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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丽红 刘威|清前(1616-1644)新闻传播史史料整理:范畴与意义

2022/6/16 14:37:22  阅读:259 发布者:

【主持人语】

程丽红


史料学是研究史料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问,是治史的门径之学,历来为中外史家所重视。

特别是在史学领域,无论是西方的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及年鉴学派,还是中国清代考据学派、近代史料学派,乃至唯物史观学派等,皆将史料视为学科建设的基础,对史料学的研究也较为成熟、系统。

相比之下,中国新闻传播史史料学发展明显滞后,尽管新闻传播史著述颇丰,史料的整理也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史料学的建构却仍不完善。搜集整理仅仅是史料学的基础研究,更深层面的学理探索,才是史料学研究的最终目标。

 鉴于此,本栏目的四篇文章分别从新闻传播史史料的应用及方法论探讨两个层面着力,试图为新闻传播史史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做最初的努力。




程丽红,女,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威,男,副教授,博士


摘要:清前(1616-1644)是清代崛起、发展,由辽东一隅建立全国政权的关键时期,其新闻传播活动,对研究清代新闻传播事业乃至清代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对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的系统整理尚未启动,严重桎梏了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发展。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主要围绕文献史料,檄文、邸报、塘报史料,谕旨、奏折、告示、通告史料,碑刻、档案史料,盟誓史料,口述、田野调查史料,以及知识谱系的构建等几个方面展开。对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的全面系统整理与知识谱系建构,可以为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史料支撑,为完成清前新闻传播史奠定基础。同时,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学的初步探索,不仅拓展了新的学术领域,而且开启了新闻传播史史料学建构的新思路。

关键词:清前;后金—清;新闻传播史史料;整理;意义


正文

全文约12775字



清代的历史极为特殊,它不仅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处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过渡阶段,更由于它是东北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而呈现截然不同的入关前后两个时期。1644年清军入关,建立统一王朝之后,对于明朝的新闻传播有所继承,亦有所发展,其邸报、京报、小报、告示、流言等古代新闻传播手段随着王朝的兴盛成为重要的新闻载体。晚清时期近代报刊的传入,口语传播的勃兴,在推动清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新闻传播史史料。而相较于入主中原之后的清王朝时期,1616年到1644年间清前时期的新闻传播活动,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截然不同,遗存的新闻传播史史料亦十分有限。而这一时期,正是清代崛起、发展,由辽东一隅建立全国政权的基础。其新闻传播活动,对研究清代新闻传播事业乃至清代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01



后金—清政权征象及其新闻传播史史料整理的基础





在时间上,后金—清处于地方政权阶段,同时期有明朝为中国统一王朝,周边还有蒙古部落、朝鲜王朝等。虽然学界普遍认为清承明制,但在清王朝建立初期,特别是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时期,其政治、社会生活,尤其是新闻传播活动等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有其特殊性。在空间上,后金地方政权建立之际,明朝尚有辽东都司,在一定区间内,其大多数的活动皆围绕保卫、巩固和扩大政权而进行。行动的主题为统一辽东而集中于军事活动,并随着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拓展到全国性的军事扩张,进而统一中国,建立新的中原王朝。后金时期正值游牧文明的女真文化向农耕文明的汉族文化过渡阶段。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向往,推动了后金政治的进步。后金统治者学习并采纳了诸多中原王朝的政治形式。皇太极时期设立的文馆制度效仿了明代的三省六部,对后金政权进行有效的管理;设立八旗制度推动女真族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形成满族;创建文字,推动满文、汉文并重。这些对少数民族政治的改革,在推动政权建设的同时,也为新闻传播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此间所遗存的史料多停留在军事行动与政权初建的记录,对于新闻传播并没有专门的描述,新闻传播史史料的严重缺失,使得这一时期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因此,亟待基于以往的研究,全面挖掘、系统整理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以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创造条件。

