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4/22 17:44:20 阅读：198 发布者：chichi77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中华医师协会心血管内科分会会长、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院长……葛均波的头衔很多，但他直言：“我们过去这些年所有行业都要评职称，一定要有级别之分，其实没必要这么做，称呼医生即可，这就是尊称。”
“现在我国医学教育体系设有专硕、科硕、专博、科博四个学位，而且还有四证合一、八年制博士，搞得体系比较混乱。”
葛均波接受媒体独家专访时呼吁，
“医学教育5年足够了，之后再进行3年的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完成规范化培训就应该获得‘医学博士’，可以看病，也能选择继续做科研。”
酷爱金庸武侠小说的葛医生觉得自己更像萧峰，“愿意打抱不平，愿意主持正义。路上看到有人打架受欺负，就忍不住想上去帮忙。”2016年4月1日，葛均波在万米高空的赴美航班上紧急救治了一名突发心衰合并房颤的美国乘客，并一路护航至飞行目的地，此事被广为流传。
对于当前的抗疫，葛均波表示我国做得很成功，而就世界范围而言，还是应该鼓励、倡导和活跃国际之间的合作，因为医学是无国界的。“我们不能因为保守就闭关锁国。有一点是肯定的，新的治疗手段、新的治疗药物等成果应该是人类共享的。”
·人工智能对医学是划时代的技术
记者：这次因为新冠疫情，数字化医疗获得了大量的关注。你怎么看待医疗在数字化方面的发展？
葛均波：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数字化的应用主要是通过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让原来无法去医院就诊的病人在家里就能获得便捷的服务，但是原则上讲这还不能承载真正的人工智能项目。
未来的人工智能会帮助医生使治疗同质化。我们一直呼吁病人去基层医院，但是病人好像并不愿意，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病人不信任基层医院，二是基层医院的医生确实也不能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未来有了人工智能以后，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可以与人工智能配合，或者与专家远程问诊，对一些慢性疾病的诊断和管理、病人的随访建立一体化的治疗方案，这样很多慢病的病人就无需耗费大量时间去大医院排队就诊。
未来的人工智能，我个人认为会是对目前医疗的一个补充，完全替代在近几年可能无法实现。
记者：随着医疗的数字化，对医生来说会有哪些机遇和挑战？
葛均波：与原来不一样，现在的医生都有现代化的辅助方式。以穿刺为例，之前穿刺可能会穿透血管导致出血，现在穿刺会有超声波的辅助，可以清晰看清血管的位置，医生可以清晰地判断该穿多深。原来我们的操作是基于自己的经验，并且在自己犯的错误中学习，现在有超声波、人工智能的引导，比原来会容易一些，而且并发症会减少。
记者：你有没有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
葛均波：我们对人工智能在心血管领域的研究开始得比较早。我们希望可以根据病人的年龄、性别、有无危险因素等主学特征判断他在这个年龄段可能患的疾病、临床会出现的表现、需要哪些检查。
2018年东方心脏病学会议上，我们进行了一次“老葛跟小葛”的对话，老葛就是我，小葛是一个通过深度学习和不断积累的人工智能医生。当时，我给小葛出了一个考教授的题：一位53岁的女性患者，3天前进行了子宫肌瘤手术，今天下床时突然感到胸痛、出大汗，考虑是什么疾病？建议做哪些检查？小葛表现得比较理性，会仔细阅读病人的各类检查报告，并在短时间内辅助医生做出明确的诊断。而教授面对同样的题目可能会紧张，然后无法正确回答。因此，人工智能未来对疾病的精确诊断、精确治疗提供了便利而且提升了效率。
记者：我们刚刚聊了人工智能+医疗，而今年是5G的商用时代。随着5G的应用，5G+人工智能+医疗又会有哪些变化？
葛均波：我觉得不管是5G，还是未来可能的6G、7G等，将会改变数据传输，快速计算和智能分析。5G将来可以让许多病人无需从偏远地区跑到上海看病，只要在当地做完检查再通过线上传输，医生就能远程提供一个治疗方案和诊断方案。此外，5G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进行海量数据的整合，这也是人工智能在医学当中的应用，是一个革命性的划时代的技术。
·成功完成国内首例心脏瓣膜植入手术
记者：你的团队近日刚刚完成我国首例主动瓣膜衰败后再植入手术，可以介绍一下这项技术吗？
葛均波：在2002年以前我们的瓣膜置换都是开胸，在体外循环下把原来坏掉的瓣膜割下来，换一个新的。2002年4月16日，法国医生Cribier给病人做了第一例经皮主动瓣膜置换术，主要是先给病人穿刺，然后通过导管将特制的人工瓣膜送到主动脉瓣的位置，来代替原来有病变的主动脉瓣。当时，我就与这位医生联系过，因为我们中国人觉得这开刀失血“伤元气”，更喜欢微创和介入。但是，当时这个技术还未商业化。后来，产品在西方上市，我多次申请把这个技术引入中国，一直未能通过。直到2010年国庆节前夕，我的申请得到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以研究需要的模式去给有限的病人做这一手术。2010年10月3号，我做了中国的第一例主动瓣膜植入手术。这位病人经过定期随访，今年发生了关闭不全的严重问题，于是我们与他商量之后，病人同意再换一个瓣膜。手术成功以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激动得嚎啕大哭。我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有这么一次病人给你带来的感动，就觉得很值得，即使有时候病人对你不理解、家属不理解，但自己都可以去理解、去接受。
