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问题须在实践中才能找寻得到

常常听到有人说，在讨论中我们不敢提问是担心自己的问题不够前沿。那么怎样才能提出前沿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棘手，原因是提问有多种来源。这里的“来源”是指从哪里发现问题。我自己在研究早期也不太明确，比如《法团主义》是从理论阐述提问，《利益组织化单位》是从历史文献提问，“双重治理体系的瓦解”是从组织结构提问，“案例研究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是从分析逻辑提问……我们可以选择从理论框架中发现问题，从文献资料中发现问题，从历史记录中发现问题，从事实变化中发现问题，从方法逻辑中发现问题，总之，到处都可以成为提问的对象。但由于领域不同，它们的“前沿”各不相同，所以必须有所选择。

选择和两件事有关：研究者关心的中心问题，其拥有的理论传统。比如我自己关心的中心问题，来自政治社会学领域——社会的秩序是如何构成的？我个人偏好的理论传统是结构、规则和组织的历史变迁分析，所以我的所有研究提问，都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展开。比如，针对观念形成现象，提出五十年代的政权建设如何构造公务人员的组织观念？针对“蚁族”现象，提出为什么当时在大学生中出现对就业的不满？针对基层治理问题，提出为什么基层治理效力下降？针对体制外大量市场组织出现的问题，提出为什么对体制外新经济体的政治整合出现下降？针对通用社会资本的建设问题，提出互不信任的群体何能展开合作？ 其中虽然不少是具体案例研究，但问题的指向都是中国社会秩序形成，这样，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方可能产生相互的支撑性和关联性。

我认为，最活跃的“前沿问题”在社会实践中，真问题须在实践中才能找寻得到。实践在不断推动认识的发展，当理论和实践相悖时，也许就是理论需要被更新的时刻。比如经济学者张五常这样提出问题：“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

这个提问从实践出发，把从理论眼光看到的各种“不对”和实践结果对比，发现了悖论式困惑：既然在理论上不对，为何有这样的成效？随即引发的进一步问题必然是：实践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总结这些经验？是用理论修理实践，还是用实践更新理论？

把实践作为问题的来源尤其适合中国。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处于历史上罕见的变化中。变化意味着新的实践不断涌现，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窗口。例如在政治社会学领域，人们发现大量相悖的事实：一方面，中国的社会矛盾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上升，这似乎符合快速变革与冲突同步的常规现象；另一方面，和其他变革社会相比较，这些常态似乎没有显现同一结果。比如，变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政治冲突减缓了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削弱了社会向心力，瓦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架构，维系体制的原社会基础出现快速收缩。但在中国，这一社会基础的基本成分却从较为单一的无产者群体扩展到多种类别，包括新兴经济中涌现的大大小小有产者群体。社会和政治冲突在不少国家的变革期发生，它们导致一些执政权威结束了政治生命，但为何中国执政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仍得到扩展？变革中出现了大量社会矛盾，触发了中国各种利益不平衡，但为何没有出现强大的对抗改革社会力量？为什么在变革中，中国社会保持了基本的内聚力？它是如何保持的？对于变革与秩序基本关系的解释理论，中国实践能够提供什么？

提问是一项认识活动。但认识有个缺点，一旦形成为知识，就有相对固定的形态，社会学叫做“模式”或“范型”。但实践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变动性，不断冲击着固有的模式。实践中的问题不是死的，是活的，是随着人类活动生发出来的，我们无法预测甚至“学习”提问，因为问题不是现成的，是发现的，是针对未知的，是对自己已有知识的挑战。要想发现，提问的人必须永远面对和回应实践的挑战，这是我的基本心得。

*节选自张静《提问是发现的开始》，载于《区域》第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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