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公共参与的网络语言使用研究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21年第3期

原标题：软性话语抗争：

青少年公共参与中的网络语言使用研究

互联网对于青少年来说,不仅是一种技术或者平台,也是意见表达、公共参与、社会交往的虚拟场域,是他们日常生活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不可或缺的部分。作为网络时代原住民的青少年群体,在话语方面体现出独特的文化特征,创造或捧红了许多网络语言和热词。根据对各年青少年网络语言的总结盘点,它们往往有很大比例诞生于新闻事件之中,与当时的社会热点密不可分。

从2008年的“俯卧撑”到2020年的“凡尔赛”、“打工人”,从表达立场的“吃瓜群众路过”到纯粹表达情绪的“哈哈哈哈哈”,在中国互联网的舆论环境中,已经很少看到意识形态色彩很重、政治口号式的抗争话语,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更新换代、看似价值无涉的网络语言。尤其是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最强的青少年,在公共参与过程中经常使用流行的网络语言,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关于“话语抗争”的研究,与抗争政治这一主题密不可分。赵鼎新认为,变迁、结构、话语是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的三大宏观因素。他将梯利的集体行动形式库概念进行推广,加入话语和符号层面的内容,提出“文化资源库”这一概念。“而且包括了在一定时空内一个群体发起抗争所能利用的文字性和符号性资源……所具有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脚本,而是许多不甚相干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符号、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传统的组合。”[1]这一概念的扩展,将话语在抗争政治中的工具性与可调动的资源性体现出来。其中增加的部分,被周裕琼界定为“抗争性话语的总和”,即“抗争性话语形式库”,应用于乌坎事件中抗争性话语的建构和传播中。她还将抗争性话语界定为“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各种人际、群体以及大众的渠道建构与传播的符号集合。”[2]

于建嵘对抗争政治的研究中,虽然并没有直接针对话语这一具体对象的研究,但注意到以话语为主要内容的抗争中的宣传活动,对访谈中提到的“安装扩音器,放国歌,在横匾上写‘减轻人民负担'”等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这种宣传活动本身就是维权精英对地方政府权威乱作为的公开宣战。他还提到,在工人代表们抗争的诉求文本中,在行动没有确定的法定依据时,就去依靠“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贡献”“不平等”“不公平”这些政治口号形式的话语。[3]

可以看出,此类研究中,一方面,往往将话语抗争放在抗争政治的整个框架内,作为框架的一部分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话语是已经形成的集体行动中产生的,基本特征是比较“硬”,目的性和政治意味比较明显。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话语抗争与网络环境的特性结合,有了新的形态和产生条件。网络中的话语抗争这一对象,近年来也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网络语言作为互联网语境的特殊产物,其抗争作用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刘国强、袁光锋以“躲猫猫”为例,认为网民通过赋予新的所指对权力进行话语的抵抗,分析了网络流行语的生产机制；[4]王冰雪探索了网络语言传播中的另类化表达与空间实践现象,认为其成因在于社会分化与重组中权力的非均衡,并总结出调侃-狂欢-抵抗的解释逻辑。[5]

但这些研究中,仅针对网络语言某一抗争作用,没有提出网络语言本身的话语抗争性质,未能全面深入地探讨网络语言作为独特文化符号是如何成为抗争手段的；对象上比较宽泛,缺少针对网络语言的主要使用群体——青少年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缺少针对“软性”这一与传统抗争话语相区别的特性,并与其相互勾连和比较的研究。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在青少年进行公共参与的场景下,将网络语言作为一种抗争话语进行研究,并主要研究其“软性”的一面,即强调抗争中无论抗争者还是对象都不感到强烈的刺激,避免直接对抗。即,青少年在公共参与中,是如何通过网络语言的使用、传播与扩散,进行话语抗争的；从个人、群体到整体,这种抗争与传统话语抗争的最大区别———“软性”是在怎样的框架下实现的；具体来说,它的类型划分、体现形式、形成条件和意识形态影响是怎样的。