后金—清在由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向中原统一王朝过渡的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向中原王朝展开多元化的学习。这种学习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权建设、军事行动以及伴随而来不断拓展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活动,当然也包括新闻传播活动。早在偏据东北时期,后金—清政权就尽其所能利用明朝邸报。这种影响,显然是长远的。入主中原后,顺康时期几乎完全承袭了明朝的新闻传播体制。但是,在清承明制的同时,其作为地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新闻传播体制、传播渠道、手段与文化等,有否传承和保留,或多大程度上的保留,都是研究清代历史,尤其是清代新闻传播史不可回避的问题。

由于入关前满族文化相较落后,甚至满文都是刚刚创制,多是以八王议政等会议和战事邮驿的方式传递公文等政事信息。在没有报刊的情况下,以满语为基础形成的满族口传说部构成满族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满族口语传播的说部里就包含讲新闻之类的信息,大多老汗王的故事最初都是以新闻的面目出现的。同时,在满洲实录中有对悬书的记载,如“六月初四日树二木于门外,令曰:凡有下情不得上达者,可书诉词悬于木上,吾据诉词颠末以便审问。”[1]此外,未入关前后金政府便有一套中央文官体系,天聪三年,皇太极于当时的国家行政中心盛京设立文馆。其职能之一是“出纳章奏、承宣圣谕”及“处理蒙古、朝鲜和明朝有关事务”[2]等。天聪十年,皇太极将文馆改为内三院,分别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宏文院。[3]相对于文馆,内三院组织机构更加清晰、职掌分工更加明确。顺治十五年,随着清政府入主中原,参考明制,将内三院改为内阁。考虑到内阁作为邸报编发的重要机构,皇太极时代是否效仿明朝建立了朝报制度,内三院以及文馆作为后金官方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管理机构,其与明朝的朝报制度有否关联?尽管尚未见有关后金—清朝报的记载,但明朝文献中却保留了不少后金统治者关注和利用明朝邸报的史料。再者,清朝的乡约制度,是一种特有的朝廷进行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传播的信息渠道。尚未入关之前,努尔哈赤便强调教化:“为国之道,以教化为本,移风易俗,实为要务。”[4]入关之后清廷的宣讲,是否早在关外时就已展露端倪等,都是值得深入发掘的课题。

处于重要历史转型时期的清代,前中期文献资料空前宏富,清末新史料层出不穷;较之入主中原后的清代,清前历史渐行渐远,历史现象越来越隔膜,加之语言的障碍,史料建设的难度与之俱增。目前,国内清代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古代报刊活动,尤其是晚清渐入的近代新闻传播方式。近年部分政治史、地域史、清代早期诗文研究成果中,对清前时期新闻传播活动有所涉猎,如邱雪静的博士论文《清入关前文馆、内三院述论》(2007年5月)[2](1-112)、蓝青的《清初回族诗人丁澎谪戍关外时期的创作心态》[5]、刁书仁的《16、17 世纪之际东亚全辽地区的满蒙关系——以努尔哈赤对东部蒙古的策略为中心》[6]、桂涛的《“丁卯之役”后金朝鲜实质矛盾探析》[7]、史成忠等的《从清初东北流人诗看关东地域文化》[8]、董晓慧的《清代东北流人诗文研究现状及展望》[9]、沈一民的《清初的笔帖式》[10]等,类似研究虽不以新闻传播活动为主,却为我们研究清前新闻传播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线索。白新良的《试论努尔哈赤时期满洲政权的中枢决策》[11]专节讨论努尔哈赤时期信息传输渠道由简单到繁密的境况。史媛媛的《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12],是仅有的一部专门研究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的专著,对清前的新闻传播活动稍有涉及。据该书整理,这一时期新闻传播的主要形式包括:明代邸报、明代塘报、明代奏折、辕门抄、后金檄文、后金奏折、谕旨、时人笔记、诗文、游记、起居注等。这些媒介形式不仅成为研究彼时清代早期社会史料的来源,更是清代早期新闻传播史史料的重要载体。努尔哈赤起兵反明的“七大恨”即以檄文的形式发布,并通过多种渠道广为传播。此外,清代早期的历史文献,同时期的他国文献,亦有重要的新闻传播史史料价值,如清史稿、清实录、明史、明实录、朝鲜史料汇编、燕行录等。其中,国内史料部分已为各领域学者所发掘利用,但仍有大量史料散见于各种文献当中,同时各类民间记录史料仍亟待开发;而国外史料,特别是同时期朝鲜王朝的文献,对后金—清的新闻传播活动有较客观的记录,可为研究清代,特别是清前的新闻传播提供珍贵的史料来源,亦急需挖掘整理。

