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笑寒
来源|第八届“经世学者”论坛上的演讲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学术之路”。贸然讲这个本来属于“诺奖得主谈人生”的题目，是因为作为一名本土培养的博士生，虽然成就寥寥，但毕竟走过了很多艰辛、曲折但又不乏乐趣、收获的成长之路，也许能给大家一点启发。
2006年学院出版一本名为《师者：清华经管学院教授访谈录》的书（后再版），里面有一篇采访宁向东老师的文章——《学问之困》。宁老师当时已经是学院赫赫有名的教授，但在这个访谈中，他却罕见地流露出了、至今令我难忘的“学术之困（惑）”。访谈中提到，他在1995-1996年赴美留学2年之后，回到自己已经担任副教授的清华大学。文章写道：
“1997年从美国回来后最初的一年多光景里，宁向东没有做学问，更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不是因为懒惰，而是他实实在在写不出东西来，他经常怀疑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找出的问题究竟算不算学术问题，而如果是的话，又怎样通过收集证据证明，并让同行以能够理解的方式把它表述成一个学术问题，换句话说，他觉得做研究越来越艰难。”
1999年，宁老师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合作研究课题，担任中方主持人。文章再次写道：
“1999年后他慢慢知道了如何去做研究，就开始去找问题。但这时又出现了新的困惑，他发现很难找到有价值的国际前沿的问题。”
访谈者很准确地抓住了宁老师当时的心理状态，将文章命名为《学问之困》。这样的困惑，在包括我在内、于国内接受培养而又大量接触国外经济学思想和方法的学者中，极为典型。凑巧的是，这篇文章出版之年（2006年），正好是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7年后获评副教授后的一年。此后我的学术之路正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请允许我从头道来。
我于1994年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管理信息系统专业本科毕业后，承蒙李子奈老师厚爱，把我从金融系推研失利中“拯救”出来，在他的指导下攻读数量经济学硕士并最终转为博士。我在子奈老师的退休文集里对于读博的经历有所记述。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全球变暖的宏观经济分析》，是在子奈老师参与的一个科技部重大课题下产生的成果。在博士论文答辩时，一位老师问我：“你将来还会继续从事这项研究吗？”我回答：“会的”。但也许他更准确地看到了我的未来，后来，我没有再从事这方面的任何研究。唯一的“遗产”是对于宏观经济学的一些理解和兴趣，以至于后来翻译了布兰查德著名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还成为了国内畅销的教材。
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后，在导师的熏陶了，我对于“三农”问题产生了较为浓厚的兴趣。我跟随子奈老师参与了清华大学与日本庆应大学合作的“中国内陆地区振兴政策研究”，受“日本农协”这一现实的经济组织的启发，撰写了不少与“农业中介”（我自己提出的一个名词）相关的学术和调研文章。其间，我还主持了学院小林实经济学研究基金项目“转轨时期中国农民行为研究”，编写出版了《中国农民故事》，居然还在自己家乡（四川自贡）的书店了看到了这本“学术著作”。我组织本科生通过他们的毕业设计一起完成了国家文物局“文物旅游的现状、问题和前景研究”的课题。这个课题本来是文物局请子奈老师主持的，但因为评副教授必须要有申请人亲自主持的科研项目，李老师慷慨地让我来做主持人。项目完成得很成功，成果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文物保护与旅游业发展》，时任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先生作序。这项研究使我建立了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不高深的那部分）解决一些现实中貌似与经济学关系不大的问题的兴趣和信心。
2002年秋，我获得了学院难得的半年留学MIT的资格，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大量博士生的经济学课程。其中两门课程给我留下了终身的影响。一门是由Glen Elison教授主讲的博士生课程《高级微观经济学II：博弈论》，另一门是由Esther Dulfo及后来与她共同获得诺奖的两位教授合教的博士生领域课程《发展经济学》。
Elison是一位非常和蔼的教授，作业有一定难度，“坑”特别多，但他的讲课包括习题讲解总是十分清楚。我后来自己讲授《经济博弈论》，还向他索取过他编写的Fudenberg和Tirole教授《Game Theory》的习题答案（据说他最了不起的“学术成就”就是编写这本习题答案），他慷慨地发给了我。
