研不止的学术命题。然苦于年代久远和欠缺实据，且近代以来受西方“神话论”的影响，上述历史故事均渐渐地被误释为神话传说。
值得庆幸的是，近现代以来科学的考古工作的不断进展，使大量史前艺术的图像、实物和民俗等遗存陆续出土，为探研中国史前5000年艺术文化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提供了详实、逼真、可观、可信的实证史料。
比如，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批量出土距今约9000年前的骨笛和契刻有原始文字符号的龟甲[2]，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约7000年前的骨哨[3]，青海大通上孙家寨等地出土约5000年前的乐舞纹彩陶盆[4]等，直观展现出中国远古乐舞文明的高度发达，揭示了从伏羲“兴礼乐”到形成“先王乐教”及至三代“礼乐教化”“礼乐文化”演进的历史；契刻在龟甲之上疑似原始文字的符号虽有待于新探讨，却已然为伏羲“造书契”领域的纵深研究开启了一扇窗口。
另如，浙江义乌桥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距今约9000年前彩陶上的阴阳爻卦象，与流传至今的八卦乃至六十四卦完全一致，成为伏羲据“河图”“洛书”画八卦生成“图谱学”的同期实证史料[5]；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约5600年前玉龟和刻有洛书符形的玉版，使得“神龟负书”的传说在考古学中得到了证明[6]；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数千年来刺绣于服饰上“河图”“洛书”的图符[7]，包括全国各地出土大量原始彩陶、商周青铜器等载体上的相关图符，彰显了自夏朝末年至今民俗文化的不朽魔力；共同印证了由图谱、图像所连缀河洛文化基因的深邃隽永。
如上所见，近万年前以来中国先民所创造乐舞艺术、造型艺术和文字艺术的形态，不断通过出土大量各种类型的实证史料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些十分珍贵的实证史料，和来自于远古时代通过人们千百代口口相传根植于世人心灵深处的文化叙事，已然在中外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共振与鸣响，即这些鲜活的材料直观逼真地勾勒出了一幅宏阔的历史图景，有效证明伏羲氏“兴礼乐”“画八卦”“造书契”等并非虚构的神话故事，而是由我们祖先娓娓道来的一部有着诸多宏伟业绩文化创造工程的口述史。
同时，这些令当代人无法想象和无法比拟的丰硕成果，不仅反映了中国远古艺术文化的高度发达，而且更加深刻地为夏、商、周三代以来逐步形成以“乐”为统领的艺术文化、思想文化和学术文化的传统体系，及从远古“图谱之学”到汉代“书籍之学”至宋代形成“金石之学”实证研究学术体系，均提供了人类早期探索实践的历史依据和理论支撑。
近现代以来，西方列强不仅通过船坚炮利的威慑利用各种手段抢夺中华文明的果实，而且企图通过他们以掠夺为主旨的海洋文化的强势渗透，全面否定世界上延绵上下五千年伟大历史的优秀文明和文化，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然而，包括在清末民初国家危亡的紧要关头，仍有如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王光祈、梁漱溟、朱谦之等一批学界仁人志士，不但学贯中西，而且深入中西文化的骨髓，通过不同的知识领域和层面为国人指明了救亡图存和重固国本的方向。如青年时代的王光祈，勇敢坚定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奔走呼号，创建少年中国学会，组织工读互助运动，曾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实业救国”为终极理想。而当他赴德留学三年后，却毅然决定放弃经济学而专攻音乐学专业，这成为他以民族文化为新的立足点并由实业救国转向礼乐兴国道路，矢志不渝地以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为己任的伟大人生的重要标志。虽然，因王光祈英年早逝，他宏大的理想信念未能全部实现，却给予当今中国学人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和重建文化自信予启迪，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之路上的铺路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在历经战乱洗劫一穷二白的华夏大地上，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带领全国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美好家园