随着“新清史”研究范式的创新,部分美国学者对清史研究开始注重新视角、新思路和新史料。但诸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1644年清军入关以后的清王朝时期,对于清前关注较少,仅见PERDUE,P.C.(濮德培)的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中国西征:清对欧亚中央地带的征服》)[13],主要放眼于全球视角,此中涉及不少清代早期的新闻传播活动,具有一定的史料线索意义。

一直以来,日本学者都极为重视清前史研究。鴛淵一、戶田茂喜的《清の太祖の七宗惱恨に就いて》[14],是较早关注清前新闻传播活动的文章。此后,一些围绕清前政治、军事活动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涉及当时的新闻传播活动。如绵贯哲郎的《从“归附汉人”转到“汉军旗人”——以“盛京出生”者为中心》[15],杉山清彦的《大清帝国の形成と八旗制》[16],以及谷井阳子的《八旗制度の研究》[17]等。这些著述将新闻传播活动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为研究清前时期的新闻传播活动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线索和借鉴。

韩国知名的学术组织“东洋史学会”(1965)和“明清史学会”(1983),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平台。关于清代早期部分,韩国学界较多关注东北地域史研究,其中部分内容涉及新闻传播活动。金成修的《清史研究在韩国——以东洋史学会与明清史学会为中心》[18],金九镇的《明代女直与中国的公贸易及私贸易》[19],考察东北女直对明贸易问题;徐正钦的《明末清初努尔哈赤的对明关系及其性质》[20],侧重分析明对女直、对努尔哈赤的政策以及努尔哈赤对明的朝贡、战争。进入21世纪之后,明清史学会多次组织学术会议,形成一些关于清前期的研究成果,如卢基植的《满蒙交替在辽东》(2004年)与《满蒙朝关系中的东亚情势》(2004年)、金成修的《满蒙与藩部体制》(2004年)、韩明基的《明清交替与朝鲜》(2004年)、崔韶子的《燕行录研究》(2008年)、徐仁范的《燕行录的史料价值》(2008年)、金暻绿的《朝鲜对中国使行》(2008年)、宋美玲的《入关前的沈阳馆》(2008年)、郑恩主的《燕行使者的西洋画认识与真写术》(2008年)、徐正钦的《入关前清史断代》(2009年)、尹恩淑的《兀良罕三卫与明蒙关系》(2013年)等。[21]虽然上述成果远非专门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但其中不乏可供追寻的新闻传播史史料踪迹,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综上,国内外对清史研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对清前时期的新闻传播活动仍关注不够,专门研究尤为少见。对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尚未启动,因而史料的分类、勘校、解读与考释等仍未形成规范,史料的运用停留在“个人感悟”“碎片化”层面,严重桎梏了清前新闻传播史研究的发展。清前后金—清政权时期的新闻传播,既是民族的、地方的,又是研究有清一代新闻传播史的重要依据。清代新闻传播表现出的某些独特个性,唯有从清前的新闻传播活动溯源;还原清代新闻传播的历史,需要史料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清前时期是不可或缺的链环。全面系统搜集整理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勾绘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史史料的基本知识谱系,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




02


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的构成、分布及其价值



清前时期,后金—清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并未形成固定的邸报、京报、小报等新闻传播系统,其新闻传播活动的记录,掩埋于大量未曾发掘的传世史籍以及民间遗存之中。这些史料需要进行系统的收集、文字校勘、释读内容、考释疏证等研究工作,才能更好地为学界开展研究提供便利条件。然而现实情况是,后金—清文献多为满文,由于满族统治者的少数民族文化敏感,后世修史,对此时段发生的事多语焉不详,或有意篡改;从笔记、诗文、碑刻、谱牒、口碑等民间文献、文化遗存中析出史料,亦皆需与正史对照考辨,无疑增加了搜集、整理的难度。所以具体的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清前时期的文献史料