本研究自2016年11月起开始并搜集和分析研究各种现存的有关新闻资料和网络评论资料,从各门户网站年度流行语总结、舆情研究总结、前人研究、参与观察中选取信息,关注某些典型网络语言个案,根据时间线索和传播路径线索,追溯其产生、传播、流变。在新闻客户端、微博、微信朋友圈关注青少年对公共事件的评论和转发,并挑选典型对象与之进行讨论、互动,长期观察其在评论转发中使用网络语言的语境、习惯、使用特点、与他人互动情况等。最后,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观察对象,理解其生活背景,研究者还对二十三位青少年进行了深度访谈。

戈夫曼的拟剧论认为,表演是“个体持续面对一组特定观察者时所表现的、并对那些观察者产生了某些影响的全部行为”。[6]95后、00后的青少年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可以充分调动互联网的全媒体功能,运用各种符号形式,通过网络发言、投票、转载等行为,来表达态度、观点、展示自我,呈现出青少年特有的精神风貌和个性特征[7]。作为追求个性、个人主义上升的一代,他们十分在意自己在微博、微信、qq等社交平台上的形象是否独特、准确。相较于对意识形态或组织的认同,青少年的身份认同更多地来源于具有包容性的、意涵丰富的个人表达。因此,青少年在这些平台上的自我呈现与现实世界一样,都有明显的“表演”成分。而且相较于现实社交情景,互联网情景的随意性与可控性更强,更容易进行印象整饰的过程。在公共参与中,他们希望通过网络语言这种被包装过的话语,来实现对自我的包装。

(一)“表演”的双重意义：拟剧论和戏剧化

“表演”的一方面意义,与拟剧论中的含义相同。习惯了社交网络的青少年,在日常生活和网络中会自觉不自觉地调整和约束自己,对呈现出的一言一行加以管理。青少年在公共参与中使用网络语言进行抗争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表演行为。比如,生于1996年的王伟出身于苏北的小县城,家庭条件一般,其貌不扬,上学时贪玩,成绩很差。他临近高考时突然“开了窍”,意识到再不努力人生将无法改变,考上了一所工业大学的化学专业。他积极参加社团、寻找实习机会。他的朋友圈经常转发深度特稿,公共参与中使用的网络语言都是经过沉淀、得到验证的语言,因为“我希望自己给别人的印象是一个有用的、能解决问题的人,不是一个很无所谓的人”。

对同一评论对象——房价,希望树立专注内敛形象的王伟不会使用跳脱的“扎心了”,而另一个访谈对象木子恰恰愿意选择这个短语。因为她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外冷内热”的人,不希望别人过多地窥探她的内心世界。她的首要目的是希望传播自己的活泼和对公共事件的热忱——即使她已经开始为毕业后即将面对的购房进行了一些研究,认为高房价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和负担。在使用这些网络语言时,青少年倾向于对公共议题表达出关切,但这种参与是受到“人设”限制的。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样的使用行为并不单独成立,而是作为维持连续性的一个“配合环节”出现。

另一方面意义,来自抗争理论中的“表演式抗争”。表演式抗争是“通过制造某种戏剧化的、消费性的、参与性的表演行为来传递并表达抗争诉求的一种底层行动方案和政治实践”[8]。在这些抗争行为中,抗争者被视为表演者,他们精心选择抗争剧目,以实现抗争议题的焦点化、媒介化甚至政治化。[9]在访谈中,大部分对象都很认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在公共参与中的正面积极作用,认为许多事情的解决都有赖其传播和动员力量。可以说,这是青少年的抗争意识受互联网文化影响的表现。他们在进行公共参与时,为了增加自己言论的影响力,使容易被传统媒体忽略的公共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会有意识偏爱故事性、戏剧性强,甚至带有猎奇色彩的网络语言。

(二)表演中的权力感：先知感、成就感与存在感

青少年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和权力处于相对弱势,所处环境竞争激烈,很容易产生无力感和渺小感,因此需要在网络的公共参与中寻求控制和能力感。这样的声音来自年龄较小,还未确定人生定位的青少年。他们个体的声音都太过微弱,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进行完整的公共参与实践。于是在对相关网络语言的掌握、运用和传播中得到他人积极的回应,从而在话语抗争中获得权力感。

