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算是真正的学业成功者?无论如何归类,博士生已经处于一个人可能达到的最高学业阶段。他们是中国情境下底层出身的学业成功者,也就成了中国情境下的“循规者”。对农村出身的博士生(以下简称“农村博士生”)而言,随着求学阶段的演进,学历的提升,其所置身的社会阶层、文化情境都处于变动之中。
从空间上看,一个农村博士生的求学历程是以家庭为中心,从农村、县城、小城市到大城市一圈圈向外扩展的波纹型变动。从时间上看,其求学历程包括了一次次从家返校,从校返家的候鸟式流动。城市大学与乡间屋舍不仅有空间上的差异、经济上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有文化上的差异。农村博士生必须面对这些差异。尽管城乡经济差异的坚冰在融化,农村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上也越来越具有城市生活的一些特质。但当人们取笑一个人穿着不够时尚得体时依然用“农村人”、“民工”这种词汇时,这就说明城乡经济、文化上的不平等依然在延续。有研究者在解释教育的城乡差异时就认为农村子女“在学校教育中处于文化上的劣势”(余秀兰,2006:18),(城市子女)获取了比农村子女多得多的不同数量与类型的文化资本(林秀珠,2009:15)。对农村博士生来说,他们的学业跨过了一个又一个阶段,背后的农村家庭却踌躇在原地。
刘云杉(2006)认为,现代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不仅“培养学生对统治阶级文化的认同与尊重,同时还不断排斥被支配集团的历史、经验与梦想”,“对于一个底层子弟来说,学校的生活意味着与其家庭、与其血肉相连的生活的断裂”。对底层学生来说,她的“历史、经验与梦想”与现代学校是互斥的吗?学校生活让她与家庭、与其原有的农村生活完全断裂了吗?即便我们假设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核心准则是相冲突的,农村博士生要想融入城市当然得一定程度上“洗干净脚上的泥”,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就要、就能完全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原生农村家庭的文化?
基于这种认识,家庭很可能是研究作为“循规者”的农村博士生文化生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农村博士生的家庭经验并不简单的是作为家的那个小小斗室之中存留的记忆碎片,而是关涉一个广阔的社会田野。我们希望能够从一个农村博士生在乡与城、原生家庭与精英大学的穿梭中的成长经历入手,分析农村博士生群体作为“循规者”的个人境遇、洞察与文化生产的特点,进而描述其文化形态。
研究设计
(一)个案选择
在一次野餐上,笔者认识了一位来自南方某重点大学博士三年级的女生溪若,闲谈中得知她来自福建南部的一个山村。之后试着向她提出了访谈的想法。她觉得农村博士生的故事应该有人去说,愉快答应了。本研究关注的是农村出身的博士生群体,选取的个案是一个女性博士生,但这里没有特意把性别单独出来进行讨论。因为在日常情境中,基于性别的实践是与基于阶层的实践不可分割,所有的阶层和文化实践也同时是性别实践,反之亦然。
(二)研究方法
访谈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深度访谈涉及的是一种研究者与被访者面对面情况下的我群关系”(杨善华、孙飞宇,2005:66)。这种方法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随时调整问题和回应,不断地逼近社会行动者对自己行动的意义理解,从而帮助访谈者最大程度地看见社会行动者的意义世界。文格拉夫(Tom Wengraf)曾经提出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半结构式的访谈是你和你的被访者的“共同产物”;第二,“要深入事实内部”(转引自杨善华、孙飞宇,2005:66-68),即研究者要进入被访者的日常话语和体验系统中去。要想进入被访者的日常话语和体验系统就必须有共同生活。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通过日常聊天、聚餐、购物、课上讨论等接触的契机对她进行了自然形态下的参与观察。同时,半结构式的访谈也进行了5个下午,录音经过整理形成了近3万字的文字材。