满族在东北建立的后金—清政权,官方语言为满语,官私文献的主体是满文,因而与清前中期和清末相比,清前时期的文献数量不多,但把握起来难度却很大。后金—清政权的同时期,亦有明朝、朝鲜、蒙古等多个政权,都与其交往繁密。有关清前新闻传播的记载,在官方正史中较为丰富和系统,如《三朝辽事实录》《明史》《明实录》《清史稿》《清实录》,以及文人笔记、谱牒等最为常用。其中,王在晋撰《三朝辽事实录》十七卷,一一据羽书封驳邸抄塘报,有较高史料价值。但尚有大量满文文献、官方文书及方志等有待进一步开发和利用。目前已经整理汉译的满文文献数量有限,如清太祖《满洲实录图》、罗振玉编印《清太祖太宗实录》四册、故宫编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外国文献中,朝鲜保留的大量中文文献因不存在语言文字的障碍而需要格外关注,如《朝鲜王朝实录》《朝鲜史料汇编》《燃藜室记述》《燕行录》等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虽有部分史学学者已开始使用,但新闻传播学界尚未留意。仍未得到充分挖掘的朝鲜《李朝实录》,较之《明实录》等明朝文献对女真族的记载还要完整、详细,应当保留了清前时期新闻传播的珍贵史料。尤其是朝鲜奎章阁所藏明、后金史料,如《春坡堂日月录》《朝闻野记》《续杂录》等,或描写战事,或记录外交、见闻等,其中不乏重要的新闻传播史史料,是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对上述文献进行全面搜索,从中打捞新闻传播史史料,并进行系统整理、辑录、考释,是一项重点研究内容。

(二)清前时期的檄文、邸报、塘报史料

檄文是后金—清政权较为普遍使用的官方信息传播方式,类似于政府公文。其中,著名的有努尔哈赤于1618年所发“七大恨”,以及皇太极于1627年出兵朝鲜讨伐“明将毛文龙”等。这些檄文通过布告、传阅、散发等方式广为传播,与重大的历史事件相生相伴,承载了清前时期重要的新闻事件,是研究这一时期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线索。

清前满族地方政权,官方邸报尚未形成,而彼时明朝邸报为政府传递政令,关于后金的相关消息屡见不鲜,积累了丰富的新闻传播史史料。塘报作为军事信息传递的重要途径,亦为明朝所倚重,同时因明、后金—清之间战争不断,塘报往来频繁,也是重要的新闻传播史史料来源。在打败明朝、统一辽东的过程中,后金—清政权通过明朝邸报所记录的重要信息,包括军事调配、朝廷政策倾向、农民起义的影响等,判断明朝在辽东的布防,制定相应的对策。同时通过明朝塘报获取重要的军事机密信息,在明强金弱的局面下,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从“萨尔浒之战”开始有针对性地瓦解明朝在辽东的防御。因而,通过明朝邸报、塘报,不仅可以获取后金—清与明朝作战的军事新闻史料,更可窥见其击败明朝、统一辽东过程中军事情报系统或机制的构建情形,建立古代新闻传播与军事之间的互动脉络网格。

(三)清前时期的谕旨、奏折、告示、通告史料

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官方文书形式,上谕、告示、奏折和通告等在沟通官府与民间,维护政权统治的同时,也是新闻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清前时期的上谕、奏折、告示和通告等文书在某些方面尚不成熟,其语言、文字、行文、发布方式等也各具特点,表现出鲜明的地方性和民族特色。此时的后金—清尚处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时期,军事和政权建设并重,梳理这一时期的谕旨、奏折、告示等史料,不仅是还原彼时新闻传播历史轨迹的必要前提,更关乎入关后清代此类新闻媒介的传承与变化,是目前新闻传播史学界史料整理以及研究的盲区。