在南京某非重点中学上学的小汤,对自己对网络语言的掌握程度十分自信。“我朋友不玩微博就不知道,我真的鄙视他们。我们班两个年轻的老师会说这种语言,不懂的就笑不起来。我班主任放ppt,用了‘你幸福吗'的表情包,我就解释给不懂的人,觉得自己还蛮厉害的。还有我去年买了个表,表哥,我朋友才开始用,我还说这都是哪年的词了你才开始用。觉得自己很fashion,形象瞬间高大。他们都不知道我微博这么前卫,他们太落后了。他们还是康熙时代,我已经是蒸汽时代了。”

可见,网络语言具有时效性,了解其来龙去脉并对其发表见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知识成本和资本。因此,通过公共参与中对网络语言的使用,青少年所获得的先知感、成就感和存在感,就成为权力感的来源。这一特点与上文提到的印象整饰行为相结合,形成了表演中的权力感。这种权力感并不来自对权力的直接掌握和运用,或者对公共事件的直接参与和干涉,而是通过网络语言的使用,表演、塑造了一种有“控制感”和“能力感”的社交身份,尽管这种社交身份可能并不符合实际。

(三)表演中的形象柔化：泛娱乐环境与印象整饰

公共参与本身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素来以庄重、严肃的形象和形式示人。但当语境具体到互联网,其去中心化、互动性、融合性等传播特点,决定它并非理想类型般的公共领域,可供青少年在理性的大环境下进行公共推理或公共辩谈。相反,出现了过于追求大众化、娱乐化的现象,放弃了其作为公共领域的话语权。互联网的公共领域属性在商业化、娱乐化浪潮中面临“异化”的压力。在泛娱乐大环境下,如果青少年对于公共事务只是一本正经、态度认真地说理,会被认为难接近、太严肃。

比如,小胡是个理工男,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实验室里,做事一板一眼,自我评价是个爱国主义者。他在生活中并不是爱出风头的人,爱好是安静地做做模型。但有段时间,他总是因为观点不同在网上与别人发生争论。后来他偶然知道,一个根本不熟的人在背后说他爱装、不正常。除了生气,他也觉得自己可能确实需要调整一下：“怕别人在现实中与自己交往时觉得自己‘怪怪的',‘怎么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会用幽默诙谐的(字眼),让人感觉自己比较逗。”

但在此基础上,并未验证认为青少年政治和社会参与程度日渐降低、未能充分了解公民角色、进行公共参与的观点。相反,“传统的、集体的、等级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参与形式正逐步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更具个人主义的参与形式。”[10]即使是大众目光中“活在自己世界里”的宅男和二次元少女,同样表现出投向公共参与,与不公正与不良事件抗争的需求,并希望自己的关注与抗争被注意和理解——即使这种关系产生于虚拟空间。综合以上两点,泛娱乐的互联网环境与青少年公共参与的新需求犬牙交错,导致了青少年在话语抗争时使用网络语言,以达到对自我形象的柔化塑造。青少年认为,网络语言可以“柔化”自己爱争辩、爱讲大道理的形象,避免被认为是不合群的“怪人”。

由于客观环境限制和个人能力有限,青少年进行的公共参与和话语抗争基本上局限在网络,而鲜少在线下有实际的参与和抗争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公共参与中无法形成群体,只能单打独斗,孤独地用网络语言进行着表演。事实上,互联网会重聚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利益相关群体：“新媒体的个性化与信息的爆炸性并不是将受众分割了,而是强有力地将更加相关的公民群体精准定位,并紧密地重聚了。” [11]95后、00后青少年能够通过互联网的信息搜索和精准推送功能获得自己关注的社会、政治热点信息和争议话题,利用互联网以及相关技术形成虚拟群集,通过话语讨论、转发跟帖、人肉搜索、打酱油式旁观等围观形式,提供信息,表达见解,以实现公共参与和表达抗争,是这一代青少年的“围观式政治参与”。[12]