一个“循规者”的成长经历
溪若的父母都没读完初中,家里有一个大她3岁的哥哥和一个双胞胎弟弟。先前家里主要收入的来源是一亩多水稻以及其他零散梯田上的花生等。后来由于建高速,土地被征收,家里只剩下零散的地块用来种枇杷、龙眼。不种地之后,爸爸做零工,妈妈在村里的小超市上班。下面是溪若的成长经历。
(一)交学费
你知道吗,每年到9月,是我最担心的时候。要交学费,肯定是先交我哥和我弟的,你觉得还有剩下吗?就算把所有的稻谷都卖了,也不够学费。小学党委书记是我爸同学,他说要不要考虑让她直接上三年级。爸妈就问我可以吗。我那时候是拖欠学费的那种,觉得自己不能再这么拖了,能省一年是一年呀。5周岁上学,之后跳过三级,小学二,四年级和初二。我们那里一年级只有一个老师,这个启蒙老师是我爸的同学,对我特别好,没有她就没有现在的我。她就和我讲,想以后不当农民,就必须好好学习,好好学习才有出路。我就信了。
(二)没有正眼看过我
其实从懂事开起就非常介意为什么自己是一个女孩子。学费从来是先交他们俩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男女意识就很强了。我爷爷奶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男轻女,就是从我出生,一直到我长大到现在,从来没有抱过我。有时我妈做一些好吃的让我送过去,我奶奶都会把我当成我弟。她就说:“我的乖孙子,又来给我拿东西吃了。”从我出生到现在,我爷爷奶奶都没有正眼看过我,就说我怎么不是个男生呢。那时候我就觉得当一个男的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女的不是也可以。
(三)“怨”与“心酸”
(从小到大,老师,同学,家长,谁对你帮助最大?)老师,同学,最后才是家长。我妈从小到大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家长会。高中的时候我弟成绩那么差,她都好意思参加。我年段第一,学习成绩那么好,她都不来参加。从小到大,无论在哪里学习,爸妈都没有来过一次。一年级第一天我都是跟着背书包的人去的。如果可以选择,我一定选择独生女,不用只享有三分之一的爱,我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如果生在城市,说不定能上北大清华。我还会学点专业特长,弹个钢琴之类的。小时候会这么怨过,但没办法,一切还是要靠自己改变。
爸爸喝一点酒但不抽烟,他为了我把烟戒了。那个时候家里没钱,太穷了,抽不起烟。我妈跟我爸在一起太亏了。(我们这里)男的都不进厨房,就觉得那些事情不该他做。爸爸这边每年快开学交我们的学费要借钱,大伯二伯一遇到事情就不接电话,但有什么事情,砍棵树还要叫我爸。家里父母吵架,最多的也就是为了钱。盖房子吵,包红包吵。那时候我就想一定要挣钱,等他们为钱吵的时候直接把钱扔给他们,说不要吵了,特别帅!
初中那时候比较心酸。我哥上初二的时候,成绩中上,可我爸妈说家里经济已经过不下去了。我上初一,其实应该我去打工,我哥觉得我成绩比他好,就自己去打工了。我哥去做早餐的地方打工,几个月之后回来头发就白了。我真的于心不忍。
(四)减免学费
我中考成绩还可以,本来可以去县里或市里的中学。但我们镇里中学承诺说可以减免很多学费,虽然它连三级达标校都不是,我还是去了。高中免大部分学费。一个星期生活费15块钱。星期三中午、周末回家,从家里带米过来,再带点酸菜。那时候真的可怜兮兮的。我天真地以为即使师资不太好,我也可以考上很好的学校的。事实证明我想错了。高考学校第一,可还是就只上了二本。