(四)清前时期的碑刻、档案史料

后金—清延续了北方少数民族社会传播活动的一些方式和特点。碑刻是北方少数民族用以记录重大历史事件、活动的重要媒介。满族前身女真人曾建立金代,在辽金时期曾有大量的碑刻承载当时的历史事件、人物丰功伟绩。其碑刻传统在清代亦有继承,皇帝出游,重要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均有碑刻记录,同时期重要历史人物作为彼时活动的亲历者,其碑刻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新宾满族老城等辽宁省境内的满族文化遗址,保留了大量碑刻,从清前碑刻文中发掘新闻传播史史料,是新史料发现的重要途径。

档案作为一级史料,是新闻传播史史料最传统、最基本的来源文献。清前时期官方档案存留不少,但由于满文的文字障碍,使得可利用者极为稀少。这个缺憾一方面可以通过同时期明朝的档案文献予以弥补,另一方面,已经译出的部分《满文老档》(部分)等重要清前档案,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但目前新闻传播史学界尚未很好利用。对此类档案文献进行逐书查阅,全面搜索,从中析出新闻传播史史料,系统整理,将是对新闻传播史学界的一大贡献。

(五)清前时期的盟誓史料

盟誓是后金—清与蒙古、周边少数民族交往,处理重大事件时所常用的一种仪式,在少数民族政权时期具有重要意义。盟誓,是一种类似于今天自媒体形式的古代新闻传播方式,这种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誓约仪式自春秋时期出现后,广泛兴盛于北方游牧文明中,在游牧民族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后金崛起过程中,曾不断与周边的蒙古部落、朝鲜王国发生冲突。盟誓则成为后金与其他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以及处理内部纷争的重要手段,曾多次与明朝、蒙古、朝鲜及其内部进行盟誓。通过盟誓,努尔哈赤、皇太极先后成为了北方地区各类同盟的“盟主”,以公开的身份领导女真、蒙古及东北的汉人进行各种战争,建立和巩固后金政权,在促进满族、蒙族及东北汉族融合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盟誓作为一种公开的声明,与檄文的讨伐性质不同,带有正式的外交声明性质,其自身拥有极强的道德和诚信认可,兼具公信力和法律效力,体现了由传统的神灵宗教约束向国家法律体系过渡的阶段特征,因而不仅承载着重大历史事件,亦是军事新闻、政治新闻的重要载体。对清前盟誓相关文献的发掘,会有不少新的发现,或可修正、改变传统对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史实的一些认知。

(六)清前时期的口述、田野调查史料

除在学界尚未利用的萨满、口传说部、盟誓等口碑中发现新史料外,田野调查是基于人类文化学和考古学的研究路径,对现有史料进行补充和完善的重要研究方法。清前时期是中国古代史的重要阶段,其政治与社会生活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文明遗迹。相较于中原统一王朝,东北地方政权更多地具有传统的地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特点。在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背景之下,满族虽创建了满文,但传世的文字材料比较有限,多集中于对王朝内部重大事件的记录,且大多语焉不详,很难进一步发掘其中的新闻传播史史料。而田野调查方法恰可以丰富这一时期的史料来源,虽然其中的史料价值有待进一步考证,却极大地弥补了传世史料在此方面的不足。

后金—清政权所在的东北地区保留了大量清代早期历史遗存,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的碑刻以及清昭陵、清福陵、清永陵和清代皇帝历次东巡所留遗迹,还有为数众多的满族村落。这些珍贵的调查对象不仅是清前时期新闻传播史史料的重要来源,也是研究清史的重要依据。可以依据传世文献及地方志等设计相关的调查提纲,确定调查对象,制定调研计划,组织专业人员进行详细的实地调查与录入,对比传世文献,补充新发现史料,从中整理出有价值的新闻传播史史料。

总之,清前时期的新闻传播史史料来源广而杂,搜集整理难度较大。需要在充分把握官方正史文献等基本史料的基础上,侧重对东北地方档案、朝鲜等外国文献的搜索,并结合满族历史文物与遗迹的实地调查,尽可能发现新史料,以实现对清代新闻传播史史料的彻底打捞与全面梳理。