(一)形成抗争：共享情景与情绪唤起

如前文“表演性抗争”所述,对于从公共事件中产生的网络语言,青少年会充分从中发掘事件的戏剧性、传奇性、荒诞性,如“躲猫猫”“俯卧撑”等,使事件的“道德震撼”和“认知震撼”得到放大。关注的青少年群体被吸引聚集后,对事件的信息不断溯源和挖掘,使更多的细节信息浮出水面,引起同理心与情感的共鸣,使原本的非利益相关者也加入到抗争情绪的生产中。事件中抗争情绪聚集,就会形成围观参与的前提——共享情境。通常情况下,共享情境需要背景相同、经历相似、同质性强的人产生集体认同感后形成。在这一方面,网络语言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以北京雾霾事件为例,围绕这一事件的不同阶段,产生过“apec蓝”“雾霾又双叒来了”等；根据不同角度,则产生了“风里雨里,霾里等你”“故都的霾”等。

通过“北京雾霾”这一事件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角度,青少年能够通过不同的网络语言形成围观。这些网络语言充分暴露出事件的各个侧面,因此即使生活背景和兴趣爱好差异较大,也能围绕这一事件共同形成抗争情绪的聚集：“学故都的雾的时候,谁能想到会被故都的霾教做人”；“去查了叒的读法”等。而对于其他语境中产生,被借用、化用、挪用到公共参与中的网络语言,以表达抗争情绪的为最多,甚至包括“卧槽”“瞎了狗眼”等。这些语言通常是通过激发和唤起抗争情绪,来促进围观的形成。

同时,一些基于公共事件产生的网络语言会产生类似议程设置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塑造和影响着青少年在公共参与中对不同议题的关注分配。“微博传播的特点使得议程设置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体的绝对话语权,普通大众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能成为舆论热点议程设置的参与者……”[13]当一个事件中产生的网络语言进入并占据青少年的视野,获得无数青少年个体自发传播扩散时,意味着这一事件本身在青少年公共参与中的的显著性、重要性都直线上升。与其他类似事件相比,极大地提高了以该事件为中心形成围观的可能性。

(二)表达抗争：氛围与优越感的建构

围观不仅仅是一种“看热闹”的行为,更是一种传播行动。胡泳曾提出“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的说法。当围观的公共事件涉及不良事件、社会不公、公权力运行不当等问题时,青少年认为自己的愤慨需要表达,应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进行抗争的意愿。此时,网络语言有助于表达关注、施加压力。常见的策略是跟随其他的围观者重复强调,加强语气,以建构围观的氛围。这类似于修辞中的“反复”：为了强调某一事件,突出某种情感,而特意重复使用某一网络语言,如“呵呵”“最右”等。

除了简单的转发围观,青少年还可能会加入相关社群甚至组成“观光团”,在留言中采取使用网络语言进行讽喻、使用统一的网络语言刷屏等方式,提醒抗争对象在被一个群体关注的现实,并给抗争对象贴上标签,使其曝光于网络世界中,成为众矢之的,或者成为笑柄。此类围观中,网络语言的使用起到两方面作用：

一方面,抗争群体通常会有固定格式的语言规则,如李毅吧的“帝吧出征,寸草不生”、观光团的“xx到此一游”等,能够唤起青少年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为自己的抗争行为赋予意义；另一方面,网络语言通常会使用隐喻等修辞方式,表达较为含蓄。使用这种“有内涵”的网络语言进行抗争,如果对方成功解码,青少年能够达到抗争的目的,同时也避免了粗俗的表达和直接的冲突；如果对方因为背景的不同、语境的缺失等原因无法解码,青少年则能够获得一种优越感,认为对方无知、与时代脱节。这在关于各种“网络语言大战”事件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笑死了,蔡英文那边因为关闭了图片评论,所以大家都是在话的后面手动带‘jpg'和‘gif'。比如说‘手动斜眼.jpg'。有大陆人在facebook上发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台湾人以为在对对子,不想输给大陆人,回复大陆人,蓝蓝水水清清醒醒。”(VIRREAL,微博网友)