高考填志愿时选外语是因为作为农村的孩子,长得不漂亮,也没什么气质。我那时候很单纯地认为学个外语,外国人的专业,外国什么都好,商务贸易有提成,我就是为了以后工作能赚得更多。其实我的单科成绩外语最差。结果后面学了外语发现自己气质也没有增长。
(五)为了奖学金
刚上大学没钱交学费,还是问舅舅借的。第一个学期放假我就去一个珍珠厂打工了。那时英语单科成绩差很多,后面那么努力学习就为了奖学金,为了那点钱,并不是为了学习知识什么的,功利性很强,就是为了钱。生活上,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一两饭是2毛钱,青菜是5毛钱,肉是1块还是1块5,我记得我那时候特别穷,2两饭,一个青菜,不敢在食堂和大家一起吃,自己装饭盒带回宿舍吃。觉得蛮自卑的,别人都吃那么好,我一个人装在饭盒里吃,就怕别人知道我吃的这么清淡。后面有兼职了,就光明正大地在食堂吃,不会那么畏畏缩缩了。
(六)过意不去
考研也不是我自己要考的,别人考什么外贸单证员之类的,我也都是跟着考。人家考高中教师资格证,我也去考了。别人看书,我不看就过意不去。结果她们没考上,我考上了。硕士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男劳力。她们试衣服的时候,我给她们提包拿衣服。回来之后一大包都是她们的东西,这就能看出贫富差距来了呀。人家要买东西,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直接买了,我们是要考虑再三,这个到底值不值得,价格到底有没有优惠。所以说女生相处可以从逛街看出很多很多东西,比如去逛美食街,那些小吃,都几块钱,其实都不贵的,那我们肯定是舍不得。我记得很清楚鱿鱼一串5块,另一种才2块钱,所以我肯定是吃那个2块的。
我们高教7个人,起码有4个人爸妈都是在高校工作的。我爸妈又没有关系,自己也没有钱。毕业时因为博士没考上,工作没有,论文压力又大,那时候大家在拍毕业照,我都在一边急哭了。但没办法,哭了之后还是得自己解决问题。我去考了福建省事业单位招聘,但是我当初有一个捷径,商务英语这个专业还是蛮新的。一般那时候硕士都没有经验,我教了4个大学,所以试讲方面占了很大优势。后来我就去了这个大专,教公共英语和商务英语课。
(七)对家里的付出
爸妈从初中开始就没法指导我学习了,我对家里从来都报喜不报忧,因为报忧没有用,他们帮不了你任何忙。从大学开始,家里的决定就是我做,硕士时候更是。而且事实证明我一直都是对的。哥哥弟弟的志愿都是我帮着选的。不过我骄傲的是工作后,哥哥娶亲要8万8千,差2万多,我来!那时候我弟也考上了我教书的这个大专,我就支持他每年7千的学费和每个月大概1千的生活费。后来家里盖房差2万,爸妈又吵,也是我拿的。可能是我也太懂事了,有什么事情就找我。工作以后定期给家里寄钱,承担我弟的生活费,过年包个红包,所以那两年,在家里地位特别高。
(八)读博
(怎么想到考博?)我2011年没考上。当时我在福建工作,和XX大学交流比较多。工作的时候觉得以后评教授、副教授还是得考博,我去当老师还是为了考博士。那个我要报考的教授交心地和我说,想招到门当户对的学校。“你本科XX学院,XX市,刚从专科升到二本。硕士学校不是211,也不是985。你看看自己的门第出身。”他已经不要我了。但学术背景我改变不了什么呀。后来我就考上了博士,不让在职读,我就费了好大劲把工作给辞了。
但是我爸妈整天抱怨,你为什么是一个女生念到博士呢,或者(跟哥哥弟弟)说要是你们俩像你姐那样就好了。言下之意,有个这样的儿子更骄傲,女儿以后都要嫁人的,培养了二十几年,最后还是别人的人。说得难听一点,我爸妈有时候会把我当成经济来源,摇钱树。(为什么要出国?)但我觉得对农村孩子来说出国是很厉害的事情,觉得自己出息了。后来来美国了,他们又说你在中国念书还不够呀,还跑到外国去念。根本上是他们觉得一个女生真的不用接受那么多教育。把工作给辞了,家里经济压力就又大了。