不过，我们不建议年轻人做经皮瓣膜置换，而是建议外科手术植入机械瓣。因为这个瓣膜就维持十几年，如果病人才60岁就放了一个，活到70岁又换一个，活到80岁，几乎每十年就要换一个，这样费用会比较高，而且瓣膜会越放越小。
记者：这个技术对整个中国的医疗水平有哪些重大意义？
葛均波：一旦第一例失败可能会影响这个领域大家的情绪。所以我想这一次的成功对这个学科的推动也是非常大的。我们之后再做100例、1000例，就不会有太重的思想压力。
·医学教育需要改革
记者：你觉得我国现在的医疗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什么位置？
葛均波：我国医疗水平是发展不平衡的，大医院跟国外的差距可能比较小，有的领域甚至手术技巧比国外还好。但是我们也在反思。对于一个疾病，美国梅奥诊所收治400例病人，就会去总结，制定治疗指南。我们收治4000例病人，还是会运用别人的方法，而不去总结。
此外，我们不愿意把实践上升到理论水平。为此，现在我们鼓励年轻一代的医生最好能够拥有原创的成果。
但是，回过头来讲，我们的教育有时候使学生创新的动力受到了一些影响。我们喜欢背书、答题，不喜欢去“出题”。就这一点我们应该去学习其他国家的一些先进的经验、教训和理念。我们应该在具备一定的能力的情况下去“出题”，而不是只会“答题”。
记者：你在两会提案中指出，中国医学人才培养系统混乱、不该以论文论英雄。那么，我们要如何加强医疗人才的培养？
葛均波：我作为一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成员，又从事这么多年的临床一线工作，还主编了过去十几年的教材《内科学》，我在反思我们的医学教育，为什么找不到好医生、怎么能够培养我们的好医生。
我们目前沿用了旧的教育模式。医学生毕业读硕士三年，硕士研究生第一年学英语、统计等基础课，第二年去实验室做研究，第三年就要开始复习考博士或者找工作，就无法安心地做高质量研究。考上博士以后，又要根据导师的研究方向考虑换研究方向。不仅如此，博士第一年又是上基础课，第二年到了实验室开始做全新方向的研究，但没多久又要找工作、考试。从本科到博士的整个过程就让学生天天沉浸在考试里，等毕业后回过头看，研究没做好，医生没学好。
对此，我就提出来以后是不是可以把硕士跟博士打通，入学以后第一年学英语、统计等基础学科，第二年开始进到课题组以后，扎扎实实做三年研究，最后毕业时是博士学位。除非有的人非常不济，中间辍学退学，但他找工作也是允许的，只要完成5+3的规培就能做医生。但是如果想做医学科学家，原则上应该有一段时间如三年做一个高质量的课题或者有相关的科研成果。这样改革后，可以节约原来硕士加博士研究生6年里考试和复习的时间、2年重复基础课的时间，整个学制可以设定为4年或者5年，给学生省了时间的同时，也给国家省了钱、给社会省了资源。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目前把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和读博士混为一谈。博士就一定会看病吗？这是不对的。医学上一定要完成轮转、看了足够的病人后才会看病，而博士完全有可能只会当老师。那么我们可以将两者进行区分，只要完成了大学5年和3年的规范化培养，能拿到医师证书就代表是医生，可以看病，然后再开始做科研。或者大学毕业以后先考研究生、做研究，但是研究生毕业以后一定要完成规范化培训才能当医生，这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但目前现实并非如此。现在我国医学教育体系设有专硕、科硕、专博、科博四个学位，而且还有四证合一、八年制博士，搞得体系比较混乱。现在谁能找得到人或者托了关系，或者找到导师指导一下应该怎么做好，学生就能省一些时间，把自己培养成一个好医生。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应该从国家层面上关心和关注我们整个医学的人才的培养。我们国家的医生原来有4年制的、5年制的、6年制的、7年制的、8年制的，凭什么城里人看病可以找8年制的，农村人看病要找4年制的，要怎么改变这样的现象呢？我们的医学教育5年足够了，之后再进行3年的规范化培训，我个人认为完成规范化培训就应该获得“医学博士”，但是现在改革无法推进。我觉得能够走通这条路对国家和国家医学教育是有利的，对学生也是有利的，因为学生就不要这么辛苦，而且除了考试之外什么都不会，科研、看病都不会。
·医学应该是无国界的
记者：你曾经在德国学习和工作过。可以聊聊这一段经历吗？主要研究哪些内容？
葛均波：我在德国做医生做了10年，对德国的医学教育制度也做了调研。德国医生可以没有博士学位，只要学完医学、通过考试就可以行医，因为老百姓看病不是看医生发表的文章，而是他会不会看病。在拥有医生执照的基础上，如果想做科研或者探讨些新的治疗手段，那么做一篇论文答辩，就能获得医学博士。
医学是一个终身教育的学科，大学学的知识只是入门。如果想要成为好的医生，就要真心地探讨新的方法、参加会议、继续教育。如果要做教授，德国一个科只有一个人是教授，其他是主治医师，再就是住院医师。我们国家把教授、博导当成一个头衔，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过去这些年所有行业都要评职称，一定要有级别之分，其实没必要这么做，称呼医生即可，这就是尊称。
记者：在你看来，德国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学习？
葛均波：整体来看，德国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国家。德国人很守规矩，我们如在与德国人谈判的时候，突破他们底线的事就很难说服他去改，但有的国家说是朋友、拉拉关系、喝一点酒就能改，但是在德国好像行不通。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我们的学生去德国留学，学习德国人的严谨。我觉得我们一些年轻人应该在灵活的同时，懂得守规矩。
