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重组与农村代际关系变迁——基于华北李村农民“上楼”的分析

作者：范成杰 龚继红

来源《青年研究》2015年第2期

伴随着过去几十年来的人口结构转变和社会转型,中国农村的家庭代际关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研究成为近些年来家庭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代际关系是家庭“基本三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费孝通,2006:322),其运行受制于家庭的性质。从这个层面看,可将它们归为“家庭伦理范式”的研究,即倾向于立足家庭伦理的范畴来考察代际关系的变迁。

费孝通将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概括为“反馈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乙代抚育丙代,丙代又赡养乙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反馈的模式(费孝通,1983)。在这种模式里,父慈子孝,代际关系表现为一种“哺育”与“反哺”双向的伦理性平衡关系。近几十年来,家庭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如此,后续的研究仍多以此理论模式为基础来讨论代际关系及其变迁。相关研究多从父代与子代之间的互动形式、内容以及关系的性质来考察代际关系,认为代际关系是一种抚养一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并存的关系形式(王跃生,2008),代际互动遵循着交换的原则,它既包含物质、经济的有形交换,也包括情感和象征方面的无形交换(郭于华,2001),这种关系讲求交换的公平性和即时性,且交换内容清晰,呈现出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特征(陈皆明,2011;孙新华、王艳霞,2013)。总体上看,家庭代际关系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即从传统社会和人民公社时期代际间稳定而平衡的关系,转变为改革开放以来严重的代际失衡——表现为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远高于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再过渡到一个新的代际平衡,只是此时的平衡已不同于以前的厚重的平衡,而是一种低度的代际平衡(贺雪峰,2008)。代际关系最终表现为一种温和的理性的特点(朱静辉、朱巧燕,2013),父母与成年子女建立起一种协商式的亲密关系(钟晓慧、何式凝,2014)。这些研究揭示了代际关系变迁的过程和特征。对于代际关系变迁的内在机制,相关研究多从国家力量对私人生活的干预(郭于华,2001;阎云翔,2006:250-256),市场化对孝文化和养儿防老价值观的冲击(姚远,1998;贺雪峰,2009;陈柏锋,2009;范成杰,2012),社会结构性压力(刘汶蓉,2012),以及资源与规范的交互作用(伊庆春,2014)等层面来解释。

总体上看,上述研究多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来分析代际关系,这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过程及其机制,但却忽视了空间这样一个重要视角。在已有研究的视域里,空间只是家庭代际关系演绎的一个纯粹的物质性场所,一个无关紧要的物质性陪衬,空间及其生产所蕴含的内容和意义被遮蔽了。因此,代际关系的研究亟需研究视角的空间转向。已有研究探讨了农村住宅结构与私人空间的变化(阎云翔,2003:172-185),城市居民的居住策略与家庭关系(杨辰,2011),但这些研究仅仅是通过住宅结构的变化来回应私人空间和隐私权等问题,而不关注空间及其生产本身。

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过程中,城郊或相对发达地区,如江浙一带,很多村庄被征地拆迁;在传统农业区,有很多地方也开始引导和推行农民集中居住,即将分散在自然村居住的农民集中到新建的小区居住,希望以此来达到集约利用农村土地,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居住空间发生了变化。居住空间反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迁移和空间聚集的过程,更是一个关涉人文的家庭变动过程。有研究关注了“上楼”对农民家庭财产的影响(徐聪颖,2011:214-260),但依然没有回应家庭关系变迁的空间命题。

农民“上楼”作为一个切入点可以让我们看到空间生产的逻辑及其对代际关系的建构。空间社会学着重探讨空间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形构及影响。“空间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列斐伏尔,2003:48)。空间明显受制于社会,但也塑造着人类活动,它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者。空间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列斐伏尔,2003:62)。空间实践对社会空间的隐藏作用,只有通过对社会空间这种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解码才能得到理解(郑震,2010)。空间生产的概念指涉了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转向。空间生产是空间被开发、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其间贯穿着权力的争夺。空间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更是社会互动的形式。因而对空间的分析要求一种关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这种方法是为了揭示空间里的社会关系(列斐伏尔,2003:89),也就是说,空间分析不仅涉及空间本身的生产,还关系到空间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产。因此,本文讨论了两种空间形式的生产,一是农民的居住空间,它指的是农民家庭居住的具体空间样式和范围;二是代际关系空间,它指的是代际之间的空间关系,即基于空间视角的代际关系的建构过程和结果。本文尝试以华北平原李村的实地调查材料来展现农民“上楼”前后代际间居住空间生产逻辑的变化及其对代际关系的影响,着重分析农民“上楼”后居住空间被挤压的情形下农民家庭代际关系所出现的变化。