，经70年来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中华民族已经彻底摆脱贫困，社会、经济、科技、文化蓬勃发展，尤其是在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过程中，深度发掘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艺术与文化传统的精髓，牢固树立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是艺术学界突破各种艰难险阻实现创新性价值和跨越性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采用艺术文化传统理念整合学科研究对象
艺术学升格为国家学科目录中第十三个学科门类，是世界文化发展史上独一无二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处在重大转型发展期的一项具有引领性意义的特殊贡献。它源于古往今来一以贯之的综合性艺术文化和学术文化传统，得益于当代学者张道一先生卓越的文化自觉理念和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他老人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高瞻远瞩地开始了建立中国艺术学的构想和实践。而且，包括以张道一、于润扬、仲呈祥、凌继尧、彭吉象等为核心的几代学人群体，均为这个极具包容性和综合性特征的伟大学科付出了心血，抛洒了汗水。2021年恰逢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艺术学正式载入国家学科目录十年之典，按照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国家运行机制，又到了十年一度的微调之期，为确保处在幼年期的艺术学能够保持平稳过渡和健康成长，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入手探讨解决其历史和现实存在的各种问题。
独具中国特色的将所有艺术门类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艺术学，自20世纪90年代创建以来，就受到学界广大同仁乃至国家领导层的高度关注。因为，学科创始人张道一先生的初始理念，就是要建设一个具有独立品格的区别于西方艺术认知观的综合性艺术理论学科体系。为达此目的，他在学科创建之初就明确了“艺术学是从宏观整体角度对艺术进行研究”的基本属性，阐明了中国艺术学的三层含义：中国的艺术学，中国人所研究的艺术学，中国艺术之学。他强调“揭示中国艺术有别于西方艺术的独特规律，是建立中国艺术学的根本目的所在”[8]。针对当时学界重技艺轻理论研究的倾向，他指出“艺术学是研究艺术实践、艺术现象和艺术规律的专门学问，它是带有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成为有系统知识的人文学科。没有艺术的活动和实践固然谈不到艺术的学问，但若只有艺术的创作、设计、表演和演奏，也不能等同于艺术学的建立”[9]。他在不同时期反复强调对各艺术门类共同性特征的研究，认为艺术学不能搞“拼盘”，必须建立一体性理论体系。
据此，我们作为后学应该深刻地理解张先生高度的文化自觉理念与文化自强精神，他要建立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艺术文化传统，能够展现博大精深中国艺术精神的综合性艺术理论学科，这也同时决定了中西方的艺术学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明白了这一点，学界同道之间就不会再有争执，就会把我们的心力用在该用的地方去。确切地说，只要我们沉下心来，全面系统地好好补一补传统艺术与文化的课，许多繁复的问题就会不辨自明。
根据中国艺术学的原创理念、功能意义和宗旨目的，这个新兴的学科门类，尤其是作为统领性一级学科的艺术学，所面对和承担的是中国艺术与文化百年巨变开路先锋的职责。怎样才能做到既不负前人又不辱使命，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当然，重大矛盾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当代艺术的门类众多，整合起来难度较大；二是当下从事艺术史论教学与学术研究者均为单一学科的知识背景，快速转型面临许多障碍难以逾越。