其实，近代医学技术，尤其对近代医学微生物的发现、动脉粥样硬化的机理研究，包括一些新的治疗手段，都是从德国诞生的。医学院最早也在德国兴起。
中国的体系是一个医学院下面有多家附属医院。德国是医学院附属于医院，一个医院旁边有一个医学院，学生们第一天开始就由临床教授上课。教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学生们带着这个问题去解答，心脏是怎么回事，图像代表什么，哪里有问题。这跟中国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学生是在大学里埋头学了四五年，到了临床第一次见病人，就把大部分知识忘记。他们不是带着问题去学习的，所以我觉得我以后的医学生的培养应该改变我们原来的模式。
记者：你曾在德国工作十年，现在在中国也工作了几十年，又经常与多个国家的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你觉得医学是不是应该是无国界的？未来将怎么发展？
葛均波：我们觉得医学的成果应该全世界都享有，我个人认为医学包括科学应该是无国界的，这为什么我们说在战争年代，红十字会车上的病人，敌人的飞机是不会炸的，因为违背了人类最起码的道德跟良心。但是，我们也理解一个新的成果、治疗手段、新药出现以后，应该让企业有这么一段时间能够收回它的投资。这样能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资源去研发新的治疗手段，新的药物。
未来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应该鼓励、倡导和活跃国际之间的合作，无论是对医学，还是对科学。我们不能因为保守就闭关锁国，就像这次新冠肺炎，病毒是不认人的。无论是从哪个地方爆发，它不过是第一个被发现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理性地去看待这样的情况，而不应该去指责。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新的治疗手段、新的治疗药物等成果应该是人类共享的。
·当前我国抗疫工作十分成功
记者：你刚才也提到在上海参与雷神山的远程会诊。我知道你曾两次申请跟随上海援鄂医疗队前往武汉，但是都被拒绝了。不过，你也参与了不少病例的远程会诊。根据你的经验，这一次新冠肺炎有哪些特点呢？
葛均波：现在回过头看当时的情况，我们最初对这个疾病是不清楚的。我们人类不仅是中国人对这个病原体是缺乏免疫力的，每一个人都是易感的。当时我说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我们开始在没有一个有效的治疗方案的时候，是靠病人自己去恢复。
马克·吐温有句名言：“手里拿着锤子，看什么都像是钉子。”这句话在医学上也适用，同样一个病，不同科室的医生会给他做不同的处理，比如消化科医生首先想到是胃的问题、需要做胃镜；心内科医生会觉得是心脏有问题，会开阿司匹林药物。
当时派出的专家以急诊、呼吸科、感染科等专科医生和护士为主。而新冠肺炎的治疗以多学科联合治疗为主，因此我作为《内科学》第八版、第九版的主编，是一个全科大夫，想去看看可以提供哪些帮助。这次我自己也觉得很遗憾，但也不能坚持独自前往，这样去了也是给当地添麻烦，可能还是在后方参与比较好。作为一名医生，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对没有能够上前线感到遗憾。但是，我觉得国家统一安排是对的，要不然每个人独自前往会把前方搅得一塌糊涂。
不过，我参加了好几次远程会诊，从中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提了很多的建议。比如，当时出现多例年轻人发生呼吸衰竭的情况，眼睛睁得很大，虽然用了呼吸机，但是血氧饱和度下降。我们就会研究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因为老年人去世可能是心肺功能不好，而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当时我就提出是不是炎症风暴会导致的结果。所以在我们医院基于我们测的细胞因子，就用了抗体进行治疗，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得到同行的公认。这一个治疗方案目前也推广到了伊朗、意大利等国。
记者：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回顾抗疫的过程，你觉得我国公共卫生防控体系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葛均波：我觉得这次应该做得很好。2003年非典暴发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准备的，好多医务人员感染，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传播途径。有了那么一次之后，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这次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好。任何传染病都要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1月23日，国家决定对武汉进行封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非常对。如果不封城，那么春节期间的大波人员流动或将令疫情失控。这次我们觉得应该做得非常成功，比起西方那些医疗条件比我们好的国家出色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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