笔者与课题组成员于2013年8月选取华北平原的李村做了为期半个月的驻村实地调研。之所以选择李村,是因为当时此村正处于农民“上楼”的进程中,从中可以直观观察到农民家庭的代际居住空间的变动轨迹。在驻村调研期间,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选取推动“村改居”工作的村干部、村民小组长,已经“上楼”和准备“上楼”的中老年父母和年轻人,以及村里其他的老年人共计25人为访谈对象。

李村是一个地处华北平原的农业型村庄,由七个村民小组组成。全村共有474户,总人口数1488人。现有耕地2611亩,主要种植棉花、小麦等。该村在前任书记主政时建造了二十多栋二层楼房组成的商业街,现已成形。在邻近集贸中心的小组,村民主要经济收入来自于经商和务工,除此之外,村里年轻人基本上外出务工,中老年人在家务农。李村在2011年开始推动“迁村腾地”,农民开始“上楼”,上楼后,农民家庭的代际居住空间开始出现变化。

家际代际关系指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之间的一种关系,表现为具有亲子等直系血缘关系的成员不在一个家庭单位内生活,但仍保持着互动。家际代际关系起源于分家,即亲代和子代的裂变(王跃生,2010),所以代际关系的维系和运行与中国社会独特的分家模式及其所构造的居住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代际关系本身就是在既有的居住空间中生产的,分家及其定格的居住空间格局形塑了代际关系的性质。在农民未“上楼”的时代,一个农民家庭随着子代依次结婚,获得新宅基地、盖房,从父代家庭中分离出来,代际居住空间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在这一代际居住空间生产过程中,家际代际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下面从一个多子家庭的裂变来观察李村农民“上楼”前代际居住空间生产的逻辑以及由此所塑造的家际代际关系。

对多子的家庭来说,随着儿子长大成人,首先要完成长子的婚配。家庭在为此积累财富的过程中,不仅长子的收入要交给父亲,次子的收入也要交给父亲,且不能有怨言,因为父母为长子办婚事,同样也会为次子办婚事。次子为长子婚事所做的贡献并不是为长子个人,而是为整个家庭,是在帮助父母完成人生任务。长子结婚后,家庭进入主干家庭阶段,即由两对夫妻和未婚子女组成,这种家庭形式会持续一段时间。在李村,一般是在长子结婚一年后或者是在次子结婚之前进行第一次分家。分家后,带着生产生活用具、土地和媳妇的嫁妆,长子夫妇搬迁到新家单过,长子成为新的核心家庭的家长。依此类推,家中每一个儿子结婚,都会推动家庭的分裂,产生一次分家行为。分家的结果就是新婚的夫妇从主干家庭中分离出来组建一个新的核心家庭。在李村,最小的儿子结婚后,也要与父母分家,此时,整个大家庭需要协商好父母的养老问题。

对父母来说,他们与幼子分家之后,父代家庭就进入空巢期。此时,父母如果身体好,能自理,能劳动,他们就会独立住在老宅里,耕种属于自己的养老田。同时,几个儿子会协商好父母日常用度的供应,比如每人每年出多少钱、粮食、油和煤等。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在儿子们成婚后,父母身体一般都还不错,能够劳动,经济上能独立,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倾向于向子代们索要钱和物。在李村,父母一代家庭的空巢期相对来说都比较长。只有当父母年老,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父母的养老田以及老宅才会在几个儿子之间进行再分配。随后父母在几个儿子家轮流居住、吃饭。失去固定住所和土地的父母,“寄居”在每个儿子的核心家庭中,他们不能当家作主,只是享有尊重。这时候作为老人的父母是附属于他们儿子的家庭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轮养”