Duflo当时还非常年轻，每次课都拿着一个自行车头盔走进教室，讲着一口法式英语，而她后来的丈夫Abhijit Banerjee则是印式英语。虽然很难听懂，但他们的PPT做的很好，按照他们的说法，实证的文章基本不需要看文字，看图表就行。因此，听课和看文章都不费劲。
MIT留学半年使我深切感受到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美好”和重要，正像宁老师所体会的那样。但同样的，我也多少经历了他的“苦痛”。回国之后，我着迷于用在发展经济学学到的DID、RD等自然实验方法研究“三农”问题，并延伸到国际贸易、环境等领域，发表了一些中文论文，但总体上并不是十分成功。因为这些方法，对于“自然实验”的要求比较高，而中国的很多政策，具有一定内生性，真正符合的情况并不多。
在2005年，依靠上述这些研究成果获评副教授后，我的研究遇到了很大挑战。一来现有的研究很难产生高水平成果，而且难以形成体系，让我倍感困惑；二来，学校和学院人事制度改革增加了职称评聘的难度，在副教授之上增加了长聘副教授这个新的“台阶”，并提出了英文发表的要求，这些变化的发生多少是有些突然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还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现在任教于匹兹堡大学的Stephanie Wang联系我。Stephanie是一位美籍华人，父亲早年在清华工作过，她的研究领域是实验和行为经济学，她看到了我2004年发表在北大《经济学季刊》的文章《花落谁家：高考志愿填报机制的博弈分析》，希望和我合作探讨关于大学录取机制的实验研究。
在她的“引领”下，我阅读了一些关于匹配理论的基础性文献。大约在2000年前后，国外开始兴起一股对于“择校机制”和“大学录取机制”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上个世纪中期开始（代表人物是Gale和Shapley）,并由Alvin Roth等大为发展的匹配理论重新“复活”。我在2004发表那篇与中国大学录取相关的文章时，完全不知道还有这样的文献。接触以后，思路大开。经过反复思考，我觉得这个领域既是我的兴趣所在，也有相当的研究基础——我有博弈论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有实证研究的经验。决定将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放在这方面的研究上，而且也很有“野心”地同时将理论、实证和实验研究（一开始是与Stephanie合作）一股脑地作为自己备选的研究路径。
故事讲到这里，后面的“真相”就已经显露了。这些研究带给我丰硕的成果，也成为了我至今还在研究的领域。当然，其中也历尽不少艰辛，我在去年研究生开学典礼的致辞中，对此有很多描述。简单总结我的学术之路，也许有以下几点可以和大家分享：
第一，就是对于经济学的热情。虽然宁向东老师提出了“学问之困”这样无奈的叹息，但我觉得，这个叹息是基于对于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研究、对于理解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无比好奇和热切渴望下产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成长于改革开放，对于科学有无比的崇敬之情，对于中国经济奇迹有切身的体会，对于将最先进的科学方法运用于研究自己生长的这片热土上的经济问题有着与生俱来的浓厚兴趣和矢志不渝的志向。这些，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宝贵的财富。虽然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方向却是坚定的。这一点，我也希望在座的新一代博士生能够继续发扬。
第二，活到老，学到老。这也是我和博士生经常提到的治学之道。我的学术之道，涉猎较广，研究方向数次调整，能够生存下来，靠的就是求学之路上“无心”打下的一些底子，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科学研究，是一种创新性的探索，不可能有完全充分的准备。虽说机遇偏好有准备的人，但只要你有所准备，无论是什么，机遇也总会找到你。这也是乔布斯讲的“连点成线”的道理。
第三，寻求合作，抱团取暖。科学研究是孤独的旅程，向无人区进发，赤手空拳难免寸步难行。在博士阶段，大家当然要打好基础，培养自己单兵作战的能力，但也需要不断地向老师、同学学习，更多参加seminar，主动融入适合自己的学术共同体，并尽可能多地接触“陌生”的群体，走出舒适区。未来，才有可能在自己能力不足亦或方向不明的情况下，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共同向科学的高峰进发。
以上就是我的演讲。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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