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与俄断绝外交关系。

此番俄乌冲突的主战场发生在乌克兰境内，而另一个战场毫无疑问就是社交网络。据“澎湃新闻”等媒体鉴证报道，网上许多有关俄乌冲突的消息、视频、画面都是假的、错的——比如，网传反映“俄罗斯空袭卢甘斯克发电厂引起爆炸”视频，实为对2015年天津港爆炸视频的冒用；网传“俄军低空飞过基辅上空”视频，实为2020年莫斯科胜利日阅兵彩排演练视频，摄于2020年5月4日；网传“俄军在2月24日轰炸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视频，其实在1月29日已经出现，据称显示的是 “雷击发电厂”的画面。而网传反映“乌克兰疯狂拦截俄罗斯导弹”视频，实为游戏《战争雷霆》片段。

这些（虚假）消息、视频、画面的传出，很大程度上显现的是进攻一方的强势、强力，目的在于击碎防御一方的抵抗意志，可归于“宣传战”、“总体战”。

20世纪，美国、日本、德国都可谓将“宣传战”、“总体战”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新出版的《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一书就指出，在近代史上，日本发动的历次侵略战争中，包括侵略台湾、出兵朝鲜、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报界和从军记者均积极参与并周密策划、组织了很多大规模的战地报道，根据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指令发布状况，引导舆论。

这其中就不乏捏造事实，比如宣传中国抗日军队的所谓“暴虐”，将日军说成是军纪良好的王师，将被日军凌虐而死的中国平民说成是暴民；又如编造日本海军与美国海军的对战战绩，隐匿日军损失，其目的是煽动、放大和维持国民的战争意识和扩张意识，最大限度地发挥战争宣传和战争动员作用。

正因为日本报界主动配合，甚至积极“创新”宣传战，所以日本国民在战争期间是持续亢奋地投入战争，小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将零花钱捐出，还给士兵写慰问信；青年们励志出征中国东北、华北、华中、东南以及东南亚，发誓要严惩中国、美国等敌对国，如果达不成目标宁可“玉碎”；日本家庭妇女也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表达对对外征伐的支持——有的妇女积极接受了回国的伤残军人，尽可能多地生育，为国贡献更多的兵源；有的积极参与军事训练，为的是配合参加军队；有的则加班加点在军工厂生产各种军需品和武器。此外，当时的日本社会各界还积极开展了资源回收运动和爱国储蓄运动、家庭报国运动等。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明治维新后，日本朝野各界就已经逐渐强化了对中国的蔑视情绪。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后，日本朝野就开始煽动战争，对中国政府出兵帮助朝鲜平乱表达愤怒，鼓动对华宣战。1885年，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福泽谕吉就抛出了蔑视中国的《脱亚论》，这其实已经代表着日本割裂与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关系。

1894年，《邮便报知新闻》社论大肆鼓吹日本需要介入朝鲜，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日本报界的新闻记者更是在东京和大阪等地集会，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本大报纷纷开足马力鼓动对华开战，宣称日清战争是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战争。福泽谕吉还在报纸专栏中分析了如何击败清军，以及战后如何要挟中国割地赔款。涩泽荣一等日本知名企业家也纷纷加入其中，为日本军队筹措军费。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多家主流报纸媒体在政府和军部支持下，踊跃派出从军记者，跟随日军报道。其报道内容大多是宣传日军英勇进击，清军不堪一击，日军对当地百姓和俘虏仁爱有加等——这些都意味着，日本媒体对于宣传战的领会，几乎不需要日本政府和军部进行训导，因而能自动自愿地编造假话。

《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书中指出，日本知识界代表人物，自觉自愿地服从国家意志，迎合战争“国策”，已经可以很清楚地说明日本军国主义浸染社会到了何等深入的地步。书中列举了许多日本知识分子、新闻记者当时发表的这类言论。