不难看出,李村农民家庭裂变经历了一个多次分家的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因家庭成员的变动而出现的居住空间格局的改变。空间由于其地理(中心一外围)和人文(熟悉一陌生)的双重属性,为空间内各行动主体的互动提供了充分的可能(狄金华,2013)。在家庭的生命周期里,家庭每增加一个成员,就会带来居住空间中家庭关系的几何级增长,进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竞争甚至冲突,从而推动家庭的分裂。而每一次家庭的分裂又会涉及到居住空间的重新调整,最后形成新的家际代际关系。长子结婚后,家庭空间里增加了婆媳关系、姑嫂关系等。因为儿媳妇的出现,家庭关系开始变得复杂起来。儿媳妇要经营自己的小家庭,并努力地将丈夫拉向小家庭。在这种情况下,长子夫妇有可能侵蚀大家庭的成果。而父母因为还要为其他儿子的婚事做准备,就不可能迁就他们的这种行为。家庭里琐事繁多,在家庭出现离心倾向的情况下,首当其冲的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势同水火,而父亲虽还是家长,却很难用管教儿子的方式来对待儿媳妇。此时,家庭出现裂痕也是势所必然,分家就成为唯一的选择。父母与儿子间订立文书进行分家是一种防止冲突发生的机制(赵旭东,2003:63)。分家使年轻一代具有更强烈的个人权利观念,从而促使他们要求提前分家(阎云翔,1998)。以后每一个儿子结婚,家庭都会经历这样的局面,因而形成了李村系列分家的模式。在李村家庭生命周期中,主干家庭存在的时间相对短暂,多个核心家庭并存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并占据绝对地位。

系列分家最终造成父代核心家庭和多个子代核心家庭各自分开居住的空间格局。分家的过程就是建立边界的过程,就是分家一方的主体使自身的权利、身份获得分家另一方认可的过程(童强,2011:138)。表面上看,家庭边界制造了代际间的居住空间隔离,但实质上却在代际之间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能容纳张力的空间,代际之间有了一个避免矛盾激发的缓冲地带。家际代际关系从而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从家庭结构来看,多个核心家庭并立,彼此间界限分明。父代家庭的空巢期比较长,慢慢地随着子代家庭的成长而消失,子代家庭不再受到父代力量的笼罩性控制;从代际间的责任义务来看,代际间权责明确,行为预期明晰。父代调动家庭成员积攒财富,让子女受惠,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务,并积攒养老金为自己的养老做准备,子代则在父母丧失劳动能力后共同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从代际互动的角度来看,代际之间保持相对稳定的日常互动,由于代际间厘清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所以代际之间很少抱怨,较少出现紧张状态。

农民“上楼”与空间挤压

李村所在的L镇2009年开始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与李村邻近的良村、韩村和刘村等已完成合并和整村迁建任务,并组建了东顺社区。李村的社区建设从2011年才开始启动,正处于建设过程中,村干部认为这是村里当下最重大的事。与引导农民“上楼”并行不悖的是当地县政府早在2010年就下发了全县暂停农村社区(行政村)宅基地审批工作及停止农村住房自行建设的通知,要求冻结行政村内一家一户宅基地的审批工作,杜绝出现新占宅基建房问题,同时不允许开展旧房翻建、改建等建设活动。

李村的社区建设规划占地40亩,建设15栋,每栋入住30户,共四五百户的规模。现在已经建成6层住宅楼2栋,2层别墅楼20栋,涉及80户农民。由于别墅楼占地面积大,不利于集约利用土地,所以以后不再建设。目前又启动了2栋6楼高层住宅楼建设,计划年底前建成入住。同时还准备再建40间平房和瓦房用作老年公寓,给老年人居住。老年公寓水电等都不要钱,但主要接纳的对象是五保、低保、困难户和有病的村民,由村里干部和小组长开会确定名单,并不是每个老人都能住上老年公寓。现在村里60岁以上的有270人左右,大概210户,其中单过的居多,百分之九十的都是丧偶的老人,且女性居多。

李村农民“上楼”的做法是有购买意向的村民先统一筹资5万元,再让开发商先期垫资建设新居。同时,县物价局来评估村民原有住房的价值,待整村拆迁补助资金到位后,按照旧房补偿标准,再把资金交付给开发商,用来冲抵村民购房的余款,多则退少则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新房每平米均价900元,分为80平米、105平米和115平米三种户型。目前李村“上楼”的村民多是需要房屋给儿子结婚的农民。

