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任平 | 新全球化时代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任平◆文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重大挑战。在经历了20世纪末一系列重大事件：苏东剧变、后工业社会的洗礼、初露端倪的知识经济和后现代的冲击之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它的哲学世界观还能够被指认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旗帜”（萨特语）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在于它的时代性，即它善于将理论之根深植于自己时代的问题谱系或时空结构中，适时而深刻地反思时代性，正确指认时代本质，及时解答时代问题，拓展时代视野，总体把握时代方向，从而“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21世纪，人类将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深切关注与科学指认当代问题谱系与结构的过程中，在与后现代思潮对话并作批判性超越的实践中，将充分展现“交往实践观”的张力，构筑新的理论地平线。

——任平

一、新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

世纪之交，“全球化”成为全球关注的首要问题。早在150年前，马克思在创立新世界观的奠基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就曾经从“世界普遍交往”观出发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问题。在马克思看来，近代资本主义借助于工业文明、商品与武力等交往实践征服世界，促使世界普遍联系，使“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即全球化。时至今日，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新时代。与本世纪初相比，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性质、结构和趋向正在出现重大转折，发生着从“旧全球化时代”向“新全球化时代”的重大转变。两者的不同表现在：

其一，产业轴心不同。300多年来，一直到20世纪中叶，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产业经济基础主要是机器—电力大工业，产业轴心即工业文明。西方国家凭借先进的工业文明，在全球建立起对落后国家的统治。马克思用“世界历史”概念科学指认的，主要是建立在工业革命基础上的旧全球化时代。20世纪末叶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其产业经济基础已经从工业文明转向以信息与通讯技术、电子、空间技术、海洋科技、生命科学等新科技为轴心的后工业文明经济体系或知识经济体系。经过一二十年的结构调整与努力，已经基本完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后工业文明的经济—政治—文化控制体系的过程。

其二，结构构成内涵不同。以工业文明为基础，旧全球化时代在全球建立了以“工业文明—农业文明”两极结构为基础的“中心—边缘”发展格局。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极，而以农业文明为主导的欠发达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极。边缘国家要求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即所谓现代化，就是完成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的过程。当年，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全球化基本特征所作的深刻分析，列宁就帝国主义阶段的全球化中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作出的阐明，其“全球化”格局都是建立在一个两极格局基础之上的。新全球化时代的轴心原则是后工业文明原则，它的基本结构是“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完成了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转变，以知识经济与全球互联网为标志，在金融资本之上建筑起新的知识资本帝国，成为后工业（后现代）化全球新霸主。与此同时，发展中社会则进入了工业文明的中期。一个新的全球化格局即“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已经基本形成。

其三，全球化时代的内在张力发生重大转换。旧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点、以大一统的抽象理性与殖民主义为工具来实现“全球一体化”，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一个模式、一个标准来剪裁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内在张力十分有限。而新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化”是以全球性公司、跨国公司、族性与多元文化为基点，以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为媒介形成了“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格局，两极之间保持很大的张力。

其四，全球化的控制方式发生重大转换。在旧资本全球化时代，其主要控制方式是实体性的，即以民族国家为基点，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与武力征服等实体手段来建立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而在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极对全球的控制方式主要是通过人才掠夺，或信息、科技、政治、文化及大众传媒等的控制，造就全球“新殖民”与“新帝国”结构。全球互联网、知识经济及其文化传播，成为其借助的主要手段。全球冲突将越来越从实体层次向信息文化层次转变。

其五，全球化的思维方式发生重大转变，即从旧全球主义转向新全球主义。所谓旧全球主义是旧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它是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主义精神。它依靠启蒙理性，即抽象的、同一的、惟一的、整体的理性，将西方的启蒙思想奉为惟一的真理，将西方的工业文明视为惟一的文明，并以此为尺度，来剪裁和规范全球化结构。与后工业文明相对应，新全球化时代的思维方式是后现代的，它主张多元文化而反对单一文明，强调差异政治而否认单一正义观，指认断裂而蔑视同一整体，消解思维等级和中心性而主张“平面化”，解构先验的理性或本体意义的决定论、惟一论而推崇全球话语。