虽然作为一个女生,我得有自己的学习机会。我为了自己以后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能够对下一代产生更好的教育,我觉得女生念高等教育也是可以的呀,而且我真的没有花过你一分钱,对吧?我只是说没有再给你钱而已。反正农村的爸妈眼里最重要还是钱。我坚持我就是要考博,他们不敢说不。因为之前毕竟所有的经济来源都是自己的,那我现在只是不想当这个经济来源了。不管怎么说,他们心里应该还是挺骄傲的,起码别人家都没有培养成女博士。爸妈让我相亲,但有媒婆来,我爸就说我女儿是博士,你也找一个博士来呀。媒婆就灰溜溜地走了。
(九)前程
我们研究生那一年招了3个,其中有1个男生。我所有的同学,甚至是我导师,都知道他喜欢我,就我不知道。我真是情商太低了。每次老师,同学都说他对我特别好,我那时候特别单纯就想男生对女生好不就是纯洁的友谊吗?我从来没想到那一层面。那时候真的很忙,兼4个大学的外语老师,自己有课,论文压力也大。我不会后悔,因为哪怕我当时和他在一起了,我还是要来念博士的。我不会因为爱情耽误自己的前程。哪怕他跟我成了,我也要义无反顾地来学习。至于他能不能熬过异地恋,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十)心已经冷漠了
我觉得我的心已经冷漠了,现实生活中哪有那么多白马王子呢?我在想缘分这种东西到底有没有呀,我觉得没有。相亲,觉得不讨厌就可以了,大家稳定就可以呀。(为什么稳定那么重要?)你看家里小时候那么贫穷,那时候我的希望就是我的老公不要太有钱,只要差不多维持基本水平,再有养一个孩子的基本收入就可以了。我不要那么多钱。你看有钱人的家里,公公婆婆一系列的关系都很难处的。目前还是这样觉得,有自己的学业,事业,才有资格真正谈一场公平的恋爱,是不是?我也向往爱情,你看我大学时候要钱没有,要什么没什么,我哪有资格去谈恋爱?恋爱是要钱的呀,难道都要男生来付吗?
(十一)性
婚前在一起可以,不发生那种关系就可以。比如订婚了,不能只是男女朋友这个名分。(第一次意味着什么?)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是你喜欢的男生,肯定想把你最好的,所有的都给他。如果找一个你不讨厌也不喜欢的男生结婚的话,你也一定要把所有的都给他。如果你要结婚的男生真的很介意的话,你很恪守规则,不就很符合条件了嘛。如果真的社会开放到一定程度,我也不介意把第一次给我有点喜欢的男生。如果我结婚的那个男人介意的话,我该怎么办呢?你看我都是长远规划的人。
从溪若不同学业阶段的成长经历看,家人不在身边,但与家人的关系如影随形。她的学校经验或是学业选择、交友或是恋爱都与家庭有着密切的关联。家庭与学术、故乡与他乡、恋爱与前程复杂而矛盾的交织在她的人生经历之中。
(一)家庭与学术
家庭是溪若心灵中最柔软脆弱之所,她对家的情感是爱怨交织着的。她对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有怨气,怨他们从小到大的“重男轻女”思想。访谈中出现了很多“从出生到现在”、“从小到大”,爷爷奶奶“从来没有抱过我”、“没有正眼看过我”,爸爸妈妈交学费时“先交哥哥弟弟的”,上学第一天是“自己跟着背书包的人去的”“爸妈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任何一场家长会”,无论在哪学习,“爸妈都没来过一次”。但这些带着怨气的话语也没有掩盖记忆里爱的证据。爸爸为了她戒烟,哥哥初中时主动辍学打工,补贴家用,“头发都白了”,自己很“心酸”、“于心不忍”。
劳动阶层家庭中,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是内敛的,怨是埋在心里的,爱更是行胜于言的。溪若在访谈中说:“家里都直呼名字,爸妈叫我就叫溪若,不会叫小溪,溪溪等等”。溪若从小因为自己是女孩而被轻视,所以极渴望得到父母关爱和承认。溪若说自己“乖”、“懂事”的重要理由就是她从小到大都在千方百计地解决自己的学费、生活费。跳级、打工、节俭、通过学习挣奖学金,甚至写言情小说挣稿费,都是希望能减轻带给父母的负担。当她工作有一些收入后,在家庭面临哥哥结婚、弟弟上学、家里盖房子等重大事务时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虽然溪若提到家庭时多是怨,但她在行动上不断表达着对父母和兄弟的爱。她觉得自己在家里的地位提高了,父母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关爱,“家务都不太让她做了”。她对家里一直是“报喜不报忧”,知道爸妈“没办法”,就一直靠自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但她的“懂事”也让父母依赖她为家里持续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因而辞职读博被父母视为“无用”,自己无形中背负了读博所带来的道德负疚感。