代际关系所内含的宗祧、财产和赡养义务的传递,乃是中国社会继替的重要特征(麻国庆,1999:49-63),这在李村表现得也很明显,为儿子盖房屋、娶媳妇是李村父母应尽的责任,父母会倾全家之力来完成这个任务。在施行“村改居”政策之前,儿子结婚,李村父母也要为其建房子,只是那时候的宅基地管理秉持的是“集体所有、农民使用、一户一宅、免费使用、无偿收回、限制流转”的原则,宅基地的获取事实上源于村民的村庄成员权,即子代单独立户就能获得宅基地,因而父母为儿子建一栋房子相对容易。按照李村村民原来的生活轨迹,父母为所有的儿子娶好媳妇之后,他们就会在老宅,或是在儿子房屋的旁边搭建一座小偏房给自己居住。近十多年来的李村,即使是独子家庭,儿子在结婚以后也会倾向于选择分家。也就是说,对李村农民家庭而言,“上楼前”的居住空间成本是极低的。

从10年前开始,村里已不再批准新的宅基地,除了买村里的商品房,新建房屋和在老宅养老等都已经不可能了,家庭原有的代际居住空间生产轨迹被打断。空间性把社会生活置于一个活跃的竞技场中——有目的性的人类能动性与有倾向性的社会规定性在这个竞技场中进行不良竞争——从而影响日常活动,具体呈现社会变迁,并且使时间的过程和历史的创造留下了印迹(索雅,2011:90)。由于儿子能否娶到媳妇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有没有新房屋,而一般的村民是没有能力到县城买房的,所以要结婚就只能买村里的商品房。这种情况下,买村里的商品房成了李村父母刚性的需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儿子能否结婚,自己能否完成人生任务,所以他们会不计后果买下房屋。

为子代购买了住房,完成子代的婚配任务后,子代家庭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按照习俗,避免出现冲突的做法是子代从父母家庭中分离出来,通过系列分家的方式组成多个核心家庭。但是,“上楼”使得这样一种机制变得不再那么有效了。地盘政治是一种空间争夺的政治(空间政治),是围绕不动产、地皮和房地产开发而展开的一整系列的斗争(拉什、厄里,2006:225)。从“上楼”的家庭看,买新房“上楼”主要是为了儿子的婚事,而原来的老宅要用于折旧,新的宅基地也不再被批准。对父母而言,尤其是对多子家庭的父母来说,在为儿子买好房、完成婚配以后,大多数年老的父母已无能力和条件再买一套房给自己居住,父代家庭的居住空间成为了一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楼”在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抑制”分家发生的效果,代际居住空间受到了空前的挤压。

农民“上楼”打破了代际居住空间生产的原有过程和逻辑。伴随着农民“上楼”,农民的居住空间被抛向了市场,居住空间具有了商品的属性,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农民居住空间本身的价值和重要性是以货币的形式来彰显的,这迥异于“上楼前”建立在农民村庄成员权基础上的居住空间生产逻辑。由此,人们对空间的理解被改变了,在此背景下,代际关系的空间再生产得以迅速启动。

空间挤压与代际居住空间重组

人们以历史性的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对空间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列斐伏尔,2008:46)。讨论空间政治,就是讨论空间反映出的阶层分化与竞争。空间政治在社会构造方面的重要后果是社会阶层的空间分化(社会分层),空间的等级化、分层与隔离往往成为现代社会阶层分化的一个手段(景天魁等,2012:129)。村庄是一个集生活、生产、交往和价值生产等为一体的生活共同体,村民要在其间确认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同时村庄内部对每个村民也会有基本的评价。因而村庄生活是竞争性的,但农民却是以家庭而非个人身份参与竞争,不同的农民家庭经济条件不一样,这样,“上楼”对不同农民家庭的代际居住空间的挤压也是不一样的。

如前所述,在李村,父母为儿子娶上媳妇才觉得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人生任务,尽到了自己做父母的责任,儿子娶不上媳妇对父母来说是很丢脸的事情,为儿子娶上媳妇成了村庄社会的一个竞争性指标。现在的女孩大多在外打工时就嫁出去了,而男孩在外打工又很难带回女孩。村里的男孩如果到了25岁还没有结婚,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婚配对象了,将会成为光棍。这种压力使得李村父母对儿子娶媳妇这件事情异常重视。在村里,有没有新房屋是儿子能否娶上媳妇的前提条件。邻近的良杨村因为建了社区,可以就近买商品房,现在村里没有一个光棍。这些身边发生的故事会对村里的父母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买村里的商品房成为了李村父母进行社会竞争的载体。

在这样的背景下,村里的父母在儿子到了婚龄时就会想尽各种办法筹集资金买房,甚至不惜借钱买房。最初在村里买房的都是急需房屋结婚的农户。村里社区建设规划的房型分为三种,由于农民家庭经济层面的分化,不同的家庭会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房型和数量。