总之，新全球化时代在深刻改变人类全球实践结构与生存方式的同时深刻地变革着人们的全球化观念，从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问题谱系与时空结构。在超越旧全球主义的单一主体性及其“主体—客体”模式时，我们必然面临一个重大任务：即发展或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新全球化时代理论，将一个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念推到历史的前台。

二、交往实践观：考察新全球化时代的哲学理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新全球化时代作出新的哲学反思与判断的，即是作为新全球化时代本质、核心和基本特征的交往实践观。这一观念，直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视野的轴心新全球化时代，就是交往实践的时代。在此基础上，交往实践观将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把握新全球化时代本质的主导哲学理念。

在当代，研究全球化的理论范式，存在着从现代主义经后现代主义到交往实践观的转向，交往实践观成为这一转向的回归点。

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如上所述，旧全球主义是以启蒙哲学为基础，强调单一主体性、单一中心性和单一尺度的全球化观念。它的理论偏向，见于以下几种类型：其一，以国家为基础构筑全球化图景的“基础主义”。在旧全球化时代，现代化与全球化意味着一个宗主国或帝国主义疆土的极大扩张，或将原本分裂的民族国家整合到一个被列强瓜分的的世界历史版图“日不落”大英帝国的出现，两次世界大战硝烟烽起，均与旧全球主义将国家作为全球化的基本单元这一观念有关。其二，以启蒙哲学为思维基础，将“全球化”等同于“全球一体化”，即认为超越国家主权的全球一体化关系正在主宰着世界。其三，以线性决定论思维方法为基础，将全球化概念限定于更狭窄的“经济全球化”范围，而相对忽视文化、科技、政治等因素对于全球化构成的关键性作用。其四，统一的制度—规范体系。

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与上述不同，以后现代主义为基本视界构筑的全球化观念，本质上是一种新全球主义。它秉承后现代主义所独有的“断裂”、“差异”、“多元化”、“反中心性”及文本研究方式，对于超经济的国际关系，大多取“多元化”或“多极化”的观念。经济层面的全球多样化与政治、文化（文明）层面的多元化相结合，这就是它描绘世界格局或理解全球问题的基本范式：其一，全球化趋势的多样化、多元化与差异化。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认为，以工业文明和启蒙理性为轴心建立的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已经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过去那种单一主体性的基础主义、单一规范与单一尺度的全球化，已经为多元化和差异化趋势所代替。其二，强调全球性多元文明和文化、信息交往的优先性。全球社会在经历了工业文明的洗礼、迅速转向后工业社会的同时，使得全球化的主导方式由经济层面向文化、信息化和知识化转变。其三，分散化、动态化和过程化。新全球化时代再也不是一个由统一规则统治的全球性整体，而是由多元规则、多种向度和多重力量交织的总体就每一个层面来说，是整合中的分散，分散中的整合，或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是一种德里达笔下的“撒播”状态。这一状态是流动的、变化的、网络化的，而不是实体性的存在；不是等级森严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体系，而是平面化网络式的结构。

交往实践的全球化观——马克思主义新全球化理念。在我看来，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念虽然具有各自的合理性因素，但是在总体上却是各执一端，皆有偏颇。现代主义全球化观解释视界基本上停留在旧全球主义的地平线上，带有浓厚的启蒙哲学的意味，具有单一主体性、单一理性、单一规范等缺陷，强调一体化、经济化和规范化，而无视多元化、差异化、文化化，与新全球化时代的本性相悖，因此有待变革与转换。反之，后现代主义全球化观强调多元化、差异化、变动性等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但由于相对忽视规范化与整合化，因而也难以科学把握新全球化时代的本质。