在冯小刚多部喜剧里,暴发户面临的是自己的文化资本低、经济资本高所产生的冲突。而对于农村博士生,他们面临的重要冲突之一即是高学历资本与低经济资本的冲突。王磊光(2015)在“农村博士生返乡日记”中写道:“倒是有两类家庭,他们处于最困难的境地,却往往被忽视。一类是孤寡老人。一类是举全家之力,把子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庭”。在学校求学的时间越长,就意味着对家庭的回报周期越长。把子女培养成博士生的家庭更是面临着经济上的困窘,往往还不如邻居家初中辍学一早出去打工的孩子为家里带来的实际经济回报大。
同时,在博士生群体中文化资本的不平衡也依然存在。虽然农村女博士生在学术创造力上未必落后,但在社会资源、学术关系、见识等方面相比于城市较富裕的博士生相对弱势。溪若的学术发展并不顺利,暂时还没有达到毕业所需要的发表要求。她期望自己能顺利毕业,“找到不比之前工作差的单位就好了”。在面对一些选择时,农村女博士生更容易被家境所羁绊,不仅要考虑个人发展,也要考虑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不仅中国来自农村的女博士生有这种体验,西方的研究者也证实来自劳工阶层致力于学术的女性所承受的痛苦。“来自劳工阶层、致力于学术的女性既想要维系与家庭之间的联接,又想融入学术界,所以经常感觉到被撕扯”(Tokarczyk&Fay,1993:3)。所以当溪若执意读博之后,父母觉得她放着好好的工作不继续做,没有考虑对家里的责任,对她有所埋怨。综上,农村博士生面临家庭与学术双向的挤压。
(二)故乡与他乡
农村博士生大多因自身经济地位的局限,往往生活习惯较为节俭,在求学经历中因为“钱”而限制了许多人际交往的可能。“他乡”的人际交往受到限制,那么“故乡”呢?溪若说自己“每次回家都不出门,宅在家,村里人多数都不认识。如果有谁跟我说那谁谁的女儿回来啦,我说嗯,他就还问怎么有空回,我就说放假,你看这不是废话吗?”
同时对于村庄的文化活动,溪若也失去了儿时的兴趣。认为是“繁文缛节”、“没有任何感觉”。
我们那整个村都是佛教的,我们家都有那种祠堂,那祠堂里面就装着很多佛像。每年我们有很多人抬着菩萨绕着整个村游行,抬得有大菩萨,小菩萨,每逢初五,十几就有祭祀活动,都是很盛大的活动呀。小时候很喜欢,因为一到这种时候就有很多好吃的。现在就觉得这些很繁文缛节,我会帮着我妈把那些东西搬过去祭祀,就没有任何感觉。反正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家里信这个,我就跟着信就是了。没有真的把它当回事。
当她试图进入儿时玩伴的议题中时,却发现自己在村庄中找不到朋友。
我每年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念硕士已经是班上最高学历,更别说现在博士了。现在学历很高。聚会时候大家都是聚在一起讲我公公怎么样,我婆婆怎么样,我家女儿儿子怎么养,他们丈夫都是做小生意的……就我一个人,难道和她们谈学术吗?而且我连男朋友都没有,我和她们谈什么呢?她们也不算很羡慕,心里也是想说,你学那么高学历干什么呢?像她们说的,学得好不如嫁的好。嫁得好就可以了,没必要努力那么多。到后面不愿意去了,你就是被冷落的对象,大家都有共同的话题,你什么都没有。
对溪若来说,不是自己抛弃了故乡,抛弃了乡邻,抛弃了同学朋友,而是他们抛弃了自己。高学历并没有让她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反而让她觉得被冷落,被边缘化。故乡的文化样式、乡邻、朋友都已经离自己远去,故乡与他乡的界限也日益模糊起来。