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军部和报界再度密切合作，宣扬沙皇俄国与日本的刻骨仇恨，强调攻击俄国以独揽远东霸权的意义所在。日本民众因而再度强烈支持开战。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日本报界将日俄战争描绘成了又一场甲午战争，把沙皇俄国的实力进行了无情贬损，而罔顾日本在战争中伤亡巨大、军费财政几乎破产的事实。所以在美国调停下日俄议和，却没有签署让俄国割地赔款的协议，这让日本知识分子和新闻界集体发狂，后者们纷纷要求日本军队一鼓作气进攻俄国本土，以获得更多权益，大有一举纳入库页岛甚至俄国整个亚洲板块领土的架势。日本政府的外交官员也被舆论指责为卖国贼。

这其实就是宣传战的反噬效应：作为战略工具，本就是双刃剑。

侵华战争时期的报界政治动员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传播学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宣传是现代战争中最有力的工具之一”。

宣传战是总体战的一部分。在一战期间，英国就启动了宣传战，设法抹黑德国，对内鼓动英国本土和殖民地的民众团结，服从于国家利益；受此影响，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将宣传战进行了系统化的发展，进行全天候无休止的鼓噪和欺骗性宣传，这种做法在冷战期间被美苏双方掌握。

20世纪20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部开始系统化地引进总体战、宣传战思想。20世纪30年代，更是引进了纳粹德国的战争理论，包括宣传思想。所有报道战事的记者必须进入“军事宣传班”，服从军人指挥。

《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书中指出，日本战时的宣传战，一方面对中国文化人、上层阶级以及沦陷区普通百姓的宣传，说的就是“大东亚主义”、“大东亚共荣圈”、“皇道文化”等欺骗性内容。另一方面就是要将日本国内所有的媒体、宣传渠道都纳入总体战体制，旨在鼓动国民乃至所有资源无条件纳入战争需要。

战争不同阶段，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宣传战思路也在不断调整。到了战争后期，面对军事上的惨败和不可避免的战败结局，日本政府在宣传战大纲中宣示要求必须独自将战争进行到底，抑制国内动摇。

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和军部强化了对媒体报道的管制，出台了具体的管制标准，尤其要求不准自行报道日军军事行动的任何消息，也不得报道中国士兵、中国人被逮捕、讯问内容，鼓励媒体报道中国士兵的所谓残虐行为。

正如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侵华战争期间，日本的从军记者狂热投入宣传行动，与军方直接协作，是侵略战争的直接参与者。著名报纸媒体《朝日新闻》还动用飞机帮助军方侦查中国内地。各路日本记者常常与日军士兵同步行动，以拍摄到最能反映日军勇猛作战意志的画面，捕捉到具体细节以写成更具煽动性的稿件。

《近代日本报界的政治动员：1868-1945》书中列举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媒体不同时期刊发的各种扭曲事实的宣传战报道。

战后，日本媒体曾经深刻检讨过自己卷入宣传战、政治动员所扮演的罪恶角色。《朝日新闻》在日本战败投降后的1945年8月23日刊出《罪己书》，承认自己在战争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每日新闻》在8月15日当日以白纸发行，承认头一天还在妖魔化美英、贬损中国，不停叫嚣要焦土决战，而第二天马上就要谈论向美英中投降，这种转向无法向日本国民解释。

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走向正常化。《朝日新闻》在20世纪70-80年代曾长期刊载日本老兵、从军记者的报道，直接披露了大量日本战争罪行的内容，这强烈冲击了战后一直以受害者身份自居的日本社会和国民。《朝日新闻》还多次重访日军侵华路线，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证实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2005年，日本《读卖新闻》集团总裁渡边恒雄突然从保守右翼立场转向检讨历史的主张者，强调日本应主动反省侵略战争，从日本社会内部开始追究战争责任，重新认识日本近现代历史，主张日本首相应当避免在任期间参拜靖国神社，调查1928-1945年的战争责任问题。