其一，在20世纪以来以科技文化为主导模式下，由于不断的学科切割，导致学科概念泛化，截至目前，包括显性和隐性存在艺术门类的“学科”已多得无法尽数，如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表演艺术，现在分成了音乐、舞蹈、杂技、魔术、马戏、曲艺、戏曲、歌剧、话剧、舞剧、电影、电视剧、广播剧等；造型艺术主要包括绘画、雕塑、书法、版画、工艺、篆刻、摄影、动漫等类型，绘画艺术又可分为岩画、壁画、漆画、帛画、中国画、版画、水粉画、水彩画、铅笔画、木炭画、钢笔画等类型，雕塑艺术可分为木雕、石雕、牙雕、骨雕、漆雕、贝雕、冰雕、泥塑、面塑、陶瓷雕塑、石膏塑像等类型，等等。总之，艺术史论研究的对象错综复杂，将其进行综合归纳整合为一体确实存在很大难度，甚至于无法下手，导致十余年来对其一直争论不休。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多种史料信息的综合考证，从中国艺术孕育生成的多元因素和发展衍变的基本规律等方面入手进行研判，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其二，当下作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的从业者几乎都为单一学科的知识背景，要在短时间内达到古代学人“通六艺”的境界，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想做好却力不从心，正是压在艺术学界同仁们心中一块沉重的石头。
然而，当下艺术学已经独立为学科门类，艺术史、艺术理论成为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属下重要的基础性二级学科，处在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重要历史关头，而且相较于其他传统的人文与社会学科来说——传统学科已形成了稳固的特征，整改起来难度更大，而艺术史作为一个全新的综合性理论学科，开头一定很难，而一旦我们修复了中国古老悠久艺术文化传统与当代接轨的桥梁，并在学术研究实践中使其产生了质的突破和飞跃，这就会变得非常简单便利。
在这方面，笔者一直十分赞赏被誉为海外华人艺术三宝之一的著名作曲家周文中先生的事迹，他坦言自己从在美国读书的阶段开始，坚持用后半生的时间补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即利用寒暑假宝贵的时间回国，奔赴全国各地对传统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书法、建筑和园林等艺术门类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并通过对这些艺术门类之间共同性文化特征的凝练，创作出大量中西合璧且独具特色的音乐佳作。这些作品逐步在美国和世界乐坛上形成巨大冲击力和影响力，并于1982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院终身院士，从而谱写了华裔学者在西方国度继承和弘扬中华艺术文化传统的精彩篇章。
更为有趣的是，周文中先生回国讲学，从来不拿西方作曲技法中的和声、曲式、复调、对位等说事，而是常举一些国画、雕塑、书法等艺术品的例子，通过相关艺术门类之间的内在关联解读音乐作品，他深有感触地说：“西方音乐的最主要特性是它的对位理念。……我认为对位正是中华文化的重点。水墨的线描，阴阳的对位，易经的八卦，书法中用笔的起伏、布局的空间，水墨画中景物间的差距都是基于对位观的，所以我的变调概念的作品都是看重一种超越西方的对位。”
由上可见，在周文中先生的视域中，西方音乐的对位理念仅限于单一的音乐作曲技术的层面，而中国古老悠久的多种艺术门类之间的对位，才散发着博大雄浑、深邃隽永艺术文化的精神活力，把握其要义，感悟其真谛，将能够迸发出无穷的艺术创造能量。故可以说，周先生在数十年来音乐创作实践的历程中，正因能够自觉采用中国艺术学独有的综合性传统理念、方法并融会贯通其精神实质，才得以在世界音乐文化的平台独树一帜，并最终登顶艺术巅峰。
鉴于此，只要我们沉下心来，卧薪尝胆，恶补传统文化的知识，做好长期坚守的思想准备，致力于通过十年到二十年的艰难求索，全面完善艺术学与艺术史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体系，这个浸润着几代学人群体心血和汗水建成的伟大学科，就能够担当起引领中国乃至世界艺术文化与科技文化创新发展时代潮流的历史责任。
二十年前，本人先是由兴趣所致涉足艺术学领域，2003年经努力获得艺术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后，因职责所系始终如一坚守理想信念，不畏艰辛，首先陆续查阅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古代文献宝典，并全面考察搜集近现代以来考古发现艺术的图像、实物和民俗遗存，并以中国从古到今绵延不绝的综合性艺术文化传统理念为引导，侧重于将考古发现的各种艺术门类的相关遗存按其原生族群进行系统的分类管理，然后融为一体作综合考证与互证研究，最终逐步厘清了以“乐”为主体的表演艺术、以图为表象的造型艺术和由图像演化而成的文字艺术之间同根生发、本为一体的血脉关联（基因）。而且，它们最初均有着作为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生活需求等的功能意义，当其实用性功能渐渐被新工具取代之后，才逐步演化成为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艺术形态。而中国古老悠久、多姿多彩的众多艺术门类，虽然形态有异、动静相间，却一直延续着多元一体的综合性特征，致使上古时代“六艺皆通”的思想观和方法论，历经数千年之久，依然延续至今。