(三)延续抗争：身份标签与保持距离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网民建构身份认同所参照的文本符号呈现多样性、兼容性,所指延伸意义丰富,打破线性阅读,使文本融于一体,让多种观点激荡,为网民建构身份认同提供多种参照、反思和再认交错进行。”[14]

网络语言正是这些文本符号中的一种。当抗争中的网络语言已经被人们所普遍接受,流行开来,并进一步促进围观的形成时,它也提供了一种身份标签。青少年通过模仿和从众,希望通过对流行网络语言的使用跟从围观群体的意见导向,成为“圈内人”,贴上“正义感”“社会责任感”等身份标签。如,小张在生活中是朋友中的领导型人物,从小到大都是班长。在网上则是一名论坛达人,从天涯到虎扑,从贴吧、步行街到网易,他都是活跃的发帖和回帖者。他就具有这种典型心理：

“最常看到的地方是网易新闻下面的评论,我就会在下面模仿着评论。我都是看别人说的,就学会了。每点开一条热门新闻,底下都会有很多评论,里面也有很多网络语言,尤其是点赞数特别多的热门评论,我经常去看,就会了……别的网友看到后,会觉得我好玩、搞笑,又很懂这些时事。看到别人用网络语言觉得好笑,我也会去按照他的风格回复。

百度现在有两个比较有名的观光团,魔兽世界和李毅,一有热点事件就去围观。比如哪个明星又说中国怎么样怎么样,他的贴吧就会被大家爆了。但我不会去参与,都有人去了我还去干嘛,我只是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弄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看明白以后会发一句‘江苏人民发来贺电’。”

这种“贴身份标签”的行为,并不只局限在想“入圈”的青少年。当遇到可能的“危险”和麻烦,他们又会给自己贴上“吃瓜群众”的标签,强调自己的旁观身份。小杨是个同人文写手,喜欢在lofter等平台发表自己的作品。她同时也是美妆爱好者和重度微博控,事无巨细都会发到微博上,而且几乎每条微博中必有网络语言。她喜欢在自己微博的评论区与网上交到的朋友们互动,其中有大量的“术语”和缩略语,需要仔细研究才能看懂。她表示自己见过很多观点不同的人发生矛盾,自己很怕被撕,从不“下场”,敏感的词汇会用“【】”、拼音、英文、空格隔开来避免被搜索关键词的人搜到。但她又很喜欢围观,特意关注了整理“互撕”信息的号,还会转发“吃瓜群众抄着手看戏”“前排出售饮料瓜子”等进行围观。

这样,通过对网络语言的使用,青少年甚至带有一丝的卖萌和显示自己的不知情,来与抗争对象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类似地,还会用“前排出售瓜子”等表明自己围观的立场,来避免表明立场和发生可能的争论。

本文中所指抗争中的惯性,具有两方面的含义：惯习与日常性。一方面,是布尔迪厄惯习理论的一种表现。惯习是一套性情倾向系统,是在客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以无意识的方式内化而成的,但惯习又具有开放性和能动性,能随着所占据的场域中位置的不同来改造和建构现实。[15]就像惯性使物体在不受外力时,总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青少年这一群体使用网络语言进行的话语抗争中,由于当下的特定历史环境与90年、00后青少年的时代特征等结构性因素,也保持一种具有同质性的抗争路径、抗争策略与心理活动。这些理念、意识,甚至是无意识,正是惯习的一种表现。

另一方面,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理论中的日常性特征。斯科特以“弱者的武器”解释农民作为政治上的无产阶级如何将反抗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政治成本太高,农民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他们的武器是在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中偷懒、装糊涂、开小差、诽谤、纵火、怠工等,使用这些无声的抗议作为隐藏的文本。[16]青少年以在公共参与中使用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到的网络语言,而不是传统的、目标和对象明确的抗争话语作为话语抗争的武器,体现了其作为“弱者”抗争的日常性特征。

(一)惯性地追逐与遗忘

现有的微博热搜等热点总结和推送机制,是青少年得以保持追逐热点网络语言惯性的保障。公共事件中所产生的网络语言被作为抗争话语时,青少年会惯性地追逐热点词语,不断锁定新的抗争对象,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自我强化,形成路径依赖。一旦这种惯性被打破,青少年会产生焦虑和不安全感。