(三)恋爱与前程
除此之外,溪若作为一个单身女博士在婚恋上面临很大的压力。在访谈中第一次提及婚姻时说到:“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情,找到最对的那个人,才愿意为他生儿育女”。但她后来却也说“现在我觉得缘分这种东西很难,真的找到喜欢的东西很难,只要不讨厌就可以了”。
要理解溪若现在面临的婚恋压力就必须把它放置于溪若成长的历程之中。溪若学习的最初动力之一来源于父母总为钱争吵的境况,她想要有好的出路能够有一天“把钱扔给他们”。在她觉得“应该”自己打工的情况下,哥哥放弃了学业,一年白了头发。哥哥为了家庭做出的牺牲也是为了她而做出的,这让她觉得“心酸”“于心不忍”。这些同样也是她学习的动力。她选择英语专业是为了以后赚多一点钱,上了大学以后努力学习就是为了拿奖学金,努力考上硕士也是能在父母提供不了帮助的情况下有一个好的出路。有相对稳定的工作以后,为了以后能在高校里评上职称,即使遭受本科出身的歧视、家庭的压力、婚恋的压力等等依然不放弃考博。为了能够有稳定的生活,“前程”重要至极,只有谈“公平的恋爱”才可能幸福。所以溪若才如此专注于学业和赚钱,以至于错过了可能的爱情。
综上,农村博士生面临高学历资本与低经济资本的冲突,在繁忙的博士生活中既要承受沉重学业负担,又面临无法回报家庭的压力。同时,当她们回到家乡却成了同学聚会中“被冷落的对象”,无法融入村庄的文化活动、甚至乡邻的日常问候之中,故乡日益成为他乡。在婚恋方面,她们因为长期把大量时间用在学业和养活自己、回报家人方面,失去了许多恋爱机会。但她们看的电视剧,读的小说里都有对完美爱情的执着想象,溪若希望能遇到“白马王子”,但又知道自己难以获得真正的爱情。同时对前程停不下的追求、博士学业的压力又让她们难以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花心思恋爱。退而求其次,当她们真正迫切需要恋爱时,由于自身的家境,又期望谈一场“公平的恋爱”。但恋爱可能是公平的吗?公平的还是恋爱吗?可见,农村博士生们确实在城乡两种社会结构和文化样态的穿梭中面临着双向压力,有着近乎矛盾的生活境遇和精神样态。
洞察与文化形态
在矛盾的生活境遇中,个体要想生存就必须进行选择,这时文化洞察就将在一次次选择中锤炼成为恒远的价值观,进而铸就人格。从一次次选择中我们就可以窥见农村博士生作为社会能动者的洞察。
(一)对金钱、性别与农村出身的洞察
第一次去找溪若访谈时,她正在图书馆自习。打算请她去星巴克喝咖啡,她的表情紧张起来,执意不肯。不知怎么,笔者能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她的考虑。首先,农村孩子从小到大并不喝咖啡,喝咖啡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式样”(汤一介,1996:1)。虽然只是几美元,但我们的家庭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抠算着钱,紧巴巴的过日子。即使离家万里,到了美国,潜意识里也总要乘以六换算成人民币,喝咖啡的钱也想能省一点是一点。正如拉鲁(Annette Lareau)(2009)在《不平等的童年》中说道,对于中产阶级孩子而言,“钱,永远存在却绝不提及”,而在贫困家庭,“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不仅很公开化而且还经常出现,孩子们很清楚家长能付得起什么,不能付得起什么”。对于溪若来说,她对钱的记忆异常清晰。很小的时候,她就从父母的争吵中领悟到这些争吵的根源所在———钱。因而她很早就有了“等他们为钱吵的时候直接把钱扔给他们”的宏愿。而在之后的学习和工作阶段,不管是努力学习为了以后找到好工作,还是上了大学努力拿奖学金,甚至是现在一点一滴的勤俭,都与这种对钱的领悟有关。