相较于上述中国艺术，西方艺术则由于早在古希腊时期就萌生了科技文化的倾向，经长期以来的切割细化，艺术家族之间的亲情已经非常淡漠，如音乐因进入教堂而披上了神圣的面纱，艺术则专指活跃在社会中的造型艺术。鉴于中西方艺术一词早已存在质的不同，故本人认为，中国的艺术学和西方的艺术学，则属于同名、同姓不同质的两个不同的体系，没有可比性，也不应该相提并论。
经此探研过程，明白了上述基本原理和各种关系之后，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压力渐渐地被舒缓了，同时逐步酝酿解决现实矛盾和突破学术研究瓶颈的路径和具体措施。2017年，在由中国音乐研究所和浙江大学音乐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研讨会”上，提出“乐·图·文三位一体是音乐理论话语体系思想支柱”的构想。2018年，在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年会及学术研讨会上，跟进发表“重构乐·图·文三位一体中华艺术与文化史话语体系”的主张。
具体来说，就是将艺术史学术研究的对象，按照相关门类艺术之间固有的血脉关联，及其长期以来由中国社会文化认同而形成的群组关系，整合为以“乐”为主体的表演艺术（含音乐、舞蹈、曲艺、戏曲、杂技、魔术、电影、广播电视艺术等）、以图为表象的造型艺术（含绘画、雕塑、工艺、建筑、园林、服饰等）和由图像演化而成的文字艺术（含甲骨文、金文、石刻文和诗、词、赋等）三大类别。
这一主张提出后，很快得到中国艺术学理论学会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并由学会主导连续举办了以“乐·图·文历史性对话”“乐·图·文深度对话”和“新起点·新理念·新突破”为主题的三届艺术史研讨会，进一步对该命题进行了深化、细化和拓展研究，使之尤其受益于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广大青年学者，有效降低了他们选题难、写作难的难题。近年来，这一学术理念已被越来越多的艺术学界师生采纳和利用。
由此及彼，虽然经历了从远古到当今近万年来的发展变异，原始艺术经多次重大的历史性转型已呈千变万化之态，但作为源于远古时代以来歌（诗）、乐、舞三位一体和书画同源等传统理念，在当代中国的艺术创作、艺术实践、艺术展演和艺术鉴赏等活动中，反而越来越显示出绵远悠长且独具特色的文化意蕴。正如作为万经之源的《易》之三义：简易（简单明晰）、变易（千变万化）和不易（规律不变），已从根本上揭示了宇宙和万物运行的基本原理和运行规律，尤其是艺术的形态虽然千姿百态不断变化，其发展衍变的规律却永远不变。
故笔者认为，《易》之原理决定了中国艺术以不变应万变的综合性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这是西方的哲学家们难以想象更加难以推导出来的结果。以至于，只要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阵地，奋力拼搏，以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综合性艺术文化与学术文化传统理念作为立足之本，必然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实现艺术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建构的重大突破。
三、重构多元一体格局艺术实证学方法论体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学界共同认识到以单一的科技文化为主导文化发展模式的重大弊端，尤其是人文艺术学科被绑架上科学的战车后，历经长期以来不断地切块分割已经体无完肤，难辨其貌，更由于人们潜意识中对这些缺乏实用性价值传统学问的蔑视，致使人文情怀的失却成为人类发展史上罕见的重大灾难。以至于艺术文化和学术文化的转型发展，以及“综合便是创新”成为主流理念，许多交叉学科的出现就是显性标志。
然而，由于西方国家自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偏重于科学的文化理念，以至于其经历了不断的历史变迁，渐渐地走向了以科技文化为中心发展道路，经过数千年来反反复复的切块细化之后，人文艺术相关学科均显现碎片化形态特征，即使在远端找到一个接口，也难以大面积修复其遍体鳞伤的肌肤，无法实现综合创新和转型发展的终极目标，以至于“综合便是创新”等于是退而求其次的坐标。