比如,在微博热搜被撤的那段时间,在媒体实习过的小吕表示“没有微博热搜的日子太难受了。热搜给我一种很省力的方式就能不与世界脱节,因为它有字数限制,一目了然。我和热点事件有关的网络语言基本都是在热搜学的,不仅和朋友有谈资,而且没有信息缺失的那种焦虑,觉得自己还与世界接轨着呢。热搜被撤的时候我是写作业到一半不想写了,去看热搜,发现没有了,觉得很不可思议……

现在热搜终于回来了,一方面我觉得挺好,置顶的那一条固定是关于政治的、国家的话题,我觉得确实应该关注,不能只看娱乐,尤其是一些小鲜肉的话题,我根本都不认识也不感兴趣。但是另一方面,那一条总是很严肃,不接地气,我觉得还是以前那种能出梗的热搜更好。”

也许是由于新闻敏感,她还自己整理了一个“没有热搜,自食其力”的自创热搜,把自己觉得是近期热点的公共事件总结成热搜格式的短语放到朋友圈里,包括“汤兰兰案”“acfun凉了”这些网络语言。她收获了许多“哈哈哈哈哈”的评论,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对热词的追逐和“一时冲动”的抗争心理,使得热点和热词总会被新的议题覆盖,以至于最后被社会记忆遗忘。

“信息碎片化又过载的网络环境中,公众可以被一个网络语言瞬间点燃自身的表达激情,就也会在另一个新网络语言的出现而瞬息转移关注,热点网络语言的蹿红期和衰落期都是急速上升或急速下降的。”[17]公共事件受关注的短暂性,导致其产生的网络语言更新换代太快,留下的痕迹很浅,形成“排浪式”的来去匆匆。青少年只知道自己在用最新的网络语言,甚至一个月前流行的词语是什么都会忘记。

(二)惯性地戏谑与调侃

“笑中带泪”的戏谑调侃是青少年群体在公共参与中表达抗争的主导形式。面对雾霾污染,他们在朋友圈转发各种被“玩坏了”的变体：端点就叫“京尘”,霸气点就叫“尘疾思汗”,乐观点就叫“尘世美”,娱乐点就叫“尘惯吸”。这种戏谑调侃并不需要刻意营造,而仿佛是一种本能。它就像“弱者的武器”中马来西亚农民面对雇主时创造的暗语,弥合在青少年日常语言的插科打诨和“哈哈哈哈”中,表面看去并无痕迹。只有享有共同语义空间的青少年之间,才能彼此感受到文本背后的日常抗争性质。

大禹是学金融的学霸,来自一个东北小城,有着在北京扎根的梦想。他是知乎的资深用户,曾经参与过多次线下聚会,戏称知乎解决了他的一切问题。他觉得身边的人都“没什么深度”,自己在知乎上结识的同龄人才与自己志同道合。在知乎上,他谈吐幽默,有着很多朋友。

“我们有一个群,里面都是反应很快,很有思想,也很有趣的人。看他们说话特别有意思,一句接一句,从来不留缝。我觉得他们有几个特点,一是逗逼,搜集表情包的能力很强,一言不合就斗图；二是犀利,看事情切中要害；三是老司机,很污……

一个人说‘为国护盘'让自己穷到吃土,底下就马上会回‘是这届股民不行'。很多时候就是这么互相怼,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他们是有自己的观点的,只是用这些词其实会觉得心里好受一点,总比直接骂你赔钱好……我们属于每天泡在知乎,一有什么事知乎马上就会出现‘应该怎样看待xxx'的帖子。这些词如果发在朋友圈里,我估计是没有这么多人能明白和接下去的,因为很多人都比较现充(现实生活很充实)。”