前村会计李友明前些年不做村干部后,自己买了货车在外面跑运输。现在年近五十,感觉在外面跑长途太辛苦,再加上这些年已小有积蓄,所以就在镇里找了个门面做点小生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他有两个儿子,都已二十多岁,其中一个考大学离开了李村,大学毕业后在城市里工作并安了家。另一个儿子则留在了村里,平时基本上在外务工。由于到了结婚的年龄,李友明夫妇俩开始张罗老二的婚事。儿子与女孩相亲后,家里就给他在村里买了一套105平米的房子作为婚房,很快就结了婚。同时,李友明夫妇俩还买了一套80平米的房子,用于老两口自住。

村主任的堂兄弟李权,有一个儿子,相了好几次亲,女方都要求在县城买房。因为没有钱在县城买房,好几个对象都散了。后来他找村主任借10万块钱,说要筹钱去县城买房,村主任没有借给他,而是跟他说村里有楼就在村里买。他就买了一套,房屋已装修好。今年儿子又处了一个对象,因为有了房,现在进展顺利,已经开始筹备结婚了。他们准备结婚后都搬到新房去。

村民李根,家里很穷,有两个儿子,一个27岁,一个24岁。他要给儿子娶媳妇,筹钱买了一套房,儿子领着女朋友到家里,女方一看有楼,就同意结婚了,现在已经结婚住在新房里了。老两口现在与结了婚的儿子媳妇,以及未结婚的儿子住在一起。平时,两个儿子在外打工,老两口和媳妇在家。逢年过节的时候,一大家子人都住在一起。但说起二儿子以后的婚事时,老两口有些无可奈何,再去买一套房已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弄不好再娶个媳妇,也都住在一起。

从上述典型案例可以看出,“上楼”对农民家庭的代际居住空间所造成的冲击并不是同质性地分布在村民家庭中的。农民家庭经济条件的分化导致了不同的居住空间生产策略。“再生产策略的目的在于维持间隔、距离和阶级关系,并在实践中促成对构成社会秩序的差异体系进行再生产”(布尔迪厄,2004:4)。而要理解农民“上楼”所形构的空间生产,就需要立足于农民居住空间生产的具体实践。尤其要洞悉空间背后所蕴含着的阶层之间的张力,比如空间与社会群体的差异等(Logan,2011:290-312;Hsing,2010:60-92)。近些年来,在李村青年的婚配过程中,除了买房的花费,结婚的花费还包括彩礼等方面的支出。一般情况下,彩礼要花费四、五万元,买家具、首饰等要两、三万元,加上举办酒席等方面的开销,对农民来说是一笔数量不小的费用。因此村里人常说“生了小子,老子要下力,得给他准备钱,把教育、买房和结婚等方面的花费算下来,养一个儿子需要准备好几十万元”。购买村里的商品房,比拼的是每一个农户家庭的经济实力。

那些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家庭,父代除了为儿子结婚买一套房,还有能力为自己再买一套房居住,因而能在形式上维持“上楼”前的那种由系列分家所形成的多个核心家庭并立的居住空间格局。对于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户,在勉强为儿子娶媳妇购买一套房屋后,已经没有能力再去买一套住房用于自住。对这些农民而言,“上楼”对家庭代际居住空间的挤压就比较明显,“上楼”后父母只能与儿子住在一起了。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共同居住在一套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的单元房里,共用一个厨房,经济上仍是一个单位,由此重现了主干家庭的居住空间格局。而对于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农户,为儿子购买一套婚房不但要倾其所有,而且还要借下大量的债务,还债成为余生的大事,为自己购买养老房成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尤其是对于那些多子的困难家庭,为几个儿子都买房结婚几乎是一生都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上楼”对家庭代际居住空间的挤压就更剧烈了。如果儿子们都能完成婚配,对于这样的家庭而言,“上楼”也就意味着未来一大家子人在一起,由此会形成一种联合家庭的居住空间格局。

由于在村庄里绝大多数的农户家庭经济收入都比较一般,最后由于很多父母无法单过而形成了“上楼”后主干家庭居住空间格局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不难看出,代际居住空间生产是依托农民家庭的经济分化进行的,它改变了由系列分家模式所形成的多个核心家庭并存的居住空间格局及其逻辑,导致了代际居住空间的多元化表现,最终在村庄中重现了一种以主干家庭为主导的居住空间格局,并由此助推了一种新型代际关系的产生。