面对重男轻女的家庭文化氛围,溪若有怨有恨。即使读到博士,父亲抱怨她读博士的选择时说她“最后还是别人的人”,可溪若却感觉自己成了家庭的“摇钱树”,从“自己”以后的工作以及对“下一代”的教育中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溪若领悟和洞察了自己被区别对待的根源,并非女性这一性别天生低男性一等,而是对于自己的家庭来说,女性的向外扩展可能带来原生家庭本身的未来收益更小。她对自己作为女性的洞察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利益和原生家庭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她应该有自己的未来,而非为家庭倾其所有。这种洞察支撑着她读博和之后出国的选择。
在现代中产阶级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在许多小说或者影视作品里,我们看到有人讳言农村出身,畏言自己父母的农民身份,恨不得将自己的农村背景隐身以获得他人的认同。但溪若并没有这样面对自己的农村出身。访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溪若有没有讳言过自己的农村出身?溪若说完全没有,一直都很坦诚。在平时交流中,她会很坦诚地和朋友说自己“以前干农活”“力气大”,在聊天中多次提到“怎么别人长得那么漂亮,我那么丑”“我不是白富美”。每次说到自己面对的困境,最常提到的就是“没办法”,“什么都可以靠自己解决”。但她也曾自卑的不敢在食堂吃饭,从逛街和交友中感受着和同学的贫富差距。从溪若的生命故事里,她确实并没有对自己的农村出身有太多的自卑,反而洞察了自己所拥有的与农村生活相关的骄傲。溪若感叹,城里的女孩很“懒”,早晨不吃早饭,“太阳一大午餐也不吃了”,“衣服几个月堆在那里都发霉了”,而自己会缝纫,做饭是一把好手。溪若有基于农村艰苦生活的习惯,规律的生活,节俭勤劳,并以此为骄傲。她很早就坦诚接受了自己的出身,将农村出身认同为自己的一部分,至少是过去的自己的一部分,所以才会有“从来没有”的答案。硕士毕业时,看到身边的同学通过家里的关系找到好工作,自己则因本科学校而在考博过程中受到歧视,她也洞察了农村出身真正的内涵。农村出身意味着在城市的拼搏一无可靠,不容得自怨自艾,唯一可依赖的就是自己。
(二)农村博士生被完全中产阶级化了吗?
溪若的成长历程是在农村与城市,原生家庭与精英大学不断穿梭的过程。她不光在空间上流动,也不断面对着不同的社会结构与文化样态。溪若需要在穿梭和流动中,在重重矛盾中编织出自己的身份与文化形态。一些研究者倾向于把农村家庭文化与城市学校文化相隔绝,认为学校就是劳工阶层习得统治阶级文化的场所。那么,农村博士生群体的文化被彻底中产阶级化了吗?
从溪若的成长经历看,虽然她有着出身于农村的骄傲,但从大学开始,她特别爱干净,每天都一定要洗澡。她还有整理的癖好,地上有纸屑之类都无法忍受,书一定要放得很整齐,要不然自己很难受。她习惯说话中冷不丁地蹦出几个网络新词,买衣服网购,而且要买有品牌的衣服。工作时,她也会应邀去星巴克喝咖啡,时而和一群男生一起去酒吧玩到夜里很晚。在读博期间溪若担任了“博士生会主席”,张罗着院里博士生大大小小的活动。
判断溪若在内的农村博士生群体的文化样态是困难的,这种困难本身或许就在告诉我们非此即彼的思考方式可能是错误的。溪若延续了农村文化中节俭、勤劳、追求稳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家乡传统文化有一定程度的敬意,看重女性的贞洁等。但她同时又反抗性别歧视,为了“稳定”的目标又敢于付出和冒险。她觉得家乡的文化对自己来说没有什么意思,“繁文缛节”,却也会主动在祭祀中帮妈妈的忙。她敢为家庭付出,不计得失,但当父母抱怨她读博和出国时,溪若又是有主见的,力排众议,坚信读书是有“前程”的。她在大学里是“博士生会主席”,但回到了村庄却连村头邻居普通的问候都觉得是“废话”,不愿意出门。