可见,青少年的戏谑调侃往往开始于无奈和无力的感受,因为无法做出实质性的参与实践,本能地选择将这些感受包装和变形,形成嬉笑怒骂的网络语言,并通过有相同立场的人心领神会地进行传播形成一种对主流语言秩序的“骚扰”。“戏谑的作者在编码之际植入了自己的智慧和心力,解读的人也需要有相当的智慧,这种不言而喻的表达方式符合中国含蓄的传统文化表达习惯,也有利于寻找志同道合的精神知音,以缓解精神上的焦虑。”[18]

此外,戏谑调侃的“惯性”属性,还体现在青少年对抗争中“严肃”与“调侃”标准的划定较为主观和随意。很多被访者表示,对严肃的事情的抗争不会去用戏谑调侃的网络语言,比如对温州纵火案、鲍毓明案的评论。但实际上,他们对戏谑调侃的对象并未进行有意识的区分。

(三)惯性地信任与审查

已有学者发现,青年群体对政治态度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网络使用频率愈高,青年群体对政府和官员的政治信任度和对社会公平感的评价就愈低,而民主意识观念则会更强。[19]本研究中,青少年对公共事件的态度也会受到网络语言的影响。与传统话语相比,青少年倾向于认为网络语言的内容更加可信。当网络语言被用于话语抗争,青少年会习惯性不假思索地接受它的表达方式,信任它所传递的或明或暗的信息；与官方口径发生矛盾时,青少年也习惯性地认为网络语言更接近事实的真相。

比如,对“临时工”一词,在各类突发舆情事件中频频出现,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络热词。这一称呼引起了舆论的质疑,认为这成了有关部门表示划清界线、推卸责任的说法,“临时工”作为网络语言也有了“替罪羊”的含义。小浩高中毕业后在一家彩票站打工,按照营业额开工资,生活很没有保障。他觉得自己也是个“临时工”,对于官方对这个词的使用,他觉得很不认同,而是信任网友赋予它的“替罪羊”的含义：“现在一出什么事,比如我们这里前一段有个办证的工作人员被曝光上班玩游戏,结果还没出来,就知道肯定又是‘临时工'。以前没有多想,后来在网上看到都在diss这个词,觉得确实有道理。我觉得首先用这个说法就有问题。”

而这种在信任和抗争的同时,青少年也感受到了来自外界的压力。布里德发现,几乎所有的编辑部内部都潜伏着一张限制着记者、编辑行为的规则和制度的“大网”,并称之为“潜网”。青少年在公共参与中发表评论时,相当于在自媒体中进行意见、内容的生产,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潜网”的制约,惯性地进行自我审查。[7]与新闻从业者的自我审查压力来自政治控制和商业控制不同,青少年的审查压力来自两方面：

一方面,直接使用抗争词语网站会屏蔽,无法达成抗争目的；另一方面,怕有持不同意见的网民搜关键词搜到,发生冲突和矛盾。因此,他们在进行话语抗争时,会进行自我审查,本能地规避敏感词汇,而选择感情色彩较为模糊的网络语言。这里的“审查”是去道德化的中性词汇,是选择、加工、编辑的把关过程。[20]

抗争行为作为一种集中反映社会矛盾冲突、利益博弈的行为,话语在其中是不可缺少的要素。抗争的话语形式与抗争的行为形式是互相伴随的,即“抗争性话语形式库”,包括但不仅限于谩骂、呼号、演讲、标语、口号、横幅、谣言、意见书、公开信、帖子、博客、微博、歌曲、纪录片、视频等文字、声音和图像形式。[2]在互联网环境下,更是产生了形式更加繁多具体的抗争文本类型。如,长文、热帖、歌词,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一个表情包,都能够表达抗争性。这其中,网络语言是使用频繁、形式独特、意味深远的一个代表[21]。综合以上论述,本文认为青少年在公共参与中表达抗争时使用的网络语言,是一种软性抗争话语。其“软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网络语言作为软性抗争话语所针对的对象不局限在政治,而是包括社会生活所有领域中的不公现象、不良事件、不正风气。与有具体、明确对象的传统抗争行动相比,更多体现一种价值观层面上的作用。比如,“杠精”体现的对于网络舆论环境不够理性的抗争；“朝阳群众”体现的对娱乐圈浮躁风气的抗争；“直男癌”体现的女性对传统父权思想的抗争；“打工人”“上学人”体现的对社会结构中普遍压力的抗争等。这其中的日常性、广泛性,带有一种“弱者武器”的意味。也因为如此,世界之大,互联网之大,几乎每时每刻都发生着这样的话语抗争。人们身处其中,时刻被网络语言环绕,并没有强烈的抗争感,而会有一种“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