农民“上楼”打破了李村原有的代际居住空间的生产逻辑,并在村庄社会里重现了一种主干家庭占主导地位的居住空间格局,它塑造了新的空间性——这种空间性确立了新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并使之具体化。一方面,任何新的政治权力都会以它自身的方式去分割空间,并提供它自己关于空间以及空间中的事物的话语;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空间和空间生产,权力的框架就不可能获得具体性(Lefebvre,1991:281)。基于空间的代际关系研究不仅对空间结构的归属与使用展开分析,还探讨空间背后力量间的博弈及其所形构的秩序,使生活本身的政治经济内涵得以显现。农民“上楼”后代际居住空间生产的最终结果是通过家际代际关系性质的转换体现出来的。

空间就其根本而言是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状态和结构。空间是一种独立的结构,具有构建和转换的规则,独立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苏贾,2003:122)。“上楼”之后,父代与子代同住在一起,父代家庭也与子代家庭捆绑在一起了。家庭里形成了父代和子代构成的多个权力中心,表现为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对家庭财产的争夺和生活的摩擦等。空间的占有与创造、利用与支配、控制和监管实际上成为阶层之间协商、对立、抗争的重要议题(文军、黄锐,2012)。就现在的情况来看,买了村里的房屋后,有年轻人出去打工的,老人住在新房里看家、照顾孙辈。有未出去打工的,老人只能与子代一起生活,这样就得更好地为子代干活,并且倾向于把积蓄以及新近赚的钱交给子代。按照村民的说法,“如果住在一起不分家,儿子花钱会找父母要,他花的钱比挣的还多,他即使不挣钱也会找父母要,而如果分开,他们就自己劳动自己挣钱了,生活中父母和孩子都很自由,也能避免生气”。所以村里很多父母都觉得还是像以前一样分开过比较好,但现在对很多父母而言这已经不可能了。历经“上楼”过程的中老年父母,自己积累的财富已经付出殆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收入来源单一且很难增长。

村里推动社区建设是为了置换出土地来集约利用,可以用集中起来的土地来复垦或租给人办厂收取租金,每亩地租金大概一千余左右。而村民间流转土地的租金要远比这少,租种别人的田,每亩地租金400元,如果租金超过了400就没有人会租了。因为租金高,自己盈利的空间就没有了。所以对于在村里务农的中老年农民而言,一方面流转土地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在外务工的村民会将土地流转给租金更高的投资者;另一方面,中老年农民可能自己都不会种地了,因为种地变得不划算了,自己种一亩地一年获利一千元左右,而租给别人也能收取一千元租金。

在种情况下,村里中老年农民,尤其是那些经济条件一般、以务农为生的中老年农民原有的生计模式被改变了。他们无法按照原来的方式流转到土地,不仅如此,他们自己也不种地了,逐渐退出生产领域,变成为一个纯粹的消费者。此时与子代住在一起,他们必然会切身感受到子代的生活压力,从而希望自己能为他们做点什么,或者被要求为子代做点什么,以减轻子代的“负担”。而一旦父母的“劳动力”被榨干,年老体衰,劳动能力下降,甚至生活不能自理,就会成为家里的包袱,成为儿子媳妇嫌弃的对象,于是家庭中子代与父代的矛盾就会激化。这可从村民的话语里体现出来。在谈论“上楼”后父母和子代一起生活的情境时,村民们总是说“不太方便”,“新的单元房只有一个卫生间,住在一起,入厕这一问题就不好协调;再比如夏天穿得又单薄,太不方便”。农民“上楼”放大了私人生活中诸多的“不方便”,这无疑会使得家庭内部的矛盾显性化。村民们经常说的一个故事就发生在临近的东顺社区,儿媳妇为琐事与年老的公公婆婆发生口角,一气之下将老人的被子衣服等从五楼窗户扔下来了,而老人却只有抹泪的份。