在马克思的哲学视野中，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性交往实践。所谓交往实践，是指多极主体间通过改造或变革相互联系的客体的中介而结成网络关系的物质活动。而交往实践观，即运用交往实践来反思和把握人类社会的观念，认为当代社会的本质是全球化社会，这一社会由多层次的交往活动即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话语交往等构成，人们的物质交往无疑是交往社会的基础。在交往实践观看来，以往学界在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时对实践结构作了有局限的解释，将之归结为“主体—客体”两极模式，忽略了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交往关系和运行机制，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单一主体性、单一实践关系（只见“主体—客体”关系，没有“主体—主体”关系）、偏狭实践运行机制和片面的实践动力等缺陷。交往实践观则认为，实践结构是由“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构成的整体，即“主体—客体—主体”结构。交往实践作为新全球化的本质、基础和动力，其特征表现在：（1）多极主体性。全球化不是自然无声的“类”聚合，而是由多极主体间交往实践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整合形态。多极主体性指在全球性交往实践中的共同操作者和交往者，是一些具有社会差异和特质，彼此处于世界交往关系中的个体和群体、民族国家和族性共同体，直至全球共同体。他们彼此既互有差异，造成多元化、异质化和差异化，又在交往实践中通过改造共同的物质客体的中介而彼此相关。（2）社会交往性。任何社会实践都是“主体—客体”和“主体—主体”双重关系的统一，因而都是交往实践。从新全球化内在结构来看，任何发展主体的实践都与他者的实践衔接；以客体为中介，任何民族面对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关系即“主体—客体”都成为全球性“主体—客体—主体”结构的一个环节，而它自身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着主体际关系。（3）双向建构和双重整合。新全球化与旧全球化的显著区别之一，在于旧全球化是基于单一理性和主体性基础上的“一体化”，而新全球化则包括“世界一体化”和“多极化”两个相反相成的向度。即是说，它不仅仅是在交往实践中达到高度一体化，而且是高度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统一。它们都是交往实践双向建构与双重整合的产物。所谓双向建构，即指交往实践一方面在多极主体基础上建构全球性交往共同体，另一方面，以交往实践的返身性而达到主体的自我重构和创新，构建具有独特个性的多极主体形态。所谓双重整合，即一方面在交往整合中产生主体系列——参与全球交往的多极主体，另一方面按对应整合生成交往关系系列——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新秩序、新规则和新格局。（4）综合创新性。即它具有广泛性、综合性和历史性。所谓广泛性，即全球化是交往实践的社会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交往关系日益缜密的产物：从各个“孤立的点”走向民族共同体、走向世界、走向全球化网络。所谓综合性，即新全球化是一个集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与科技信息全球化为一体的综合过程，是交往实践的层次、水平和方式不断递升的结果。信息高速公路和知识经济，将交往实践提升到信息化、电脑化和知识化的新水平，进而使全球化展现出新的境界、新的层次和新的存在形态。在新全球化视野中，一体化与多元化是存在于经济、政治与文化各个层面的整体特征，而不限于经济层面。此外，从时态上看，占据主导地位的交往实践随着时代的嬗变而转换，因而导致全球化结构的改变，从旧全球化时代走向新全球化时代。（5）系统结构。实体结构（“主—客—主”结构，从自然交往转换为生产交往、生活交往、政治交往等）、意义结构（交往实践对于全球交往的各极主体的意义不仅迥异，而且相互关联和缠绕）、辩证结构（历时态交往实践存在着肯定—规范向度与批判—否定向度），构成全球性交往实践的系统。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超越了传统实践观的狭隘眼界，为新全球化的趋势提供了科学解释范式。交往实践是新全球化时代的本质、核心和动力机制，而新全球化是交往实践的必然结果。