(七)知识谱系的构建

清前是整个清代初建阶段,一方面,其政权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东北少数民族及地方区域特点,带有游牧文明色彩,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辽金时期女真族的文化。因此,在其文化构建过程中,诸如骑射、剃发、议政等传统皆有保留。同时还吸纳中原王朝文化,仿习明朝政治等。在这一过程中,新闻传播媒介成为其间的重要纽带。从努尔哈赤起兵檄文“七大恨”到皇太极谣言“计除袁崇焕”,后金—清统治者擅长并熟练使用各种传播方式服务于其政权建设。观察与研究清廷于1644年入主中原后在政权各个方面的发展,尤其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很有必要回顾和考量清前时期的经验。

就清前的新闻传播活动而言,其史料的积累完成于后金—清政权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新闻传播史史料既体现一定的内在逻辑,又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对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不能单纯理解为新闻传播活动史料的收集整理,而要回到历史本源,放眼清代的大历史,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史料收集与整理发现规律,方为上乘。因此,遵循整个清代新闻传播史总体内容与发展规律,结合清前历史的阶段性特征,通过对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史史料的全面梳理,以时间为经,以媒介形式为纬,搭建清前新闻传播脉络网格,自然呈现其新闻传播的历史轨迹和运演规律,不仅可以为清代新闻传播断代史书写提供基本的前提,同时可以为清代新闻传播史史料学的建构积累研究实践。



03


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意义



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如果没有建构起对清代历史的正确认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必然是不完整、不全面的。无论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建构看,还是从清史研究的当代价值看,都必须高度重视清代历史、加强清史研究;[22]美国清史研究的代表人物费正清便主张从清史入手,认为研究清史对理解当代中国具有重要意义。[23]清前作为清代的史源,其历史梳理特别是史料整理与研究的价值不言而喻。

首先,史料学是研究史料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问,是治史的门径之学,历来为中外史学家所重视。西方史学自兰克起,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史学研究,尊重史料的客观性渐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中国史学梳理、考证史料的传统源远流长,近代以降受西学影响,史料于史学研究之地位更趋被尊崇。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2009年)在继承清代学术疑古态度的基础上,吸取西方治史方法,重视历史研究的客观性,视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24]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2011年)中把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放在哲学史研究的首要位置,而史料整理工作的重心在于史料审定,他认为西洋史学的进步大半在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为严密;[25]傅斯年对史料的重视几至极端,他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在《史学方法导论》(2003年)中甚至提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口号。[26]综观中西,史料始终被视为研究的根基所在,即使强调历史研究主观性的史家也无不重视史料的考证与辨伪,相应的史料学研究蔚然可观。然而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尽管新闻传播史著述颇丰,史料的整理也始终为学界所关注,并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存在严重缺口。清前时期新闻传播史史料便尚未形成专门的系统整理,完全依赖于邻近学科,尤其是史学界的史料整理成果,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中寻觅本体史料,其难度可见,因而严重迟滞了清前新闻传播史的研究。

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奉“一切史学都是史料学”为圭臬,固然难免偏颇,但依据史料本身的内在逻辑,全面系统呈现它们的原始轨迹,不失为改进新闻传播史研究范式依赖、理论套用、游谈无根等“拾人牙慧”问题的有效途径。彻底清理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以史料生成的时间为经,以史料所涉及的媒介形式为纬,对所搜集到的史料进行系统的整理、考释与辑录,在全面细致描述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的文献分布基础上,对其中重点文献的内容、特点、价值等进行史料学意义的分析,在时空交错的历史维度中绘制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的知识谱系,可以为这一时期新闻传播史研究提供坚实的史料支撑,为完成清前新闻传播史奠定基础。

