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的治理结构

学习系列第二弹。

上篇写了要从“范式、协同和实操”的角度理解伦理治理。这篇就谈谈伦理的治理结构，聚焦到机构层面，仅供讨论。

1.委员会。对于一个机构而言，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虽然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但其实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那就是不一定。

《意见》中的三（二）提出，创新主体履行科技伦理管理的主体责任，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加强科技伦理日常管理，主动研判、及时化解本单位科技活动中存在的伦理风险，根据实际情况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并为其独立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相对于2018年关于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中，规定科研机构、高校要在工作经费、办事机构、专职人员等方面提供必要保障，上述意见已经很谨慎了。

《意见》中的五（一）也提出，涉及人、实验动物的科技活动，应当按规定由本单位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不具备设立条件的，应委托其他单位审查。

这就进一步说明，应成立但也不必勉强成立。如果不涉及上述科技活动内容，一刀切成立一个用于审查的委员会纯属浪费。

那从事生命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活动的单位，要不要设立委员会呢？答案是当且仅当在其研究内容涉及科技伦理敏感领域时，应设立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

如果存在上述领域的科技活动，但不从事科技伦理敏感领域的研究，似无必要设立。那么，问题来了，机构该怎么办？

《意见》提出了解决的办法，“探索建立专业性、区域性科技伦理审查中心”和“逐步建立科技伦理审查结果互认机制”。

当然，这种途径缓不济急。机构还要回过头来，先对自身科技创新可能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进行主动研判、监测预警、跟踪动态，再依据上述情形提出对策。

因此，设立一个用于研判风险的专业小组，委托一个开展监测跟踪的科情小组，似乎比匆匆忙忙成立一个有名无实的委员会要紧迫得多。

而通常，具体从事科研生产的课题组和成员不去仔细想上面这个问题，因为“科学的优先权”或“独创性”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他们的行动。

实际上，正是他们在本领域或学科中，能最先了解到上述可能的冲突、风险和挑战。也因此他们本身或许就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也许你会担心，他们会保持沉默吗？他们的沉默会让上述研判和监测归于沉寂吗？

答案是，你想多了。

2.机构。额外的压力使他们不能再做一个旁观者，而转变为科研人员积极的同行者。

一是对社会负责的压力。由于科学研究不是在社会真空中进行的，其影响会渗透到社会其他领域。只要这些影响不被认为是社会希望的，科学就要负责任（默顿说的）。

二是对研究负责的压力。科学优先权或独创性引发的科研人员之间的竞争、合作，导致一方的优先选择成为大多数合作者不得不追逐的目标（也是默顿说的）。

三是对同行负责的压力。国际合作研究中，科研活动要符合各方所在国的科技伦理审查要求，并通过审查（意见里有）。

四是对审查负责的压力。主要体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紧急审查机制，高风险科技活动伦理审查结果的专家复核机制，地方和行业部门对国际合作研究的科技伦理审查结果的复核等（意见里有）。

五是要舆论负责的压力。科技人员要主动就科技创新中的伦理问题与公众交流，普及认知，解答可能的伦理挑战，以引导公众科学对待（还是意见里的）。

六是对违规结果负责的压力。除第一责任主体可开展违规行为调查外，地方、行业主管部门也有权监督，资助、奖励、荣誉机构和党政纪部门均有相应处理、处分权限（意见里有）。

机构面临的这些压力，会清晰地传导给课题组及其成员，客观上促使后者开展主动学习、增强伦理意识，自觉践行原则，努力守护底线。

也许你会再次发问，以前，他们（机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作为科学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协会、学会们。

答案，就在他们的表态里。

3.应用场景。在这一环节，治理绝大多数情况依赖于科研人员对具体场景的伦理敏感性。可以说伦理敏感性直接决定了治理的成效。

正如第一部分最后提到的那样，脱离具体场景的伦理治理是无效的，而科研人员对具体场景的伦理追问或反思，本身就包含着治理的答案。

敏感性最初源于常年的教育。这也是大多数专家在评论中点出的关键所在，缺乏伦理教育会使科研活动无所畏惧，“好树结出恶果”。而教什么和从哪开始，当下也需要尽快厘清。

其次来源于对规则的把握。这些规则一部分以成文的形式公布为制度，一部分以共识的形式成为惯例，一部分以特例的形式游离于前两者之外，并共同成为范式的一部分。

再次来源于对风险的判断。有没有风险，技术的风险、道德的风险、安全的风险……，风险的等级、后果、利害关系，有没有3R……，都成为对科研人员的灵魂拷问。

最后来源于对科技向善的价值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默顿所言的科学的精神特质正遭受空前的质疑。

当前，全球化（西方化）正在转向，科学的共有性和普遍主义被（西方）所谓政治正确拖累，无私利性被（西方）所谓的价值观蒙蔽，怀疑主义有被利益绑架的嫌疑。

科学的纯正性、科学团体的自主性，正如它诞生以来不断经历的那样，再次徘徊在社会秩序和结构的门口。

而当一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具体场景中人的选择的时候，治理将变得不可预测。

国内的科研活动，正在不断嬗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中，把我们的科研人员推送到一个个领域的前沿，逼迫他们回答一个个前所未遇的新问题。

而这一次，治理的内涵已经远远超越了监管的范畴。

或者说，这根本就和监管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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