三、当代问题学：新全球问题的科学解答

高度关注“全球问题”并成为“反思的问题学”，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全球问题始于旧全球化时代。例如，全球性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导致了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南北差异、两极分化和民族主义的反弹；追逐最大限度利润的资本主义与工业文明对自然界掠夺性开发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抽象人性为基础的单一启蒙理性导致全球差异文化的衰落，等等，这些全球性问题都属于旧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说，新全球化时代之所以来临，本身就是人类在实践上对这些问题作深层次探索与解答的结果。然而，在解答中必然产生新的全球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新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对全球性的挑战、生态环境的重建、人口暴胀与资源危机、全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一体化与多元化、文明冲突与民族主义、公共性与差异性、合理性与合法化危机等等问题日益凸现出来，并正在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全世界都在热切地关注这些问题，而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以何种范式来科学分析和把握这一问题谱系的本质？笔者认为，交往实践观，最有希望成为这一理论范式。

例如我们可以分析作为新全球化时代技术基础之一的网络全球化的主导趋势和哲学意义来说明这一点。电脑特别是ＰＣ机的出现和普及，作为新科技革命的一个主要象征和后工业社会及新全球化时代的主要技术基础之一，曾经引起哲学界高度关注，被概括为“人类头脑的解放”和“实践—生存方式的革命性变革”。然而，在对这一革命的内涵和意义的哲学理解上，长期以来被限定在“主体—客体”两极结构之中，认为是人类主体以扩大的智能方式来有效地改造和把握自然客体，即速度更快，选择度更大，能力更强，范围更广，等等。像以往人类用“手的延长”即蒸汽机、精密机床来征服自然界一样，今天，人们用电脑来替代部分人脑，不过是使之成为主体征服自然客体的新工具而已。狭义的实践观的“主体—客体”两极框架在这里便成为电脑应用开发研究的局限，成为人们理解微电子技术革命的局限。其实，微电子技术革命对于实践方式实现的变革，关键在于建立了全球互联网，将交往实践提升到电脑化的水平，即创造出一个电脑化交往社会的生存空间，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在全球性交往实践中的方式、时效、价值、内容和意义。全球互联网有近5万个计算机网络、几亿用户终端，而且每年还以成倍的速度递增。人们只要通过当地的任何一个入口就可以进入全球互联网。借助于网络，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信息交流、商贸洽谈、科技合作等全球性交往活动，这就是电脑化、信息化的交往实践方式。在网络化交往中，每一个参与者决不是单纯的主体或客体，而是具有主体际关系的交往者。任何主体在实施“主体—客体”实践关系时，就同时将自己栓系在全球性交往网络之中。这一网络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空间，是一种重要的交往实践方式。不仅如此，网络还创造了与现实世界截然不同的虚拟生存空间，即一个具有可能态的“世界普遍交往”结构，从而将全球性交往实践二重化为现实的与虚拟的世界。可见，网络本质上是当代“交往实践的转向”的产物。

四、新“后”学的理论张力：超越后现代主义的视野

迎接当代西方哲学的挑战并与之对话，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与基本途径之一。近年来，学者们发现：马克思主义蕴涵着长期被人们忽视的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视界。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理论及对启蒙理性的批判，与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解构之间有着历史向度上的一致性。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实践观作为新“后”学的理论张力——具有与后现代主义对话并加以超越的本性和能力。

在笔者看来，后现代思潮的基本框架与中心视界是主体际观，主体际思维是后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之所以如此判定，其理由在于以下几方面。首先，主体际的前提即多极主体，从而是差异性、多元化。从费耶阿本德所主张的“什么都行”到罗蒂的多元主体对话观，从哈贝马斯的主体际交往理论到福柯的多元视野的知识考古学，无一不是强调多极化主体。其次，反对元叙事和宏大叙事，主张无底版的差异化主体间关系。在反对现代哲学的“主体—客体”模式时，后现代哲学反对的所谓“基础主义”，主要是客体之底版。在后现代哲学视野中，客体底版是构成惟一性、绝对化和排他性的主要原因，因此是必须被解构的对象。而消解客体底版之后的多元化主体，则是在毫无基础的地平线上展开对话，因而，这一对话不必追求真理，而只可能达成某种共识；即是说，对话结构中没有“主体—客体”关系向度，而只有“主体际”关系向度。其三，后现代哲学由此而走向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因为主体际关系没有底版性，没有规约，也就没有真理性，因而对话就可以在差异性的、相对主义的语境中漂浮。因此，除了个别后现代哲学代表人物如大卫·斯蒂芬仍在坚持整体论的观念之外，其余的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等等，都强调不确定性、符号的流动性。