居住空间不仅仅是家庭的一个外部性的结构框架,它在本质上是深深地嵌入到家庭的关系政治中的(汪民安,2005:155)。农民“上楼”前,父代家庭为儿子做好新房,为自己留下老宅或者在儿子新房旁搭建一个简易的房屋自住,这个时候的建房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代际间的财产转移;农民“上楼”后,父代家庭的居住空间被挤压。相对此前而言,父代家庭的空巢期大大缩短,甚至消失。表面上看,主干家庭式的居住空间格局使得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避免了代际间的空间隔离,但是,这却使得代际间丧失了独立的空间,容纳代际张力的空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有限空间中的刚性结构,代际关系丧失了回旋的缓冲地带。对于买不起自住房的中老年父母而言,“上楼”即意味着财产的丧失而被迫与子代居住在一起。此时的居住空间已不属于父代,或者说父代只是作为一个“寄居者”而存在,从而最终在代际主体之间的博弈中,加剧了父代对子代的依附性。当前村庄的家际代际关系具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点:从家庭结构来看,以主干家庭为主导,多种形式并存,父代家庭和子代家庭的边界不再清晰,家庭内部有多个权力中心进行竞争,并形成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从代际间的责任义务来看,代际间权责不再明确,角色预期出现错位,父母一代仍会努力为儿子娶媳妇以完成人生任务,但自己的养老开始变得不可预期,而儿子们在成家后仍然期待父母的付出,且就资源流动而言,父母的绝对付出更多;从代际互动的角度来看,代际之间保持紧密且高频度的互动,但由于代际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所以经常会出现抱怨甚至紧张的状态。

结语

综合来看,“家庭伦理范式”的研究强调代际主体之间为资源流动而展开的分配与竞争,由此呈现了一个平衡或失衡的代际关系——这通常是代际关系的两种理想类型——其根源潜伏在个体、家庭,抑或村庄共同体的伦理生活中,但却不是在家庭的空间构造中。在当前城市化进程狂飙突进的中国,居住空间的争夺和再造越来越成为代际关系演变的核心,既有的家庭伦理视角不能很好地解释当下农村的代际关系变迁。家庭首先是作为一种空间的形式出现的,居住空间不仅是家庭存在的必要前提,家庭关系本身就是空间生产的结果。家庭的居住空间,而不是家庭伦理,应该成为代际关系研究关注的重点。

基于此,本文借助空间视角,以华北平原李村的农民“上楼”为例,呈现了农民“上楼”前后的居住空间生产逻辑的变化,分析了它对家际代际关系的影响及其机制。在农民“上楼”前,居住空间的基础是村庄成员权,中老年父母为儿子成家盖房子完成了代际财产的一次转移,同时老一代留下的旧房屋再破也是自己的财产,从空间角度来说,老一代父母仍然有属于自己的居住空间。不难看出,“上楼”前的代际居住空间生产是既有的家庭权力格局下的产物,同时也加强了既有的家庭权力格局。而在农民“上楼”的过程中,居住空间的商品属性突显,居住空间的基础在于家庭的经济能力。因此,对于那些买不起自住房的中老年父母而言,代际关系最大的变化不仅在于他们的居住空间被挤压,还在于他们财产的丧失殆尽,并成为彻底的“依附者”,从空间关系角度来说,老一代父母的居住空间已不属于自己,他们只是一个“借居者”。不难看出,农民“上楼后”中老年父母的居住空间受到挤压,空间被挤压的实质在于代际居住空间生产的逻辑已经改变,这种变化最终影响了父代与子代的权力关系,或者说代际居住空间再生产扭转了家庭的既有权力格局,即新的空间生产塑造了代际之间新的权力关系格局。

农民“上楼”使得原有的居住空间演变轨迹难以为继,代际居住空间受到空前挤压,但它却是以家庭经济分化的异质性被分配到农民家庭中的,由此再现了一种全新的以主干家庭为主的代际居住空间格局。这种有限空间中的刚性结构加剧了代际间的张力,加深了父代对子代的依附关系,从而形成了将农民“上楼”成本和负担最终转嫁到了中老年父母身上的结果。农民“上楼”在实践上的直接后果是对农村中老年人的冲击。农村中经济地位越低的中老年人,其生活压力越大,社会和家庭地位也越来越边缘化。在当前农村仍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情况下,有必要加紧出台相关的社会政策来促进社会养老的发展。

综上所述,基于空间视角的家庭研究不仅有可能对以家庭空间争夺和占有为目的的行为展开分析,探讨其间家庭权力关系的此消彼长,同时还有可能对家庭空间结构的归属和使用展开深入的分析,探讨空间支配背后的力量博弈以及博弈法则的变化。总之,空间生产与家庭关系的互构必然会成为家庭研究新的知识增长点。这有助于挖掘家庭本身的丰富内涵,从而延伸和拓展家庭社会学的研究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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