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的爆发总是让人猝不及防，从2021年的河南暴雨到2022年的上海疫情，灾难似乎总是不停歇地来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对经济、工作等产生巨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河南暴雨期间的“24小时救助文档”传递着及时救援信息，亦或是上海疫情期间的“物资互助文档”以及复旦的“温柔文档”，这些都彰显了数字时代下新闻生产实践的变革——“网络化”与“协作式”新闻生产。
注：复旦大学校园封闭管理期间，复旦学生沈家怡等人开创了一份名为《温柔时刻分享组&精神互助避难所》的共享文档，意在分享快乐、减轻焦虑，大家亲切地称其为“温柔文档”。
在这些文档中，不同主体能够异时异地接入在线文档，最终形成信息协同生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信息可以随时随地连接生成并在协同网络中流动。那么这种协同网络生产实践具体可分为哪几种类型呢？其所生成的动因究竟是什么呢？这种新型的协作式生产对于灾难的救援，以及人们的生活又会造成何种影响？
协同网络生产实践类型
数字时代下的新闻生产环境发生了变革，新闻生产逐渐从一种职业性活动转变为社会性活动[1]，网络去中心化的格局使得多元主体可以参与到新闻生产中，造就了数字时代下新的协同网络生产格局。当下的中国数字新闻生产的协同网络主要呈现出三种类型：媒体主导型、共享社会型、节点协作型。[2]
媒体主导型协同网络的代表主体是专业化的新闻生产组织，内容生产的标准是新闻专业价值标准。共享社区型的协同网络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成员集群网络。节点型协作网络主要是指在技术的作用下，作为独立“节点”的各个传播用户，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来进行交流创作。[2]其中，媒体主导型和共享社区型在生产实践中均有固定的个体中心节点，而节点型的协作网络则不存在固定的中心。
节点型的协作网络主要依赖网络上的用户来进行信息的传递。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个体行动者能够接入相应的文档便可进行编辑、删除等行为，使得不同的主体共同构建了一个汇集多方信息的协同生产网络。
从河南暴雨的救助文档再到疫情下的物资互助，新型的“网络化”与“协作式”生产模式无疑已经成为当前灾难爆发时的一种重要的求助渠道，那么其兴起的动因究竟有哪些呢？
协作式生产模式兴起的动因
1. 技术可供性下的实践支撑
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动力，为协同式的网络生产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力量。可供性最早是由詹姆斯·吉布森在讨论动物与环境的关系时提出的，潘忠党则首先将可供性概念引入到中国传播学研究中，重点聚焦理解新兴社交媒体在新闻传播中的角色。[3]社交媒体上的可供性主要是指技术为用户提供的行动可能性，涉及用户使用技术做什么的问题，它能够让我们从技术本身的特性出发来理解当下互联网社会中一些现象的出现及发展。[4]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每个个体都能够在互联网上借助技术的可供性——可连接、可共享等来构成协作网络。例如，河南暴雨突发后，由一名在上海读书的河南籍大学生Manto创建了一份在线协作编辑救助文档，该文档相对于传统的excel，具有独特的可连接、可共享、实时更新、开放编辑等可供性，为网络平台中其他关心灾情援助的公众提供了共同参与信息整合的机会。基于此，该文档吸引了越来越多主体的参与，从最初的志愿者到后来人民日报、新华网等官方媒体的加入，技术、公众、志愿者、社会机构等多方主体构建起了一个协同性的信息生产网络。[2]
（图片来源于网络）
2. 网状协同社会下的多元主体
当前我们每个用户都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言论、收听相关的讯息、与陌生人交流，形成了新型、广泛的网络社会关系，而这也正与卡斯特所言的“网络社会”不谋而合。卡斯特最早提出了“网络社会”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种更具广泛意义的社会结构。网络社会由相互连接的节点组成，是一种开放并且能够无限延伸的社会结构。[5]
后来拉图尔等学者在新闻学中引入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6]，它提供了一种看待社会的新视角。无论是互联网上的用户，还是微博、微信等平台本身，网络中的任何要素都可以发挥作用，共同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网络化关系”。基于数字新闻生产网络的形成，不同的主体联结成不同层级的传播网络。[7]另外，由于网络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所以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也会促进意义的生成。
在互助文档及温柔文档中，它们的节点不断外延，结构也在不停地演变。一方面，从原有的求助者到后期的专家、志愿者乃至政府的加入，共同构建了协同式的生产网络，愈来愈多主体的加入使得协同网络的节点数量不断增多；另一方面，可共享、可连接的腾讯文档作为技术物本身也是一个节点，当同时编辑者达到上限时，腾讯文档便会进行更新扩容来吸纳更多的信息，这样就使得其在整个协同网络的生产实践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2]
3. 深藏于人们内心的“想象中的共同体”