总之，后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都与其主体际的哲学框架相关。超越现代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交往实践观主张“批判地克服传统的哲学形式，但是要拯救通过这一形式所获得的历史内容”。面向21世纪，交往实践观批判后现代哲学，不能采取回归工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主—客”模式，用低于历史水平的视野和方式来进行，而只能用高于工业文明的、具有现时代精华特质的理论视野来完成。只有交往实践观才堪当此任，只有交往实践观才是后现代哲学的真正的历史归宿和马克思主义新“后”学的理论之维。首先，交往实践观吸取了主体际思维的一切历史成就，如超越单一主体性的多极主体性和主体际相关律及其对话和商谈的合理性，等等。这一切，都是新全球化时代的特质，也是当代哲学所共有的视界。其次，交往实践观又坚决超越单纯的“主体际关系”模式，保留现代哲学的“主体—客体”关系，对科学理性精神作了有效辩护。即是说，交往实践观的基本结构是“主体—客体—主体”三重关系，对现代哲学的批判既要否定它的单一主体模式，但又要保留其“主体—客体”关系；同样，交往实践观承认后现代哲学的“主体际关系”的历史合理性，但将其纳入总体的框架中。再次，交往实践观在规范性与创新性、共性与个性、绝对性与相对性之间保持一种辩证态势，即批判地解构绝对性、规范性，又反对相对主义。

当然，交往实践观是在批判旧理性的基础上重建交往理性。这对于“主体—客体”框架的旧理性而言是一次更为深刻的变革。它变革现代哲学的单一主体观，走向多极主体观。交往理性是在多极主体基础上的理性，理性的合法性取决于主体际的交往互动和协调。这一理性不是脱离交往共同体的语境而永恒的，相反，它是依据交往实践共同体的公共整合的结果。每一个理性都相对于交往共同体而言，理性随着交往共同体的变化而转换。交往共同体的边界即理性的边界，交往的结构创造着理性意义的结构，理性的合法性基于交往结构的主导力量或支配力量，理性对现实的批判从来就是交往结构变革的工具，而决不是超历史、超越共同体发展需要的。因此，交往理性是历史理性和交往实践语境的理性，具有依赖于交往情境的相对性，即“场依存性”。它与近代哲学的绝对理性和大一统元叙事理性相区别。同时，作为交往理性，它在交往实践共同体相对确定的前提下具有绝对性和合法性，成为构建交往共同体的规范和指导、评判交往共同体各成员行动的意义标准。因此，它的理性规范具有确定性及合法辩护性，与后现代哲学非理性的相对主义直接对立。最后，交往实践理性观与哈贝马斯设定的先于交往行动的“先验的交往合理性”存在原则差异。它并不无条件地是一切交往的先验基础，而是由活生生的交往实践的具体情景创造的一种真正的生活世界的新理性精神。交往理性的辩护向度与批判向度并不取决于先验的合理性，而归因于交往实践辩证法本身。因为，交往实践由具有差异性的多极主体构成——他们的统一和疏离，矛盾和互动既造就交往规范，又解构规范；既为存在辩护，又具有否定向度。这就是交往实践的辩证法。