其次,使用网络语言进行话语抗争的过程中,表演、围观和惯性中贯穿着自嘲、隐喻与戏仿。青少年遵循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在抗争中进行“曲线救国”,通过对网络语言的编码和解码实现心照不宣的理解。因为多了许多中间过程和修辞的包装,与传统群体性运动和集体行动中的“非软性话语抗争”(如乌坎事件中,“誓死保护耕地”“地在人在,地没人亡”“还我人权”“惩治腐败”等)相比,“楼靠靠”“你妈是你妈”“这事不能说太细”等网络语言显得柔软温和许多。在表达抗争的同时,无论抗争者还是抗争对象都不感到强烈的刺激,从而避免了直接对抗,这也是软性话语抗争行为本身底层性的一种体现。

最后,如以抗争诉求的集中程度、表达的正式程度为x、y轴,将抗争性话语分为四类,网络语言属于表达随意、诉求分散的第三象限。青少年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对网络语言背后事件的就事论事,或不满、惊讶、愤怒的情绪表达。极少发展为线下的抗争行动,更不会触及社会刚性制度的根基,所以一般不会直接威胁到现存的秩序与制度。也就是说,这种抗争言行是“反应性的”(reactive)而非“进取性的”(proactive),他们的目标是具体的、局部改进性的,而非抽象的、整体颠覆性的。[22]虽然总的动机仍具有抗争性,但与传统话语抗争中明确、单一的抗争动机相比,混合了许多其他因素。就像在颗粒分明的坚硬沙砾中混入了水分、微生物等,就会形成质地较为柔软的泥土。

总之,本文认为,作为一种抗争性话语,青少年在公共参与中使用的网络语言并不适宜直接被放在传统的集体行动、群体性运动,或抗争政治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因为这些话语并不产生于已经成型的抗争行动,而是在青少年个体的表演、群体的围观、整体的惯性中逐渐形成、扩散和被“包装”的,具有底层性、弱者武器性质的一种日常软性抗争话语。它开始于话语,也往往止步于话语,话语的形成、编码、传播、解码,本身已经形成了抗争的整个过程,而不是像“传统”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中,话语作为抗争的可调用工具或文化要素,或者作为一种延伸。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是一种“自成一体”的软性话语抗争。青少年之所以愿意选择网络语言作为公共参与中的软性抗争话语,是中国特殊政治文化环境和互联网语境在抗争文化和抗争语言选择中的反映。体现了传统政治文化与青少年消费文化相互博弈而导致的特殊解码方式,和青少年从“现实弱者”到“网络强者”的自我赋权。

对于青少年的软性话语抗争,

应该从两方面看待。

一方面,它具有一种批判含义,认为这些参与者是在通过所谓的话语抗争行为获得虚幻的自我满足。青少年使用网络语言进行软性话语抗争的行为,可能除了使当事者感觉良好之外,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而且这些低成本的实践会取代而非补充更实质性的行动。

而另一方面,这些线上的、微小的话语抗争,符合当前社会发展态势,也是95后、00后青少年生活方式的反映。毕竟与马来西亚的农民相比,公共参与和抗争并不是他们生活的主流。同时,在戏谑和调侃中的网络语言中也传播了有效信息,甚至使得公共参与中的话语抗争行为变得生活化、常规化了。这种两面性,也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青少年在中国复杂的政治语境和社会结构中进行公共参与时,使用网络语言进行软性话语抗争为何是不可回避、具有“性价比”和必然性的一条路径选择。当然,也必须警惕其中出现的不规范、不文明的误读误写误用现象,甚至是一些低俗的语言,对网络生态环境,以及社会语言生活和文化安全产生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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