比如，伴随着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学界的集体觉醒，呼唤图像时代回归的声音此起彼伏，很快导致图像学的理念和方法被运用到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经济图像学、军事图像学、科技图像学等交叉学科成为显学，而由于惯性的作用，每个学科领域的这些交叉学科又逐渐再分成诸多分支交叉学科。
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很快采用了西方国家多姿多彩交叉学科的理念和方法，如在艺术图像学研究领域，就派生出了以原始艺术图像为研究对象的艺术图像学、器物图像学、音乐图像学、舞蹈图像学、杂技图像学、甲骨学、汉画学、敦煌学、壁画学、漆画学、帛画学等数十个交叉学科，以出土艺术实物为研究对象的艺术考古学、器物考古学、音乐考古学、乐器考古学、礼器考古学等数十个交叉学科，以民俗遗存为研究对象的艺术民俗学、艺术民族学、艺术人类学、艺术社会学等数十个交叉学科，加起来起码有百余个这样的“交叉学科”。
稍作推论即可发现，如此轰轰烈烈的图像时代回归运动，确实催生了科学技术之外人类遗存艺术实证史料的学术价值，但越来越多交叉学科的涌现，则和“综合便是创新”的时代命题相去甚远。因为，在屡经切割细化的基础上仅从远端找到一个接点，充其量依然只能囿于局部性雕琢，未能完成艺术本体内在关联的有机整合，无法实现艺术文化体系的整体性架构，一切努力将只能流于形式。
当今，中国人文艺术学科同样面临十分重要和艰辛的历史性转型，因为百年来，为了一洗因科技文化落后多次遭受欺凌的耻辱，我们渐渐地丧失了古代社会几千年一直保有的文化自信，放弃了对中华民族曾经引以为豪的精神家园的守护，全盘照搬西方科技文化为主导学科切块分割模式，导致对中华文化传统文化的重视曾经一度削弱。
值得庆幸的是，长期以来不同学科均有一部分人，或因个人兴趣爱好，或因学术研究之需，长期坚持对中国艺术文化传统进行考证研究，不断推出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有效保证了传统文化精髓在一定范围内有效的传承延续。另如前述，从远古先民时代开启口头传播到上古典籍中的著录，及至近现代以来全国各地大量考古发现图像、实物和民俗遗存，进而以直观逼真的实证史料为伏羲氏据“河图”“洛书”画八卦生成“图谱之学”的传说找到了有效证据，揭示展现了中国史前五千年艺术文化、思想文化和学术文化孕育生成和蔓延流变的伟大历史。
继之，通过对东汉时代兴起“古学”热现象的梳理分析，发现其时已开启实证研究的先河，引发了魏晋南北朝以来实证考据之风的盛行，北宋金石学艺术实证理论体系则日趋成熟完善，艺术实证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问世，成为“证史”“补史”和“正史”的法宝，并直接影响到近古时期以来中国学术体系的建构和学术发展的走向。
鉴于此，当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践行的，是必须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长期积淀的艺术文化与学术文化的传统精髓，并通过有序的创新性转化与升华，解决千姿百态的艺术难以整合和难以发现其运行规律这一世界性难题。
具体而言，笔者经过长期以来探研求索之积累，根据中国从图谱学到金石学以综合性和实证性交织互融的学术文化传统，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国艺术实证学”这门课程，其主旨是提出了将古人遗存艺术的图像、实物和民俗等三大类实证史料进行综合考证与交验互证，形成一种多元融通的中国艺术实证学方法论体系的主张，致力于运用这一源于上古、兴于当今的学术理念和方法，将现存百余个西体模式下所生成艺术实证学的分支学科进行有机整合，使之高度融合为一种普施于所有人文艺术学科的学术理念和方法。
(责任编辑 王喆)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35页。
[2]参见吴汝作《舞阳贾湖遗址发掘的意义》，《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
[3]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4]参见金维诺《舞蹈纹陶盆与原始舞乐》，《文物》1978年第3期。
[5]参见蒋乐平《义乌桥头遗址：考古进行时》，《人民日报》2020年1月5日。
[6]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
[7]参见阿城《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中华书局，2014年版。
[8]张道一：《关于中国艺术学的建立问题》，《文艺研究》1997年第4期，第49页。
[9]张道一：《应该建立艺术学》，载李砚祖主编《中国艺术学研究：张道一教授七十华诞暨从教五十年文集》，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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