五、有中国特色：昭示新现代化实践的时空结构

发展是当代全球性主题，更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之一。20世纪以来，关于全球发展问题的研究，一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强大动力之一。众所周知，邓小平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与民族气派的关于中国发展的理论纲领，因而成为当代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结晶。然而，我国理论界在研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时往往在操作层面上出现意见分歧甚至对立：中国发展选择赶超型战略，究竟以现代化（工业文明）还是以后现代（后工业文明）为直接的赶超目标？进而出现两种相持不下的发展思路：一种是以工业化、现代化为轴心的渐进式发展思路，理论依据当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与“三步走”战略论。但攻之者谓：到下个世纪中叶，即便实现了人均ＧＤＰ5000美元，达到过去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从全球发展结构来看，由于那时发达国家早已进入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后工业文明的中后期，因此我国发展水平依然是处于全球性结构的边缘极，依然无法摆脱被中心控制的地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依然难以实现。而且，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在发达国家早有显现，我们应当可以避免。于是，他们提出“超越现代化卡夫丁峡谷”论，认为应当以后现代化为轴心，以“中国特色”与“多元化”理论为依据，强调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格局，抢抓“知识经济”与“科技创新”的机遇，以高科技为龙头，提升优化产业结构，放弃单一工业化思路，因地制宜建构多元化绿色经济结构，全面跨越工业文明与现代化的卡夫丁峡谷，走科教兴国之路，等等。显然这一争论意义重大，它不仅存在于我国决策部门或经济学界，而且广泛存在于理论界与文化界，捍卫现代性的学者与崇尚后现代的学者屡屡发生争鸣，其根源大抵在此。

笔者认为，尽管这些争论涉及的理论问题广泛，例如对“现代性”、“现代化”如何定义及与“后现代”的关系如何界定，等等，但是，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定位中国发展阶段与战略，其深层次上是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中国发展所处的时代环境。

我认为，从哲学层面来反思这一问题，关键是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支点与新的方法论。所谓新的理论支点，即新全球化时代理论。即是说，要将21世纪中国发展的阶段判定与新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大环境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研究，然后作出正确的结论。而所谓新方法论，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使用的方法论。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以“全球观”来为中国革命定位，认为中国革命受世界环境与中国社会状况的双重制约，因而既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理，在新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发展处于一种独特的境地：它是在全球后现代氛围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因而既不是传统工业文明意义上的现代化，也不是如西方发达国家的“后工业文明”意义上的“后现代”，而是一种“新现代化”。这一命题应当包括这样几点内容：其一，尽管由于新全球化时代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后工业文明为轴心的，但是，鉴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限定，中国现阶段的基本走向仍然主要是现代化，而不是后现代。就总体而言，要一步跨越现代化的卡夫丁峡谷，是一种难以达到的幻想。其二，在“世界普遍交往”环境中的中国现代化是属于新全球化时代的一部分。这一现代化将既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所倡言的旧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化，而是一种在全球后现代化时代的新现代化，是具有全球交往实践的差异性、多样性中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其三，这一现代化必定是与新全球化时代及后现代发生“挑战—应战”关系的现代化，因而是在后现代引导下重建现代性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新现代化”，是以知识化、信息化和后工业文明为主导原则来重建、实现的现代化过程。当然，它具有许多以往现代化所不具备的新特点，也必将同时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难题。新全球化时代许多主导原则，都将在中国新现代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再以工业文明、而将以知识经济为主导原则，以科教兴国为国策，“信息化”、“工业化”两手抓，并以高科技创新体系来带动工业化的实现；将不得不在工业化的早中期就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环保，承诺实现西方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因而其工业发展不能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提高初始工业化的水平。其四，交往实践观与新全球化时代理论要求我们根据多样化原则，用多元视野来探索区域现代化路径，走多向度、多格局、多元化发展道路。“差异性”成为地区发展的新视野。例如，某些地区放弃了单一的工业化思路，因地制宜地选择了走生态大省、旅游大市、高科技农业县之路，等等。当然，新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新全球化时代，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因素可能在同一时空中展现，因此后发展国家会陷入社会发展标准抉择中的两难困境。

由此可见，如何科学地界定和把握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新现代化”的本质、结构与基本走向，如何应对与解答在新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系列新难题、新挑战，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视野，也是其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

文章作者：任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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