溪若并没有完全否定原生家庭所置身的文化,也就不可能完全接受城市中产阶级文化。农村博士生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习得和内化了城市中产阶级文化。但实质上,他们所理解和内化的城市中产阶级文化是嫁接和融合于其原有家庭和农村文化基础之上的,并非原封不动的复制。他们的文化形态既来自于传统农村文化,也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文化。在文化夹缝之中的农村博士生形成了两种在不同文化样态中安放自我的独特策略,在回家、回校的穿梭中释放出不一样的自我。相比于作为他乡的城市中产阶级文化样态里的肆意驰骋,溪若在农村情境里却不愿出门,失去了自信,为保护自己而蜷缩在家庭里,从此故乡只有家庭那么大。实际上,从这样的行为选择里,我们看到城市中产阶级文化已经成为农村博士生更适应的文化。溪若以家为屏障,将自己一定程度上与村庄隔离开来。她也许能坦诚面对自己的农村出身,为自己所具备的农村情境下练就的品质和技能而骄傲,却很难再融入村庄生活之中。溪若在内的农村博士生群体虽然很大程度上褪去了在农村安身立命所需的生活方式,但依然保有一些家庭和村庄生活中衍生的习惯和技能,秉持着相应的品质和价值。
因而,农村博士生通过教育向上流动的进程,并非是简单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位移。他们的文化形态不会随着求学阶段的演进而完全等同于城市中产阶级文化,而是在乡村与城市、原生家庭与精英大学四种情境的文化中摇曳和碰撞,城市经验、精英大学的经验与农村生活经验、家庭生活经验复杂地镶嵌在了一起。
家庭是“循规者”文化生产的重要场所
从溪若的成长经历来看,家庭经验对理解“循规者”的学校经验、城市经验,进而理解其文化生产至关重要。溪若作为“循规者”是学校里的好学生,在家里也是“乖”和“懂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她是一个“循规者”。但她又不是一个只会服从的“循规者”,她面对家庭的抱怨毅然选择读博、选择出国,在家庭中的地位越来越显得举足轻重。但家庭与学校,村庄与城市毕竟是不同的文化环境,有着不同的“规”。当她越是以“循规者”的姿态浸身于城市中产阶级文化,她就越容易与原生家庭产生矛盾,在家庭和村庄显得是一个文化上的边缘人。当她沿袭家庭和村庄的文化样式,节俭而保守时,又会在城市显得格格不入。正如威利斯(2013)所言:“社会行动者并不是意识形态的被动承载者,而是积极的占有者,只有通过斗争、竞争以及对那些结构的部分洞察,他们才将现存结构生产出来”。本文虽然只是以一个农村博士生为个案,但“个人性即社会性”,“最具个人性也就是最非个人性的”(布迪厄、华康德,1998:265,263)。溪若的个人生命体验关联着农村博士生群体对社会结构的感知与文化生产,“通过创造我们的文化世界,我们成为了我们自己”(Willis,2000:xiv),也就此成为了我们所在的群体的一部分。从对溪若生命故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作出以下推断:农村博士生的文化生产也是处理文化冲突的过程,其爆发的重要场所是家庭。相比于学校是“家伙们”进行文化生产的主要场所,家庭则是作为“循规者”的农村博士生进行文化生产的重要场所。
农村博士生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中穿梭,这一过程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向上社会流动,可能既享有社会流动带来的甜头,又得付出沉重的文化代价。这种文化代价的重要表现既有作为社会结构穿梭者的个体生命与其原生家庭爱恨交织的关系,也包括了在村庄被边缘化的个人境遇。在访谈结束之后的一次聊天中,溪若跟我说,自己对爸妈“从来都只是小小的抱怨,没有恨”。形成文章后,她说看到自己的故事变成文字有点奇怪,觉得自己的过去“好可怜”,但最后分别的时候她又说“过去的我都不在意”。历经时间冲刷,再多的怨,即使是恨,在今天都已消散于时间长河之中。无论农村出身的博士生个体如何面对城乡不同的文化形态,只要家在,故乡的文化也就没办法彻底割舍,那些记忆和情感也就不可能抹去。毕竟如何面对故乡的家庭,也就是如何面对过去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