其次,史料之成为“学”,应有其独特的理论、内容与方法。史料学作为历史学中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在整个学术研究中有它的独立地位和科学价值,它不是学术研究的附庸,而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史料有学,却不等于初级的史料整理。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并独到地阐释问题,需要有体系性的理论支撑。由于学科建制较晚,新闻传播史学研究领域尚无严格的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和目录学等专业理论体系,研究者不得不依赖历史学科史料学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因而造成学科边界模糊,“本体迷失”[27]。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和整体学术由虚向实、由论向史的转换,新闻传播史学研究超越基本的史料整理范畴,建构独立的史料学学术体系,已势在必行。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的研究旨在从史料学的视角考察相关学术资源和成果,探求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的一般规律与专业性特征,提出建构新闻传播史史料学的理念。因而势必涉及到史料的内涵、范畴界定,史料搜集、整理、鉴别、分类标准与辑录方法,特别是对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知识图谱的建构,都需要处理史料的理论思维,即史料研究方法论的问题,属于史料学研究的理论范畴,不仅能够拓展学术视界,而且可以辐射整个新闻传播学领域,为中国新闻传播史史料学之建构提供参考。

此外,从新闻传播视角回应清史研究中的重大历史问题。清代跨越中国古代和近代两个历史分期,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既承袭着传统,又连接着现代,当今中国的许多文化记忆、国族认知、媒介传统,都要溯源至清代;认清中国当前诸多问题的缘由及其解决之道,需要从探索清代历史开始。因而,清代历来是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尤其在国外,研究范式的转变、理论的创新几乎都源于清史学界。围绕清朝是“盛世”还是“倒退”,中国有无近代化的内生动力,满族统治的文化政策是向汉文化的妥协还是以“满族本位”为中心等直接关系到当今中国疆界和民族关系的问题,一直争鸣不休。随着中国大国崛起、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其在史学界的关注度愈发强化,但相较史学领域的热闹非凡,从未见新闻传播领域的参与。新闻传播学有鲜明的文化属性,尤其是意识形态属性,与上述问题的关系极其密切。从新闻传播视角考察上述问题将有意想不到的新收获。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清廷的新闻政策由初期的放任到逐步制度化的过程,其间经历了怎样的观念变迁和文化融合,其现实效应如何?较之明朝,清朝的新闻统制有何进化和发展?它与清朝整体的政治文化有何关联?清朝建立了较之以往朝代更为严密的新闻管理体制,为何大规模的流言传播却异常活跃?清廷是如何有效掌控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新闻传播,并进行意识形态宣教的?除去就新闻论新闻的探讨,那些涉及其他学科领域的,如清帝国的文化象征体系如何通过传播媒介建构,清朝统治者是怎样利用传媒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自己统治的合法身份等诸多问题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皆有赖于系统全面的新闻传播史史料的整理和解读,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不可或缺。充分尊重历史事实,全方位、多渠道搜集史料,在尽可能还原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原始轨迹与原貌的同时,注重发掘其当代价值;在自觉的“史识”追求基础上,重视客观史料与主观阐释的结合,坚持“历史”与“现实”的统一,进而有效回应清史学界的一些重要历史问题,更应是本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





作为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清史研究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清代新闻传播史研究极具典型意义。而清代新闻传播断代史的完成,有赖于完整的清前史的梳理。清前时期与满族入关后清朝的新闻传播事业密切关联,不可分割。清承明制,但满族的政治、文化等传统,在清王朝建立后得以延续,融入到清代的政治与文化之中,清廷也竭力保持其民族文化传统,比如自始至终强调“国语骑射”等。入关前的后金—清政权维持政治运转,必然要有畅通的信息传播渠道,而发达的新闻传播渠道也是社会舆论通畅的前提条件,其新闻传播体制、观念,包括民间新闻传播,都不可能因清统治者入主中原承袭明制而戛然停止,一定或多或少融入、渗透到清王朝的新闻传播体系之中。因而可以断定,清前时期的新闻传播与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的同类活动有着必然的关联,若想了解清代的新闻传播,就不可能回避清前时期的新闻传播。清前新闻传播史史料整理,是结构清代新闻传播断代史乃至清史不可或缺的链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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