从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到2021年的河南暴雨，每次灾难爆发时我们总会感受到中华民族深深的凝聚力，而这正体现出了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中的共同体”。他认为民族的实质是一种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与之相关的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概念等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人造物”。这种文化的人造物是经过一定的影响和塑造而来的，在以往的印刷时代中，它为方言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人们对其进行阅读、想象、理解，最终构建起对民族的认同感。[8]
在数字时代下，开放的公共场域语境能够使得不同的观点进行碰撞、交流，最终形成舆论合意，这就使得个体的情感价值被包裹上外壳，最终形成了网络空间中的共同体。
尽管平日里各种舆论思潮碰撞不断，但是在灾难面前，这一共同体意识便愈发凸显。充满了温暖关怀的24小时暴雨救助文档、上海疫情的物资互助文档以及满怀浪漫的复旦温柔文档，都彰显了一个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处在灾难中的人们总是会自觉地互帮互助、相互鼓励以渡过难关。
高效救援与心灵安抚的双重价值
1. 新型公共空间:搭建处理灾情的新模式
以河南暴雨中的救助文档为例，从第一小时内信息的录入与核实，到第六个小时首例“成功救援”的出现，救援文档一直实时更新着受困信息，涉及“可避险地点”“漏电风险区”等重点信息。正因如此，官兵、医生等救援队伍能够根据文档的信息高效地实现精准救援。医生、物流、快递人员等多主体的协同合作，最终构建起一个多主体参与的灾情处理网络公共空间。由此可见，协作文档的“众包”模式是一种应对重大灾害事件的新型应急救援模式，提升了灾情信息的传递效率，也体现了数字赋能下公众在紧急救援中的价值与行动力。
2. 情感按摩：灾情下的情感纾解
情绪对意义理解和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具有传染性、累积性、指导性和社会性。当前，社交媒体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个体的情绪也随着社交平台所构建的传播网络在公共场域进行传播。
尤其是在灾难爆发下，公众的日常生活被打乱使得自身的不安感加剧，负面情绪也更易被放大，从而加剧抢购双黄连、疯狂囤货等集合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因此，在灾情中公众的情感安抚尤为重要。
一方面，协作式的新闻生产为灾情信息重构了传播机制，能够实现精准化、高效率的帮扶；另一方面，协作式文档中所蕴含的对生活的热爱等正面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公众起到情感按摩的作用。例如，复旦的“温柔文档”中有人分享美食、美景，有人分享隔离期间使寝室更温馨的“家装tips”，近3万字的互动让复旦学生能够在疫情肆虐之际仍然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抚慰心际。而这些无不对处于灾情中的公众起到一定的情感按摩作用，降低了抢购物资等集合行为的发生概率，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协同网络实践下的潜在危害
1. 把关机制的缺乏导致假信息泛滥
以往的新闻生产大多依赖于传统媒体,传统新闻从业者可以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对事实进行核查和把关。数字化浪潮的来袭使得话语权下放给公众，每个个体都可以化身互联网上的“节点”来进行信息生产和传播。原有的传统新闻生产把关机制失灵，更多未经核查的信息被传播，这也就导致了假信息泛滥的出现。[10]协作式新闻生产机制下，不同的个体都可以进行信息的输入、删减、修改，使得信息的真实性难以核查。
河南暴雨事件中假传河南师大师生因暴雨缺粮缺水、上海救助文档中谎称家中有老人急需物资……在灾难爆发时，谣言极易在人们不安感加剧的时候发生裂变效应，此时在谣言的泛滥中掺杂着的负面情绪也会随之进行传播，进而增加社会恐慌。
2. 数字鸿沟下导致的马太效应
救助文档在提高救援效率的同时也存在着加大数字鸿沟的问题。对于乡村村民而言，使用社交媒体的能力相对较低，所以，“救助文档”对于该群体的意义甚微。根据初步统计，河南暴雨救助文档收录的前十条中只有两条来自乡村，这使得城市地区的灾情更容易被知晓，相应的救援力量也会更加集中在城市地区，最终使得城乡之间救援力量差距愈发加大。
数字鸿沟不仅体现在城乡区域差距上，还体现在不同年龄群体间。例如，在此次上海疫情期间，该地有很多独居老人，他们本身有常见的基础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需要长期服药。社区长时间实施封控，导致家中药物出现短缺，他们就很难买到药。年轻人能利用各种网络设备来进行求助，但老人不会用，甚至没有听说过，自然其也无法用互助文档来进行求助，这就导致一些老人在疫情封控下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
媒介化社会的来临重构着新闻业的生产乃至整个社会。在灾情来临的时候，微博中的暴雨救助话题和超话、高德地图的“积水”小坐标、腾讯文档的互助，这些都是“科技向善”的体现。正如芒福德所说：“技术只是人类文化中的一个元素，它起作用的好坏，取决于社会集团对其利用的好坏。”协作式新闻生产对灾情信息的传递，深刻地展现了当前数字、技术、人文的融合，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与新途径。与此同时，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共同营造了互联网时代下的共同意义空间，彰显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内在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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